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秉方：民间信仰中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
编者按：在我国的宗教当中，除了人们熟悉的“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以外，尚有广泛存在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因为其庞杂和“非制度性”的特点，迄今为止，尚没有专门研究和统计表明它究竟有多少信仰者，但它与“五大宗教”一样，应该而且也能够为社会和谐起到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加强民间宗教研究，挖掘民间宗教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西北民族文献研究基地将于9月22日至25日在兰州联合举办“民间宗教研究：第四届宗教与民族学术论坛”，围绕民间宗教研究理论创新、民族宗教学与民间宗教研究、民间宗教与民族历史文化等主题进行探讨。本文是长期致力于民间宗教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韩秉方研究员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提前刊发以飨读者。
韩秉方
韩秉方： 民间信仰中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
探究世界各大文化圈的源头，皆发端于原始宗教信仰，中华民族也不例外。我国的远古传说史，特别是近代重大考古发掘，充分证明了这一史实。以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为例：东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王、西北的彩陶、东北红山文化的大女神和玉猪龙、西南三星堆凸眼铜面神、中原成千累万的甲骨和镌刻其上的丰富无比的占卜文等，都是中华先民祀天地祭祖先酬神明，以及祈祷恕罪和祐护的供礼品或卜示品，表明他们对神的无限虔诚和最无私的奉献。当时的宗教信仰是整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信仰，其内容当然相当繁复多样，但就其精神内涵而言，核心是天、地、人的和谐共处、共养、共生和共荣。由此，衍生出中华早期文明，尔后，夏、商、周到秦汉大一统，逐渐形成儒、道和佛三足鼎立的中华文化传统。
我国的民间信仰，上承原始宗教，下受儒、道、佛三教的滋育，源远流长，演化成民风民俗，广泛流行于社会下层民众中间，构成民众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自然形成了中国人的气质与性格。
粗看起来，或者是从极左的立场上出发，民间信仰似乎与社会发展的新潮流是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异质力量。而实际上，中国社会上的民间信仰，总的来说是与社会发展潮流相适应的，经过适当的调整，完全可以达到与社会进步同步，乃至相辅相承、促进社会和谐的效果。
民间信仰有助于建立起共同的道德伦理，调节与整合社会
我国的民间信仰，遵循的是“天人合一”、“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它将追求美好的愿望、惩恶扬善乃至异想天开的幻想，拟人化、神圣化，附着在神灵甚至鬼怪的载体上，并幻化编织出曲折离奇的神话传说，进而形成传承有序的民众信仰体系，即“神道设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的神圣化、形象化乃至图式化且达到可操演的形态。生活在这种民间信仰的氛围中，自然而然地陶冶出人的是非观、价值观，建立起共同的道德伦理，从而对社会起着调节与整合的作用，与整个社会同步发展。
“慎终追远，万善孝为先。”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基础，民间信仰也不例外。宗庙祠堂祖坟及家家神龛祖宗牌位，都是祖先信仰的祭拜对像。由此直接导致孝道的尊崇，朝廷以孝治国，家庭以孝齐家，万善孝为先，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素质。尽管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孝道”受到多次冲击，但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新型人际关系的今天，“孝道”仍然是新的道德重建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可忽视。
“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是民间信仰中的核心观念。可是，往往被人误认为它是由印度佛教输入中土的观念。其实不然。早在古代《易经》中就已经有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卦辞。《太平经》中则更提出了先人之过，后人应承负的“承负”之说。古代先民早就有“人世”与“冥界”之分。尔后佛教传入中土，则只不过进一步使“因果轮回”之说更加系统成熟罢了。从佛家传布到民间信仰，这一观念具像化、故事化，变得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因而影响非常深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人行善积德，不仅现世得到好报，死后托生，甚至升入天堂，乃至延及子孙。恶人恶行则相反，死后下地狱，受难言之苦，不得超升。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以来，一概把宗教信仰中的“因果轮回”观念视为“迷信”而嗤之以鼻，认为毫无价值，对其不加理睬，是不对的。“因果轮回”观念促使我们做任何事时，都要从长计议，特别要考虑到行为的后果。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党，一个国家，在决策、办事、做计划之前，都要认真考虑到你的任何实践行动将会产生一定的后果。
“大德曰生”。生儿育女，关系到种族繁衍，民族兴旺。善男信女祈祷送子娘娘，“拴娃娃”，求生育，是民间信仰、特别是娘娘庙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我国中原、华北、东北地区，娘娘（即碧霞元君，亦称泰山奶奶）庙非常之多，仅北京市就有著名的五顶（东、南、西、北、中）娘娘庙、金顶妙峰山娘娘庙和平谷丫髻山娘娘庙。此外，小型娘娘庙散落在京畿各地，还有成百上千。每年农历四月十八碧霞元君生日庙会，无数善男信女都蜂涌至庙会上祈福求医，特别是祈求送子娘娘恩赐生儿育女，是最集中的拜神活动中心内容，尤以女性信徒为最。民间还有祭拜“送子观音”、妈祖天后、临水夫人（亦称大奶夫人）等祈求生子的信仰活动。如今，我们国家讲究计划生育，提倡少生少育。但是，生育和婴幼儿的健康成长问题，仍然不失为国之大事要务，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理应认真研究对待，不可轻忽。
白衣大士，观音菩萨，从佛教庄严神明逐渐演化为中国化的女神，再进一步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民间信仰神灵。她大慈大悲，扶危济困，拯小民于水火的慈悲万方的大爱心肠受到世人、特别是女性信徒的虔诚崇拜。在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关怀救助仍未摆脱贫困的弱势群体，恰恰需要发扬无私奉献的慈悲大爱心怀，即菩萨心肠。
民间信仰对自然的敬畏和神圣感，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华民族从远古就生活繁衍在山川河流纵横、水草丰美的温暖地带，人与自然和谐生长发展，天地人“三才”共处，形成传统共识。《道德经》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远古先民实践经验的总结。传说古圣明君，如为治水三遇家门而不入的禹就有禁令：“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盛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逸周书。大聚篇》）明君商汤则有“网开三面”之德：“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右，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史记。殷本纪》）平民百姓则尊奉万物有灵，崇拜”皇天后土“、”象天法地“。山河湖海，草木虫鱼，皆有神明，按时祭祀。非取之用之不可，需充满虔敬之心怀感戴之情，决不可滥捕杀伐。正因为民众向来就有对大自然的敬畏、尊崇、感恩之情，乃至定有民约禁忌条款，保持了人与自然和谐，生态平衡。当然，这种对自然生态的信仰，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下的产物。但是，在工业化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重视大自然的保护、生态的平衡。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央党校两家组织的”东南沿海宗教调查小组“，赴江苏、浙江和福建三省做宗教发展情况调研。当时，”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小组行程数千里，在调查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和各地宗教发展状况时，有一大发现，即不管是山坡还是平原，每遇到一簇高大茂密的古树丛，准会发现一座庙宇，或是已被拆毁的寺庙遗址。因为过去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视不够，山地平原的古木大树几乎已被砍光，如今长起的树木，还都只是三五年的幼树，干细枝短，形不成森林。所以，一眼望去，就可以发现大树群落，十分明显。简单地说，保护生态环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是民间信仰的核心内容之一。
民间信仰是华人团结和谐的纽带，是促进祖国统一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
忠贞不二、仁义无限、勇武刚毅，是中国男人崇尚的美德。三国时蜀国的关公，在传说中被民众尊崇为这种高尚品德的化身，进而幻化成神，由公至王，由王上升为伏魔大帝，统称为关圣帝君，成了遍及全国的关帝庙的主神，登上千家万户商家及百姓家的神龛，受到亿万人的崇拜与供奉，尊称为“心同日月义同天”的“亘古一人”。关圣帝君不仅成了佛教和道教的护法神，具有伏魔镇妖、解危救困的万能神明，而且，他在传说中所表现的忠诚义勇的品德，也成了世人效法的楷模，甚至成了散落四方游子侨胞们追求的精神灵魂。笔者曾亲眼见到日本横滨唐人街的关帝庙，成了华人社会的信仰中心，关公忠义仁爱的品德，自然成了华人团结和谐的纽带。海外华侨，身居异乡，都联结成团体，有会有盟，皆共同祭拜关公为主神。华人聚居的唐人街，都建有关帝庙，甚至每个商家都设有关帝的神龛。而关公的祖居和关圣帝君的祖庙在山西解州、即今解县（台湾地区不少关帝庙则把福建东山岛的关帝庙视为祖庙）。世界各地的关帝信徒，都纷纷来到山西解州朝祖庙，以此朝圣举动为无尚光荣。
归根统一，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妈祖信仰和关帝信仰即演化为集中弘扬此精神的信仰。台湾岛有80%以上的居民，都虔诚地信仰海上女神、天后——妈祖。妈祖的祖藉、祖庙在福建的湄州岛。湄州岛上的妈祖故居和天后宫，是流落世界各地的妈祖信徒向往的“圣地”。即使在海峡两岸敌对森严的年代，仍然有台湾渔民冒死偷偷地到湄州朝拜。两岸开放之后，朝拜者和朝拜团更是络绎不断，特别是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生日，两岸信徒更是蜂拥而至，人山人海，不下十数万，呈现盛大节日狂欢场面，热闹非凡。笔者曾两次拜访湄州岛，耳闻目睹妈祖信仰的热度。此情此景，认祖归根，血浓于水，同信同祖，本为一家的情感自然涌流，浑然一体，无有任何殄域分别。此时的妈祖，就成了“统一之神”。
民间信仰博大的宽容精神，有助于宗教和谐
“兼容并蓄，优势互补”的宽容精神，也是民间信仰的一大特点。众所周知，我国本土宗教——道教，特点是杂而多端，把中国古代的神明，甚至是皇帝贤相，传说的英雄，都纳入了宗教神仙谱系。外部传入的佛教，也在中国立地生根，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并且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光大了佛教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重大的宗教战争。中国民间信仰的宽容精神，比佛、道这些“正统”宗教信仰有过之而无不及。儒、佛、道三教合一，是民间信仰的基本理念。在稍具规模的民间信仰的庙宇中，除了主神之外，还有儒、佛、道的神灵，以及种种地方神灵，都供在庙堂里。如北京著名的妙峰山金顶，主神是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但庙堂里还有财神殿、观音殿和王三奶奶殿，供奉多种神仙菩萨。总之，民间信仰这种博大的宽容精神，对中国人的信仰心理和性格都有很大影响，对形成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和谐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客观看待民间信仰对社会和谐的消极因素
当然，当我们谈到民间信仰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时，也不能回避其存在的一些消极的、必须注意防范的因素，因为民间信仰中也包含着一定的非理性痴迷信奉的成份。
其一是在一定社会条件或环境之下，经过引导或煽动，民间信仰容易在社会上造成一轰而起的事件，掀起一股社会潮流，甚至激荡起群众运动。原因是群众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往往对某种传说或谶语真言不作理性的分析与思考，造成人云亦云，听风就是雨，随风而动，乃至形成社会潮流或运动。古代中国历史上，有汉末时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谶语号召下的黄巾大起义，也有元末时在“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号召下的红巾军大起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北乃至更广大地区，也曾发生过“白毛鬼”闹鬼事件。
其二是在民间信仰中往往容易产生狭隘的拉山头、搞派性、闹分裂即结帮拉派的现象。如两个村或两个地区，分别热烈信奉着不同的神灵，彼此之间不团结，不相往来，甚至寻衅挑起事端。即使同样信仰一个神，也组成不同的团体（如香会），互相竞争，各不相让。历史上如此，现在也有这种情况。例如东南沿海有两个地区信奉保生大帝，对于保生大帝的祖庙，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各不相让。这种结帮拉派、搞小圈子的现象，影响恶劣。
其三是民间信仰在一定条件下，容易煽动起盲目的排外主义，即狭隘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因为中国百多年来一直受外国列强的欺侮，这种情绪根深蒂固。最典型的就是义和团运动。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义和团席卷大半个中国，形成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洋人和“二毛子”的群众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注意防止狭隘排外的民族主义，特别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强调建立和谐发展、互利双赢的世界新秩序，更应坚决防止仇外、排外的民族主义。当然，随着改革开放，与国外联系越来越紧密，也有些人只把别国长处与中国的不足相对照，因而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那就是排外的反面，即崇洋媚外、西洋东洋一切都好的自卑自贱的心理，其危害也不可忽视。
总之，对民间信仰中的消极因素，当然不可小视，听之任之，理应采取积极态度加以引导，消解于未然，但绝不能以瑕掩瑜，矫枉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