读解习近平关于中国传统
文化发展脉络和鲜明特色的一段论述
国际儒学联合会:高长武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篇重要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儒学界、文化界、理论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不仅客观评价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而且明确指出了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还深刻阐明了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三个基本维度，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化对儒学相关问题的研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导。
讲话中有一段论述特别值得细细品读。原话是这样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从这绵延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这段话文字不多却信息量很大，语言简练却深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和鲜明特色作出了高度概括。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习近平侧重从传统文化的核心即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五个大的历史时期，即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这样的分期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绵延5000多年而不绝。有明确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文化繁荣兴盛的时期，是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止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处于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儒、法、道、墨、兵、杂、农、阴阳、小说、纵横等多家思想流派，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随后的两汉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学的兴盛和发展，特别是经过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东汉末年经学的式微，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继承先秦两汉的道家思想，克服汉代经学的弊病，开创了糅合儒道学说，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的玄学，并盛极一时，推动了儒道两派思想的初步融合。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儒释道并立的鲜明特点，由儒释道三派互相论难而逐渐趋于融汇调和，知识分子们以释道义理阐释儒家经义，再加之新古文运动、新儒学运动的兴起，推动了儒学的振兴和发展。历史发展到宋明时期，出现了既继承先秦孔孟思想又吸收释道两家关于自然和生命的相关思想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理学和心学知识分子们一改汉代经学重视名物训诂，而为重视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使理学和心学成为宋明两代主要的官方哲学和主流意识形态。
当然，以上五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只是粗略宏观的划分，细分起来，还应包括其他一些历史时期，比如春秋之前的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文化的发展，再如明末清初以后实学的兴盛。这里很有必要细说一下后者：自明朝后期开始，随着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禅化，以倡导“经世致用”、重视“实证”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思潮逐步兴盛，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腐朽和衰落，这一思潮由批评理学、心学而发展为反思和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并逐渐尝试与近代之后的救亡图存的一些思潮相融合、相结合，而且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历史作用，但救亡图存的任务依然没能解决，在西学东渐的不断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之势不断显现。直到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比较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与马克思主义实现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和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涅槃和新生。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习近平着重概括了三条：
第一，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这一条的核心意思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意思是说，世界万物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但它们又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和”谐相处，彼此既对立又统一，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发生转化，由此又产生出新的事物。“不同”是“和”的条件和前提，可以说，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辩证统一、寻求和而不同的过程，是世界发展的基本动力，如果世间万物都是一个模样，没有任何差异，那世界也就停止发展了。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而对立统一，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辩证法。中国古语中所说的“和而不同，交而遂通”“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多元一体，主辅相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庸中和，不走极端”“协商对话，求同存异”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其内部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异质性，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思想文化始终是多元共存的，儒学虽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也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容不得其他思想流派存在和发展；儒释道三个主要思想流派之间虽然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几乎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总体上保持着和而不同的局面，彼此之间不仅保持了各自的思想独特性，而且各取所长、互学互鉴，实现了共同发展和繁荣。
第二，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一条的核心意思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也就是说，在认识和处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把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相结合和统一起来。《荀子·君道》中说：“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史记》中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资治通鉴》中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所有这些警句说的主要意思，就是依据客观事物和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多变地处理各种事情。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不断，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特性。试想如果一种思想文化，能够既事务而成、事求而得、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又能够唯是以求、知错即纠，因时达变、与时偕行，那么，它岂会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吗？！
第三，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这一条的核心意思是经世致用。所谓经世致用，就是经国济世，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问题，把毕生所学运用到社会实践和治理中去，把个人的修养同社会、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同社会、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结合起来，把实现个人的发展与进步同实现社会、国家的发展与进步结合起来，把实现个人的利益与价值同实现社会、国家的利益与目标结合起来；就是把个人利益融于社会和国家利益之中，实现学与用、知与行、内圣与外王、小我与大我的相互结合和有机统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一贯倡导的“学者亦有当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知行合一，躬行为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理念，说的都是这个道理。思想理论的生命在于实践和运用，如果只是束之高阁、浮在空中、落不了地，其作用也就无从发挥，其生命力也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正是由于以儒学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充分发挥了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才使得它能够从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校正，不断汲取养分，从而使自己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本身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更是其能够历久不绝而弥新的一大法宝。
【来源：节选自《国际儒学研究》2017年24辑刊发的文章《习近平“9.24讲话”中三个值得更加重视的重要论断》，有个别改动；作者：高长武，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编辑四处处长、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