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武文化探索研究——卢飞宏

中国精武文化探索研究





 

  在中国近代武术史上，有一位武术界传奇英雄人物，精武体育会的创办人之一，中华精武文化的奠基者，那就是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威震中外的“迷踪艺”大师，人称“津门大侠”“霍大力士”的霍元甲。他武艺超群，一身正气，侠肝义胆，执仗正义，惩恶扬善，济世救人，满怀爱国热情，抱着为国雪耻的强烈愿望，奋起神威，转战南北，在天津和上海，先后同俄、英大力士擂台比武较量，以高强的功夫震慑了西洋大力士，并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令国人扬眉吐气，谱写了一曲凛然正气的燕赵侠义之歌，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功夫争得了荣誉，威名震惊海内外。他武德高尚，武功高超，文武兼备，侠肝义胆，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为亿万同胞所钦佩和敬仰。霍元甲为二十世纪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积弱积贫的中国擎起了一面振奋民族精神的旗帜，在国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誉。他为振奋民族精神，唤起国人沉睡的灵魂，激发国民斗志，推动中国武术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精武精神是中华武术精神的象征，早已渗入中国民族文化基因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思想、精神和文化。精武文化不仅是对拳腿技击技术的精进，更是指一种尚武精神的弘扬，一种自强不息信念的传承，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权、敢于抵御外来挑衅、捍卫民族尊严的精神和力量，深深铭刻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一百多年来，精武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爱国救亡，强国强种，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精武体育会给后人留下了一笔闪耀着民族人性光辉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
  精武文化渊源于天津，产生于上海，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重要标志是1910年由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以及爱国人士陈其美、农劲荪、陈公哲等在上海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精武体操学校是”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的前身，它是我国近代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个民间体育社会团体。它的宗旨是“提倡武术、研究体育、强国强种、铸造强毅之国民”，这在国势衰微、国人倍受列强欺侮的清末，尤为切合国人习武强身、振兴国运之思潮。精武体育会在抵御列强势力侵略的斗争与辛亥革命中，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开展民族救亡图存运动，发挥了积极影响，产生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精武精神以民为本、贵仁尚义为价值取向，以强国强种、抗敌御辱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根本，以中华武术为重要文化载体，铸就中华民族永垂不朽的民族精神。百年精武精神，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体魄，虽经岁月洗礼，但经久不衰，历久弥坚，具有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强大的生命力。霍元甲与其创立的精武体育会所孕育出的精武文化，是对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虽然“大侠霍元甲”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的武学之道与尚武精神，以及为民族图强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彪炳史册。二十世纪初，为了强健国人体魄，洗雪“东亚病夫”之辱，许多仁人志士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华武术上，将之视为“武术在近代中国不仅仅是洗雪耻辱、振兴中华的良药，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因而被奉为‘国术’之尊，备受推崇。”在此种历史背景下，上海精武体育会（简称“精武会”）由此应时而发，应运兴起，为振奋民族尚武精神，开展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精武文化缘起于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依托于上海精武体育会，在发展中逐步凝结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中具有独特代表性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它以“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为精神内涵，成为一种包容博大的中华武术文化形式。它集中体现了爱国、正义、自强、包容、博爱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民族特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精武体育会饱经沧桑，自强不息，顽强发展，如今已经遍布许多国家和地区，培养学员一批又一批，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影响人数众多。
  精武体育会诞生于辛亥革命前夕，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精武精神”发聋振聩，得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表彰和鼓励，成为我国近代最知名的民间武术团体。精武体育会自创立以来，秉承“强身健体，强国保种”的民族任务，履行时代使命与责任，积极开展救亡图存、服务社会、为国争光活动。在辛亥革命、讨袁护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精武体育会均以振兴武术、宣导体育、服务社会为己任，因而深得各个时期政界名人的赞许。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市长陈毅曾向精武会赠送了“劳军模范”的题词。精武体育会的创立与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和民族振兴需求，对武术近现代化发展影响至深至巨。精武体育已成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文化现象，为促进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精武文化已经超越地域国界、超越种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成为海外华人心系祖国的一条感情纽带，成为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产生着广泛的影响，为推动世界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精武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一段极为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黑暗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满目疮痍，满清政府政治腐败无能，列强加剧侵华，民众贫困不堪，民族危机加深，民变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黑暗境地。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岛，赔偿巨额军费等，使中国失去大量土地、主权和财富，从此，列强掀起了抢夺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中国狂潮。到1860年，英法联军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不平等条约，外国公使进住天津、北京，增开放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割九龙司一区给英国，赔偿英法两国巨额军费。俄罗斯趁火打劫，从十九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侵吞中国北方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日军强占威海卫与辽东。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方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向日本开放长江流域绝大多数城市通商口岸，增开沙市、杭州、苏州、重庆等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办厂。《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侵略势力伸向中国内地，使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大大加深。1900年，西方列强为扩大侵略利益，组建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清朝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一次一次的战败，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清王朝日趋末路，在失败与耻辱中走向覆灭的深渊。
  从1843年英国取得第一块租界，到1902年奥匈帝国设立天津租界，中国共划给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美国等租界有27块之多。天津是中国建立租界最多的城市，租界总面积是天津卫城面积的八九倍，最高峰时有9个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在天津设立租界。上海的殖民史始于1845年11月29日，根据《南京条约》，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订立《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上海英租界。此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清末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时局变动中经几度扩张，也并逐渐形成行政、立法、司法俱全的市政管理机构。租界的产生，使大清国出现了“国中之国”。租界实质上是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桥头堡，它加速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它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市的成长及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民族矛盾的激化，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革命的风潮。
  两百余年的满清专制统治，使百姓几乎愚化到麻木不仁的地步，中国人不光在经济上要忍受掠夺和贫穷，还要在精神上忍受打击与蹂躏。从清军入关以来，中华民族的精神集体丧失，中国人的人格尊严集体沉沦。清朝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灾难，严重戕害了民族文化，也是思想文化荼毒最黑暗的时代。由于清朝愚民专制统治和压迫，使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摧残，禁锢与束缚了民众的思想，社会动荡飘摇，将民族精神被严重摧残扼杀几近消亡殆尽，国贫民弱，世风不振，文化迷失。百姓逆来顺受，精神颓废，民族被软掉了脊梁，国人被扭曲了灵魂，没有了血性和尊严，阿Q精神成为民族性格，民众如同行尸走肉。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哀鸿遍地，百姓卖儿鬻女，国民精神萎靡不振，民族自信心严重不足，国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那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腐朽的时期，清廷对外卑躬屈膝，卖国求荣，丧权辱国，外国列强“以瓜分中国为能，以侮辱中国为乐”。朝廷里外腐烂堕落，奴才遍地，贪腐横行，这些贪官象蛀虫，年复一年地蚊食着国家的基梁，残酷压榨百姓，吸取民脂民膏，百姓陷入深重灾难与水深火热之中。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普遍流传的一个民谣“百姓怕官，官怕朝廷，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导致“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和百姓之间出现严重断裂，这样的总结高度概括了晚清的社会现象。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这也是清朝封建专制奴化教育的结果。
  十九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用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毒害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掠夺国人财富，严重消弱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力。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加深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危机。当时的社会，平民烟馆比比皆是，简陋的烟榻上总是横满了吸食鸦片的人，国人受鸦片毒害严重，使中国成为了“病夫”之国。清政府成为被西方列强视为可任意鱼肉宰割的无能政府，中国人被列强辱之为“东亚病夫”。这种在精神上的侮辱更深深挫伤了国人的自尊心，使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怀有悲观色彩，失掉了自信力。当时，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租界林立，武人圈占一省一地武装割据称王，人文衰竭，版图破碎，国已不国，亡国亡种就在眼前。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刊登了英国人一篇名为《中国实情》的文章，讥讽侮辱歧视中国人，文中言道：“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矣。”此后，“东方病夫”（又称“东亚病夫”）便成为了列强对中国人的侮辱性的称呼。
  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十九世纪末，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都经历着急剧的转折，虽然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但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二十世纪初，随着列强侵华深入与民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使民族意识也逐渐觉醒，民族救亡运动此起彼伏，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先后登上政治舞台，推翻帝制，抵御外强，领导并开展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国同盟会从1906年起至1908年3月间曾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但都没有能够成功。此时资产阶级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从而也使更大的武装革命运动在酝酿之中。在如此激烈的民族救亡运动中，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尚武精神的兴起，这也促成了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到上海与英国大力士及日本武士的比武活动，为精武体操会的创立提供了机遇，从而也催生了精武文化的形成。
  精武文化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中、西方体育文化交融的时代产物。它的本质是以传播武术为核心，倡导竞技体育运动，积极支持“强种强国”的体育主张。基本目标是通过造就“体、智、德”全面发展的国民，完善国人的社会道德和精神，实现民族强盛。精武文化缘起于霍元甲与英国大力士擂台比武及精武体操学校的成立，实现主要标志是精武体育会和精武活动的运作。它的产生及形成与精武体育会主要创立者农劲荪、陈公哲等爱国人士的思想与经济支持相关，是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与众多爱国人士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共同努力的结果，从而凝聚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优秀文化。霍元甲与精武体育会在那个民主革命爆发、民族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成为振奋民族尚武精武的一面旗帜，激发了中华儿女的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热情，为民族救亡运动提供了积极的精神动力。同时在全国也掀起了习武热潮。在精武体育会逐步发展壮大过程中，提出并形成了精武思想、精神和文化体系，即“精武文化”。精武文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影响带动了中国民间武术体育团体的产生和发展。
  中华民族在历史危难之时从来就不缺有尊严、有气节、有骨气、有勇敢担当正义的人，在面对清末积贫积弱的中国与列强瓜分使民族所受的奇耻大辱，眼见国家危难日甚，山河破败，众多仁人志士如睡狮般觉醒，纷纷加入寻求救中国的道路。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挺身而出，前赴后继，顽强抗争。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国人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激起国人敢于反抗的精神和斗志，为民族救亡图存运动提供精神源泉和动力。爱国武术家霍元甲正是生存在中华民族这样灾难深重的年代，精武精神也就在这样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中孕育而生。精武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蓄势待发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此时，民族和国人需要尚武精神的振兴，这也为精武体操学校的创立提供了历史契机，为之后精武体育会的发展壮大、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晚清时期，“九国租界”的天津与“十里洋场”的上海，是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两座城市。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外来文化的渗入，这两座沿海城市都加快了近代化进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两座名城。燕赵大侠霍元甲，武功高超，崇尚中华武德，振奋中华武威，与这两座名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霍元甲生平与幽燕称雄

  霍元甲(1868年1月18日—1910年9月14日)，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字俊卿，汉族，祖籍河北省东光县安乐屯(属沧州地区)，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河村。这个村落与天津老城相距约10公里，历史上土地贫瘠，曾有句民谣：“有女不嫁老东乡，喝苦水，吃菜糠，卖儿卖女饿死娘”，这里所指过去的“老东乡”，就是如今的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霍元甲1868年1月18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出生在“老东乡”小南河村“以拳鸣于时者七世矣”的霍家，1910年9月14日（清宣统二年八月十一日）去世于上海精武体育会，酉年42岁。他一生行侠仗义，嫉恶如仇，惩恶扬善，执仗正义，力挫俄、英大力士与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创办精武体操学校，扬我国威，为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与弘扬中国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代幽燕大侠英年早逝，是精武体育会与中国武术的巨大损失。霍元甲是中华民族杰出代表，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维护民族尊严，振奋国人精神，大长国威志气，成为一代爱国武术宗师。

（一）修文习武  初露锋芒

  天津西青小南村历史悠久，宋熙宁四年（1071年），在此建立宋代军事组织小南河砦，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出现屯田，之后逐渐成为村落。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霍元甲之六世祖霍利通迁到小南河村定居。小南河霍家是河北东光安乐屯村霍氏的重要一脉，深得东光霍氏崇文尚武之遗风，历代习武，传承不断，尤为祖传绝技迷踪拳出名，及至传之第七世孙霍元甲而闻名天下。东光霍氏，家族兴旺，名人辈出，明清两代先后出过“一进士、九举人”，称“文举世家”。其中霍氏第八代霍千成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科武举人。他们为明清两朝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霍元甲祖上为镖师家庭，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其元祖就是一名镖局镖师，曾配合著名爱国将领戚继光抗击倭寇入侵，在山海关一带潜入敌阵，把倭寇打败。戚继光奏报朝廷，封元甲祖为“虎威将军。其先祖把当年杀倭寇使用的一把苗刀，作为镇家之宝，世代相传，历三百余年。霍元甲先祖迁入小南河村后，世代居住于此，繁衍生息，以务农为业。霍元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中有“盐碱地”几十亩，以种地为生，在村里属中等家庭，勉强能够温饱。霍元甲自小是在武术世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深受家传传统武术文化熏陶，有深厚的武德修养和浓烈的尚武之风。父亲霍恩第为东光霍氏第十六辈，天津霍氏第六辈，是“霍氏秘踪拳”的第六代传人。霍恩第迷踪拳练得炉火纯青，以技击名于当时，常出入关东为客商当保镖，因武艺高强从未失过手，在幽燕武林中颇有声望。霍恩第在四十岁后退出镖行，离开凶险的武林江湖，回乡务农，闲来教子侄们习文练武。霍恩第生有三子：霍元卿、霍元甲、霍元栋。霍元甲在家兄弟中排行第二，在本族十兄弟中排行老四，年轻时被称为“霍老四”，在津门出名后，被尊称为“霍四爷”。
  据称霍元甲幼年体弱，父亲不让他习武，担心因身体原因学艺不精，日后担不起霍家的声誉，只想让他攻读诗书，拒不授家传迷踪拳武艺于他。但霍元甲自幼就对武功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家传武术迷踪拳执着追求，立志图强。他性格倔强，志存高远，不甘心一生做一个文弱书生，故日日留心，处处参察，偷艺于父传兄弟之机。12岁习武，练功刻苦，苦练于舍外枣林之僻，十余年不辍，功有所成，无知者。后为父知，受责。时有一武师到小南河霍家切磋武艺，霍家武功较好的霍元卿与对方动手，败下阵来。21岁的霍元甲出手，几招之内力克劲敌，令霍恩第及众师兄弟惊讶不已。父见此，一改旧念，悉心传艺于他。霍元甲痴迷武术，天资聪慧，毅力惊人，深悟拳经，细究拳理，经披星戴月的磨炼，练就一身过硬本领。他悉得家传功夫之妙，功艺长足亢进，拳、刀、枪、棍、棒等功夫精湛，在兄弟之中出类超群，最擅长霍家刀法。功成后，霍元甲以武会友，虚心学习，融汇各家功夫之精华，把其他门派中的实用招法融进霍家拳之中，不拘一格，逐渐将祖传“秘踪拳”发展为内涵更为丰富、更具有实战技击威力的“迷踪艺”，使祖传拳艺达到了新的高峰。自此以后，津门霍元甲便在北派武术界渐渐有了名气。霍元甲这种刻苦学习，奋发图强，追求上进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重要体现。霍元甲生活的年代，民族灾难深重，中国人倍受外国列强欺辱，他深知要想不受他人欺负，就得练就一身好功夫，要让自己强大起来。霍元甲习武不仅表现在他有天赋异禀的材质，更重要是他的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积极进取、刻苦精进的精神和意志品质，他能在家传武功基础上，采各家功夫之长，勇于创新发展，具有包容博大的胸怀和非凡气概。霍元甲自幼修文习武，具有很高的武德修养，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好打不平，不向恶势力低头，富有浩然正气，拥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和情怀。性格上温文尔雅，平和低调，持重老成。他武艺高强，侠肝义胆，忠信大义，具有担当正义和忧国忧民之心，身怀以武术“强国强民”之志向。年轻时愤世道之不平，锄强扶弱，行侠乡里，口碑栽道，且广为交游，因打倒了当地一帮流氓地痞“恶棍”而声名大振。
霍元甲27岁以前基本上是在小南河村度过，在家乡务农，修文习武，武艺初露锋芒。青年时习武成名，但为人谦虚，待人恭谨，说话诚恳，衣着俭朴，深受乡里人尊重。为谋生计，他在农闲时常挑柴到天津城里去卖，以贴补家用。此时霍元甲已经娶妻生子，日子过的并不富裕，为多赚几个钱，别人挑柴一般就是一百五六十斤，而霍元甲仗着自己一身力气，就挑着三四百斤，走几十里路到天津卫。光绪二十一年腊月(1895年)，霍元甲挑柴到天津卫，当时天津有一伙从事收“地皮钱”、“过肩钱”的地痞“混混”，他们依仗有背后“大耍”的支持，仗势欺人，欺压百姓，垄断柴市，欺行霸市，横行乡里，尤其对来自乡间的贫困农民，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人们都惹不起，敢怒不敢言。他们见霍元甲卖柴，便进行挑衅，霍即与之评理，地痞恶棍横蛮无理，骂骂咧咧的朝霍元甲扑去，霍忍无可忍，以武力教训，一气之下打倒了十几个，把这群流氓打得落花流水，这也为被欺压的百姓出了口恶气。从此，霍元甲的名声传到天津卫，人们都为他的好功夫和敢于挑战恶势力的勇气与精神所折服。
  从清朝乾隆末年到光绪末年，一百六十年间是天津混混儿盛行时期。历史上天津卫青皮地痞是有名的，在当地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不乏愍不畏死之徒。所谓“混混”，即地痞、流氓、无赖。他们常因小事兵戎相见，械斗后死伤颇多，严重扰乱社会治安。清末张焘《津门杂记》载：“有等市井无赖游民，同居伙食，称为锅伙，自谓混混，又名混星子。皆愍不畏死之徒，把持行市，扰害商民，结党成群，籍端肇衅。按津地斗殴，谓之打群架，每呼朋引类，集指臂之助，人也乐于效劳，谓之充光棍。甚至执持刀械火器，恣意逞凶，为害闾阎，莫此为甚。”中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也曾在天津遇到过地痞混混儿，并受过泼皮儿的“欺负”。之后，他曾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深刻批判过天津地痞的无赖行径。他说“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恶棍者很专横，比方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途径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旧要两元。”由此观之，天津青皮地痞无赖恶行可见一般。霍元甲在柴市力战群痞，打出了声威，震慑了青皮地痞的恶劣行径，为穷苦百姓撑了腰，为民除害。自此，天津青皮地痞“混混”在柴市的无赖行径大为有所收敛。他们领教了霍元甲武功高强，对他的武功心服口服，遇之都点头哈腰，或避之远之，不敢再有造次之行。霍元甲柴市力战群痞，他打报不平、惩恶扬善、行侠仗义的名声在天津卫传扬，也引起了一些社会有识之人士的关注，这也为他日后到码头脚行谋生打下了伏笔。
  关于真实的霍元甲，天津也有一些知情后人传言，据传在二十世纪40年代有多位之前曾跟霍元甲交流切磋武艺的武术界前辈证实，霍元甲身高一米六几不到一米七，并非传说中从小体弱多病，恰恰相反的是霍元甲从小体魄强健，拥有极强的抗击承受能力与爆发力，天赋聪颖，对武术领悟能力极高，是不可多见的武学天才。霍元甲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的传奇故事和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为人谦恭礼让，重承诺，守信用，尚气节，扶危济困，乐于助人，具有君子气度与风范。曾在天津多次打败前来挑衅的各路武林高手，却始终谦逊礼让，从不以技欺人。他以精湛的功夫和高尚德行，树立了威望，赢得了尊重，在天津武林界有了响当当的名气。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山东景县虎头庄大侠刘振声慕名来津，求拜于元甲门下。霍元甲打破迷踪拳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封建保守陈规，察其正直，遂收为做徒弟，从此破了霍家拳“传内不传外”的先例。

  1896年春天，28岁的霍元甲搭父亲的关系到天津卫投奔冯掌柜“东门官脚行”谋生，做船埠装卸工。天津历史上漕运、码头、商埠和游民市井文化占有重要地位，是个码头文化浓厚的城市，在当时社会脚行码头很有影响力。脚行是代理官府管理市场或码头的一个行业，也是底层社会市井文化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社会帮会势力与行帮的势力混迹之中，华洋混杂，黑白二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勾结、鱼龙混杂的市井江湖社会。天津卫东门面临海河码头，客运商船往来不断，货运数量数倍于当时其他三口“官脚行”，人员混杂，生意繁忙。当时天津卫最有名的“大混混”李金鳌和王金波、袁文会等，被称为“大耍”，而李金鳌又是天津青帮（亦称安清帮）辈分最高的“大耍巴人”。他们占据法租界、日租界和清政府“三不管”的南市一带地盘，开设赌场、烟馆、妓院等各种地下场所，与官府和租界狼狈为奸。他们手下“混会儿”众多，帮官府收苛捐杂税，欺行霸市，欺压百姓，收保护费。他们是官府和租界势力的帮凶和打手，极遭当地百姓痛恨，被称之为“臭狗食”。要想在脚行混下去，没有两下子是绝对不行的，想要闯出一番名头，都是要靠实力和拳头功夫直接对抗说话。霍元甲虽然从其父亲身上学得很多功夫，但他刚刚开始还是凭着一身大力气而出名。在脚行他每次担柴或扛包都好几百斤，并且脚步平稳，气息如常，脚行同事没有不服的。在脚行谋生期间，霍元甲经常受天津卫那些“大耍”手下的“混混”们欺负，还要定期给他们“地皮钱”和“过肩钱”。经过多次与收保护费的那伙地痞“混混”的打斗、较量比试后，以高强的功夫震慑了“混混”的勒索和闹事，这也使他所在的脚行，在码头站稳了脚跟。霍元甲敢于锄强扶弱，靠着一身功夫和力气堂堂正正闯出一块立足之地，也逐渐使他在天津卫脚行码头闯出了名头。脚行掌柜看到霍元甲武艺高强，且为人正直敦厚，行事仗义，有能力，有正气，有担当，便将脚行生意托付于他代为打理，升为“管事”。霍元甲接管脚行后勤奋打理，但却未能让脚行风生水起，这都与他刚正不阿、不屑阿谀奉承的性格有关。当年的脚行想要生存，很多方面都是依靠着各种保护费、杂税等不正当收入，而霍元甲慢慢停止了脚行这些方面的收入。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实惠了商户和贫苦百姓，却遭到了同行人的妒忌和不满。但同行人又打不过他，就使用各种手段排挤和坑害他，一度使他陷于官非。最终霍元甲险些让脚行难以为继，更因无法凑齐向官府缴纳的税银遭到官府扣押，后被家里人凑钱将他赎出。
  霍元甲在东门脚行做“管事”的经历，使他在社会上得到了历练，精神上得到了磨炼，也让他积累了丰富的“迷踪艺”实战经验，增强了自己功夫的实力。霍元甲经过自己的打拼，在天津卫闯出了一片天地，确立了在天津卫“码头”和武林江湖中的地位。另据传，霍元甲虽武艺高强，但患有肺病，以至面色蜡黄，然因他天生板肋，力气比普通人大得惊人，故有“黄面虎”之称。在脚行期间，霍元甲不断结识了很多江湖朋友和能人异士，这也为他后来开启自己的非凡人生奠定了基础。霍元甲结束脚行生计后，有机缘到天津卫北门外竹竿巷里的“怀庆药栈”当帮工，继续做他的搬运工。竹竿巷邻近南运河，与码头仅一道之隔，“怀庆药栈”就坐落于此。药栈专门经营中草药生意，都是从山区或南方用船运来，然后转手批发给各中药铺。成捆的药材装卸搬运，都是力气活儿。在“怀庆药栈”当帮工期间，霍元甲勤劳能干，继续发挥自己力气大的长处，一次能挑起千斤的药材而并未使出全力，动不动就力扛几百斤的货物。一次有来自北京源顺镖局的人，故意用两块巨石挡住药店井口，想试试霍元甲功夫。很多人都无法移动，霍元甲出马，轻松不喘气的就移开了巨石，赢得了众人的喝彩，人们送给他一个响亮的绰号“霍大力士”。霍元甲到有留学日本经历的农劲荪在天津城北门外经营的药材字号“怀庆药栈”当帮工，使他的人生得到转机，得到了大掌柜农劲荪的赏识，不久后升任为代理掌柜。霍元甲的品行和武艺让农劲荪大为称赞，两人意气相投，日久天长，慢慢成了挚友，结为莫逆之交。
  农劲荪（1862—1953，根据雕像生卒年）本不姓农，姓许名农，字劲荪，祖籍河北（但他一直说祖籍是安徽宣城），出生在清代官僚家庭，其父在湖北做官。他生得剑眉插鬓，两目神光如电，隆准高颧，熊腰猿臂，文武全才，颇有见识，善交武林豪杰。农劲荪早就注意到霍元甲，后来邀请霍元甲到怀庆药栈帮工。农劲荪曾师从太平天国志士学文习武，受师言传身教，蒙生爱国救民思想。农劲荪在日本留学期间，追随孙中山开展以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运动，加入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组织同盟会。他知识渊博，具有革命进步思想，在父亲资助下在天津开药栈，以做药材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他走南闯北，以赴各地采购药材为名，广结来自各地的爱国人士和武林侠士与帮会，以为推翻满清统治作准备。在北方与农劲荪有深厚感情的有霍元甲和东北的马干臣等。霍元甲在“怀庆药栈”与农劲荪朝夕相处的十余年时间里，使他得以接触到当时的中国进步思想，逐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激发了爱国热情。使他从思想和精神上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促成了从传承武德到武术救国的转变，这为日后创办精武体操学校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农劲荪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改变了过去朴素的练武强身谋生的想法，坚定了武术救国的信念和思想。  
  霍元甲与幽燕地区武林江湖有着密切联系，同武行朋友交流武艺，吸收各派精华，功夫日深。他与京师武林名侠、北京顺源镖局总镖头“大刀王五”（本名王正谊，字子斌，祖籍河北沧州）、江湖人称“关东大侠”等武林人士有很深的交往与友情，这也从一侧面反映出霍元甲在当时京津地区武林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谭嗣同变法遇难，“大刀王五”因受戊戌变法牵连而避难津门，与霍元甲一见如故。“大刀王五”比霍元甲年长二十多岁，但年龄的差距并未妨碍二人成为生死至交。英雄相惜，肝胆相照，棋逢对手，志同道合，相传霍元甲也曾向王五学过武艺。“大刀王五”与霍元甲都是京津地区的武林高手，无论是武功还是品德，在社会上都享有很高声誉。他们之间多有交往，霍元甲也曾去过北京源顺镖局。
  关于霍元甲传记最早的报道，出自1916年同盟会成员萧汝霖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中刊载的《大力士霍元甲传》。篇中曰：霍元甲，字俊卿，天津静海人也。父恩第，以技击有名于当时，生元甲兄弟四人，元甲行居四。少善病，年十二，与里中八九岁儿角力，辄负。恩第恚日：“令此儿知技，丧霍氏名矣。”宅有习技室，元甲独见屏不得入，则穴壁窥之，夜如宅畔枣树园中潜习，十余年不辍，无知者。诸少年藐之，与角，皆败去，乃稍稍多元甲力居无何，元甲之天津，赁怀庆会馆为药栈。天津治技击者，妒霍氏名，又易元甲，欲辱之，群至，尽负。景州虎头庄赵氏之徒闻之，阳为力人，就元甲佣，日夜诇之，无所获。一日，三人共肩一巨捆牛膝，重可七百斤，呻而行。元甲蹙额曰：“孱哉孺子。”三人置之地而目焉。元甲以木承其二，引置栈中。力人夜移筑衢二巨石塞门，元甲晨起，蹴而远之。乃共服元甲能。《大力士霍元甲传》是居今为止能够查到的第一次比较全面报道霍元甲的资料，这是后来众多报刊、书籍及影视作品演绎霍元甲故事的雏形。
（三）义和风云  深明大义
  霍元甲在义和拳运动中义救“教民”的举动，更是武林界一段传奇。天津是清末义和拳运动的重要区域，在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各地义和团纷纷进入天津，在天津南门外设坛口聚众练拳，抗击八国联军。很多习武之人，尤其是河北籍的，几乎都参与其中，但是霍元甲却没有冒然参与。义和拳初起，附近的义和拳团员就向霍元甲发出诚挚的邀请，要求加入义和“神拳”。由于当时霍元甲与掌柜农劲荪商量，被农劲荪及时劝止。霍元甲作为天津有影响力的练武者没有直接参加义和团运动，这与有同盟会背景的农劲菘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义和团是民间因反对“洋教”而兴起的自发的爱国运动团体，它是以中国民间宗教八卦教文化思想为指导的，在纲领和目标上与辛亥革命有明显的不同。农劲菘显然对当时风云变幻、兵荒马乱的国际国内形势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其志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推翻满清王朝。据在1919年9月《新青年》之同盟会成员萧汝霖《述精武体育会事》所载霍元甲口述：“吾霍氏之技，手仅一手，手仅一刀，枪仅一支，吾固不愿吾国人徒以一刀一枪胜人也”。从霍元甲口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义和团以及对武术的看法要比一般人看得远。他个性非常内敛，做事稳重，没有直接参加义和团运动，这样的性格也为他日后规避了很多是非。在天津义和拳运动中，霍元甲与之有一段传奇故事，他舍命保民的举动，反映出他的性格特点、人格魅力与武道精神。
  1900年是庚子之年，天津和周边地区的义和拳运动风起云涌，势如洪流。义和拳最初的口号是“反清灭洋”，杀洋毛子，也杀“二毛子”。“二毛子”是指加入天主教的中国人，杀“二毛子”这就扩大了不该扩大的范围，形成一场灾难。霍元甲看不惯乱杀教民的行为，在教民向他求救时，舍命出面力保，这件事在天津民间被人们广为传诵。据1916年萧汝霖在《新青年》杂志中刊载的《大力士霍元甲传》写道：“庚子，拳匪作，其酋韩某，欲致元甲，使使馈以礼，元甲俱叩之。闻神拳事，大笑，反其物。使者惭而退，相戒不犯其处。会西教士以急难弃其徒，其徒虞匪至不免，逃且无所之，涕泣载道。元甲闻之，往曰：“我虽不善君等，不忍视君等无罪受死，盍昵就我。”于是教徒皆从元甲往。室隘，编苇而居。韩酋闻之怒曰：“我以重渠故不之扰，今庇都教民辱我，不翦之不足以张神威。”乃以书遗元甲：“明日已初，必以教徒授我。薄午，即以千六百神军取汝矣。”元甲集众人而告之，且曰：“某杀君等也。君等不恃某必逃，逃虽无幸，必有免者。今且奈何？”众不知所对，元甲曰：“临难而惧，无勇也；弃人于危，不义也，君等以身托元甲，元甲敢不以身报乎？明日，吾将以辰往，己归，幸而克，君等之福也，不幸，则请迟君等于地下。”众皆哭。次日，元甲从容栉沐饮食已，佩刀之匪所。鼓声阗阗然，骑士列广场左右骋，步者集其后，举刀如霜雪。群待酋命，酋居幕中，踞案而坐，左右手挟二短铳，指挥徒党。元甲瞥然入，断酋二臂，以号于众，众皆股栗，遂溃。津报纪其事，疑为剑仙。当此之时，元甲舍命保民，名闻海内，海内豪侠之士，皆以一见元甲为荣。元甲长不满五尺，为人恭默谦虚，恂恂如也，人以是益重之。以上记录了霍元甲扶危济困，舍身保民，救人于危难，体现了他侠肝义胆、敢于担当的精神。此文是霍元甲去世后刚六年，是萧汝霖应好友农劲荪之邀而作，而农劲荪又是最具了解霍元甲的人，故萧汝霖之作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另有记载言，义和团兴起，他们既杀侵略中国的外国人，也杀天主教徒，为此一些无辜者被杀。霍元甲认为中国人加入天主教，大部分都是信仰问题，而不见得是“叛国”，忘掉祖宗，故他只身前往义和团坛口劝解说明此事，并最终达成妥协协议。以上记载无不彰显出，霍元甲是一个有主见、有思想、敢于担当、善良正直而身怀仁义之心的人。
  1900年，大刀王五在北京率众参加义和团。因义和团运动失败，10月25日，清兵将北京顺源镖局团团围住，王五等人终因寡不敌众，遭八国联军枪杀，并将他的头颅悬挂在城楼上示众。国人都非常气愤，却无人敢为他收尸。在天津的霍元甲闻讯后，立即带领徒弟刘振声赶往北京，在夜间将王五头颅取下，并在《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协助下，将义士身首合葬，尽了朋友之义。当天晚上，霍元甲就住在王五故居南房西侧的一间房子里。霍元甲“潜入京城“抢回大刀王五首级”的义举，有勇有谋，胆识过人，深明大义，置生死安危于度外，表现出他大无畏的侠义精神。
  大刀王五一生行侠仗义，曾经设擂台招揽天下义士，反抗腐朽的清政府，支持维新变法运动，解救过谭嗣同，参加过义和团，抗击过晚清和洋枪队，成为人人称颂的一代豪侠。大刀王五靖赴国难后，霍元甲侠肝义胆，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抢回大刀王五首级的义举，为武林界和广大民众所敬仰和传颂。霍元甲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戊戌变法”与义和拳运动，但从他抢回大刀王五首级并将之安葬的这一义举来看，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也为支持维新“戊戌变法”与义和拳运动作出了贡献，用实际行动告慰了烈士英灵。他给大刀王五书写挽联“与自家乡亲和气方为好汉，同外国民族争雄才是英雄。”霍元甲目睹八国联军对中国人的凶残暴行，同时也痛恨腐败昏庸的满清朝廷。大刀王五的被害令霍元甲受到很大震动，心中憋着一股怒火，激起了对列强势力的痛恨。他曾说：“一人强，无大用，全民强才有希望。”使他深刻认识到要让中国人看到希望，一定要用武术“强国强种”，加之有农劲荪新思想的启蒙后，坚定了以武术报国的信念。于是，他下决心训练乡勇，打破祖宗传袭下来的“霍家拳传内不传外”的家规。他向父亲和兄弟耐心陈述自己的想法，终于得到全体家人的支持，这使他得以放开手脚敞开收徒，将“迷踪艺”传授给更多人。
  据《走近霍元甲》（2010年9月，百花文艺出版社）作者晨曲澄清，关于“大刀王五的头被洋鬼子割掉，挂在正阳门门楼上示众，霍元甲带着徒弟冒巨大风险夜闯正阳门，盗回大刀王五的头颅，让其有个全尸，然后才与刘鹗一起将大刀王五的尸体掩埋的”的情节，在其长篇小说《霍元甲》一书描写中有虚构的成分，而国内外多家报刊及其它印刷品都将这一细节说成了真实。真实的历史是，“大刀王五被八国联军枪杀后，被天津的霍元甲得知，深为悲痛，立即动身前往北京，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一起，设法将大刀王五的尸身偷偷掩埋起来。待局势平静，八国联军强盗撤出北京后，才正式安葬，并由刘鹗为其撰写碑文。”霍元甲与大刀王五的人生本身都是一个传奇，虽然关于以上所言“细节”有虚构的成分，但都不会影响和彰显大刀王五牺牲的壮烈与霍元甲侠义精神的光辉。
（四）逼服俄力士 扬我国威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有一俄国大力士斯其凡洛夫来津在戏园卖艺，“尝仰卧地上，手持百磅铁哑铃各一，足挟其一，上承巨板，板上置坚木之案，设四雕椅，四人环坐而博，将物事者，上下无患倾侧。”他在报纸上登出广告，自称“世界第一大力士“，打遍中国无敌手。时霍元甲三十三岁，见了广告，并听说俄国人还当场信口雌黄，侮蔑中国人无能，极为气愤，当即邀怀庆药栈掌柜农劲荪和徒弟刘振声前往戏园，见到俄国大力士在台上吹嘘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力士”，并叫嚣“病夫之国”如有能者，可登台较量。霍元甲在台下哪里还坐得住，不顾众人劝阻，一个箭步地跳上戏台，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东亚病夫’霍元甲，愿在这台上与你较量！”此时翻译将霍元甲生平来历告知俄国人。此俄国人闻知霍元甲威名，不敢怠慢，连忙将霍元甲让进后台。霍元甲当场质责俄国人“为何辱我中华？”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重登广告，必须去掉俄国人是“世界第一”的说法，二是要俄国人公开承认侮辱中国的错误，当众赔罪谢过，否则就是第三个条件，我霍某要与之决一雌雄，并命其当机立断。色厉内荏的俄国力士哪敢出场比武，只好答应了前两个条件，甘愿登报更正和公开承认藐视中国人的错误，从而灰溜溜地离开了天津。霍元甲敢于迎战俄国大力士，表现出超强的实力、过人的胆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怀。由于对手是洋人，当时洋人在中国是高人一等的，他们也从不吃亏；无人应战可能不是害怕打不过，而是惧怕与洋人比武后会有很多麻烦。霍元甲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以高强的武艺和逼人的气势震慑了俄国大力士，大扬了我国威。
霍元甲从逼服俄力士中受到启示，觉得只有通过武术才能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摘掉国人“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自此之后，霍元甲逐渐坚定了以武术救国的思想，而农劲荪也支持他的决定，于是才有之后辗转来到上海，以他的武艺为民族尊严而战的传奇。到上海与英国大力士擂台比武时的霍元甲，已从一个普通农民习武者，经过在脚行“管事”与“怀庆药栈”代理掌柜十多年历练，已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武术大师，成为一个深晓民族大义，富有民族正义感，有见识，有理想，有精神，有追求，有民族气节的“觉悟者”和“革命者”，他已经早已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民间武师形象。霍元甲深得祖上东光霍氏文举世家的之遗风，同时又深受霍家六世迷踪拳武学之熏陶影响，特别是在“怀庆药栈”做代理掌柜期间，在家传武医基础上，在医道方面也更有深厚的根基，成为一个在武道与医道都有造诣的武术大师。此时的霍元甲已锤炼成一个智、谋、勇、略、兵、医等方面，有深厚文化厚积和丰富江湖阅历的人。历史上真实的霍元甲之魅力，体现在他的人品、实力、修养、思想、精神与格局上，他做人行事很低调，谦虚待人，坚守正义，侠肝义胆，诚实守信，一诺千斤，惩恶扬善，好打报不平，但绝不是好勇斗狠之人，更没有仗势欺人恃强凌弱。他从来不觉得练武是为了战胜别人，但他更希望看到的是通过传播武术，让更多的人身体强壮起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我们从他到上海拍摄的照片中，观其面容，他信念坚定，温文尔雅，低调安静，气定神闲，具王者风范。霍元甲自从到上海后，由此，书写了一部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振奋人心的传奇。
（五）以武会友  威震幽燕
  霍元甲的侠义精神与精湛功夫，威名越传越远，一些武林前辈很是关注和重视。据《新青年》之萧汝霖《大力士霍元甲传》曰：“武清李富东，年且六十矣，尝为清侍卫教师，海内无与敌者，闻元甲名，使其弟子往风之。数往还，元甲乃之武清。富东与角，弱焉，富东大喜，厚礼之。元甲归语人曰：“李公未弛衣束带耳！”霍元甲精湛的武功与谦虚的德行，得到武林界的称赞。幽燕大侠传奇江湖路，他的侠义精神使之成就了一代“津门大侠“之名，成为人人称颂的一代武林豪侠。自此，一代名扬“幽燕”大地的武林大侠，威震津门。霍元甲是近代百年来，中国大地上不可多得的武林奇才，具有侠肝义胆和爱国情怀。他习武目的最初是传承家传武艺、防身自卫为以谋生计，后来更多的是惩恶扬善，行侠仗义，在遇到被欺负人的事时，总要挺身而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使他在天津有了很大的名气。霍元甲身怀绝技，忠信仁义，智勇双全，具有很高的武德修养，也正是他的高尚品德和侠义之精神使他在京津地区威名远扬。据有关史料记载，“霍元甲“身高约五尺八寸，腰围横阔，面色赭黄，熊腰虎步，手足敏捷，重二百磅。”先天健壮独特的身体结构条件与聪慧的天赋异禀，以及后天深厚的武学修养，铸就了一代武林大侠的风范。
  霍元甲高超的武功源自于他创新的“迷踪艺。早在1890年之前，霍元甲就有意识地创新拳术，在家传“迷踪拳”基础上吸纳各家门派功夫的精华，将形意、短拳、弹腿、长拳、太极、八卦、螳螂、鹰爪以及各门少林手法融入其中，形成一门新的“迷踪拳”武功形式，称之为“迷踪艺”。他改革迷踪拳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有更强的实战威力，一则为传承好祖上武功技艺，二则是更好地弘扬中华武术。“迷踪艺”特点是拳法多变，刚柔相济，内外兼修，虚实结合，发劲刚猛，技法高深，招招管用。行拳走式时，要求威如虎豹，活似龙蛇，以身手矫疾著称。在实战运用中，“只求实战效果，来无影去无踪”，交手时能令人莫辨其来踪去迹，猝不及防，有很强的实战威力。有诗曰：霍家迷踪真可夸，变化无穷独一家。妙处全凭快如风，当场着意莫轻拿。“迷踪艺”让霍元甲名震武林，而真正让“霍大侠”名扬天下的，还是他与英国大力士的擂台比武及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

三、霍元甲力挫英国大力士与打败日本柔道会

  在民族危难之际，霍元甲和农劲荪都是有着爱国情怀和热血之人，在农劲荪革命思想的影响之下，霍元甲坚定了要用自己的功夫去报效国家的理想。之后霍元甲从容应对英国大力士擂台比武与日本柔道会的挑衅，用自己的一身功夫维护了国家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这在背后也有农劲荪给予的支持和鼓励。霍元甲凭着一身正义感和高超的武艺，力挫西洋大力士，打败日本柔道队，有力地震慑了辱我中华为“东亚病夫”的列强势力。据历史相关文字记载，霍元甲与洋人的比武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01年发生在霍元甲的老家天津卫，是1901年，逼服俄国大力士斯其凡洛夫，第二次与洋人的擂台比武是在1910年，在上海迎战英国大力士奥皮音，第三次也是在上海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1909年，辛亥革命前夜，农劲荪把药栈交付霍元甲打理，自己来到上海与同盟会骨干陈其美秘密接头，商议联络帮会武装起义事宜，从而也引出了霍元甲与西洋大力士比武事迹。
（一）迎战奥皮音 张园打擂
  宣统元年（1909），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登广告，蔑称华人为“东业病夫”，口出狂言要与华人较量，十分狂妄，从而激起了当时中国人捍卫民族尊严的情绪。据《虹口区志》记载：“1909年冬（清宣统元年），西洋力士奥皮音在北四川路亚波罗影戏院（今中行大楼六楼）表演膂力，口出轻蔑中国人之语言，翌日见于报端，沪人哗然。”同盟会骨干陈其美（后任沪军都督）、农竹（农劲荪）、陈铁生及数人商议邀请津门大侠霍元甲赴上海滩应战奥皮音，杀杀其嚣张气焰，一洗“东亚病夫”之耻辱。农劲荪积极推荐霍元甲，大家一致表示赞同。据精武体育会创办人之一陈公哲《精武会五十年武术发展史》记载：“北聘元甲，霍元甲先生者，擅技击，著名燕赵，有黄面虎之称，其先世业药材，栈中多伙伴，霍先生以国术训练之，附近各乡名家麋集，如刘振声、赵汉杰，多来投奔。后由宋某之介，快函河北，聘霍先生，乃偕其徒刘振声，于1909年3月来沪，寓沪北租界火车站界路之竹深居，居为茶馆而兼营客寓者，下层售大饼油条，楼上辟室以寓商旅，北方人多趋之。”霍元甲应邀赴上海后，约期与大力士奥皮音擂台比武，当时年四十一岁。
  霍元甲应邀赴上海后，经双方多番商定擂台比武事宜，但奥皮音慑于霍元甲拳威，要求以万金作押相要挟，企图以让霍元甲因出不了押金而不能比武。而霍元甲在上海友人支援下，愿出万金作押，并如期筹到。双方各设立公证，并签订立生死文书，约期擂台比武。对方胆怯不敢应战，一拖再拖比武之期。元甲在报上刊登广告，文曰：“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并声言“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越年，再次约定擂台比武事宜。霍公之声威使奥皮音未敢交手即破胆而逃，最终“张园比武”以奥皮音爽约而告终，连英方公证人，操办者也逃之夭夭。“张园比武”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洋人的威风，振奋了民族精神。霍元甲认识到要想不让外国人欺负，必须首先要使自己强大，让更多的人习武强身，通过提倡武术锻炼来增强国人体魄，洗雪“东亚病夫”之耻。关于霍元甲在上海张园与西洋大力士的擂台比武一事，与同盟会在背后推动、造势和宣传分不开。“张园比武”是幕后由同盟会成员和爱国人士组织策划的一次重大的爱国行动，场面和声势之浩大，影响范围之广泛，社会关注度之高，在当时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俨然是一场攸关民族尊严与荣誉的生死之战，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津门大侠霍元甲，毅然接受邀请，挺身而出，打击了西洋大力士的嚣张气焰，震慑了列强势力，激发了国人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
  张园，全称“张氏味莼园”，是由晚清张叔和创办的私家园林，也是晚清上海最风靡的公共活动场所。前往张园的人员混杂，不分民族阶级，皆可入内，其中赏花、看戏、评妓、宴客、竞赛、集会，乃至西洋魔术、设擂竞技……几乎无所不包。在辛亥革命前夕，张园一直是进步知识分子集会演说的场所。1903年5月11日，上海《苏报》记载，“海上爱国学社特开议会于张园，初会议拒法事，再会议拒俄事，三会则议联合中国国民总会，设义勇队以拒外侮为目的。三次到者均不下数百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也曾经在是年5月18日《与吴君遂书》中写道，“向在张园，尝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昭示大众。是时教育会初开，爱国学社初立，……”张园被誉为“上海第一名园”，也是霍元甲威震西洋大力士的见证地。据上海《新青年》之《大力士霍元甲传》：英国人大力士者至上海，腹上可承铁磴重八百斤，能曳自动车倒行。元甲自津往，属力士已之南洋盖佣于人以鬻技者，其主人犹在上海，元甲偕译者往见之，约与斗，期以明年三月，赛二千金，失诺者罚五百金。元甲以英人品福为征，及期，元甲至，则力士已返自南洋，又如汉口矣。会有白人与黑人决斗，鬻观券者，皆自命为大力士。元甲与其友二人往，门者不纳。元甲曰：“我与力士较力者，亦须券乎？”叩其姓氏，肃之入座。睹其技，喟然叹曰：“是亦以勇鸣于吾国，国人羞死矣。”遂请斗。黑人方克其敌，许以明日。元甲延张园园主张叔和为征，晨往约之，逾午，黑人偕数西人至，律师与焉，谓元甲曰：“子毋蹴，毋触，毋拳击，毋肘摧，毋指掌中人，即与子斗耳。”元甲笑曰：“然则使我卧而承之乎？惧我即窜去，安得为此无理之言。”数人大惭而退，元甲遂赁张园，投擂台一月，以俟英大力士，且为各国文扬言曰：“我国为病夫国，我为病夫国之病夫，顾愿与天下健者从事。”越二十余日，有东海赵其人者请斗。元甲曰：“我为此，欲国人不弱人也，子不我与而敌我乎？”赵曰：“若设台，我扑台耳，胡餂我为？”元甲不得已，与周旋。久之，推赵堕台而随之曰：“汝我匹也，可以休矣。”赵曰：“不僵一人，毋体也。”元甲又起与斗，惧失外敌，不敢尽能，曳之卧，赵衔而去。英人以力士遁，品福亦不知所往，欲索罚金，法无征者诉不得直，事遂寝。霍元甲上海张园与英国大力士约定比武，以奥皮音落荒而逃而告终。
  目前可见最早关于霍元甲的文字资料，源于1909年12月3日的《申报》刊中有一则新闻记载，是对霍元甲在张园设擂台比武的即时报道。摘录如下：“霍君元甲直隶人，精拳术，为北省之冠，此次偶来沪上，颇觉技痒。久仰南方多刚强之士，顺道访友，特设台于上海静安寺路张园出品协会大会场音乐厅内大戏台上比较拳力，如能胜霍力士者，赠以贵重之彩物。沪上中西人士愿来比试者，请于念一念二念三日下午二点钟起至五点钟入内挂号可也。——《中国大力士请入比力》”此则广告刊登的次日，上海《时报》也刊登了一则广告，摘录如下：“又闻大力士霍元甲前日已登场试演，拳力精勇绝伦，无敢与之较量者。昨日有美国大力士（奥皮音）与霍君订立生死书，循例报明捕房，备英洋一千元以为彩物，准今日下午二点钟在音乐厂歌舞台上各以死力相拼，届时必有一场狠斗，是诚我中国从来未有之创举也。”12月5日，报纸上除了再次发文宣传霍元甲设擂一事，又对中美双方比武一事进行后续报道，“因中西证人未齐，捕房又以为忽促不及缮发照会，故须另行改期，昨日午后三点钟时中美两力士均在会场互相讨论，奥皮音议及将来角力时均不准用脚勾、指戳诸法，而霍君以中国拳术自有心传，不能舍所长而用短，故彼此议论亦未能妥洽云。”（申报《大力士改期较艺之原因》）12月3日到5日，霍元甲在张园设擂三天，演练武艺，吸引了众多是军界、学界与社会人士。当时《时报》是这么写的，“霍君千元之款亦已备齐，在台上待至多时，因角技不成而观者甚众，耐请台下诸人任便于彼身上可随意击打三下，良久无敢应者，乃演拳法多套而散。”
  1910年3月奥皮音从南洋回上海后，霍元甲偕其徒刘振声第二次应邀来沪赴约擂台比武。4月15日，《时报》再次刊登一则《张园立擂比武广告》，“中国大力士霍元甲君为北省拳术之冠，去年在敝园演技三日，无不称赞。走后有病僧、英国大力士、李德海、童有朋、军界大力士东海赵诸君来函登报奉访。故霍君重游上海，已在工部局领有比武护照。准于本月初七初八午后三点钟至六点钟仍在敝会候教，届时诸君登台一试可也。入场劵每位五角，军学二界服操衣者减半。”经数度商洽，霍元甲与奥皮音订立生死条款，再一次约奥皮音在张园搭架擂台比武，但奥皮音害怕霍元甲的高强武艺，仍失约未到，不战而遁。而这也是目前可见霍元甲最后一次关于擂台比武被媒体的直接报道。自此，霍元甲威名吓退英国大力士、不战而胜的事迹传遍了上海，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因此而名扬上海。据在《精武本纪》中记载。“奥皮音此时未知霍公绝技，俨若有气吞六合，力雄一世之慨，骤睹霍君强项之状，不禁惴惴于中。观其立约条件，有勿指戳、足勾、拳击之语，即知其气馁于中，而力怯于外也。呜呼！以老大帝国之病夫，而力挫大力士若此，亦足目空一切，并为同胞吐气”。
《精武会五十年武术发展史》楔言中记载：1909年春，西洋大力士奥皮音来上海，表演西洋力士技术。在上海北四川路原有亚波罗影戏院于影戏中，加插歌舞杂技，以娱观众。奥皮音登台表演举重，露肌及健美种种姿态，约二十分钟，一连数晚，最后一场言，愿与华人角力，于言论中，带多少轻蔑口吻，翌日见于报端，沪人哗然。丁兹维新时代，革命风气在酝酿中，爱国分子麋集沪滨，乘机发泄，咸以奥皮音之言，有轻蔑国人意。反观中国历史，元朝武功，何尝不远届欧洲，满清末叶，一蹶不振，外人焉能知之，江苏省埠，文化称盛古今，惟武功不著，沪人更少技击能手。咸欲聘请技击名家，登台与赛，以显黄魂。倡其事者有陈其美、农竹、陈铁生及余数人。公哲虽年在弱冠，因受维新与革命学说之熏陶，参与其事，众人中，年龄以余最幼，座中有宋某（已忘其名）言，谓河北虎头庄有霍元甲先生主其人，精技击，可聘之来……后由宋某之介，快函河北，聘霍先生，乃偕其徒刘振生，于1909年3月来沪……霍先生来沪后，由宋某偕公哲作译人，访奥皮音于西人公寓，商比赛事，奥皮音初来中国，不晓国人拳术比赛方法，只取西洋拳术比赛规则，手带皮套，只击腰围上部，不许足踢。霍元甲则以中国擂台打斗方法，手足并用，无所限制，如有死伤，各安天命，彼此会商，未能获致协议。擂台比武进商情形不时见于报端……后再次约晤奥皮音力士，改用摔跤方式，以身跌于地分胜负，曾数度商洽订定条款，约期比赛。发起人等乃捐款项，借定场合，搭架擂台于上海静安寺路之张氏味莼园……台搭于园之草场东，台高四呎，宽二十呎，左右两面架短踏步以登。时在六月中旬，下午四时始比赛，届时奥皮音失约未来，后知经已他去。发起人于失望之余，提议众宾中登台比赛，以不伤人为原则，以身体倒地分胜负。登台者东海赵某，身躯魁梧，霍元甲先令刘振生与交手，不数回合，为刘入腿跌于地上。台下哄然，人丛中，有人登台，问其姓名为海门张某，刘振生复出，二人周旋台上，相机进袭，偶一交手，即行离开，此为武家打擂步骤，不轻进击，非如今日之拳斗，乱打一通，因争胜心重，平时手法，尽行失去者。未分胜负，宣布暂停，明日再斗。翌日观众较上一日为多，约有千人。四时，张某上台，声言今日愿以霍先生为对手。霍元甲登台，霍张环台上，相机进袭有顷，张某以右拳向霍击去，霍用右手执张臂，进左足于张之右后，出左手揽于腰间，轻轻抱起，两足离地，置于地上。台下彩声雷动，张乃起身下台，霍再问观众有无愿意上台比赛者，久久无之，擂台比赛结束。霍元甲与其徒刘振声，自张园比赛后，其名不胫而走，扬名沪滨。沪人如黎惠生、农竹、姚蟾伯、蔡少香等时往探望，公哲亦为座上客，时有馈赠，以应旅费，常谈武事。元甲自言先世曾设镖局，汇集武术名家。镖局业务，专为商旅护送财物，前时北方山林区域，旷野荒郊，稍离人烟之处，绿林强盗，出没其间，时劫商旅，为防备不虞，必请镖局派人保护。满清时代，盛极一进。其后，陆有铁路交通，海有轮船往来，送解银饷有银行邮局为之汇兑，镖局渐归于淘汰。
  《精武会五十年武术发展史》中，比较客观地记载了“张园比武”的情况。陈公哲在其中言：“沪滨留霍，自此之后，沪人多知元甲之武技功能，若不为之流传，殊为可惜。公哲此时二十岁，自十四岁时，已学习南拳，兴趣极为浓厚，追随元甲左右，幸生于沪，通晓南方语言，每替元甲作临时通译，故知霍先生之事较详；交情亦渐稔。”陈公哲作为“张园比武”与精武体操学校创立的参与者之一，是“张园比武”陪同霍元甲与洋人沟通约定时的英文翻译，现场见证者和参与者，他又是日后精武体育会的主要运营者，其撰写的《精武会五十年武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奥皮音口出狂言，侮辱中国人，引起国人的极大愤慨，激起了当时中国人捍卫民族尊严的行动。“张园比武”，奥皮音被霍元甲和其所代表的中国真功夫吓破了胆，最终以爽约而告终。霍元甲不战而胜，彰显津门大侠之威。此消息在上海报界舆论中不胫而走，激发了民族爱国情绪，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后来“张园比武”在民间亦越传越神奇，霍元甲也成为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报刊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霍、奥之战俨然成为事关中华民族尊严与脸面、彰显“黄魂”（即黄种人的魄力）的巅峰对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影响。霍元甲迎战奥皮音，胜出虽非实战得来，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胜敌来自于强大的实力和精神，这也充分显示出霍元甲高强的武功实力和他侠义、勇武与英雄气概，以及敢于挑战西洋人的精神。奥皮音怯战而逃，这也足以见得霍元甲的威名在当时早已声名远外，威震海内。晚清著名报人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在《汪穰卿笔记》中记载：“近有霍力士大获名于上海，常与美之力士约比力，已而美力士不至，乃罢。后闻美力士闻华人搏时用足，又有手点穴之法，而西人无之，与霍言，欲舍此二者乃可。霍以此传之师友，不能舍己之长以短与人角，因此遂罢。”《清代武术史》（作者：赵双印著，2005-09）对霍元甲记述：霍元甲，绰号“黄面虎”，直隶人，以拳鸣于时七世矣，兄弟十人皆善拳，元甲为巨擘，以是名震南北。光绪朝，英有大力士方侨沪，绝有力，能载重百斤，闻元甲名，请来沪较艺，元甲应之。及至，而某惧，不果较。”尝曰：“欲使强国，非人人尚武不可”，首创办精武学堂。
  “张园比武”成为上海精武体操学校成立的重要引线之一。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农劲荪、陈公哲等爱国人士的协助下，在上海创办了“上海精武体操学校”。由此以霍元甲为总教练的精武体操学校开启了中华武术发展的新篇章，这也为日后精武体育会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在积贫积弱饱受列强势力宰割欺凌的旧中国，霍元甲怀爱国和侠义之心，不畏强敌，挺身而出，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威震西洋大力士，以及在上海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用拳头打出了国人的志气，让外国人闻风丧胆，成为广为称颂的民族英雄。
（二）打败日本柔道队
  当时上海蓬莱路一带为日侨聚居之地，日本柔道会技击馆就在此地。上海精武体操学校成立仅月余，便引起在华日本势力的警觉。日本人得知霍元甲勇挫俄、英两国大力士，今又创立了精武体操学校，便很不服气，这也让已经将侵华列为国策的日本人十分不满，便蓄谋挑战霍元甲。日本人特从国内选派十几名柔道队高手，由柔道会会长亲自率领来华，以研究切磋为名，专程到上海找霍元甲提出挑战，请霍元甲等人来技击馆比武。双方会晤后，各自择定公证人（日本领事也参加了公证），便在虹口日侨所设的柔道会场进行比武。面对日本人的挑衅，霍元甲带病上阵，打败日本柔道队武士。据陈公哲《精武会五十年武术发展史》记载：“与日人较，上海蓬莱路一带，三元里中有日人技击馆，因霍先生之名，约期研究，霍刘师徒如期赴约，进茶后，为论武术，且示崇仰之意，讨论至中日技击异同之点，彼等表示愿一较身手，以不损伤为原则……日本技击家既欲与霍刘师徒一试身手，霍令刘先下，日人欲用撑肚抛挞法，既先用力一推，对方必用力向前倾，乘势一拉，对方若无坚定功力者，必向前扑，于是伸腿以撑对方肚腹，同时自身卧地，乘对方向趋势，撑其全身翻一跟斗，而抛于后方……复次再易一人，似为教师，体魄较前更大，估计重量，当在一百八十磅间，高矮与霍相若，交手数回，彼此皆难入彀。其后日人与元甲二人两手互执，为摔跤形势，日人以右足袭元甲右足之背，既入元甲之马，上身乘势向后右方一推，欲求翻跌元甲。但技击形势，利害相等，日人与右跟袭霍右足之背其形势亦即元甲与右跟袭日人右足之背相等，其差异之点，乃中心定力，优劣之势，定于一线间。日人图袭元甲，元甲反击日人，由此日人之右足在未取得主动地位时，元甲已成主动，乘势一推，竟跌日人于天阶中，不幸断其右手。虽无心伤害，终不免于怿。”日本柔道会队武士见队员和教师败绩情形，便蜂拥而上，当即被中方公证人制止。
  霍元甲以他的侠义和爱国精神，以及高超的武功技艺，战胜西洋大力士与日本柔道会武士，为国家挣得尊严与荣誉，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名震于沪。霍元甲武艺出众，又执仗正义，满怀着民族大义，在那个中国人倍受欺凌的年代，抱着为国雪耻，振奋民族精神的强烈愿望，在天津和上海，先后同俄、英大力士比武，挫败外国洋力士嚣张气焰，宏扬了中华武术精神，给中国人长了志气，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光。霍元甲的事迹，使他名声大噪，大家都认识了他，也敬重他的民族骨气和精神。他摆擂比武威震西洋力士奥皮音，击败日本武士，成为国人以武强身自保、抵御外侮的楷模，这种举动一经与彼时的社会风尚相碰撞，旋即蔚然成为一种民族抗争奋进的精武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武术名家灿若繁星，也有很多事迹，但无一人像霍元甲这样声名赫赫，誉满海内外。这除了他身怀迷踪艺绝技，与力挫俄、英国力士等为国争光的种种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事迹外，于他致力于提倡武术体育，创办精武体操会，以及与他胸怀强烈的爱国情操有很大关系。民间关于霍元甲的传奇故事很多，虽各自记述不尽一致，但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他的爱国情怀，以及体现出他忠信仁义的品质和侠肝义胆的精神。

四、精武体育会总创立与精武文化形成

  “张园比武”有同盟会的策划与支持的影子，应当说是同盟会成员策动了霍元甲迎战奥皮音的比武活动。万众瞩目之下，在著名的“张园”内搭建大擂台，报上连续刊登广告，在这场高调宣扬对霍元甲擂台比武的渲染中，也反映了同盟会出于对当时政治和形势的需要，以扩大影响，振奋民族精神，唤醒民众思想。“张园比武”霍元甲不战而胜，报端大为宣扬，相关消息越传越广，国人一时为之振奋。为乘势扩大影响和战果，又继续在此面向社会摆擂台比武。精彩的擂台比武活动，展示了霍元甲与徒弟们的精湛技艺，满足了上海人想看比武的愿望，让观众大饱眼福，热烈鼓掌喝彩。
（一）精武体操学校创立
  “张园比武”后，农劲荪与霍元甲商议，于4月19日至21日，连续三天在《时报》上以“中国大力士”的名义刊登广告，“诸君有愿比试者，即以入场券款作采，除园主二成扣外，余均归胜者。如愿比拳脚更佳，惟须早日挂号，以便在华界禀请租地也。再来函欲学诸君鉴，来函甚多，不胜遍复，怅甚，待比较后，拟立一学堂，以副诸君雅意，并提尚武精神，亦快事也。”可见此时的农劲荪与霍元甲已经早有了创办习武学堂的意愿。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夜，上海的形势是“革命风气正酝酿中，爱国分子糜集沪滨，乘机发泄”，社会有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动荡与不安，人民反抗满清统治的革命形势一触即发。其时同盟会正在浙江、上海等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准备组织大规模武装起义，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此时推翻满清的星星之火已在全国蔓延，陈其美、农竹等人顺势提出“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壮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的主张。同盟会这些主张与霍元甲意欲成立武术学堂的想法相契合，于是进一步促成了“精武体操学校”的创办。1910年6月，一则以霍元甲名义发出的建校招生广告在《时报》、《申报》先后刊登，于是霍元甲在爱国人士陈其美、陈公哲、陈铁生、卢炜昌、姚蟾伯、农劲荪等支持与资助下，于1910年7月7日（农历六月初一）正式在上海成立精武体操学校。会址设在闸北旱桥以西王家宅租用的一套房子里，年租金168银圆。学校由农劲荪任会长，霍元甲任武术总教练并主持日常技击训练等。以后名震海内外的精武体育会从此由这里启程，开始了致力于武术救国的艰难跋涉之路，也开启了中国武术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也有其历史的原因，顺应了时势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产物。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及其后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尚武、体操、兵式体操、体育成为同义词。“所谓尚武之形式者何也？习洋操也”“设立体育会、练身体、习兵操也”。晚清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在租界外来思想及基督教的影响下，一些商团、教育团体、风俗改良团体等新式社团纷纷兴起，其中包括体育社团，从而也催生了“精武体操学校”的创办。精武体操学校的宗旨为“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学校表面上，这是一家民间教授武术的团体，以教学武术为主要活动，但却与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担负着为推翻清朝培养革命力量的重任。学校第一批学员73名，霍元甲采用武术传统教授方法，亲自教授霍家祖传的迷踪拳术。霍元甲自此与徒弟刘振声在上海以教授武术为业，开展以武术“强国强种”的征程。霍元甲曰：“拳术公有，人各私秘，安能望学术之进，民族之强耶？”他接受新思想，胸怀宽广，抱负远大，光明磊落，以民族大义为重，令人钦佩。霍元甲有高超武技与武道修为，有海纳百川的精神品质和心怀天下的格局，克服传统武术保守思想，倡导武术界为强国强民服务。从此霍家迷踪拳开始向社会大规模传播，毫无保留地公诸于世，从而为后来精武体育会与精武武术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霍元甲是“精武体操学校”发起人与创办人之一，成为中国近代武术教育的先驱和代表人物。精武体操学校的创立，也为霍元甲与徒弟刘振声在上海传播武术搭建了平台，同时也是为振奋民族尚武精神的需要，以及同盟会出于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的需要。精武体操学校成立后，上海的一些学校、工厂及社会团体，纷纷向精武体操学校聘请教员，教授武术技艺。霍元甲上海之行，得到了江湖上最为强势的组合之助，得到了上海民众的广泛支持。他力挫西洋大力士和打败日本柔道队武士，名震上海滩，从此登上了中华武术的巅峰。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形成了慷慨悲凉的燕赵文化，造就了世代相传的的燕赵侠风，哺育了无数悲壮的英雄豪杰。霍元甲是燕赵大地侠义之士的杰出代表，有根深蒂固的儒家“家国情怀”思想和侠义精神，他武艺高强，心怀以武术报国之志，胸怀远大，特别是在接触进步思想之后，积极寻求武术救国之路。他深知要弘扬中国武术，以达到强国强民的目的，仅凭一人之力是绝无可能做到的，必须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唤醒，让国人积极参与其中才有可能实现。在孱弱的旧中国里，他久怀强种强国信念，常言：“欲要国强，非使国中人人尚武术不可”，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显示出他崇高的武德修为与先进思想，赢得了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赞扬。他又说：“西方精研一技术，数百年才有功，今余之拳术，已传七世，不啻研究数百年矣”。指出对武术要精研之，发愤图强，才能有实际用途，这是霍元甲的期望。这样的进步思想，在国势衰微的清末，尤为切合国人习武强身、振兴国运之思潮，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与感染力。
  精武体操学校有浓厚的同盟会背景，它的身后是众多社会名流和精英的支持，如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并称“精武三杰”，加上陈铁生也称为“精武四杰”。他们是精武会第一批学员，又是商界巨子，更是精武会早期得以发展壮大的功臣，其中包括同盟会的代表人物陈其美、农劲荪等人。同盟会创立之初，屡屡受挫，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军事力量势在必行。萍浏醴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东新军起义堪称辛亥革命的前哨战，早已先后发动。彼时陈其美在上海发展党羽，广交社会各界人士与帮会，支持成立精武体操学校。以精武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对同盟会壮大势力，应对日后革命需要，以及在军事队伍建设方面，都有着相当臂助。同盟会对精武体操学校寄予了很大期望，这也为日后精武体育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动力。据孙中山的亲密助手邵元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其时有北方拳术家霍元甲到申，先生（陈其美）重技术，就相结识，谈论间颇觉霍君富爱国思想，乃运动上海各界人士为技击者谋划创办学校，挑选同志中志向坚定体格强健者，由霍君传授拳术，并及军事，以应革命之需要。”（《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事实证明，精武体操学校第一批73名学员，均成为日后反清的骨干。战乱年代，精武体育会培养了大批爱国青年，很多会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重要革命力量。
  从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来看，它包括同盟会等一些革命军前身之前与清王朝所作的一切的斗争，从此方面出发，霍元甲与辛亥革命有一定的联系，他以“打擂”比武的形式与创办精武体操学校的行动，来振奋民族精神，唤醒国人灵魂，培养武术与军事人才，为辛亥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精武体操学校主持会务者多为同盟会与粤籍商界人士，他们遵霍之意，“以技击为根本，以武德为皈依，辅以有益之学科、正当之游艺”，逐步把精武体操学校办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教育团体。精武文化，乃文乃武，惟精惟一，兼收并蓄，包容开放，既继承与弘扬历史文化传统，又结合时代的特点，与民族救亡结合一起，内容丰富，具有广泛的时代性、创新性、延展性与开拓性。上海精武体育会的创办，对于中国武术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打破武林界狭隘的门派观念，倡导广泛团结武林英豪，停止因门派之争而引发的不断内斗，将武术这一国粹奉献给国人，用以自立自强，强国自卫，雪洗“东亚病夫”耻辱。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是中国第一个以武术为主，兼容其他各项近代体育运动的综合性民间体育团体，它在中国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陈其美，浙江吴兴人。中国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与孙中山交厚，蒋介石的结义大哥，早年留日，入东京警监学校学法，回国后为同盟会在沪浙联络党人，策动革命运动。加入上海帮会，是青帮首领，曾任沪军都督。1909年至1910年，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进行革命宣传。二次革命时，被推为上海讨袁总司令。1915年10月被孙中山委任为淞沪司令长官。1916年5月18日，因“倒袁运动”被刺杀身亡。中国精武体操学校（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前身）倡导者。农劲荪，名竹，字劲荪，安徽宣城人，中国同盟会会员，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创始人之一、首任会长。农劲荪出身满族官僚家庭，曾赴日本留学，后在天津怀庆会馆开设“怀庆药栈”，宣统年间迁居上海闸北。陈公哲(1890—1961)，广东中山人。中国同盟会会员，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创始人之一，第一届董事。创立初期主持日常工作。为了精武会发展，不断捐资散财，以致于家道逐渐败落。在他的努力下，精武会于抗日战争前发展迅速，从上海到广州、港澳乃至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建起了分会。卢炜昌，广东中山人。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创始人之一，第一届董事。曾就读于上海堡黎英文书院，后在上海德国礼和洋行任英文秘书。陈公哲离任后，卢炜昌较长时期主持精武会日常工作。姚蟾伯，江苏吴县人，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创始人之一，第一届董事。姚蟾伯对中国柔派武术颇有研究，造诣甚深，是精武体育会中练习中国柔派武术的杰出代表。这些精武会元勋们出钱出力，力挽狂澜，使精武会规模不断扩大，制度建设逐步健全，并随着时代潮流，为精武体育会的不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19年制定的《精武体育会章程》，第一章“第一条”：本会初由中国技击专家霍元甲发起，专事技击一科，欲扩充体育范围，附增兵操、文学、游艺三部。定名：中国精武体育会。强调“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锻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该章程还规定：“然武术本领专门之学，必须致志，乃可期成，以故本会宗旨不许预闻政治，尤不争门户短长。以上规定表明，将精武体育会定性为一个坚持学术性的团体，不会涉入党派之争。精武体育会“以国术为根本，以武术为皈依”，融各派武术于一炉，云集众多武林高手，以三星会旗和盾牌三星会徽为标记，代表精武体育会以“体、智、德”三育为思想内涵，意即炎黄子孙都以“三育修身”，强国健体，振兴中华；同时也具有教育感染中华国民之意愿，更有博爱、自由、平等之思想。精武会积极倡导“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强国、强族、强种、强民、强身”，以及“乃文乃武，惟精惟一”的精武精神，实行寓教于体的理念，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武术文化。会旗由右上方斜落至左下方，分别为蓝、黄、红三色。会徽则被设计成盾牌形，如同古代战场上士兵使用的盾牌一样，取坚不可摧之意。其形“全用盾形，意取正当防卫也，而身而家而国、而世界，咸若此焉。”意为习武者旨在保身卫国，绝非恃强凌弱、攻击欺辱他人。精武体育会有严格纪律，重视道德修养。倡导“参加我会习武者，志在强身健体，保卫中华尊严，誓造福于人类。”精武体育会在教授会员各种武术的同时，非常注重对会员武德培养，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纪律约束。如有几条严格的训诫：不准以我之拳加于同胞身上；不准学会武功为害社会；不准挟技欺凌弱小；不准调戏侮辱妇女等等。精武会训“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曰：“凡我会员，必须以仁爱为怀，服务为旨，以我所有，助人所无，牺牲个人之力量以求造福于人类；忠心待人，廉正守纪，见义勇为，积功于天爵，重振风教，多行而寡言，禀遵斯旨，几完人也。”为实现德智体“三育”全面发展，精武体育会还制定了十条行为规范。三育训练，获得全能。公正廉明，尊人重己。诚实坦白，博爱平等。坐言起行，证以事实。一言一诺，重于订约。约会守时，不求原谅。尊重正义，不讲私情。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乃予于人，非取诸人。爱己及人，视同兄弟。
（二）霍元甲被害之谜
  霍元甲打破门规，将秘不外传的霍家迷踪拳法公开对外传授，并把秘宗拳发展成为“迷踪艺“，舍弃花哨的招数，增加更多实用的防身技巧，包括霍家擒拿法、练功法、练手拳等等，使之更具有实战性。正当霍元甲精心培养骨干以图大展伟业之时，不幸于1910年9月14日英年早逝，此时离成立精武体操学校之后仅有三个月时间。据陈公哲在《精武会五十年武术发展史》中记载：“霍公病逝，霍先生原患有咯血病，自寓竹深居，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时到旅邸，出药示霍，谓可愈咯血而治肺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另有记载：霍元甲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后，日本人改变了策略，举行宴会招待霍元甲。席间听闻霍元甲患有呛咳症，并加之在此次比武中也有外伤，就介绍一名叫秋野的医生为霍元甲治病。平生敦厚直爽的霍元甲毫无怀疑戒备之心，欣然接受，并留住虹口白渡桥的秋野医院治疗。霍元甲服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逐渐恶化。此时精武会欲接霍元甲出院，秋野百般阻挠，后经多方周旋才出院。出院后由精武会同仁陈子正救治，因霍元甲中毒太深而无药可救，骤然离世于上海精武体操学校，逝世时年仅42岁。霍元甲的徒弟和朋友们拿着霍元甲每日服用的药物去化验，才知是一瓶慢性烂肺药，明白了这是日本人暗下的毒手。在1919年为纪念精武会成立十周年而出版的《精武本纪》中记载：“力士（指霍元甲）殁之翌晨，秋医（即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门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这段文字记载，足以证明是日本人下毒的最有力证据。霍元甲服用日本人的“慢性烂肺药”毒药，遭日本人暗算，不幸英年早逝，为精武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霍元甲逝世后，当时精武体操学校学员和上海武术界爱国人士为霍元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敬献了“成仁取义”挽联，安葬于上海北郊。霍公的去世，撼动了整个武术界，他终其一生，都是为了武术尽奉心力，是一位在民族陷于危难时，敢于扬我国威的一代武术宗师。不幸的是却在人生到达巅峰时，猝然而去。霍公英年早逝，英雄远去，浩气长存。他顶天立地，浩然正气，侠肝义胆，慷慨悲壮，英雄气概，永远留在中国人的心中。转年，在精武体操会会长农劲菘等帮助下，由霍公胞弟霍元卿与次子霍东阁、徒弟刘振声一起扶柩归里，迁葬于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南。从此以后，一代宗师终于落叶归根。
  关于霍元甲的死因，直到1989年，在霍元甲去世79年后，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这年，政府决心为霍元甲修建陵园，为了一探究竟，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经过政府同意将霍元甲的墓挖开，这时大家才发现，霍元甲的骨骼发黑，从表象看是中毒的迹象。经法医专家对霍元甲的尸骨进行勘验并实验室化验，证实该黑色斑点为砷化物（即砒霜），最终结论是霍元甲因中毒身亡。近八十年过去，余毒依旧存留在霍元甲尸骨中，中毒之深可想而知，可见日本人的心狠手辣。自此，霍元甲死因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关于霍元甲被日人所毒害的事实在《大力士霍元甲传》也有记载：“有善元甲者，谓元甲宜广其传，遂留海上，募赀设精武体育会。先是元甲友某，以丧父逋万金，求饮于元甲，元甲与之。友营商败，不能偿，元甲诸兄弟有闻言，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剧，或送之至秋野医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击，邀之往观柔道会，元甲以疾辞。固请，乃与刘正声偕。日人欲与角，元甲不可，强之，命正声。日人进扑，正声欲颠之不得，阳卧。伸足出正声跨下，正声侧而蹴之，伤股，继进者怒而前，势甚疾，正声迎挤之，仰跌寻丈外。其三人，乃舍正声扑元甲。元甲执其手，肤裂，投之落地，折其胁。日人皆盱愕，与秋野语良久。元甲归，秋野敬之异于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剧，强舌望阳，未几遂卒，年四十有三。”从以上文字记载也可以看出，霍元甲为人忠义，质朴忠厚，急人之难，与人友善。关于他最初去医院看病，也许受与被友人“借金”不能偿一事有一点影响。关于友人“借金”一事存在着很多悬疑，如此事确实存在，其友是谁，借金真正用途去向，说不清又道不明，迷雾蒙蒙，扑朔迷离，但又也存在有一定的缘故。在精武会的所有元老级人物都没有对此事的记载，似乎大家都有意回避，或有难言之隐，这也让人们质疑事实存在的真正性。众多研究霍元甲精武文化者皆讳如莫深，此也许永远成为一桩“悬案”。
  一代爱国武术大师英年早逝，关于的他死因，坊间多有传闻，多为臆测。在霍元甲的死因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遭日本人暗算，日本政府是毒害霍元甲的元凶。日本从明治维新后一直在不择手段地执行侵华政策，为达此目的铲除一切可能形成阻碍的目标。毒害霍元甲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阴谋，是侵华战争与残害中国家国精英的一部分。日本人有充分准备，早有预谋，从国内挑选柔道会顶尖高手，来上海挑战霍元甲，意图摧毁中国人的精神和意志，毁灭中国人对传统武术的信心。在纪念精武会10周年编撰的《精武本纪》中，明确写明霍元甲被日本人谋害。日本人以帮助霍元甲治病为名，买通关节，在中药中投放慢性烂肺药，使本来可以治愈的霍元甲死于非命。但历史上关于霍元甲死因可以肯定的基本事实，是霍元甲生前患有“咯血症”，去世前不久曾与日本武士比过武，曾让日本医生医治过病。人们被这位行侠仗义、富有民族正义的武术大师的精神和事迹所感动，也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悲痛，当时国人闻噩耗无不扼腕叹息。霍元甲与精武体操学校的交集虽然只有短短3个月，但是他却长久成为了精武会的形象和精神象征。时间悠悠已过百年，霍元甲的死因从扑朔迷离到大白于天下，也算是对民族英雄大侠霍元甲灵魂的告慰。
  霍公起于微末而志向远大，武艺高强而身患咳疾，怀以武术报国之志而壮志未酬，事业辉煌未竟之时而遭倭寇暗害，千古遗憾，天妒英才。霍元甲的牺牲可谓“悲壮”，正如霍东阁在父亲霍元甲去逝后所写的唁联：“一生侠义，盖世英雄”。霍元甲武艺高强，心胸宽广，勇于进取，思想开放，克服旧有传统，继承家传“迷踪拳”绝技，并发展为“迷踪艺”，同时他又极具民族气节，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威震西洋大力士与打败日本武士，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他是燕赵大地慷慨悲歌的壮士，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侠士精神和英雄气概，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霍大侠”和爱国武术大师。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侠肝义胆，执仗正义，轰轰烈烈，充满传奇色彩。他从一个民间武艺高强的武师，一步步成长为一名以武术救国、有强烈民族气节的英雄，得益于社会大学的磨砺，也有良师益友的引导。英雄之路多崎岖，他的武术之路，是一条为了追求武术至高境界而努力攀登之路，是一条为了锄强扶弱、匡扶正义而奋力抗争之路，是一条为了民族大义、救亡图存而舍生忘我之路。“一生侠义，盖世英雄”，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喧哗、艰难与沧桑，他的武道精神堪称“幽燕之魂”。霍元甲代表着中华武术自强不息的精神，纵观他的一生，充满艰辛，勇于拼搏，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富有传奇。他侠肝义胆，勇于征服困难，坚守正义，惩恶扬善，用生命诠释了国人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他练习武术不是为了争强斗狠，而是为了“强国强种”，弘扬中国武术精神，让国家强大起来。他是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孤勇者”，是一名为民族兴旺敢于舍命的勇士，他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武术事业，献给了民族救亡图强运动。他是天津西青小南河霍家与东光霍氏的荣耀，更是天津人的骄傲，幽燕大地的骄傲，是所有华夏习武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一颗璀璨的名星，当国民被戏称为“东亚病夫”之时，他用自己的双拳打破了那无形的枷锁，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怀，维护了中华民族的荣誉和尊严，为华夏儿女重铸了骄傲与荣光，成就为一代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三）重振精武体操会
  霍元甲逝世后，精武体操学校受到巨大的冲击，学校停顿，里面空悬一块招牌，出入其中的是寄宿学员，无形中成了一间免费公寓。精武体操学校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继承霍元甲的遗愿，翌年，在霍元甲的第一批学生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等人的努力下，精武体操学校重新开办起来。同时商议，以刘振声为号召，改称“中国精武体操会”，意在弘扬中华武术，弘扬民族精神，强健民族体魄，抵御外侮，扶危济世。该会熔各派武术于一炉，聘任刘振声以及各派武术名家为教员，首任会长为农劲荪。精武体操学校创办之初，就有很多热血青年争先加入，后来都为了精武会骨干。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陈铁生、罗啸璈等一大批爱国青年，他们大多都是富家子弟，生活优越，但他们都有知识，有志向，他们从精武体操会看到国家民族的希望，纷纷加入该会。据精武会元老之一卢炜昌于1919年曾撰文说：“精武会于百计维持中，经无数波折……庚戌秋（1910年）会长农劲荪以会款支拙，特假新舞台开运动会筹款。”据《中国精武体操学校运动大会告白》记载：“本校自霍元甲先生组立以来，诸同学讲求武术，日昃不遑，开校至今成绩卓著，特于十二月初一星期日假座新舞台开会运动……由新舞台各艺员助演好戏，作开幕之纪念，振尚武之精神。”——《申报》（1910年12月30日，一版）可见，霍元甲逝世后，一段时间精武体操学校难以为继，农劲荪在艰难困苦中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维持运转，以确保让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生存下去。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对武术的热爱，对好友的忠诚，更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在毒害霍元甲后再扼杀掉精武体操学校，不让日本的图谋得逞。
  精武体操会成立后，霍元甲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以武术“强国强种”的思想和精神引起了广大民众“共鸣”，对社会各界民族救亡运动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为重振精武体操学校，霍元甲弟子刘振生、赵汉杰以及陈公哲、姚蟾伯、卢炜昌等共商重振精武大计，一致表示：“既感受种种之刺激，复以身受霍先生之教育不能尽，引以为憾，乃约同志继霍先生之业。”于1911年3月3日，将精武体操会迁入万国商团中国义勇队旧址（即现民德路南端跨越铁路至北浙江路处），设有两个练习室、图书馆及宿舍，还有摄影室，称为第二会所。第二会所落成后，会员略有增加，精武事业逐渐从低谷中走出来，会务管理也得到了加强。1912年，精武体操会首次初级班学员毕业典礼隆重举行，这是精武会创办成功的重要标志，奠定了精武会以后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一批学员毕业生中，有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郑灼辰、宁竹亭、黎惠生等，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为精武会的精英，为精武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主席台正中挂着霍元甲像，对联是“惟精唯一，乃武乃文”，横批是“群贤毕至”。为促进精武会事业发展，精武会每年都在秋季举行毕业典礼，并同时召开运动会以展示发展成绩。第二届运动会在旱桥的会址进行，来宾千人，精武会会长袁恒之作报告，然后由会员和教练进行表演，展示精彩武术功夫，更多的是学员参加表演。看当时的运动会出场秩序表可知，参加表演的教练有霍东阁、叶凤池、孙赞轩、赵振群、孙玉峰、赵连城、陈维贤等，名家汇聚。第三届运动会因人员越来越多，不堪拥挤，便租用法租界民兴歌舞台作为场地。因会员武功日臻成熟，会场场面和规模更加宏大，表演更加精彩，从而使宣传影响的力度更大。
  民国四年七月四日（1915年）精武会在王家宅练武之用的笪棚，被台风席卷而去，无法练武。因此，精武体操会的三名主事陈公哲、姚蟾伯，卢炜昌，共议未来精武新会址之事。陈公哲当即慷慨献出提篮桥培开尔路73号宅地2亩，与卢炜昌（新瑞祥五金号经理）、姚蟾伯（上海颜料巨子）共同集资，即“乃合姚卢之力，同任建筑”，动工建造了新会舍（今惠民路荆州路口）。1916年4月6日，精武体操会迁入新会舍，并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自此，上海精武体育会步入了壮大发展与繁荣时期。同年年底，迎来孙中山的视察。在上海精武体操会成立六周年之际，第一批高级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在十六铺新舞台召开运动会，孙中山先生到会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孙中山说，“技击有益于身体，且科学昌明。长枪大炮必有失恃之日，国人不可不重视国术，短兵相接时，技击之能尤为重要。”1916年，将中国精武体操会改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从体操向体育的转变，是精武会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的转折。
  上海精武体育会的成立，意欲“运用武术以为国民体育，一则寓拳术为体育，一则移搏击于养生，武术前途方能伟大”。精武体操学校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铁生所撰《大精武主义》中，阐述了精武体育会的性质。该文说：“本会虽为学校之性质，而无年龄之限制……本会虽有俱乐部之性质，而严禁不规则之行为……本会既有学校之性质，故从前拳师之积习，在所严禁，无谓之政谈，亦当屏绝，造成学养功深、武德纯粹之平民。”从上文中可以看出，精武体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把“学养功深、武德纯粹”作为学员修习的最高目标。精武会是我国较早的以研究武术、提倡体育为宗旨的综合性群众体育组织。虽在精武体操学校成立初期，“此时毫无组织，……虽名为学校，殊无学校制度，既无章程，亦无时间表，随来随去，学者自学，去者自去，毫无设备。”但在重建精武体操学校并改为精武体育会后，精武会内部实行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组织运行机制，使得体育会一改初建时的传统武馆模式，走上较为正规发展的道路。精武体育会实行的是正副会长、董事领导下的参事会执行机制。在武术传播推广上首设技击部，下设拳术、兵器、对手、内功四门。精武会打破门户畛域，不争一家一派之短长，不论是黄河流域武术、长江流域武术，还是珠江流域武术，凡有价值者基本都予以提倡。当年中华民族处于列强环伺、风雨如晦、孱弱不堪、任人欺侮之时，众多仁人志士莫不对以“强国强种”为己任的精武体育会寄予厚望。精武体育会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爱国武术团体，促发了民国时期中国武林各派的联合，对促进中国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精武会在理念上是非常先进的，打破对女子的偏见，认识到只有女子之强健，才可能养育强健之国民，破除重男轻女、传男不传女等旧俗。1920年5月，精英女子体育会成立，陈士超任主任。精武女子体育会是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精武体育组织，从而培养、团结了众多的女性武术和体育爱好者、从业者，为中国女性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海精武女子的成立，成为精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武体育会的各地分会如广州、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都相继建立了精武女子会或女子部。精武体育会提倡女子体育和女子武术，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武术的传播对象。
  精武体育会在一批各界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不断得以发展壮大，并产生起来越大的影响。1916年，农劲荪为了寄托对挚友霍公的哀思，遂请同盟会员、湖南桃源人萧汝霖写了一篇《大力士霍元甲传》，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期上，以及连载《述精武体育会事》文章。在《大力士霍元甲传》文中高度赞扬了霍元甲的人品与武道精神。“萧汝霖曰，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平生好任侠，重然诺，济人如不及，誉人如不足，有德于人，终身不伐。负绝技二十年，不骄不馁，未尝败衄，之精武会，睹其遗像，质朴如村农老圑，想像其为人，盖笃厚君子也，宁独无惭于古勇士哉。吁呼，霍公殆进技以道者矣。”（《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正月号”）该篇文章的发表，继霍元甲去世刚六年，这也是关于霍元甲最早的传记作品。《精武本纪》记载霍元甲“尔雅温文，无拔剑张弩态。骤观之，若无能者，鲜有知其为兼擅内外家之雄也。”真实的霍元甲生活在社会底层，早年生活平淡，尝以装卸工出苦力为生计，日子过得并不富裕，生活操劳与艰辛，大半生为生计而奔波。但他一生富有正义感，行侠仗义，刚直不阿，惩恶扬善，扶危济困，一些经历与事迹，虽没有电视剧电影中演绎的那般爱恨情仇、跌宕起伏，但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万载流芳。他顶天立地，光明磊落，大义情怀，其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堪称民族脊梁，为后也世人敬仰。霍元甲传承的中国传统侠士身上具备的人格力量，具有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力量和精神，拥有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品格，追求武功精进“志于道”的境界，浸染着燕赵大地的慷慨侠义精神，以及墨家的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的思想等。正是这种中国悠久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爱国民族意识的融合，使他塑造了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格，促使这一传奇人物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并上升为拯救近代民族危亡的民族英雄。霍元甲与他创立的精武体操会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精武体育事业在他的影响下迅速发展。他的英雄事迹广泛地得到传扬，他的武道精神永远值得传承，他的爱国思想永远激励后世，他的英雄壮举将永远被国人铭记。他的精武精神和他创立的精武体操会是这位民族英雄留给后世的最大财富。
  精武文化缘起于霍元甲，依托于上海精武会，逐步凝结成中国近代文化中特有的精武精神，成为一种博大的中华武术文化形态。它集中体现了爱国、尚武、正义、自强、包容、博爱等文化精神，超越了传统武术体育之范畴，对促进和丰富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精武精神不仅仅是武术精神，还包括体育、强身健体、爱国、正义等丰富内涵，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品牌，也是国家乃至世界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迷踪拳与迷踪艺
  精武武术发源于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霍家的“迷踪拳”，传至霍元甲已传七代。据传迷踪拳属少林派拳种之一，又称燕青拳，是一个古老的拳种，历史上习练者高手辈出，宋朝周侗就精于此艺，所传弟子甚众，后因《水浒传》中的燕青而更为得名。迷踪拳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内外兼修，动作变化丰富而体态灵动，以注重实用著称中华武林，尤以技击见长。相传起源于唐朝末年，有一习武僧人见猕腙（狮子）相斗于山里林间，其伸臂舒腿任其自然，彼来此往，灵活轻捷，于是有所悟，即创出此拳。其后北宋年间的梁山好汉头领卢俊义，在少林寺学得此拳，后传于梁山好汉燕青。另据传清朝康熙年间，山东人孙通也在少林寺学得此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后来孙通游走江湖，晚年在天津静海授徒，培养了一批秘宗拳好手，霍家祖先很可能就在这时从师于孙通。又据霍家后人的说法，关于此拳的名称，一是说它渊源甚古，最初传授的踪迹已迷失不可考，故称“迷踪”。另一说是它以身手矫疾著称，交手时令人莫辨，来无踪去无迹，故有“迷踪拳”之称，此两说都不无一定道理。相传孙通将迷踪拳等各种拳械传至霍元甲的烈祖父霍利通。霍是孙通的高徒，将迷踪拳在霍家代代相传，从无间断。迷踪拳技法轻灵敏捷，变化无常，出人意外。它套路内容相当丰富，有练手拳十二路，秘宗架、秘宗合战、霍氏短打等徒手套路。霍家拳的基本功法就是通常被人们称为“迷踪拳”的“秘宗架”，亦即霍氏练手拳。“秘宗架”和内功之法为迷踪拳的精华，也是霍家几代人行走江湖，在真刀实枪的厮杀拼搏中，传承下来的一种实战效能很强的武林绝技。霍元甲是霍氏练手拳的主要承袭者，全面继承了家传武功秘技。他思想开放，不拘一格，参悟各派拳种拳法之长，对迷踪拳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改进，将家传迷踪拳发展为“迷踪艺”（是这一种拳种流派的总称，内容有拳术、器械、对练各种套路等)，从而使迷踪拳武技更趋精粹，更具实战效果和令人难辨踪迹之玄妙。该拳由霍元甲出名上海精武体育会后，在世界上声名鹊起，特别在上个世纪初更是兴盛一时，风靡中国大陆，四海名扬，誉满天下。据1984年10月上海精武会会刊撰文说：霍氏练手拳又称迷踪艺。此拳没有花门，重攻防技术，套路结构上既吸取各家之长，又突出其本身特点。此拳内容丰富多彩，手型有拳、掌、勾、爪，步行有弓、马、虚、扑、偷，其手法融鹰爪、螳螂、八卦、太极、长拳、潭腿、短拳、形意、佛家各门精华于一炉。迷踪艺注重手脚并重，严密圆活，在劲力上讲究刚而不僵、柔而不软。有局部运动，亦有全身合力。此拳具有实用价值和锻炼价值，既可增强体质，又可提高自卫能力。迷踪艺是一门神奇的武林功夫，也是一门传统艺术，更是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化。它出于家传“迷踪拳”，而与之又有很大的区别。精武体育会以“霍氏迷踪艺”为武术核心精髓，并集南北拳法于大成，融汇各派功夫之精华，加以深入演练，倍被人们所推崇。
  霍元甲当年勇驱外夷，一洗“东亚病夫”之耻的爱国壮举，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他的武功修为与爱国精神广为世人传颂，对后世武学文化发展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霍元甲逝世前的二三个月里，在精武体操学校的教学中，他悉心传授家传武学，可惜是只传授了半套迷踪艺拳法，这是对迷踪艺功夫的巨大损失。据《七十二行商报》总编罗啸敖说：以卢（炜昌）先生为首，教授仅两月，所授者仅少林派潭腿工力拳及霍家练手拳半套。”《十六年来之精武略史》（罗啸敖编《精武粤传》，广州精武体育会，1925年版）。霍元甲是中华武术迷踪艺一代宗师，他的武功武德，侠肝义胆，仁义之心，大义情怀，爱国情结，已然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符号，一提起精武会，就会想到霍元甲，一提到霍元甲，也会想到精武会，两者早已密不可分。霍元甲身上表现的爱国精神被世人所称赞，他名字在当时无疑激励着国人的心，成为那个时代的永久记忆。他是弘扬中国武术文化和精神的典范，代表着“尚武精神”的霍元甲倍受世人敬仰。
河北省东光县安乐屯村至今保存着一部珍贵的家谱《霍氏家乘》，是了解东光霍氏数百年发展历程的重要谱牒。该家谱自天启元年（1621）二月由族人官至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的霍维华创修，至2008年以来，先后进行了十一次修订，世系传承有序，昭穆次序了然，为研究山西泽州移民留下了珍贵资料。霍维华在《编家乘自叙》中说：“吾始祖自高平徙此，开基于安乐屯，所谓择瘠土而处之也”。霍氏最初迁到安乐屯时，“务本力农、忠厚开基”，到第五代“书香渐开”，读书乡试，五世霍德行考取了岁贡生，官涉县训导，后升沈阳卫教授。致仕归里后，建宗祠，置义度，善行尤多，崇祀乡贤，著述也颇为丰富，写有《硕宽堂诗文集》、《渊源录》、《游涉录》、《循环说》等。到第八代，长支的霍维华，考取了举人，中万历四十一年（1613）癸丑科进士，东光霍氏赫然崛起。霍氏第八代还有二支霍九锡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恩科解元，霍千成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科武举人。第九代有霍廷罗中乾隆戊午科举人。十一代霍俻、霍伦胞兄弟，霍维华的曾孙，在八代祖爷霍维华教导和熏陶下，认真读书，学知渊博，霍俻先考中雍正元年拔贡，次年中举，霍伦中乾隆辛酉科举人。第十二代霍正吉、霍枚吉、霍梦兆三兄弟出身名门，从小读书知识渊博，同年中举。霍正吉为霍俻次子，历官教谕、县令等，攻书法，名称于世。霍枚吉、霍梦兆为霍伦子。霍枚吉官安徽庐江知县。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常提到的霍易书、霍养仲、霍从占，就是霍俻和其子侄霍正吉、霍枚吉二人。第十三代霍紫绶为监生，工画山水，书法得米海岳精髓，万年习写竹兰，名称四邑，著有《又耐轩诗草》《鹝园诗存》。其子霍寿清中清嘉庆癸酉科举人，任良乡教谕。霍氏九举人一进士，均为明清朝中的栋梁之材。
霍氏家族是东光名门望族之一，始祖为祖籍高平北诗镇的霍谭、霍湖兄弟，霍湖无子，霍谭有钦、敬、林、鑑四子，自此霍氏分为四支，逐步繁衍发展为东光大族之一。东光霍氏家族二支十世的霍利通兄弟三人，后又迁家天津静海县闫琢村和小南河等三地，霍利通三世单传至霍文宣，霍文宣生有霍大勇、霍大智、霍大信三子，霍大智又生霍恩荣、霍恩第、霍恩福三子。霍恩荣、霍恩福二人分别过继给无子嗣的霍大勇、霍大信兄弟。霍家三兄弟共生十子，称为“霍家十兄弟”，分别为恩荣之子元贞、元善、元和、元祥，恩弟之子元栋、元甲、元卿，恩福之子元良、元忠、元臣。按照年龄排列为元贞、元善、元栋、元甲、元和、元卿、元良、元祥、元忠、元臣。大排行第四的霍元甲为霍恩第之次子。史料印证，霍元甲祖籍是由山西晋城高平北诗镇迁移到河北省东光县安乐屯村，之后迁到天津静海县小南河。迁家天津的霍氏以武学著称于世，特别是霍元甲，扬名中外，以其名义创办的精武体育会在中国武术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天津霍氏的武学也可能是从东光带去的，如八世霍干成是康熙癸巳恩科的武举人，与天津霍氏始祖霍利通同为二支族人，可知霍氏习武的家学渊源。霍元甲为东光霍氏第十七辈，天津霍氏第七辈，为“霍氏秘踪拳”的七代传人。因霍元甲在本族兄弟中排行第四，当时比起“霍大侠”这一名号，霍元甲一生可能更多被人们称呼为“霍老四”。霍氏由东光迁家天津小南河，族枝繁茂，后代散布于河北、天津、广州、印尼等地，且多有成就。霍家祖传功夫“秘宗拳”，也称“霍氏练手拳”，在霍元甲这一代终于向世人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霍氏“迷踪拳”经霍家七代传承，至霍元甲始打破“传内不传外，传子（媳）不传女”的家训。霍元甲融汇百家之精华，汇各家功夫之长，精心钻研，有所创新，将祖传“迷踪拳”发展为“迷踪艺”，开创一代武术发展之新风尚。霍元甲武艺高超，功力深厚，“体软如绵，骨硬似铁，轻能走壁，力能举鼎。”（《精武本记》）其武功修为，与他对近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具有无人超越的历史地位。
（五）孙中山题词与序言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对体育很重视，尤其是武术，多次赞誉过精武体育会。他对霍元甲以武术“保国强种”的思想和胆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强调体育在强种保国方面的重要作用。霍元甲打破门派之间的种种隔阂，在中国“体育救国”的思潮兴起时，教授弟子及乡亲武术，并建立起一个能够“包容江湖”的精武体操学校，使精武精神从此跨越百年，绵延不绝。1919年，精武体育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之际，由该会发起人之一陈铁生编著了一本精武画册，名《精武本纪》，并请孙中山先生题词作序。孙中山亲临大会并讲话，对精武会创立与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称尚武精神为“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关系”，并题写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以示对精武体育会的褒奖和对霍元甲的纪念。孙中山希望借助精武会弘扬“尚武精神”，引领国人走向强健。由于孙中山的宣传和影响，国人更加热爱精武会。“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一页，而之于中国武术，它同样意义重大。为了“救亡图存”“强国强种”“尚武兴邦”等理念在社会各界均获得较广泛支持，武术活动重新活跃起来。
在《精武本纪·序》（民国八年十月二十日）中开宗明义阐明了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中华武术不可废之道理。“自人类日进于文明，能以种种经验资用器具，而抵抗自然。至于今日人，智所发明者，几为古人梦想拟议所不到，盖云：盛矣。然以利用种种器具之故，渐举其本体器官固有之作用，循‘用进废退’之公例而不免于淘汰，此近来有识者所深忧也。慨自大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术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国人襄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未，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同时写到：“我国民族，平和之民族也。吾人初不以黩武，善战策，我同胞然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且吾观近代战争之起，恒以弱国为问题。倘以平和之民族善于自卫，则斯世初无弱肉强食之说。而自国之问题不待他人之解决，因以促进世界人类之平和，我民族之责任不綦大哉!《易》曰：“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皆为不知自卫者警也。精武体育会成立既十年，其成绩甚多。识者称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则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平和之一基础！会中诸子为《精武本纪》既成索序于余，余嘉诸子之有先知毅力不同于流俗也。故书此与之。”孙中山《精武本纪·序》从振兴民族的兴亡与“强种保国”的高度，肯定了精武精神的历史地位，充分体现了这位革命先行者对中华武术的重视。《精武本纪·序》虽然只有短短五百余字，却是孙中山一生的言论和著述中关于体育最为完整、最为直接的表述，通过此序不仅反映出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视，强调强种保国、注重发挥体育团体作用的体育理念，也包含着这位时代伟人在经历护法运动失败之后对革命的某些总结和思考。《精武本纪·序》在精武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精武会的重要标志性文献，它的体育思想和精神，虽经百年，但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启发性，它对中国武术体育事业发展仍然起到积极的指引作用。
（六）农劲荪晚年之谜
霍元甲逝世后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传播民主共和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着中国社会激剧变革。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担任精武体育会首任会长的农劲荪经历成谜。农劲荪从1910至1912年担任精武体育会会长，从此再没有关于他的资讯与事迹记载和有关报道。农劲荪，其名亦作“农竹”“农祝”等，其生卒年也难以考证。据《商团体育研究会成立》中记载：“精武体操会长农祝先生，演说人人自立之道。”（《申报》，1911年6月12日，三版和《国民总会开创记》《天铎报》，1911年6月14日，五版），除此之外，之后不见于其他。据说农劲荪隐身数十年，从事革命活动，不为尊荣显贵，淡泊名利，他曾训嘱后人永不公开身世，永不暴露真实身份，这也给研究精武历史的人，留下许多神秘和悬疑。据霍公后人传称：霍元甲遇害以后，农劲荪曾北上联络革命志士，绕道到天津小南河村，亲去霍家慰问。霍元甲之父霍恩第亲送农劲荪到天津卫，使农劲荪万分感动。关于农劲荪离开精武会后的经历，据农劲荪之子农彼得说，霍元甲遇害后，农劲荪痛失知己，为霍元甲开完追悼会后，接到孙中山命令，离开精武会，去完成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还称，后来国民政府希望他出山到南京任职，但被他婉言谢绝。岁月跌宕，往事如梦，颠沛流离，英雄无悔。抗日战争胜利后，农劲荪仍回到上海居住。1947年清明一日，他曾照过一张照片，那年他老人家85岁。照片背面有他亲笔题写的诗，因是草书，不能全认，现试录于下：逐逐浮荣谁辩多，可怜举世梦中过。我来非欲莹尊显，后得人公囗杜罗。该诗从一侧面道出了他人生的经历，表明了农劲荪晚年的心声。与霍元甲相比，农劲荪声名不显，更多地是站在幕后默默坚持。他的后人也和他一样隐身于历史洪流中，从不公开自己的身世，为民族进步和国家贡献力量。
上海精体育会在农劲荪离开之后，第二任会长由工商界袁恒之担任。“精武三杰”及霍元甲之子霍东阁等继承霍元甲遗志，将精武体育会不断发展壮大，促进了日后无数个精武体育团体的诞生，这对后来中央国术馆、地方国术馆等官方机构的设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精武体育会促发了中华民国期间中国武林各派的联合，全国武术协会（National Martial Arts Institutes）由此创立。《精武本纪》是研究清末至民国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尚武思潮的一本重要文献，也是研究精武文化的重要文献。1916年《新青年》杂志刊登的《大力士霍元甲传》和《述精武体育会事》是最早系统介绍霍元甲以及精武体育会的两篇文章，以及陈公哲撰写的《精武会五十年武术发展史》一书，还有1921年罗啸敖撰写的《精武内传》等，它们都对研究霍元甲与精武体育会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五、精武文化的思想和精神内涵

（一）精武文化的武术思想

武术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与中华民族共生发展的文化载体，与中华民族同历风雨沧桑，成为维护中华文明的生命基因。几千年来，中国武术是在中华民族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深受民族文化思想精神的滋润和哺育，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艺术、民俗与道德伦理观念等影响，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武学文化系统。武术的背后是思想、精神和文化，文化是武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精武文化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色。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内涵，具有重要的体育与社会人文价值，在中华武术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精武文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武术文化，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在精武体育会的百年历史中，始终以“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传承着中华民族武术文化遗产和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为推动中华武术与体育事业发展，传承民族优秀传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1、精武体育与近代尚武思潮
自19世纪中后叶起，清廷愈加腐败软弱，或遇外侮、或生内乱，有时甚至外辱与内乱并存。那时期的中国，积贫愈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维新变法时期，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义士，他们认为强国与强民同样重要。很多中国近代革命志士、思想家以及军事家们，都对体育运动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在近代救亡图存中，曾涌现以“精武会”为代表的一些民间武术团体，它们都以武术救国为己任，特别是民国期间的一些体操学校，也以“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为校训。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维新变法的发起人梁启超（1873—1929）曾慷慨陈词：“中国最需采补的西方精华乃是尚武！”他在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倡导振奋民众精神，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和进取精神，寄托了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梁启超在光绪三十年（1904）满清政府即将覆灭之时，发表了《中国之武士道》，这是为补足国民精神教育，追寻中国的武士道精神，实现中华复兴而撰写的尚武精神著作。作为近代救亡图存的呐喊，起到了团结国人奋起抗争的积极作用，展现出强烈的时代急迫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及激进的爱国主义情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一百多年前，面对列强入侵、国将不国的危难局面，南开学校创始校长张伯苓曾强调：“中国人之身体软弱以读书人为甚，往昔之宽袍大袖者皆读书人也。今日学校生徒，若非提倡运动，其软弱亦犹昔耳。”（《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曾经发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平均男女，促进健全”，以及“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时代强音。早在1917年4月1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年24岁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抱着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以笔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文章。曰：“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今之提倡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者，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他对中国积贫积弱，尚武之风萎靡，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衰弱的病态社会状况，深感忧虑。在旧中国，中国人被人诬蔑为“东亚病夫”，炎黄子孙有识之士无不为之痛心疾首。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青年毛泽东看到了体育对增强民族体质、提倡武风、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作用，把体育上升到民族和国家兴衰的高度，为改变中华民族体质孱弱的状况而大声疾呼。他写道“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他把体育作为提高个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没有强健的身体，在知识、意志、心理、精神等方面也会受到大的影响。呼吁应大力提倡体育，提高国民体质，借以振奋民族士气。“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阐述了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四大作用，同时提出了学校教育要“德、智、体”“三育并重。“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体育占第一位置”的思想，奠定了毛主席体育思想、教育思想的基础。这也对他日后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主旨的“新体育”精神，具有重要先导作用。他最早萌发了终身体育的思想，“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日以为常，使此运动之观念，相连而不绝，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亦缘有恒而得也。”这种比较明确的提倡终身体育思想，比正式的终身体育概念提出早了约80余年。《体育之研究》成文之时，现代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仅仅开始了11年。毛泽东在当时社会状况与体育研究水平下，提出如此内涵丰富、分析透彻、针对性强的研究成果极为难得，可谓体育文化思想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提倡用强健的体魄、文明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为国家和民族图强做出贡献。这振聋发聩的呼喊，警醒着一个民族，改变着一个国家，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提倡“体育兴国”的新思想，曾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样，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心力”和“体力”全面发展。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这篇经世之作，切中时弊使人警醒，鞭辟之处引人深思，虽经世界沧桑巨变，岁月斗转星移，但始终绽放着耀眼的光辉。
精武武术和体育思想与近代革命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被看作这一思潮的重要组织部分。在当时社会谋求图强的形势下，精武体育会的创立适合了当时国民的需要和爱国情绪，武术体育由此成为有识之士改造国民身体和精神，进而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创立精武体育会，有着特殊的使命与文化精神。在精武体育会创立之初，陈公哲就“立精武精神，以为训练会员之纲领”。这一精武精神的提出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契合，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尚武精神相呼应。精武体育会强调武术强身健体之作用胜过西洋体操，于强种保国都有莫大的关系，确立了“体、智、德”三育全面发展思想。精武文化，“精”寓意奋发图强，力雪国耻，扬我国威的民族精神，“武”即指民族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精武体育会以技击为主，以武德为皈依，不仅要练武强身，还要养成精武的道德品行。强调在让国民身体强壮的同时，还要注重国民人格、精神方面的完善和健全，在塑造国民健全人格和精神、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精武文化是中国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弘扬国术武术为根本，以“强国强种”强健国民体魄与振兴民族体育为要务，以振奋民族尚武精神为灵魂，以修身正己、担当正义、舍己为人、“止戈为武”为宗旨的民族思想文化。在民国武术迎来了黄金时期，也恰恰是在民国，武术与西方体育有了相互的对冲和碰撞，而武术也在其间更加体育化。
2、精武武术思想内涵
“乃文乃武，惟精惟一”是精武文化的重要内涵，就是“专攻为精，止戈为武”，最终目的是振兴民族尚武术精神、强健国人体魄，使自己有保家卫国之能，成为世界维和平的力量。文武之道，天地之道，文以修身，武以强身；文能养德，武能养人，以德养心，提升修行，激发潜能，这正是武术精神之“道”的内核。精武文化以传播和弘扬中华武术、培养民族正义力量为旨归，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内容有机结合，扩展了中国武术文化内涵，并将之推向崭新的高度。从本质上说，精武文化是中国一种武术文化，一种体育文化，进而凝聚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它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从传统文化与海派文化土壤里养育出来的一项文化遗产，传承至今，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爱国情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具有深厚的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底蕴，也是墨家思想文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体现。它糅合了慷慨悲歌燕赵侠义精神与上海海派文化包容冒险创新的文化内涵，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崇德尚武，自强不息，贯穿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力雪国耻、扬我国威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精武文化的内涵很丰富，在一定意义上说，精武文化是儒家思想、墨家文化、燕赵侠义精神与海派文化融合的产物。它已升华为中华武术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畏强敌、顽强拼搏、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精武文化在中华武术文化中独树一帜，在现代中华武术思想文化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霍元甲由一名普通的民间武师，成长为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武术家，除了受武术世家深厚武学熏陶之外，他的武术思想与进入“怀庆药栈”受到掌柜农劲荪启蒙影响有密切关系。农劲荪多次强调，武术界存在的门派之争属愚昧行为，因为争斗互相残杀导致数代纠缠不休更是没有任何价值。指出在民族危难之际，武术家要胸怀宽阔，团结对外，为国家民族强盛做些事，如此，那才是真正的武术家。在与农劲荪的朝夕相处中，逐渐接受了新思想，产生了以武术“强国强民”的救国思想，并希望通过中华武术精神，来唤醒沉睡中的中国人民的斗志。在怀庆药栈，农劲荪很看重霍元甲，二人相见如故，从此相交莫逆一生，不久将之升为管事，从而也使霍元甲有更多的时间习武强身，这也为日后震慑俄力士获得“黄面虎”的称号埋下了伏笔。
霍元甲所处的年代，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一般的习武者只是为了防身自卫而练武，或者为了生存谋生而练武，而霍元甲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练武者。他跳出了个人利益的小圈子，拥有忧国忧民之心和更高的格局与宽阔胸襟。一人习武可以强体，一家人习武可以强家，一国人习武可以强国，深知练武强身、强族、强国的道理。他认为，国人练习武术，不仅能强身健体，更应该上升到“以武强种、以武强国”的高度，使得武术成为增强国人体质、振奋国人精神、树立国民自尊心的一种有效手段。霍元甲生活在一个武林门户观念极强的年代里，传统武术道德观念和民间习俗对他影响很深。但他能够屡屡冲破门派的束缚，兼容并蓄，以少有的开放观念面对天下武林，积极倡导“拳术天下公有”的思想，体现了霍元甲包容宽广的胸怀和在武术方面的进步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也对日后精武体育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倡导以武术“强国强种”的武学思想，将武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与民族危亡紧密相连，用自己的侠义丹心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
精武体育会离不开同盟会与国民政府和爱国人士的支持，他们的进步思想激励着精武会的发展。支撑精武体育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同盟会在上海的主要成员。特别是一些青年商界精英、巨子为精武体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精武体操学校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公哲曾说：“公哲虽受维新、革命学说之熏陶，而以爱国为心。”他说：“当时的中国民族，有以‘东亚病夫’之诮。余尝考其所至之由，夫每个民众身体之不健全，亦即全体民族之不健全，欲泄此耻，厥为提倡国民体育耳。盖无体育不足以强身，无体育不足以强民。”强调对中华武术体育的重视，发挥体育对强国强民的重要作用。精武体育会成立之初，就“具备有武化全民之企图”，将以实现体育“强种强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精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这种以“铸民族魂”为目的的体育思想被后世广为传扬，并产生重要影响。在民族危难的重要时刻，精武文化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擎起了一面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国威的旗帜。孙中山也十分强调发展传统武术体育，提倡要弘扬民族精神，发展国术体育活动，提出“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他说︰“我国囊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之计耶。”认为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体育的技击功能绝对不能丢弃，否则都是取他人的粗末而丢弃自己的根本，其结果只能是“积弱愈甚”。霍元甲及其追随者陈公哲、卢炜昌等人，为发扬“精”“武”之国魂，振奋民族精神，在上海建立精武体育会，为中国武术的普及与发展，为中西体育的沟通与融汇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由此而激发了国人的危机意识，迫使国人认识到自强保种的紧迫感和重要性，进而希望通过体育来达到改造国民体质和性格，最终达到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目的。进入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依然面临着一个内部腐朽、外强入侵及国民体质羸弱的危机，社会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鸦片战争以后，国势不振、国人蒙羞的原因，认为国家积贫积弱，民族萎靡不振，不仅是输在了科技上，是输在了制度上，但更重要的是输在了民族的体质和精神上。这种缺乏的精神，那就是自强不息、积极向上、开拓进取、惩恶扬善的尚武精神。一致认同“国势衰微，欲弱为强，必须先谋种族强盛”。因此强国强种这种体育思想具有很高的社会认知度，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这一思想与精武体育会的尚武精神和思想相一致。精武体育会一直是一个以教授弘扬中华武术，以及培养革命力量为主要活动和任务的群众性团体，很长一段时间承担和发挥着的练兵功能，它与中央国术馆、地方国术馆等其它武术团体存在着天然的不同。精武体育会的特点，是开放，包容，和谐，全面，专精。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授武术的团体，而且还是一个开展近现代体育及文化的综合社团，它在社会服务方面，展示出独到的一面，首开社会体育风气之先河。精武体育会在武术外的业务多到让现今的观众无法想象，承担着众多体育社会功能，除了现代西方体育中的足、篮、排三大球及田径、赛马等项目展开外，还有很多现今“体育”一词无法包含的内容。这一转型，是在精武会第一代弟子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等努力完成的。精武会业务上的这一转变，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在精武武术的基础上形成的，进一步拓展了精武武术发展的空间。精武体育会用体育诠释武术，武术从此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之地——体育。同样精武体育会把武术融入体育之中，也促进了体育的发展。他们深知武术在强国强种方面的独特作用，将武术与体育并重，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精武体育会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摈弃了旧有保守思想观念，既继承传统又创新发展，充分发挥中国武术体育文化之长，促进了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文化的结合，对促进中国武术的传播与发展，推动中国体育运动进步起到重要作用。
霍元甲深受燕赵文化精神的浓厚滋养，剑气若虹，知大义有大德，侠肝义胆，义薄云天，凝聚着抵御外侮的民族傲骨、为国为民的浩然正气、舍生取义的高贵人格，从而养成了担当正义、不畏强暴、任侠好义的精神和品质。这对他在民族危难列强入侵的时代，面对西洋大力士叫嚣与对国人的侮辱时，他毫不犹豫，毅然挺身而出，迎战赴约比武，以高超的武艺打击了西洋大力士的嚣张气焰，为国雪耻，为民族争气，大大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热情。霍元甲代表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已经成为国民爱国主义思想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华武术精神的象征。他力挫西洋大力士与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都是为了民族的尊严、自信心和荣誉，为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他置生死于度外，将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国家民族之上，为国舍命，而不是为了一己之名利，这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是令人无比敬佩的。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他的精神，日月同光，光照千秋。霍元甲文武双全，有勇有谋，武德高尚，德艺双馨，不仅是具有高超功夫的武术家，更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真实的霍元甲远比后来演绎艺术创造出来的还要完美，更富感染力、穿透力和影响力。
3、霍元甲与津门武术
天津武术是中华民间武术的典型缩影，是古老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代表，而迷踪拳就因霍元甲的侠义爱国精神，威震西洋大力士与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的事迹，以及创办上海精武体操学校而名扬海内外。霍元甲是幽燕大地滋养出的一代武林宗师，是燕赵大地武林豪杰的杰出代表，他植根于燕赵文化的深厚沃土之中，侠肝义胆，担当正义，具有勇士与武士的风范和民族气节。他最可贵的精神在于富有民族大义，不畏强暴，在历史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具有勇于挑战和战胜对手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敢于抵抗外辱的无畏勇气和傲骨，有舍生忘我的英雄侠义气概，以及忠心爱国的民族精神。他的人格魅力与精神，与为之奋斗的武术事业和他自身的武学造诣为国人所崇拜，他的武术思想和精神，成为一直激励国人奋发图强的精武精神和文化。
精武武术发源于天津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它的武术思想与燕赵大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天津古属幽燕之地，称“幽州”。“自古豪杰命断，只为护住一座幽州城！”它是燕赵大地的重要区域，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武林豪杰云集，英雄侠客辈出，名人荟萃，灿若星河。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武术家，他们敢于藐视挑战世界列强的挑衅，表现出慷慨悲歌的侠义精神与爱国思想，他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耀着那个时代的武林江湖。天津有浓厚的尚武之风，在清末与民国时期，天津人尤其是周边区县都爱舞刀弄剑。古老的幽燕文化造就了天津武术人的侠义之风，世代相传，具有“慷慨悲歌，好侠任气”的精神传统。
天津简称津，意为天子渡过的地方，别名津沽、津门，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唐中叶以后成为南方粮、绸水运的水陆码头。 金代在直沽设“直沽寨”军事重镇，元朝设“海津镇”。明朝永年二年，筑城设卫，称天津卫。天津卫自古就是京城门户，南北漕运的重镇，凭借通运河、海河与连渤海的优势，成为联系京师、关东与山东的枢纽总汇。“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得天独厚的地理分布，使天津成为南北船舶必由之路。天津卫最初居民是大多是军人，军人日常要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这也为后来天津传统武术的成熟和民间尚武风气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天津作为中国武术的重要传承地和发源地之一，具有浓郁的燕赵地域文化底蕴和特征，它的发展甚至影响着燕赵武术文化的风格倾向。民国初年，天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数以百计的下野官僚政客以及清朝遗老进入天津租界避难，并图谋复辟。其中包括民国总统黎元洪和前清废帝溥仪、北洋政府时期临时执政、国务总理段祺瑞等。天津文化底蕴深厚，皇城根文化、京师文化、军屯文化、运河文化、盐商文化、老城文化、码头文化、市井文化、寓公文化、租界文化、精英文化等在这里栖息，又是一个移民城市，多民族文化融合，文化积淀丰富，促成了天津卫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北边的游牧文化与南边的黄河农耕文化，两大文明在这里相互激荡、相互融合、交相辉映，形成一个多元共存、多样化统一的天津卫文化。长期生活在天津卫的百姓，受到自先秦以来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浸润熏陶，形成独特的天津卫文化特点与风貌，慷慨仗义，古风淳朴。天津这座城市与水密不可分，是“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也是江南漕运上达京城的必经枢纽。在历史发展中，大运河文化对天津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造就了河西务、杨村、北仓、杨柳青、独流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镇，培育了运河两岸商贸、民风、建筑、饮食、风俗、艺术等诸多方面文化的发达，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物质历史文化遗产，也促进了南北武术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天津武术与大运河沿线沧州、京城武术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运河漕运文化发达，孕育了天津丰厚的武术文化的土壤，可以说千年大运河滋养了天津武术的成长与发展。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苏闽等各地的武林豪杰与船户、商贾、官吏等来往天津的很多，慢慢聚起了一批“以拳谋生”“以武会友”“以武结社”的武林人士。天津卫作为北方幽燕尚武之地，武术门派层出不穷，流传武林的重要门派拳种很多，代表性的有迷踪拳、少林拳、拦手门、八卦掌、弹腿、太极拳、八极拳、翻子拳、摔跤、通背拳、形意拳、燕形掌、武当拳、螳螂拳、青山拳、飞龙掌、戳脚、青龙太乙十三式、太极梅花螳螂拳等。
燕赵文化具有重义轻利、勇武任侠的品质，充满着“铁肩担道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有容乃大的“贵和尚中”思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慷慨悲歌、好侠任气”的精神传统，是燕赵大地所独具有的代表性文化特征。古老的燕赵大地孕育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燕赵武术文化，形成了刚健有为、尚武自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对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燕赵武术拳种在燕赵武林人士的广泛传播下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它们在融合之中凝聚的武术技艺和武术理论，成为燕赵武术文化的精髓。燕赵大地铸就了一代大侠霍元甲的王者风范，也孕育了他慷慨侠义的思想和精神。时势铸就传奇，尚武精神孕育。二十世纪初曾在津门教授武功的武师群星璀璨，李存义、李青山、韩慕侠、张占魁、吴秀峰、孙禄堂、刘云普，个个都是民国年间威震南北的武师侠客。天津武术运动的百年发展史蕴藏着天津城市的文化精神之魂。民国时期天津武术运动的发展，以中华武术会为代表的一批武术类团体逐渐形成。
中华武术培养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武术史上，很多武技高超的人和普通的习武者都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首要目标，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特别是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许多武林豪杰纷纷挺身而出，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抛头颅，洒热血，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危机关键时刻总是有真正的民族脊梁挺身而出。在清末民族危亡、百业萧条、列强侵略、任人宰割的年代，霍元甲就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的能够支撑中国民族脊梁的英雄。燕赵自古多豪杰，光照千秋正气浩。霍元甲代表了燕赵武术文化的思想和精神，凝聚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侠义情怀，成为津门武术的一面鲜明旗帜，这是燕赵武术思想精神的重要体现。
一种文化的形成一定是某种生存结构的匹配性状态和匹配性产生，决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精武文化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状态下，中国民众强烈渴望和迫切要求改变受压迫、受欺辱任人宰割的现状，从而也催生了精武文化的产生。霍元甲是精武体育会的先驱者和精神支柱，是精武体育会的永远不朽精神之“魂”和灵魂之“魄”。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霍元甲挫败西洋大力士与日本武士的行动，就不会有精武文化的产生，也就演化不出精武思想和精神。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太需要出现一位敢于为中国人出头、提振民族精神的人来使萎靡迷茫的国人看到希望，从而凝聚天下人心，这也是霍元甲成为近代武术精神化身的重要原因所在。精武文化是一种深刻而广泛的思想文化，它与武术和体育发展息息相关，但它的影响又远远超过武术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它是一种民族精神象征和传统美德彰显，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民族思想文化精髓，应当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世代流传。
4、霍元甲故乡小南河
天津作为精武文化的最初萌发地，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了一位民族英雄、一代武术大师霍元甲，而他的故乡就在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小南河村是精武文化的源头，
位于天津西南约10公里，具有历史悠久，至今建村已有600余年历史。宋熙宁四年（1071年），建小南河呰（现在小南河村），时为宋代的军政组织。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小南河出现屯田。明永乐二年（1404年），马氏尚礼、尚信、尚智弟兄三人从南京迁到小南河，建立马家庄窠村。清乾隆版《天津府志》援引《读史方舆纪要》谓：“静海县北五十里为杨柳青，又十里为黑堡城，又十里为小南湖（河）。”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霍元甲之六世祖霍利通从东光县迁到小南河定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版《重修天津府志》记载：境里村庄公属天津县西乡，静海县东乡。小南河属于静海东乡。新中国成立前的小南河村，正如一道歌谣所唱的：春日盐碱白茫茫，秋天雨涝水汪汪；年年春种秋不收，十年九灾去逃荒。可见，这一带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所谓“风起硝烟遮天日，整日遍地是白霜”。那时的小南河村遇大雨遭大灾，遇小雨遭小灾，无风无雨就是旱灾。每当遇到灾荒年景，村民们朝不保夕。小南河村因近代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故里、“精武文化”的发源地而扬名天下。
据《宋史武经总经前集》载，小南河本是北宋时沧州横海军所设的一个军寨，随着辽、金的南侵，军寨失去了边防的意义，而演变成一个村寨。尽管变成村寨，习武之风却在民间延续下来。在抗击辽、金以及明初燕王扫北等重大军事行动中，这里的百姓都曾有过杰出表现。上马击狂虏，下马事耕耘，千百年来，这里的人民一直过着亦兵亦农的生活。清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当时的小南河村习武风气很盛，这一则是为了保卫家乡，二则是为了防身。1869年霍元甲出世于该村，小南河从此也注定要闻名天下。文化的传承是一个潜移默化、熏陶渐染、润物无声的过程，文化对人的塑造也是个缓慢的过程。小南河霍家充分继承东光霍氏先祖之遗风，崇文尚武，作为迷踪拳武术世家，武学与医道根基深厚，特别是深受儒家的仁爱、礼仪、道德、信义等传统思想文化影响，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霍家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择师授徒上有“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等戒约，家教甚严，有极强的家族荣誉感和优良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家族武学的名声和声誉。霍元甲深受家传武学文化的影响，自小就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和正直善良人格与大丈夫气概。正如《正气歌》（南宋诗人文天祥）所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霍元甲追求正义，刚直不阿，显示出忠信仁义、浩然正气的力量。在生活处世方面，他为人正直善良，忠孝仁义，心胸宽广，诚实厚道，谦逊好学，勤劳能干，勤俭持家；在性格方面，他刚毅倔强，胆识过人，低调稳重，侠肝义胆，任侠好义，重诺诚信；他靠着自己勤劳双手和宽厚的肩膀勤勤恳恳的谋生和生活。这个武术世家世代以种田为生，过着与大多数村民一样的农家生活，与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农民走过的路并无二致，平凡而平静，操劳而艰辛，奔波而劳碌。年轻时的霍元甲干得大多是力气活，以码头装卸工“扛大包”为生计，生活的磨砺与历练，使他养成吃苦耐劳、勤劳朴实、勤奋能干、不服输的品质，同时也锻造了坚强的意志与刚毅果敢的个性。作为已传七世的武术世家，传统武德教育对霍元甲影响很大，从小受父辈教诲，耳濡目染，以德为上、行侠仗义、“不欺人、不害人”之观念早已深入思想之中。他的武德修养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根基，深受“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孝悌德善”等武德教育的影响，勇而有节，持节守信，履信抱义，高风盖世，浩气填胸，侠肝义胆，义薄云天，蕴含着忠、信、仁、勇、智、礼、义等传统武德和民族精神。他接受武术世家传统武术的训练，以家传武学“练武之道，皆为防身，振我华宗，保我国民”为要求，将“拳以德立”思想深入精神之中，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朴素爱国之心，体现了儒家文化忠信仁义礼与墨家和燕赵侠肝义胆的思想文化精髓。
小南河霍氏武术世家，尚武之风浓烈，及至霍元甲，其时已历二百余年，代代相传，习练不辍，传承有序，在幽燕之地颇有影响。霍氏家族奋六世之余烈，有深厚的武学文化积淀，造就了一代迷踪拳武术大师霍元甲。他勤奋好学，刻苦练功，自强不息，积极上进，不仅将霍家家传“迷踪拳”绝技悉数继承，并且还用心研习各家武学精髓，将之融会贯通，顿悟武术真正奥义，改创为更具实战威力的“迷踪艺”，从而达到高超武学境界。关于“迷踪艺”的形成时间，应从“脚行”做管事开始，主要是在“怀庆药栈”做代理掌柜期间进行的，他将祖传迷踪拳推向了崭新的高度。霍元甲在进入“怀庆药栈”当帮工后，通过与有日本留学经历的爱国人士农劲菘的交往，逐渐把自己的正义感和爱国情怀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以武术“强国强种”的救世思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精神思想的追求。使他在武术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升华。认识到武术强身，不仅仅限于个体，要让更多的人强健起来，只有这样国家才会有希望，才能摘掉“东亚病夫”耻辱的帽子。
精武文化追根溯源，是天津的小南河，是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会，若再探寻其渊源，那就要搞清武术本身的源头。武术源于华夏祖先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野兽及同类而进行的生存搏斗。在上古神话“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山海经》记载的“刑天与帝争神”，“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的共工，皇帝战蚩尤等，这些力量神异而具有舍生取义精神的传奇，培养了华夏民族尚武崇义的审美感情，他们自身也成为后世灿烂的中国武术的始祖和传奇中的英雄人物的胚胎，他们是中国武术文化的源头活水。武术从一开始就是不畏困难、不惧强恶、不甘屈服、自立自强的精神的产物。中国武术起源与战争密切相关，也是古代军事战争传承的技术，所以兵器被称为“武器”，军事被称为“武事”，军备也被称为“武备”。几千年来，武术的本质属性是其技击性和教育性，习武可以强身健体，修身修德，亦可防御敌人进攻。习武者在长年坚持不懈的练功实践中，需要有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精神。尚武能够培养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同时为提高技击能力、强健体魄、实战对抗、拼打攻防，在与严酷生存环境作斗争的艰辛锤炼过程中，磨练意志，鼓舞斗志，培养顽强拚搏、坚忍不拔的优良意志品质。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生存技能，拥有消停战事、维护和平的力量，是中国人安魂、立命、守魄的法宝，成为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魂”和承载中华儿女生命基因的“魄”。
中国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就不可能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霍元甲倡导的尚武强身、强国强种、抵御外辱的武术思想，力在唤醒国人奋力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荣誉，这正是近代中国人最需要提倡的一种民族思想和精神。精武体育会“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的宗旨，得到华夏子孙、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普遍认同。精武体育会倡导弘扬中华武术，联合武术门派，团结一致，发扬国粹，促进武术从民俗文化向体育文化的提升。同时注重武术的和谐发展，开辟全新的武术弘扬与传播模式，推动武术城市化与国际化进程，成为近代武术发展的典范，为中国武术的普及与发展，以及中西体育的沟通与融汇等作出了积极贡献。霍元甲武术思想，吸收了中华文化塑造人格精神的终极核心价值，将武学融入到社会救亡图存运动中，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重在唤醒了人民群众对民族身份与民族尊严的心理自主自尊意识，这是一代英杰霍元甲对中华传统武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精武文化丰富了中国武术思想文化内涵，为促进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精武体育会在宣扬霍元甲武术理论和精武精神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5、精武武术思想发展
精武文化是在一百多年前国家积贫积弱、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产生的民族思想文化，体现了中国人不畏强暴、敢于担当、奋发图强的思想和精神。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以超人的胆略、无畏的精神力挫俄、英大力士与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的事迹，契合了当时民众的民族救亡运动形势，振奋了民族精神，大扬中国人志气，唤醒了无数国人沉睡的灵魂，激发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斗志，使霍元甲成为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霍元甲经历了清廷甲午战争惨败，以及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暴行，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失败和割地赔款，使国人丧失了斗志，看成不到希望，甚至陷入绝望的境地。同时他也亲历了义和拳运动的失败，看透了朝廷的无能与堕落。天津有9个列强国家的租界地，霍元甲日常谋生就在租界地之侧，亲眼目睹并感受到国家民族落后遭挨打的耻辱，目睹了这一带老百姓深受外国人欺压的状况，他的爱国思想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起来。他要武术救国，所以他才有之后一系列的行动，迎战西洋大力士和日本武士，为国人长志气，以及创办精武体操学校。霍元甲打败日本柔道队武士，阻止了日本人企图摧毁精武体操学校的图谋，使精武体操学校在上海立足了脚跟，维护了精武体操学校的名誉，为国争了光，这也为以后精武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1910年，创办精武会之初，霍元甲追求的就是武术救国、强国强种、雪洗“东亚病夫”耻辱的思想。他倡导天下武林豪杰都把武术奉献给国人，强健国人体魄，振奋民族精神。
霍元甲以武强身强国，通过武术唤醒国民沉睡的灵魂。正如精武会会歌《精武颂》所唱：“国不强兮招毁灭，人不强兮难自立。振我精神锻我筋骨，充我智能坚我魄力。百炼此身如钢铁，任何威武不能屈。大家齐努力，发扬精武式，卫国魂，尽天职。”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精武体育会会员们“大家齐努力”，为振兴中国体育作出了巨大贡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精武会得到蓬勃发展，于是在1920年8月7日，上海精武体育会特派陈公哲、罗啸璈、陈士超、叶书田、黎惠生五人出访南洋，史称“五特使下南洋”，他们带着《精武本纪》、精武会章程等书籍资料，以及精武自拍的影片、图片，先后到访了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出色地宣传活动，将精武精神传遍南洋。之后，精武会在南洋各地纷纷建立，促进了精武会在东南亚诸多国家的迅速发展。1923年5月24日，霍元甲次子霍东阁受中央精武的派遣，只身奔赴南洋爪哇岛创办精武会。历经两年时间，霍东阁在爪哇岛共创办8个精武会。当时在国内八省和南洋十一埠，共建分会四十三处，会员四十多万人，各地皆奉霍元甲为“精武之祖”。关于”精武元祖“的称谓，最早出自1926年《佛山精武月刊》登载《如何纪念霍元祖》一文，第一次发明以“元祖”称呼霍元甲。曰：精武徒果欲研究“如何纪念霍元祖”之一问题乎，请得师其语曰：“不肖……尔忘元祖之死乎……”口自诵而心自维，固不必须入于门也。果能念之不忘，是岂徒个人社会国家蒙其泽，将举全世界全人类而胥食其福也。元祖这一称谓后来也被多个与佛会交流密切的梧州、越南、怡保等地精武会所使用。
霍东阁多才多艺，又精于医术，在上海精武会时还兼教国文，在书画方面亦有一定的造诣，在印度尼西亚时还曾自制飞天自行车。霍东阁在《南凕精武大事记》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精武之所以能得国人之信仰，缘其具有改良风俗，化除疆域，统一民族，进而谋全世界人类之健康，不使有此强彼弱之弊，而收一视同仁之功之大愿望。”这一时期的精武会走出国门后，胸怀更博大，信念更坚定，立足更高远，是为谋全世界人类之健康，消除一切柔弱弊病，不使有此强彼弱之弊，而收一视同仁之功之大愿望，从而谋求世界和平。体育是中国人健康重要的保障，只有国民拥有强健的身体，中国才能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年，为增强国人体质，强健国人体魄，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霍元甲将体操与武术融为一体。1910年，霍元甲在上海创办了“精武体操学校”，后来更名为“精武体育会”，这是我国最早的民间体育组织，而且最终成为一个超越国界和种族、影响广泛的世界性民间组织，它以武术为纽带，促进了精武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弘扬，加深了国际友谊。
精武武术的思想可以从孙中山《精武本纪·序》中得到集中体现。他重视武术的价值和作用，倡导以武术强健国人体魄，让国民能够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表现出勇武与抗争的精神。1919年，孙中山受邀参加精武会成立十周年庆典，他亲笔为精武会题写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这是精武体育思想的真实写照。孙中山为《精武本纪》所作序文中道︰“精武体育会成立既十年，其成绩甚多，识者称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盖以振起未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关系。推而广之，则吾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平和之一基础。会中诸子为《精武本纪》既成，索序于余，余嘉诸子之有先知毅力不同于流俗也，故书此与之。”他同时把武术与军事战术联系起来，强调体育之技击术于强种保国关系至大的思想，曰“慨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术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之地短兵相接之时，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孙中山有感于当时中国民弱国衰、列强环伺的现实，充分肯定了武术在强种保国方面的作用，必须矫正文弱之风，提倡民族爱国尚武精神，发出了弘扬中华武术的呼吁。在新世纪提倡霍元甲的精武精神，大力弘扬他的武道思想，对强健国人体魄，传承中国武术精神，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以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武术在战乱频发的民国时代，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就需要一个更为稳定的平台，只有形成团体，才能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武术文化，才能更有效地弘扬民族精神。精武体育会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注重发挥团体的作用，这对于促进武术体育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霍元甲所改创的“迷踪艺”，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精武武术的精华，随着精武文化的发展已广为世人所认识。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作为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故乡，2010年11月13日，在霍元甲家乡精武镇小南河村举办“精武会创办100周年”“霍元甲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6个精武会同仁齐聚一堂。大会提出“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思想，得到世界各地精武会同仁一致赞成。上海虹口作为海派文化的发祥地，也是精武文化的诞生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就坐落于此。在以文化人荟萃的虹口“武林宝地”，皆因精武会“尚武”特色已延续百年，目前“精武传统武术”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和传承。精武文化虽诞生在上海，却活跃于世界各地，其意义超越了武术与体育的范畴，成为弘扬中华武术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文化。上海精武会在新出版的《精武本纪》百年庆典一书中说：“2010年适逢上海精武总会成立100周年。历经百年风雨，精武体育总会始终秉承‘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宗旨，坚持弘扬中华武术，传承华夏传统文化瑰宝。”在精武文化发展中，不论是霍元甲还是霍东阁，他们当年提出的精武文化理念，无不包括着丰富的武术思想内涵，这也是天下精武体育会“始终秉承”的宗旨。“精武”二字中，所谓“精”也指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力雪国耻、扬我国威，是精武精神文化内涵之精髓。所谓“武”，也指的是一种物质力量的象征，是物质文明的保障和导向。在民族危难的重要时刻，精武体育会为中国擎起了一面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国威的旗帜。精武武术的强大，在于它思想的强大，精神的强大，文化的强大。精武文化的灵魂是其蕴含着的思想和精神。拿破仑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我们弘扬精武文化就是要弘扬它的思想、精神，让精武思想和精神代代传承下去。精武文化“专攻为精，止戈为武”，最终目的是强健国人体魄，使国人有保家卫国之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历史证明，精武会为国为民的精武精神永远不变，“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的思想和会训永远不变，“乃武乃文，惟精惟一”的理念永远不变。大力推动精武武术文化建设，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精武体育会在发展中加速了武术与现代体育的融合。无论是国术馆还是民间的武术社团以及学校，都逐渐把现代体育的竞技规则等等融入了武术之中。于是，在教授方式、竞技化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武术的体育功能也越发凸显开来。霍元甲是中国武术的重要传承者，他的武术成就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武术精神、民族精神、爱国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永不消失的精神图腾。

（二）精武文化的精神内涵
精武文化源于精武体育会的百年史，精武体育会从诞生之初始，就表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的民族精神，倡导“乃文乃武”“惟精惟一”，它的精髓是其所蕴含的精神和思想文化内涵。精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广义的说就是：爱国强体，崇武慕德，担当正义，修身正己，舍生忘我。概括地说就是：“爱国，尚武，正义，修身，助人”，亦可表述为：“爱国，崇武，尚义，修身，舍己”。精武精神的重要内涵是“爱国尚武”。尚武是方法、途径，爱国是目的。通过推广武术，首先强种使个体强健，其次通过建立社团普及武术武德，造成强健之民族，富强之国家。在习武方面，提倡习武者以强身修身为宗旨，弘扬见义勇为、伸张正义的民族气节和抵御外强、以武济世、扶危救困的爱国精神。精武精神是中国武术精神的重要体现，彰显的是一种宝贵的民族精神和思想。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永不屈服精神的象征。虽然精武文化从诞生起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但它所体现出的民族自信、自立、自强和敢于抗争的精神，是十为珍贵的。精武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局的中流砥柱，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至今仍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民族的柱石。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儿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具体体现。从古到今，中华民族就有一种抗争精神，就有一种浩然正气，就有一种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这种抗争精神在爱国武术家霍元甲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是精武体育会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1、精武精神的源泉
中华民族神话故事中的抗争精神，已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如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钻木取火、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等，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服于命运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抗争精神。精武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命基因和灵魂中伟大抗争精神在清末中国的光辉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精武精神更是中国“士文化”精神和思想的重要体现，具有“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品质，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成为一颗夺目的明珠，绽放着耀眼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光辉。精武体育会的精神是在霍元甲“侠义”精神基础上形成的，升华概括为具有高度爱国思想与民族精神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说，精武文化就是儒家思想、墨家文化、燕赵侠义精神与海派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以儒家文化为根基，以墨家文化为准则，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慷慨悲歌、尚武任侠”的燕赵精神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在这里碰撞相融，从而形成了包容、开放的精武文化的重要思想基础，也塑造了精武人勇武果敢、崇礼尚义的精神特质。中国人自古就崇尚侠义精神，每个中国人心底都埋藏着一个“侠客”梦。侠文化的源头，可以从先秦墨家文化中寻找到根源。侠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救人于厄，振人不瞻”、“不矝其能，羞伐其德”的“义”的道德规范。“武不侠不立，侠无武不成”。侠客与武术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客乐于助人，“重承诺，轻生死”，有着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拥有的独特精神，它承载着中华文化至今，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着中国优良传统的命脉，传承着舍己为人、弘扬正气、担当正义与重信守诺的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正是这无数个体身上的侠义精神，才渐渐凝聚成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出整个民族的气节和精神。即使在时代跨越、时过境迁的今天，侠义精神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它依然有着特定意义的精神追求和向往。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和精神，它也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更是精武精神和文化的根本和灵魂。侠文化蕴涵着中华传统美德，同时也为现代社会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起到了推动作用。精武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武术精神的重要体现，它优秀的思想理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崇高的价值追求等，具有重要的教化教育功能，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
墨家侠文化对后世传统武德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它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立身正直，扶危济困，伸张正义，除暴安良，保家卫国，重义轻利，舍己为人等侠义思想精神，对霍元甲的影响很深，最初也正是他的侠义之心，经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才为世人所知。霍元甲精武精神主要表现在侠义精神，使他树立起以武术“强国强种”的理想信念，这是他思想精神的精髓和“灵魂”。《史记·游侠列传》：“侠者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千里诵义者也。”侠义精神是根植中国骨子里的精神，它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古代的侠士虽然特立独行，但是却心存大义，兼爱天下，他们的一举一动倍受后人景仰赞叹。“武侠”在传统武侠观念中，不仅要有一身高超精绝的武功，更要有一种心存大义、重义轻利、兼爱天下、主持公道、坚守正义、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精神和品质，以及重承诺，轻生死，敦风节，勇于赴汤蹈火，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侠义精神是霍元甲精武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是霍元甲武术精神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精武文化的根本内涵所在。霍元甲胸怀爱国之心，品行端正，温和谦虚，修身齐家，诚意正心，虽位卑却不忘忧国忧民，胸怀民族大义和济世救民之心，勇于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体现了传统文化中道家、儒家与墨家的思想精髓。
清朝末年，国家处于被侵略挨打状态，民众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对国家和民族逐渐丧失了信心和勇气，变得自卑、懦弱、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甚至失去了基本的反抗能力。在那个被列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时代，霍元甲以强烈的正义感与民族爱国之心，抱着为国雪耻、振奋民族精神的愿望，敢于挺身而出，挑战西洋大力士，签定生死文书擂台比武，以命相搏，这种精神是中国侠士精神的重要体现。霍元甲以浩然正气、大义凛然之大无畏精神和泰山压顶之势，震慑了西洋大力士的嚣张气焰，—雪洗“东亚病夫”之耻，这种精神非常人所能及，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武道精神。霍元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毅然决然接受邀请，南下上海擂台比武。他在要南下上海与英国大力士比武时，要带弟子刘振声、赵汉杰、张文达一同前往，而最小的徒弟边云山也吵着嚷着一起去，他对小弟子边云山说：“你还没后，绝对不能去！”从此语中，可以看出霍元甲去上海比武打擂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已经做好了被打败或者被打死的准备，所以他竭力阻拦还没有娶妻、还没有后代的小徒弟去上海。为了民族大义，霍元甲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概和精神，置生死于度外，表现出崇高的民族侠义精神和爱国情怀。霍元甲具有中国士文化思想和精神品质，德行高尚，秉节持重，好气任侠，忠勇诚信，刚健厚重，忠信大义，舍生取义，光明磊落。他从不崇拜迷信外国人，敢于挑战外国列强势力，为捍卫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誉而战，他的这种抗争精神，在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地盘上耀武扬威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善良朴实、正直正派、诚实守信高尚品行与节操的人，一个刚直不阿、勇于担当、敢于维护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敢于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的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国思想、有侠义精神、有英雄气概，具有中华民族血性与风骨的人。霍元甲作为一位品格崇高的武术大师，拥有战胜西洋大力士实力、力量和决心，拥有过人的胆识与精神，有强烈的民族情怀和爱国思想，具有英雄的胆量、勇气、信念与气魄。他身怀绝技，又有爱国热情，在国家危亡与民族受辱之际，不惧强敌，勇于担当，挺身而出，以中华武术精神抵御外国势力，力挫俄、英大力士与日本柔道会武士的嚣张气焰，以雪洗东亚病夫耻辱。他通过武术唤醒国人，奋力捍卫国家的尊严与民族荣誉；他传承中华风骨，为民族争光，大涨民族志气，振兴民族精神，极大的鼓舞了受屈辱压迫的中国人民，为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霍元甲迎战西洋大力士与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表现出超人的胆略和精神，这种精神和胆识不是一般的练武者所能具备的。胆略的背后是战胜对手的强大实力和必胜信念，是一种伟大的爱国情怀和武术精神。他不但自己具备这种武术精神，还努力去传扬，让国人从身体和思想精神都振作起来，这是一种真正的武术精神，其重要甚至超过了具体的武术形态。他的品质和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人行侠仗义、爱国主义的代名词，他的精神铸就了垂范千古的人格丰碑，成为国人的骄傲和楷模。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传奇，更是中国武术精神和民族自豪感的象征。他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武术的真谛和对正义的执着追求，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这种精神却一直鼓舞着国人自强不息，奋勇向前，这才是霍元甲成为国人心中武术化身的真正原因。虽然霍元甲英年早逝，但他作为中国武术史上的巨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武术文化遗产。他的精神和武术技艺，将继续影响和启迪后人。精武精神蕴含着中华龙文化中巨大的智慧和力量，成为中华龙文化的象征。龙文化是中华武学之精神的重要内核，其深远影响力无处不在。龙之形象几乎活跃于社会各个层面和领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是理想中英雄之典范。龙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与习武者如影随形，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华夏武学发扬光大的重要元素之一。
精武精神不仅是武者思想、精神、意志力和体力的体现，更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者延伸的“正气歌”，是强大自我、伸张正义、永不言败的基石。历史证明，精武精神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退，反而会在岁月的沉淀下历久弥坚、日益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霍元甲以之传奇的人生，成为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国民族精神一个崇高的文化图腾，广为为后世所敬仰和传颂。一代宗师霍元甲有东光先祖霍氏文举世家崇文尚武之荣光，有小南河霍家六世武林绝学迷踪拳家学传承之厚积，有天生神力武功高超与侠肝义胆之勇气和力量，有爱国强体和以武术救国之强烈感情与信念，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与壮志慷慨之豪情。在面对内忧外患国家危难，他以中华武术精神抵御外国势力，捍卫民族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无人超越的爱国武术家，以其卓越的武术技艺和爱国精神而闻名于世。
2、霍元甲与影视作品
霍元甲乃至精武会最宝贵的是侠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则集中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霍元甲以打擂的方式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展示了一种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霍元甲精武精神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使武术成为那个时代摆脱“东亚病夫”称号，实现自强自立，最终实现国富民强，世界大同的一条道路。精武文化为当时社会擎起了一面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国威的旗帜，成为那一时期中华民族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精武精神是精武会文化的核心，也是精武体育会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霍元甲武艺出众，执仗正义，继承家传“迷踪拳”绝技，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威震西洋大力士，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它的事迹被广泛传颂，并在后来的年代被改编成了多部电影、电视剧和文学作品，使他的形象得以永存。近代著名武侠小说家平江不肖生代表作品《近代侠义英雄传》在民国风行，书中描写的人物如霍元甲、大刀王五、赵玉堂、山西老董、农劲荪等，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在《近代侠义英雄传》里第一次以传奇小说的形式塑造了爱国、进步、精于武术的霍元甲形象，这一形象流传很广，至今仍为千万爱国青年津津乐道。作品使得霍元甲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也成了精武会宣传重要范本，多为后世搬演霍元甲故事的来源。以霍元甲为代表的精武精神是民族爱国精神的一种符号象征，是影视人的一种美好向往和精神追求。精武精神的内核是自强、爱国，通过习武可以改变个体衰弱懦弱达到强身强种的目的，而让整个民族习武、培养尚武精神，则可以强健一个民族的精神与体魄，可以改良社会使整个民族自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习武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强斗狠，不是为了恃强凌弱，而是在于保家卫国。在以救亡为主线的近代史中，霍元甲精武爱国精神是最为宝贵的，得到社会有识之士与广大民众的敬仰和支持。今人对霍元甲与精武体育会的认知，多与《精武门》、《霍元甲》等影视作品的弘扬有很大的关系。讲述了清朝末年，一代武术宗师霍元甲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危难，以中华武术精神抵御外国势力，捍卫民族尊严的传奇故事。作品以弘扬中国武术为中心，对霍元甲武术思想和精神进一步升华，使之爱国思想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民族精神更加昂扬，从而也将霍元甲的形象推向演绎化、艺术化、神格化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后，电影连续推出《霍元甲》、《精武英雄》，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精武飞鸿》《精武门》等作品，正视了清末列强入侵与国家积贫积弱的事实，表现了国人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中国正敞开大门看世界的时候，面对与西方的差距，霍元甲影视作品振奋了人心，激发了民众爱国热情。作品积极向上而又观众喜闻乐见，从而使霍元甲的爱国事迹更加彰显，英名流传四方，也让中华武术文化和精武精神得到更大的弘扬。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影视、戏剧、歌曲、小说等各种艺术形式的不断化育，从而不断地强化这种民族意识，而精武精神的弘扬更是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影视作品也有一些演绎与虚构的成分，关于霍元甲被日本人下毒药害死之后，他的爱徒陈真替他报仇，其中的陈真形象就是为剧情需要而塑造的。这里的陈真形象是1960年末、七十年代初首次由李小龙在电香港功夫电影《精武门》中搬上银幕的，但真实历史上并没有“陈真”这一个人物，他更像是霍元甲徒弟刘振声与精武会爱国人士的典型形象代表。1983年，大陆引进了第一部香港出品的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一经播映，便引起了大陆广大观众的喜爱，掀起一时收视狂潮，曾经万人空巷，点燃了国人的爱国情怀，成为一代人心中永恒的经典。这部电视剧不仅弘扬了中华武术，更激起了人们心中的爱国热情，也让更多人认识了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他曾在民族危亡时刻，用武术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自此，霍元甲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经过后世的各种艺术演绎渲染，霍元甲的人物形象也变得更加神奇，他的爱国精神激发了一代代中国人的爱国尚武热情和奋斗动力，其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更是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感情紧紧凝聚在一起。“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这睡狮已渐已醒。”每当听见这首《大侠霍元甲》主题曲的时候，就会让人们总是感到热血沸腾，也感叹我们中华民族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沧桑凄凉和悲壮与无奈。该电视剧歌词高度概括了近代中国历史在巨大灾难下逼迫出的民族精神，比较全面地诠释了精武精神思想，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同时，警醒国人在对抗外来的欺压和侵略时，为国家和民族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担当，将自己的生命贡献在保卫国家的使命之上。该词曲成为永恒传唱的经典，它将永远激励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奋发图强，为了民族的尊严的强大而勇往直前。李小龙在《精武门》中扮演陈真，脚踢“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匾，手撕“东亚病夫”喂鬼子，就让无数华人热血沸腾，成为以后爱国主义教育的集体记忆。此后“精武系列”的影视剧一再翻拍，除了香港丽的电视的三部曲（2001年梁小龙再次在大陆版《陈真后传》中出演），还有1982年梁家仁的电影《霍元甲》、1994年李连杰主演的电影《精武英雄》、1995年甄子丹版《精武门》电视剧（甄子丹于2006年在电影《精武风云》中再次出演陈真）、2001年赵文卓吴樾版《霍元甲》、《精武英雄陈真》、2006年李连杰扮演的《霍元甲》电影，还有2007年重又翻拍的郑伊健、陈小春古惑仔兄弟版《霍元甲》、《精武陈真》等，从而使霍元甲民族英雄形象更加彰显，形象塑造更趋多元化。百年以来，霍元甲及其家人、徒弟的事迹不断被改编、加工和神化，使他和他的精武体育会成为中国武术的精魂代表，而他本人的真实面目，却被历史的尘雾笼罩和模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由精武英雄衍生的小说文学作品也随之诞生，天津作家冯育楠《津门大侠霍元甲》成为大众文学的代表作，小南河霍家人的邻居晨曲在《大侠霍元甲》热播时，写了长篇小说《霍元甲》、《霍东阁传奇》，以及《正说霍元甲》、《走近霍元甲》纪实传记等。霍元甲形象在文字领域被建构中，从短故事到长篇小说，附加了越来越多细节与民族主义情绪，也使霍元甲形象逐渐“神格化”。他的“神格化”塑造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勃兴的产物，也是现实为弘扬与激发民族爱国精神的需要。我们在充分肯定影视作品对霍元甲与精武会宣传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不难看到，一些作品质量良莠不齐，有的剧情虚构成分过多，有的过度演绎，也脱离了真实的霍元甲人物形象与真实的历史史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英雄人物形象的光辉，起到一些不好的误导教育作用。近年来，以霍元甲为题材的影视剧作品层出不穷，很多人从电影电视剧中，领略到这位武术大师的风采。其实，真实历史上的霍元甲，他是清朝末年威震南北的一位大武术家，生平经历和人格魅力，要远比电影电视剧中的形象更为精彩。他是一位沉稳睿智、武艺高强、热爱祖国、愿意为武术事业发展献出一生的一代人杰，被誉为“近代武林第一人”。霍元甲在强身强国的道路上，挺身而出，不吝将霍家拳对外相授，大力弘扬中华武术。在与西洋大力士擂台比武，以其威势震慑了西洋大力士，不管有无实际交战，不管他的武功是否能够败尽夷狄，但他爱国精神和满腔正气，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抹杀掩盖的。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精神影响并激励了很多人，起到的影响效应是巨大的，使之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他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磨灭的。
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晚清时代，霍元甲这位北方津门勇敢的武师，不惧列强，执仗正义，为国为民，以他慷慨担当的热血勇敢，直面强敌的不屈精神，仿佛是黑暗中一只烈烈的火把，激发了多少国人民族救亡的爱国热情，点起了多少国人心中那曾经因为庚子国难而冰凉的热血，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勇气和力量。他的精武精神已经浓缩为中华民族不屈外辱、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之中，他将永远成为屹立在津门大地上一座见证历史的民族精神文化丰碑。无论是影视作品、小说和后来的诸多野史中霍元甲，还是历史上真实的霍元甲，无论对于他的人生有多少夸张和传奇，面对他真实的铮铮铁骨，大义凛然，他都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代武林宗师。他倡导的精武精神，惊醒了沉睡麻木的中国人，唤醒了人们抵御外辱的自信心，增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起而团结抗敌、救亡图存。在他的精武精神影响下，成长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投身革命，他的历史地位永远不能磨灭，他的人格魅力彰显出民族思想精神和勇气的不朽人性光辉。武脉的延续，历久而弥新；文化的薪火，久聚而愈旺；文明的传承，悠远而馨香。历史可以被改写，经济可以被摧残，思想可以被禁锢，唯有文化和精神不能被强权和强势所扼杀和左右，这就是文脉的坚韧，文明的力量，文明的穿透力。精武体育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最具广泛性、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体育健身社会文化形态，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影响力。历经百年的精武文化，在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时代必将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发挥出更加磅礴的力量。
3、精武文化与爱国精神
中华民族素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灾难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凝结起来的最神圣的感情，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心中，维系着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保持旺盛生命力，历经磨难而不倒，饱经风霜而弥坚的强大精神支柱。
一部中国近代史，记载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使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过程，记载着中国人民辛酸血泪与灾难深重的苦难历程，记载着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运动而进行的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深重的苦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开始了民族独立与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中华民族饱经忧患而不衰，屡遭侵略而未亡，并在沉沦中奋进，强大的精神支柱就是爱国精神。在民族衰弱、国家危亡的时期，精武体育会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积极开展救亡图存爱国行动，这对于期盼民族复兴的近代中国来说，有着广泛影响和特别重要的意义。一百年前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虽已非简单的拳脚之争，但只有通过习武练就强健的体魄、过人的胆识，在面对外来挑衅，方能不忧不惧，敢于直面担当。精武体育会展示了中华武士慷慨英勇精神，从精武文化的产生时代来看，它是一种通过自强来反抗外来压迫的革命精神。从审视历史的角度看，有别于其它传统武术流派与团体。以“爱国，尚武，正义，修身，肋人”为精神的精武体育会，是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从体魄、精神到思想灵魂的重塑。精武精神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承开枝散叶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精武体育，历经百年，风雨沧桑，风云激荡，走向世界，为弘扬中华武术开启了新篇章。他们无论是习武者还是武术爱好者，始终将爱国放在第一位，把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体现在爱国的实际行动中。一百年前霍元甲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危机时刻，挺身而出，舍生忘死，震慑了洋力士，并创立精武体操学校，振奋了国人的尚武精神。他是一位真正的民族勇士，因此成为了民族英雄脊梁，并被传颂至今。“爱国，尚武，正义，修身，肋人”的思想精神具有相当的感召力，虽然并非人人可以能做到，但可以影响和吸引很多人加入到精武会队伍中来。霍元甲的尚武精神，顺应历史潮流被推到了时代发展的前列，当时部分开明人士开始提出“保种救国，体育强国”的口号，开始重视武术的影响力，并试图通过尚武精神来振奋国民。为振奋民族精神，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大力呼吁提倡发展武术体育，弘扬尚武精神，此时以精武体育会和中央国术馆为代表的一大批武术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精武体育会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为发展武术体育事业，唤起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与荣誉感，振奋民族精神作出了巨大贡献。精武精神可以理解为克服一切困难，敢于向前、善于拼搏的精神，具有独特的组织性、凝聚性和忠诚性，是依靠积极战斗不断取胜并发展壮大的团队精神，是在危机感和竞争力驱使下永远进攻、主动出击，永远保持冲锋心态和良好竞争状态的创新决胜精神。
精武体育会是以培养革命力量为主要活动和任务的群众性武术团体，也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历史最悠久，成立最早并有着深远影响的民间体育团体。近代救亡图存运动中，曾涌现诸如“精武体育会”这样的民间武术团体，民国期间一些体操学校也以“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为校训。自精武体操学校成立后，全国各地民间武术团体陆续发展起来，诸如次年在津由李瑞东、叶云表、马凤图、李存义等人参与创立的“中华武术会”，也是由华北同盟会发起的，都以“练武强身，教育国民，强健国人体魄”为宗旨。虽然同盟会要组织起这么一批强健的力量，但再强大的武术依然挡不住枪炮，精武体育会等诸多武馆也没能成为武装革命的中坚力量，但它为革命运动培养了大批武术人才，为民族救亡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那个社会动荡混乱而国人又饱受欺凌压迫的年代，知识界努力通过文章发出呐喊，激发起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复兴的愿望。为拯救民族危亡，仁人志士们都把习武作为强身强种、保家卫国的重要手段，通过宣扬精武精神唤醒国人的自尊与自信。
武术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具有“正道直行，崇尚气节”的精神，使中华民族成为坚持真理、追求正义的民族。为了正义要习武，要抗争，不惜献出生命，这种思想对培养健康优秀的民族品格，形成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对激励人们敢于同有害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尚武是一种枕戈待旦、精武强能、效命疆场的勇者风貌，是一种不惧强暴、敢于亮剑、血脉偾张的强者风范。自古以来许多铁骨铮铮、慨然赴死的民族英雄，以强悍之性、勇武之躯、英浩之气杀敌御寇，建功立业。每当国难临头之际，无数有血性的中华儿女他们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激励万民起而救亡图存，他们是中华民族最坚挺的脊梁，留下了千载伟业和不世英名。在当代社会，重视精武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将之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提振民族精神，提升国民道德素养具有重要作用。
在清末有数不尽身怀绝技的武林志士，英勇地投身到革命洪流里，奋勇杀敌，为反抗国内外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立下了战功。无论当时社会如何黑暗，但尚武的浪潮始终在国危家难时潜流暗涌，终凝聚成坚韧的民族气节。精武文化振聋发聩，起振精神，抗御外侮，成为那一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鲜明特征。“一生侠义，盖世英雄”，是对爱国武术家霍元甲英雄的精辟评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那个饱受欺凌的年代，那时的武术宗师们开始看向民族的未来，号召以武术强身打造民族的自信和脊梁。霍元甲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倡导的精武精神包括“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乃文乃武、惟精唯一”等，并创建精武体操学校，为振奋民族尚武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
4、精武文化与武术精神
霍元甲创办精武体操学校，倡导精练武术，为的是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家园，希望中华儿女都能体魄强健，具备维护和平的实力，而不是为了去攻击别人。历史证明，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不被列强欺辱，才能阻止战争，才有能力“止戈为武”。尚武决不意味着好战，而是以战止战、以战慑战、以战制战，决不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而是唤起和激活深藏于人民身躯内的刚烈与血性。精武文化通过强身保国，维护正义，惩强扶弱，团结互相，以期摆脱被列强欺凌的国家现状，并期望共同致力于未来之大同世界，这是精武精神境界的高贵之处。精武体育会弘扬中华武术文化，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并相继建立海外众多精武会，这在我国近代体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地位。拥有百年历史的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在传承和创新发展中，汲取了多元文化要素并形成了独特的精武文化，同时具有海派文化特色、红色文化特质、江南文化特点等。精武体育是一种中华民俗体育文化形态，它起源于强身健体的民族自尊，在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拥戴下，逐步升华为捍卫民族尊严的一种思想和精神。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各地精武会在抵御外来挑衅，抵制日益猖獗的鸦片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对抗争不屈之精武精神的时代诠释。武术讲究的是“德行天下”，霍元甲、王正谊、王子平等武术人物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除却他们有无人能敌的功夫外，更是因为他们的武德精神让人折服。关于这一点，霍元甲的后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霍元甲有两次打擂都是不战而胜，人们其实佩服的是霍元甲的精神和勇气，在别人都不敢站出来的时候他站了出来，这种精神是不死的。”霍元甲不仅武艺高强，而且道德修养极高，胸怀民族大义，可惜的是在他打败日本国手后遭日人毒药暗算，在精武会成立后七十余日不幸辞世。英雄远去，精神永存，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因武艺出众，执仗正义，扬我国威而家喻户晓，他为振奋民族尚武精神，推动我国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段历史，承载荣辱巨变，一种精神，历经岁月的洗礼，精武精神一然屹立而不倒，依然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精武武术虽历经沧桑，但却在人民中间代代相传，历久不衰，根深叶茂，这充分显示了精武文化的旺盛生命力。虽然如今，霍元甲所处风雨飘摇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他的精武精神和武学之道却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闪烁着熠熠光辉的、拥有极大人文价值的精神财富，值得千秋万代传承发展，发扬光大。
武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技击术，在冷兵器时代是中国人保卫身家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在漫长历史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武术精神体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铸就了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灵魂，是使中国矗立五千年而不倒的力量源泉。精武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食量，是中华武术的精气神。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尚武传统，尚武精神深深地渗透在民族文化根基之中。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倡“六艺”、佩剑而行，墨子兼爱天下，行侠仗义；汉朝也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三国诸葛亮“出将入相”，文能安邦、武可定国等，正是尚武精神创造了盛极一时的汉唐文明。直至宋太祖赵匡胤重文轻武，导致两宋强调文治而忽略武治，虽然在文化上达到了中华文化的新高峰，但在武备上自废武功，造成畸形发展，对外妥协忍让，被动挨打，造成积贫积弱，最终为蒙古族所灭。明清时代，专制皇权登峰造极，进一步削弱尚武之风，导致无力抵抗外敌入侵，丧权辱国，令人痛心。但清末民初也是中国民间武术繁荣发展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民间宗教及秘密结社盛行，并多与演习拳棒和练气组合在一起，这不仅促进了当时发展起来的民间拳械的传播和发展，而且为武术与生活兼容创造了条件，大大丰富了平民的生活内容。此时民间不仅武术门派众多，武术进一步理论化、套路化，注重与练气相结合，从而使练拳械又练气功成为一种普通的现象。这些变化标志着我国民间武术已成为有多种锻炼方式，具有强身健体，自御防卫，表演娱乐等多种作用和功能的运动项目。这个时代民间武术遍地开花，武林百花齐放，涌现出霍元甲、王正谊、杜心五、孙禄堂、李书文等众多武林巨匠。武术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包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武德要求，精忠报国，为国为民；匡扶正义，侠义勇为；尊师重道，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吃苦耐劳，意志坚强；谦虚礼让，宽厚待人；克己奉公，厚德载物；求真务实，里表一致；勤劳节俭，操守气节等，这些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武德修养的重要内容，更是武术精神的具体显现。
尚武是对武道、武德的崇尚。武道是以武为修行，以武止伐，平息干戈。武德是修习武术之人的言行举止操守准则。古人称：“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春秋时期左丘明所著的《左传·宣公十二年》就有“武德有七”的论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强调武术与武德的重要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就是说习武练剑内修精神武德，外习应变，追求“道”的至高境界。武术在冷兵器时代是中国人保卫身家的一个重要手段，强调的技击效能，两军交战都是肉搏上阵，因此涌现了不少以英勇著称的民族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仁人志士，民族英雄，“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心忧天下，发扬爱国主义情怀，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抗金名将岳飞、抗击倭寇的戚继光、抵御外辱的霍元甲、支持维新变法的大刀王五、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志士等他们都是传统武术大师，他们精通武术，武艺高强，德行高尚，是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他们的光辉事迹世代相传，至今仍是众口皆碑。
5、精武文化与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之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数历史证明，尚武的民族总是生机勃勃富于进取的。它是一种智慧与力量的象征，体现着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这种意志与智慧的融合，经过千年的进化与沉淀，形成了这种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一个关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传承和弘扬中华武术文化，是每个华夏儿女的责任和义务。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习武能使国人体魄强健，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威武不屈的气概，贫贱不能移的品行，以及开拓进取、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尚武好勇的内在精神支撑，即便历史再悠久，文明再辉煌，也不会持续获得别人的钦敬与仰慕。纵观中国尚武精神比较浓厚的年代，国家都会比较繁荣强大，而尚武精神匮乏或削弱的年代，国家普遍会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尚武精神在民国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府腐败无能，民众贫困不堪，精神萎靡不振，民族自信心严重不足，其时民族迫切需要尚武精神。此时，尚武精神的振兴，对民族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势必会被世界潮流所淹没，一个没有伟大精神贯穿的脊梁必将被外力所折断。民族精神好比一个人的脊梁，如果一个民族的脊梁缺少了这种精神，那肯定正在步入自己的衰落期。表面上的浮华只是转瞬而过的无用东西，中国当今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尚武的民族精神。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大、任何一个民族的强盛必须以武力勃兴和军事崛起作为有力保障。历史证明，要想和平，就必须要有尚武精神，妥协和忍让是换不来和平的。无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尚武精神，自强不息，使自身能够足够的强大起来，这才是打破困境、战胜敌人的唯一出路。要勇于担当，敢于亮剑，有敢于挑战一切邪恶势力的勇气和力量，牢记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真理。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乃是每一个有血性炎黄子孙的责任。孙中山在就任大总统时说过：“中国的拳脚技击，与西方的飞机大炮有同等的作用。”他还激励民众：“此剧烈竞争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强调振兴武术体育、强民卫国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屹立于苍穹之下，天地之间，自古就是一个武风浩荡、崇文尚武的民族，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启了一个血脉贲张的尚武时代。孔子提倡儒生应有“六艺”，其中“射”和“御”，均是与军事有关的技能。墨家精神本质上就是尚武，而墨子本人就是著名的武士和军事家。《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强调“武”即军事的重要地位。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不屈不挠的民族，民族的脊梁永不弯曲，这是浸泡于祖先血液的傲骨。中华五千年的文脉，如此厚重的一个民族，无论面对多少困难和挫折，面临多少艰难险阻，无论遇到多强的敌人，我们这个民族都始终高擎民族尚武精神火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奋发有为，靠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这是因为尚武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从汉唐时期的赫赫武功，到近代的“精武精神”，无不在彰显着国人尚武习武的传统。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在《国殇》中刻画了为国捐躯的将士：“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尚武精神是一种自身修养具有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品质，是敢于抗争、不畏强暴、见义勇为对国家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一种精神，它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华民族处于极度危难之中，尚武精神提振了国民精神，振奋了军队斗志，增强了战胜敌人决心、信心和战斗力，避免了中华民族的亡国亡种。
中国武术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通过习练武术，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理想信念，倡导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奉献与为民族、为社会的牺牲精神，增强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特别是在当代我国一些领域道德失范、信仰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的情况下，大力弘扬尚武术精神，对当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塑造积极向上的国民精神面貌，有助于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与长治久安，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文明进步，也有助于促进与世界各地的武术文化交流，以及扩大精武精神和中华文化在海内外的影响力。精武体育会，走过了百年岁月，它以仁义为本，自强不息，强健一个民族的精神与体魄，代表着华夏儿女永不屈服的精神。它与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相互成就，早已成为武德、仁义、爱国的文化符号。一身正气的民族英雄霍元甲和他所创的精武会已成为人们心中爱国精神的象征，而“精武会”的旗帜飘扬在世界各国和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项世界文化遗产。

六、精武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在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冲击下，清末民间体育在中国农耕社会传统文化的熏陶中，仍然有很强的发展势头，特别是民间宗教的发展推动了民间武术的兴盛，并促使武术进入多渠道普及和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精武思想文化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萌生起来的，并在传统的家庭道德伦理影响下走向成熟。同时受近代进步思想文化的影响，武术思想逐渐得到解放，形成了包容、开放的精武武术文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印记。霍元甲生存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国家和民族一次再次的惨遭涂炭，那时外国列强“以瓜分中国为能，以侮辱中国为乐”，中国人不光在经济上要忍受掠夺和贫穷，还要在精神上忍受打击与蹂躏。面对民族的奇耻大辱，眼见国家危难日甚，霍元甲和众多仁人志士如睡狮般觉醒，纷纷探索寻求武术救国的道路。很多有觉悟的武术宗师开始看向民族的未来，号召以武术强身，打造民族自信、自立、自强的脊梁。在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许许多多爱国人士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抵御外敌，为国而战，奋勇抗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卫祖先留给我们的这片土地，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是华夏民族坚挺的脊梁。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就是这千千万万在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作出贡献的杰出代表，正是这些“霍元甲”式的英雄人物，撑起了中华民族坚挺的脊梁。精武体育会发展基本分为四个时期，初创期（1910—1915），繁荣期（1916—1924），维持期（1025年—1949），复兴期1949—）。
（一）“精武三公司”
精武体育会成立后，霍元甲的尚武精神使社会各界受到很大鼓舞，在各地形成民众练武强身、保家卫国的风气，一些省市纷纷组建精武分会，很多人加入精武会刻苦练习武术，强壮体魄，使精武精神得到发扬。在精武体育会发展中，主持精武会会务者多为粤籍商界人士，他们继承霍元甲遗愿，坚持继续操办精武体育会。如陈公哲，卢炜昌等人出钱出力，艰难经营，支撑发展，使精武会组织逐步健全，并随着时代潮流而发展壮大。陈公哲亲自制订了精武式（即精武会员行为规范）和精武会训，宗旨“以技击为根本，以武德为皈依，辅以有益之科学、正当之游艺、时代之方法发展会务、普及淑身淑世向此目标进行”。精武体育会以弘扬武术为根本，同时融合西方体育文化，中西糅合敢为人先，开创中国体育全面发展之先河，积极倡导“乃文乃武，无文不能远行”的精武体育文化思想，为促进近代中国武术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精武会的发展与陈公哲（1893—1961）、卢炜昌(1883—1943)、姚蟾伯(1890—1961)等爱国人士的资助和努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分别经营自己的公司，有相当的经济实力。陈公哲是上海粤瑞祥五金号的经理，卢炜昌是新瑞祥五金号经理，姚蟾伯是上海颜料业巨头，人称“精武三公司”。1921年罗啸敖撰写《精武内传》称：“吾会自创立至今，会中最得力者仅数人耳。”其中“坚毅如炜昌，勇猛如公哲，聚合如蟾伯，聚合一炉，以铸就此宏大之事业”，故此三人被大家尊称为“精武三公”。
在倡导“强国强种”的精神下，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撑精武会的管理和运营，不间断地推动着中国民族体育的发展。他们是精武体育会前十五年发展的重要人物，又是精武体育会第一批学员，陈公哲的会员证344号，卢炜昌的会员证341号，姚蟾伯的会员证345号。他们身体力行，拿出大量家财，赞襄精武事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无私奉献，舍己忘我，重义轻利，以主人翁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努力促进精武体育会发展。这种意识和精神与精武体育会“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的思想和宗旨高度契合。其时，有一大批聚集在上海的知识分子怀着救国梦想，“萃群众于一堂，互相观摩，互相砥砺……期造成一世界最完善、最强固之民族。”精武体育会就是在这些时代精英、爱国人士的支持和践行下，得到不断发展壮大。
陈公哲，祖籍中山南朗镇茶园，是著名的武术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精武体育会事业。在他的努力下，精武体育会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武术体育组织，对于促进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播，以及近代民间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陈公哲也是一位爱国学者，他在《精武会五十年武术发展史》一书中说：“公哲虽曾受维新、革命学说之熏陶，而以爱国为心。”在谈到创立精武会的初衷时他说：“当时中国民族，有'东亚病夫’之诮，余尝考其所致之由。夫每个民众身体之不健全……欲泄此耻，厥为提倡国民体育耳。”他在《精武之真精神》一篇中，则将精武的内涵置于国民性的改造层面，充溢着浓郁的爱国情怀。他还说：“惟我精武会员，人人知有义务，不知有权利，有时且牺牲一己之权利助成义务，而不居其名……惟我精武会员，一视同仁，不分阶级，其人而可与为善，虽鄙夫视若弟昆……用能使与斯会者人人摒嗜欲、淡名利，事事务求实践，力戒虚骄，期造成一世界最完善、最强固之民族，斯即精武之大希望也，亦即精武之真精神。”为了适应当时武术在社会上的发展，在1915年制定的《中国精武会章程》中，上海精武会被确定为总会。同时在上海的北四川路崇明路口成立第一个精武分会。据《申报》记载：“尚武之要，体育为重。日本以武士道会强，其明证也。前技击专家霍元甲发起中国精武体操会，禀蒙前上海道批准在案……本会因公同集议拟就上海城内设立分会一处。”——《精武体操会设立分会》（《申报》1915年8 月12日，十版）。上海第二个精武分会也适时诞生，霍东阁在《精武本纪》里说：“沪城第二分会成立于新北门，暂假煤炭公所为会址。技击部长卢炜昌先生命东阁主其事，谫陋如予，曷足任此，亦为勉尽绵薄之力，以期无负诸君而已。”第三个精武分会成立于上海法租界鲁班路山东会馆内。至此，上海滩的精武总会与分会已有4个。之后，精武会开始走出上海，相继在绍兴、南浔、松江等地成立精武会。
陈公哲自1910年上海精武体操学校一创办，他即入学学拳，1916年高级班毕业。从1913年开始，他先后担任过精武会总干事、理事长、技击部主任等职。1914年，陈公哲拿出其位于倍开尔路73号的地产2亩，集资建筑房屋，作为精武会所，于1916年3月4日迁入，同时改“中国精武体操会”为“上海精武体育总会”。陈公哲家业尚属富殷，但他一心专注于精武体育会事业，不断地捐资散财，以至家道逐渐败落。在陈公哲等人的努力下，精武会发展迅速，逐渐走向规模化发展。1916年，精武体操会更名为精武体育会是精武会发展史一道分水岭，但其开始壮大繁荣，还是应从孙中山为《精武本纪》作序始，并受聘他为精武体育会的首任名誉会长之时，以及李宗仁聘任为汉口精武分会名誉会长。此后，精武体育会声誉日隆，会员众多，这也正是霍元甲生前的夙愿。精武体育会组织在发展壮大，并且日益走向正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不仅长江、珠江流域遍布精武体育会会员的足迹，而且还主动对接世界开展文化交流，这对促进精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1918年，精武会派员沿长江而上，在九江成立精武会。7月7日，在陈公哲、卢炜昌的宣传与指导下，精武体育会汉口分会在武汉各界群众的期待下成立，派杨健民为教员，陈公哲前往祝贺，并作“体育之关系强国强种与吾国民讲求拳术之必要”的报告。
是年冬，精武会的壮举已经震动广州各界，时任广州国民革命军司令李福林派马伯麟聘请精武体育会，要求派技击教员赴粤，并邀请精武会南下广州建立分会。经协商决定，由总干事陈公哲、姚蟾伯，技击部主任卢炜昌，书记陈铁生（(陈为粤人有地利之便，语言沟通容易。因此大部分广东精武分会的创立，陈铁生均有参与其中)四人前往广州协助筹备，与广州国民革命军司令李福林、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省长朱庆澜、著名律师卢兴源、商报社长罗啸嗷等人共同组建精武体育会广州分会。他们每到一处，在各个场合都详细阐述精武体育会的宗旨和发展情况，并在有条件的场所连续放映关于精武体育会的宣传影片，起到非常好的宣传传播作用。精武赴粤创办广东精武分会，广东报纸多家报道，如天声日报、七十二行商报、国华报、中华新报、羊城报等等。其中《国华报》载文：“军学两界组织精武体育会一事系由李福林等发起。闻会长一席已推定为李福林、魏邦平。其余莫督军、翟省长、教育会长、救济会长、炮队营长，滇军团长及各界名流均为提倡人。已定于明日在海珠戏院开成立大会。”广东当地武术界（包含“黄飞鸿”）、教育界、商界、军警界亦在广东精武会成立大会上派员参加。广东精武会在广州成立后，影响很大，周边的香港、澳门、九龙、佛山、香山、肇庆、新会、汕头等地也纷纷办起精武会。加上原有的上海、绍兴、南浔、松江、九江、汉口等十余个会所，精武会几乎遍及江南各地，会员达数十万众。汉口、广东两处精武分会成立后，精武体育会进行改组，并以四个城市、省设总会，分别是上海、广东（兼顾南洋）、天津、汉口。
1919年夏天，一位神秘人物来到精武会，交给陈公哲一个大箱子后便转身离去。箱中有信函一封，书曰：“精武能为社会谋幸福而无权利思想，故以此三万银圆为赠。愿执事扩而充之，以期造福全国。”陈公哲读后为之动容，慨然建言：“隐名氏捐此三万银圆，乃期吾精武造福全国，我们切不可只为精武体育会着想。”其时上海租界内有一外滩公园，门口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引起同胞哗然，此乃我华夏同胞的奇耻大辱。精武会主事共议，决定用此笔资金来建造一座“精武公园”，以扬我华人志气。于是，就用这笔捐款购得倍开尔路精武会舍旁十余亩地修建公共花园——精武公园。1920年初春，精武公园正式落成。与租界里的侮辱性招牌截然相反，精武公园门口赫然写道“凡属人类苟能守文明通则者，咸准入园游玩”，体现了精武精神崇高境界。精武公园建成后，陈公哲还将其夫人卢雪英的三十两金银首饰熔铸于铜，铸成一口黄钟悬于精武公园内，目的在于“唤醒黄魂，注重武术”，以昭示强国人之体魄。精武公园，面向大众开放，这是对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有力反击，这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极好反映。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后来，因债务问题，不得出让抵债，实为可惜。
1921年，陈公哲又将倍开尔路75号的四层自有房屋献给精武体育会，作为刚成立的联系外省市和国外精武体育会工作的“中央精武”办事处。1922年，为解决各地精武体育会师资匮乏问题，精武体育会办了精武体育师范学校。该校“以养成体育主任人材为主旨”，“不但养成学生成一体育专门人材，更欲养成热心服务社会者，不但改造他人之体格，尤当使他人具完全之品格”。但由于经济不景气，而于1923年8月停办。随着精武活动的频繁举办，1922年，陈公哲在虹口横浜桥的福德里觅得空地一块，建造精武体育会中央大会堂（即今上海精武总会所在地），1924年正式迁入办公。中央大会堂中为堂座，可作为运动场，后为楼座，全堂上下可放八百座位，并有办公室，藏书室。精武体育会之所以能如此受人瞩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事者大抵都是上海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的高材生，他们学贯中西，深知“无武不能强壮，无文不能远行”，以及“乃文乃武，惟精惟一”的道理。每年秋季都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在每次运动会结束后，必定会迎来一次会员激增的高潮。精武会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如救灾义演、扶贫济困等，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精武“五特使下南洋”
精武体育会在上海的前10年发展，跌岩起伏。1919年前后，在广东、武汉、香港、澳门、东南亚等地设立分会50余处，会众数十万人，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民间体育组织，其参加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少有的。1920年8月17日，精武会特派陈公哲、罗啸敖、陈士超、叶书田、黎惠生出访南洋。他们带着《精武本纪》、精武章程等书籍资料，以及精武会自拍的影片，前往中国香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宣传精武体育会的武术事业发展并协助各地建会，在精武历史上被称为“五使下南洋”。通过畅叙友情、加强合作、建立分会等合作机制，在东南亚等地广泛建立精武会组织。他们在南洋大力推广中华武术和现代体育，深入学校工厂演讲、播放精武电影，所到之处反响热烈。此次行程历时73天，先后访问四国九城，让精武精神传遍南洋，这是百年前一场成功的民间外交活动，彰显了中华文化、海派文化与精武文化的特色，也加深了华侨、东南亚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和友谊。“五特使”受到当地华侨政商各界名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大力宣传，借场地表演拳术，不失时机地扩大影响，并开始收学员传授武术，习武之风很快在华人圈蔓延开。橡胶园主梁顺玲主动砍掉部分橡胶树，为精武活动开辟场所。其后，得到张郁才、陆运怀等人鼎力协助，于1921年9月在政府注册，正式成立马来西亚第一个精武会——“雪兰莪精武体育会”。雪兰莪精武会成立后，除积极发扬武术外，还致力于提倡健康文化、艺术及开展体育活动。会中有中英文补习班、书画、棋艺、音乐、戏剧、摄影及各种球类运动。此外尚有服务团，对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雪兰莪精武会传承上海精武会精神，本着“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精神，由曹尭辉等人带头发起捐款，创办起精武学校，为精武事业培养有用人才。雪兰莪精武会日新月异，影响极大，精武会务得以迅速发展。后来，马来西亚先后成立20多个精武会，有怡保、槟城、金宝、太平、森美兰、马六甲、砂朥越、实兆远、和丰、麻坡、安顺等城镇。怡保精武会成为马来西亚精武总会。马来西亚精武总会为一个合法的注册团体，每两年由各友会派出8名中央代表选出理事会。理事会也定期召开会议研讨各项事务，包括研讨每两年由各友会轮值的全国精武嘉年华会。研究会务今后发展，及对世界精武的各项事务。马来西亚精武总会及下属各分会已经成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性组织，深受各界尊重。此后，新加坡、越南、泰国、柬埔寨、菲律宾等东南亚英法殖民地国家，中国香港、澳门，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地相继建立起精武分会。1922年，香港有识之士在铜锣湾的一栋小楼里成立了精武会分会。香港大学、拔萃书院、皇仁书院等多所院校闻讯后纷纷发出邀请，请分会派员前往学校教授武术自卫技能。香港分会的成立为精武体育会作了更大的广告，也为精武体育会的发展增强了更大的信心。1925年至1928年，汕头、厦门、南昌、顺庆、涪陵、嘉兴、无锡等地相继创设精武会分会。精武体育会是第一个有组织向海外传授中华传统武术的体育团体，对促进中国武术国际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2年，正式建立中央精武会（中央精武大会堂设在横浜桥，即现今的上海精武体育会址），中央精武是国内外精武的总机关，对世界的精武体育进行统一管理，姚蟾伯、陈公哲、陈铁生等任会长；世界各国精武会的国操主任、国操教练均由中央精武直接任命。在全国及海外广设分会是精武体育会武术传播的一大特征，由上海到沿海各地，而由沿海而南洋的拓展路线，使精武会成为以武术为代表的东方体育文化海外传播的领航者，而且取得很大的成功。精武体育会遵循和谐的传播与发展理念，从而使武术文化得以延展后在更广阔的空间和地域中传播。在世界各地成立精武分会，积极传授武术，传播精武文化和精神，宣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使外国人对中国武术和中华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让武术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舞台，推动了中华武术国际化发展。1922年10月28日，由陈公哲、罗啸敖、连滟川等人组成的上海精武会旅行团抵达天津，意在宣传精武，创办天津精武会。天津是精武元祖霍元甲的故乡，若能在天津创办起精武会，也是对霍公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天津《益世报》等津门各报纷纷发表消息，并刊发陈公哲的演说词：“精武会发起于霍元甲先生，在上海创立已有13年。近两年间，已深得国中人之信仰，汉口、广东等处，均推广设立会所……”11月7日午间，旅行团在天津广东会馆召开天津精武会发起人筹备会会议，选举广东会馆董事麦次尹为正主任。《泰晤士》报社长熊少豪和商界名家宋则久为副主任。但遗憾的是，汉口精武会五周年纪念大会决定11月11日召开，急电催促精武旅行团前往。旅行团还要进京另有重要任务，不得不断然决定匆匆离津，致使第一次创办天津精武会只停留在成立筹备会上，而未能实际开展工作。
陈公哲是精武体育会的创始人之一，精武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是霍元甲的重视追随者，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不断地捐资散财，支持精武体育会发展，可以看出他对精武会的无私奉献精神。同时，他对精武会的文化与制度建设，以及对精武会前半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惜的是，后来由于精武会的财务资金问题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陈公哲和卢炜昌失和，随后退出了精武体育会。陈公哲离开精武会，是精武事业发展的重大损失。他在民间七年编有《测光捷径》一书。在精武书刊中发表达数十篇文章。1927年即民国16年，陈公哲去南京政府任职。因有违初心，感到无法施展所长而离开政治圈子。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居香港，潜心著书。1953年在香港自任精武总裁、访南洋各地。1957年著有《精武会五十年武术发展史》，阐述他与精武的关系，并应邀回国参加了全国武术观摩大会，1961年逝于香港。
上海精武体育会开创了中国人文体育的先河，既有维护传统的国粹，也有西学东渐的竞技，既有增强体质的普及，也有追求健康的导向，既有休闲娱乐的载体，又是职业教育的课堂。精武体育会虽然以武术为核心，但也不拘泥保守，以宽容包涵之心，引领全民参与运动，是务求将本地体育普及化的先驱。精武体育会在内部治理结构上，采取新式学校的师生关系，破除了“因袭宗法，师徒秘传”的传统模式，始终贯彻“南宗北派并蓄兼收”的原则。精武会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就荟萃了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等地域的多种代表性拳术，提出了各派同源的观点，不争门户短长，熔各派武术于一炉，荟萃全国群雄于一堂，互相观摩，互相砥砺，优者以勉，劣者以奋，创立新的教学方法，并将之广泛普及，形成了从未有过的武术新风尚。精武体育会撇开门户之见，将各派之武学所长公之于世，团体教授，邀请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武术名家前来执教，当时有燕赵、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各派武术名家，邀请落户精武任教。他们中有霍东阁、赵连和、罗光玉、陈子正、吴鉴泉、张富猷、霍元卿、陈维贤、孙赞轩、孙玉峰等拳师。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名拳师，功夫各有专长，他们公开授拳传艺，打破了传统武术发展的局限性，使得会员们能够集各家所长，练就上乘武功，培养了一大批武术人才，极大地促进了传统武术的传播与发展。赵连和善功力拳、节拳、单刀、夜战枪，能跳跃，身段灵活，后升为总教练。张富猷体重二百余磅，臂肌特大，步行如虎，善大战。江阴派陈维贤善醉拳，传人有宁竹亭。李健民善五虎枪。孙玉峰善双枪。罗光玉善螳螂拳。陈子正熟练关外有名的翻子门，又名鹰爪门拳，拳法稳健，功夫老到。吴鉴泉善吴式太极拳，也是最先将太极拳传到南方的拳师。这些名师都被精武聘为专职教师，办班传授技击。昔日赵连和、罗光玉、陈子正、吴鉴泉被誉为精武四大名师。精武体育会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促进了武术在全国范围的发展，为中国武术体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精武体育会文化建设
精武会特别注重自身组织制度和文化的建设，形成健全的组织和完善的规范制度，如形成精武文化和精神，建立十项精武式，以及确立宗旨、服装、会徽、等级等，形成团结互助的氛围，从而推动精武会事业的不断拓展。它在武术技术与理论等文化建设方面成就，对于精武体育会培根铸魂、凝神聚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习武科目上，编制了“精武基本十套”，成为精武武术的基本教材，在武术训练上，开办初、中、高三级培训班。在课程上注重文化课乃至正当游艺之功用，以与尚武形成互补。为促进学员素质的全面发展，精武会开展书法、图画、摄影、粤乐、国语、舞艺、雄辩、铜乐、弦乐、京剧、医学等课程。《精武本纪》记载，仅初级科目就有十种，即潭腿、功力拳、接潭腿、八卦刀、五虎枪、大战拳、套拳、群羊棍、单刀、串枪，“必熟悉此十种，方及他技”。这也就是闻名武坛的“精武十套”。除教授武术之外，精武会还设有音乐部、戏剧部、摄影部、兵操部等，各部均有主持者和指导者。同时，著名画家张大千为《精武画报》题签，徐悲鸿为“精武潭腿”作画，上海滩一大批艺术名家纷纷为精武会献计出力。在某种意义上说，精武文化是海派文化土壤里养育滋润的一项具有上海文化地标意义的成果，也是当年海派文化资源的一次整合。为了向国人进一步展示“弱者以强、病者以起”的精武风采，精武会还集中能文之士编辑出版了《精武外传》、《精武本纪》等数十种武术类书籍。有资料显示，精武会出版的书目有44种，其中，书籍31种，杂志7种，特刊6种。此外，一些分会也自行编辑出版了多种武术专著或期刊。精武体育会在紧随时代脉搏的基础上，通过依附和吸纳包括军、政、商、警与文化等社会名流，延聘各地域武术名家，并通过广向各精武分会、学校及社团派遣武术师资等形式，构筑了庞大的武术传播人际网络，推动了精武会的全面发展。民国时期，以精武体育会为代表的很多武术团体，不断改变了传统武术原有单一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的传播模式，逐渐使传统武术军事化、体育化，促进了武术的新发展，不少团体创办刊物、编著书籍，使武术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当时这类团体传播、推广武术之时，正是在近代西方体育文化对中国武术发生巨大影响之际，许多民间团体较早地自觉担负起了将近代西方体育文化与中国武术文化相融合的使命和责任，从而也推动了中国体育在近代的发展。
精武体育会重视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的作用，注重搭借各种媒介宣扬自我及个性化社团符号的打造，使其逐渐成为受众的一种普遍认同。精武会成立十周年，由陈铁生编辑《精武本纪》，以本纪体裁形式编写历史，以推动精武事业长远发展。1924年他主编《精武杂志》，又著《国技大观》等书。罗嘯敖原为广州《七十二行商报》社长，1920年作为“五特使”之一被上海精武体育会派往南洋一带，回国会写成《精武外传》。1923年又派往京津等地宣传精武，回沪后写《精武内传》。陈公哲善摄影技术，编有《测光捷径》一书。精武会总教练赵连和著有《功力拳》、《潭腿》、《达摩剑》等书籍。薛巩初著有《技击准绳》等。精武体育会还主办精武月刊、精武丛报、精武画报、精武医说、精武粤传、新乐府、粤曲精华等。精武刊物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尤其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关注与重视。除了书刊和粤语歌曲之外，精武会也特别注重影像技术作品的创作。1920年，精武体育会先后摄制了五卷精武影像片，真实记录了精武事业发展。为了更好更广泛地传播武术，精武会使用了电影这一在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工具。据载，为了摄制精武影片，精武会召集学校团体会操于精武公园，参加者逾千人，场面宏大。电影作为新的传播途径，能够把武术文化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到社会。精武影片能使关心精武的观众更多的了解精武、认识精武。这些影像资料不仅是“精武五特使”访问南洋一带的形象宣传资料，也是向国内外介绍精武体育会的生动材料。在武术之外，精武体育会改“专军技击”与近代体育并举，使民族体育与西方近代体育相映生辉。在活动科目中，分设“技击、兵操、文学、游艺”四部。在游艺部的活动内容中，就包括足球、网球、铁球、铁饼、垒球、体操、溜冰、台球、乒乓球、单杠、双杠、举重、游泳、射箭等等西方近代体育，从而使当时的精武体育会不仅在武术项目上名人辈出，而且在其他体育项目上亦名将云集。二十世纪20年代，许多地方的精武分会和精武总部建立了排球队、篮球队、足球队。这种既有民族项目，又有西方体育项目的传播方式，使精武体育会能够适应更加广泛的群众，受到社会的欢迎和认可。在体育之外，精武体育会更重视对会员的文化艺术教育，如书法、国画、国语、摄影、粤乐、京剧、医学、辩论术等，均在精武体育会内开设，从而陶冶了精武体育会员的情操。武术、体育、文化、艺术并重，使精武体育会超越了一般的社会体育团体，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晚清民初上海尚武思潮涌动的背景下，传统武术进入都市并发展起来，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以精武会为代表的武术团体打破了传统武术的传播和传承方式，使得武术得以在都市大众中传播。近代上海的大众休闲十分丰富，为适应都市环境，契合都市大众需求，精武会不断扩充会务，从一个单纯的武术团体发展为包含戏剧、音乐、体育、文化教育等活动的半学校、半俱乐部性质的社会团体组织。
精武体育会是近代最成功的传播中国武术的民间武术组织，其主旨得到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从而促进了精武会的武术传播活动。它的国际传播的成功之处在于注重技术传播。在武术技术方面，精武会总部负责委任各地分会技击科（国操科）主任，并派武术教员与当地武术教师一同执教，印发武术教材，统一总部开设武术拳械项目的教范。各地分会选举人员到总部学习，学成后回所地分会执教。注重技术传播使武术在各地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促进了武术的国际传播。精武体育会是培养革命志士的一所“大学校”，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战输送了大批能文能武的人才，但因为战争的缘故，精武体育会也曾一度中断过发展。霍元甲创立精武体育会的初衷是以武术“强国强民”、重振国人雄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迁入租界之后开始走向宽阔的发展道路。受西方体育文化影响，精武体育会协及近代体育文化领域更加宽泛，品类更加繁多。精武体育会后来演变成为一个拥有独立运营机构的、具有俱乐部性质的武术体育教育团体。它是一个带有文化理想与政治诉求的社会武术教育团体组织，有一定的革命党和国民政府政治背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精武体育会对中国武术与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促进武术传播与推广，推动武术现代化转型，加强武术商业化运作，促进中国体育发展等。精武武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它的社会意义表现在践行民族运动，促进民族解放，改造国人奴性，重塑新民人格；在发展理念上，崇尚文武并用，启蒙尚武强国。精武体育会创立是中国近代传统武术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标志意义。它从武术过去师徒传承模式转向大众化发展，对促进武术的广泛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精武体育会对当时促进武术发展与武术进学校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开启近代武术进校园之先河。民国初年就有人主张将“中国旧有武技”列入学校体育课之中，并做了一些尝试。191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纳上述建议，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将中国传统武术正式纳入近代教育体制之中，这为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当时一些著名教育家诸如蔡元培、章士钊等也都赞成学校推广武术。
精武体育会与那个动荡变乱时代的脉动紧密相连，共同铸就了精武体育会的辉煌与沧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精武体育会发挥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地投入到抗日宣传工作中。此时，上海、汉口等地精武会积极组织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发起者积极参与筹募经费活动，开救护训练班，设难民收容所，办救护医院，联办幼幼教养院，及在本市组织成立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等。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虹桥横浜桥的精武总会会所被日人侵占。精武会曾编辑出版的《精武本纪》、《潭腿精义》、《潭腿卦图》、《工力拳》、《达摩剑》、《粤曲精华》、《新乐府》、《测光捷经》、《医说》等数十种作品和书刊，还有自摄影片5卷66节等，以及很多收藏的武术书籍和文物，均被日本侵略者毁掉。此时精武体育会不得不搬迁至租界“孤岛”——南京慈淑大楼三楼的精武体育会第一分会，一切会务集中于此。1941年二战爆发，上海一夜之间被日寇占领，精武体育会“孤岛”成为沦陷区。自此，精武体育会活动一度中断。1941年6月6日，精武体育会创始人之一的陈铁生病逝，1942年主持精武会务的卢炜昌离开精武体育会。抗战胜利后，直至1946年底，才收回福德里精武会会所，会务逐渐走向正规。精武体育会得以重建后，由“会务复兴委员会”维持。
（四）精武体育会与国歌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谱写，与曾担任上海精武体育会会长的朱庆澜(1874—1941)，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渊源。朱庆澜将军以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会长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的双重身份，多次奔东北赴热河前线。作曲家聂耳曾跟随朱庆澜等人组建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赴热河慰问、采访。聂耳日后曾多次提起，这段采访经历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有很大影响。注：热河，简称热，省会承德市，是中国旧行政区划的省份之一，是关外东北四省之一。民国三年(1914年)1月设置热河特别区，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明令改制为省。
1934年夏，由朱庆澜及马德建、司徒逸民、龚毓珂等集资创建的中国电通影片公司成立，拍摄了大量优秀的爱国主义电影。其中，由朱庆澜出资赞助拍摄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就集合了田汉、聂耳两位大家作词作曲。《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出资拍摄电影《风云儿女》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三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不朽的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在当时成为激励全民族抗日图存的最强音，唤起广大民众英勇投身抗战。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成为国体组成的一部分，至今仍在时刻警示着我们的人民和后人，勿忘国难国耻，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不懈地努力。
精武体育会与爱国进步人士有着密切的关系。支撑精武体育会的中坚力量是同盟会在上海的主要成员，除了陈其美、农劲荪、陈公哲、陈铁生、卢炜昌、姚蟾伯等同盟会成员与爱国人士外，还有一批时代各界精英参与和支持精武会的发展。如长期在上海精武体育会担任董事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理简琴石（1888—1950），他是一位知名的企业家，还是民国艺坛上卓有成就的书法篆刻家。同盟会早期骨干成员谭延闿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借用简琴石的私宅“简园”作为临时公馆。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前往拜访谭延闿，争取其支持国共合作。精武体育会作为近代创建最早的民间体育社团，不只是体现在弘扬和传播武术与体育上，它也是一个进步的文化社团，凝聚了一批批进步社会精英，在不少历史关键时刻，都不乏这些精英会员的身影。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延年，于1918年12月加入精武会，会员编号为696。1919年12月下旬，陈延年与弟弟陈乔年受精武会会长霍守华资助，赴法国勤工俭学。朱穰丞是革命戏剧运动先驱、著名戏剧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士、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1917年6月加入上海精武体育会，会员证号540。他于1921年组织辛酉学社，后又创办辛酉剧社，编导新戏，与潘汉年、夏衍、田汉等交往密切，为中国近代话剧先驱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就对精武体育会给予褒奖。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后发表《敬告青年》中所传达的宗旨，与精武文化有某种共同之处，即希望青年强身健体，使我们国家强大起来。《新青年》杂志第一卷第5号，连续刊登两篇与精武会有关的文章，分别是《大力士霍元甲传》《精武体育会事》，鼓舞很多革命者。
（五）精武体育会与民国体育团体
精武体育会对国民政府“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中央国术馆”等体育团体的成立有着重要影响。1923年东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后，同年7月7日，由唐少川、马子贞、郝伯阳、卢炜昌等20人成立了收复中国体育主权的筹备委员会，卢炜昌、戈公振、陈公哲、郝伯阳等七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精武体育会秉承正义、爱国的社团理念，利用其广泛的影响和号召力，为促成中国体育主权的回归作出了积极贡献。1924年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这一组织也成为国际奥委会承认的中国奥委会，组织参加了50年代前的三次奥运会，其中尤以1936年8月的柏林奥运会最为著名。当时，侵华日军组建“满洲国”代表团参赛，招致中国人的举国愤怒。南京国民政府组建了一支69人的参赛代表团，其中有十一人的武术表演队，队长由南开大学武术教师郝铭担任。这是精武体育会应中华体育协会之托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的一支国术表演队，由张文广等老一辈武术家组成。这次世界性的体育大会，参加表演的国家很多，但多为风舞之类，唯独我国的武术凌厉刚劲，威猛迅疾，在各国观众中引起轰动。《德意志报》、《汉堡报》都发表了评论，盛赞中国武术功夫精湛卓绝，富有艺术性，高超精妙。上海精武体育会的符保卢、陈宝球、翁康廷三人，分别参与撑杆跳、铅球、举重等项目的角逐，最终符保卢用借来的撑竿闯入决赛，虽止步于决赛，但却是中国选手晋级奥运会决赛圈的第一人。精武人符保卢晋级撑杆跳高决赛和国术表演的巨大成功，极大鼓舞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促进了中国体育运动的开展与普及。精武会提出的“以体育居先，体育复以武术为主，参以时代各种运动”、“体、智、德”全面发展、“乃文乃武，无文不能远行”、“惟精惟一”，以及“摒除历来技击家门户之见，冶各派于一炉”的思想和开放意识，对于当今弘扬武术文化，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以及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体育人才，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928年3月，由国民政府委员张之江发起，冯玉祥、于右任、蔡元培等人呼吁，于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研究馆”，称：“国术馆组设，原本救国之热诚，以期强种强国，而循至于民众均国术化”。明确提出：中央国术馆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同年6月更名为“中央国术馆”，
馆长张之江。从此，武术在中国正式被定名为“国术”，它是民国时期主管国术（武术）的中央行政机构。在向全国建立国术馆组织的过程中，中央国术馆号召各省、市、县成立省国术馆、市国术馆、县国术馆，馆长由各省主席、市、县长担任，副馆长由武术名家担任。不少国民党军政要人如何键、白崇禧、刘湘、邵力子、傅作义等均曾担任为国术馆长。当时许多著名武术家如王子平、高振东、马英图、孙禄堂、杨澄甫等人，都曾受聘于该馆。国民政府重视，以及实施这些具体措施起到了以国家力量传播武术的作用。1929年杭州国术游艺大会，1930年上海市运动会，1933年青岛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南京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第二届国术国考，1934年天津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均有武术项目参与竞技。民国是武术变革的重要时期，倡导“中华新武术”运动，中西结合，改变了武术传承的模式，为学校武术的传播提供了借鉴。当时精武体育会是民间武术组织的典型代表，而中央国术馆则是官方传播武术的机构，它们对当今武术发展的贡献是，注重“泛学博通”与“术德并重，文武兼备”，并通过杂志、书籍等文字传播，同时注重国际传播。在中国历史上，它们都曾为继承、发展和推动中国武术发展乃至向世界传播武术文化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给精武体育会的发展带来生机，6月，精武会与8个单位筹备“上海体育界劳军”工作，组织乒乓、健美、摔跤、体操、武术表演等项目，慰问演出与解放军联欢，并将演出收入全数上交劳军总会。陈毅市长亲临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的全市性军民联欢活动，后来又为精武体育会亲笔题词：“劳军模范”。1983年恢复了上海精武体育会的原名，1994年在原“中央大会堂”的旧址上建造了“精武大厦”，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为“精武大厦”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精武体育会由政府接管，逐步成为虹口区的一个体育场馆，继续举办各种体育培训活动。时至今日，享誉中外的精武体育文化在上海仍有广泛传播。在虹口、浦东、静安等12个区县先后成立了14个武术健身辅导中心，214个辅导站点，先后在100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武术普及与培训，还建立了19个武术训练基地。从二十世纪80年代恢复精武会员制至今，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累计吸纳会员总数超过6000人，目前在各区辅导中心参与活动的市民人数达到8000人。由于解放前时局动荡，会址几经搬迁，如今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上。总会有着丹红主色的门楼，红檐绿瓦，四个大大的檐角如剑挺立。大门中央是黑底金字“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匾额，两边各竖着两根丹红的圆形立柱。左侧书八个大字“乃文乃武，惟精唯一”，右侧也有八个大字“爱国修身，正义助人”。这十六个字即是精武精神的内核，也是精武文化传承不变的灵魂，这座建筑见证了中华民族那段不屈与崛起的历史。
这里是中华武术的神圣殿堂，是国人奋起不屈的武术道场。在民族衰弱、国家危难之时，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宣扬精武精神，鼓励国人习武强身，最终让中华民族昂首于世。2014“精武武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序号：1306，项目编号：Ⅵ-75；公布时间：2014年11月；类别：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所属地区：上海市；申报地区或单位：上海市虹口区；保护单位：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作为精武武术的重要承载平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已获得“精武武术”项目的保护单位资格，并在8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精武会组织。从1990年起，上海精武体育总会联系世界各地精武体育会，开始每两年一届的世界精武武术文化交流大会，成立世界精武联谊机构，并于2008年更名为世界精武联谊会。2009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精武联谊会执委会会议上，上海精武体育总会设联谊会秘书处，旨在加强各友会间的联系交流。2014年8月15日，第十三届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在上海虹口精武体育馆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泰国、巴西、印度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32个世界“精武”友会代表队参加，并邀请了霍元甲曾孙霍自正、农劲荪孙子农晓昽、孙女农梦娜、陈公哲儿子陈哲明等精武先贤的后人到场观摩。同时，精武历史人物霍元甲铜像也在精武公园内落成揭幕。
2021年《精武志》的出版发行，述说近代上海一大批精武志士的抗争精神和爱国图强的奋斗史，进一步使精武文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品牌。为构建与完善“精武文化国际传播体系”，在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指导与推动下，全面提升精武体育会人文国际合作空间与交流传播水平，从而使中国武术走得更远、更久、更好。在新时代，精武体育会将以更铿锵的脚步走上国际舞台，其文化魅力正在世界人民心中产生着亲和力与凝聚力，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积极作用。一百多年前诞生在上海的精武体育会，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运动、反帝反封建铸造形成的重要文化成果，在精武精神感召下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勇向前，传承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百年余年来，在世界各地精武友人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在世界五大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承担起了“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桥梁和纽带。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传播，而精武武术在为使中国武术走向国际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精武文化不仅属于天津，属于上海，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它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它是天津、上海中国南北两座直辖城市的一项不可多得的主题文化品牌，也是中华武术文化的两座不朽的“坐标”，对促进城市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现今国内外精武会已发展到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澳门、美国、英国、瑞士、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俄罗斯、捷克、日本、越南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提供的数据显示，霍元甲所创建的精武体育会，集仁人志士于一堂，如今遍布二十几个国家和我国南北二十几个省市，共建有80多个精武体育会，精武会员人数已达数十万之众。
（六）霍东阁南洋传精武
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是精武体育会创始人霍元甲的故乡，次子霍东阁于1895出生于此。霍元甲妻子王氏是邻近程村的普通女子，两个人的婚姻是父母包办。育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长子霍东章，次子霍东阁（1895-1956），大女儿霍东茹，二女儿霍东玲，小女儿霍东琴，唯次女夭折。长子霍东章一直在家务农，次子霍东阁继承了父亲的精武事业。霍元甲去逝后，精武体操学校失去了支柱，会务一度出现停顿，面临着解散的风险。农劲荪将霍元甲的弟弟霍元卿和儿子霍东阁接到上海，担任精武体操学校武术教练。霍东阁继承父志，以“强国强民”为己任，并扶持创办不久的精武体操学校，接下了父亲未竟的事业。霍东阁与叔父的莅临，使该会成员深受鼓舞，组织得以继续存在。霍东阁在叔叔霍元卿的带领下踏入了上海的精武会，当时的他年仅16岁，但他继承家传武学，白幼就酷爱武术，
武艺惊人。在精武会同仁与霍东阁的管理下，精武会不断发展壮大，上海先后又成立三个分会。身处繁华的上海，年轻的霍东阁眼界更广，目光更远，他在精武会度过了近十个春秋。1919年，霍东阁应广东精武分会主事人陈公哲、卢炜昌之邀，前往广州任教，时年二十五岁。霍东阁来到广州后，在广州海军总部任教，得到当时军阀陈炯明的器重。在霍东阁赴粤任教练在广东精武会期间，电影人邵汉生投身精武，跟霍东阁学迷踪拳。后来，邵汉生又拜北派名家孙玉峰、罗光玉学罗汉拳和螳螂拳。李小龙曾经师承邵汉生，邵汉生又是霍东阁的徒弟，霍东阁自然是其父霍元甲的徒弟，李小龙应是霍元甲的第四代传人。李小龙也拜过咏春拳大师叶问为师，但那是另一条师承关系。邵、李师徒二人都是精武人，又都是电影人。邵汉生集制片、剧务、主演于一身，共出演过七十多部影片，其中黄飞鸿系列尤为著名。李小龙是创立“截拳道”的武术家，他是第一位让中国功夫通过电影风靡全世界的传奇人物，把中国武术文化发挥到极致，被美国赞誉为“功夫之王”。如今，功夫电影作为精武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早已风靡全世界。霍元甲的弟弟与儿子继承他的遗志，与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努力，将精武事业不断发扬光大，直至将精武事业拓展到南洋。
由于军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官兵集体发动叛乱，这让在些任精武教练的霍东阁内心极为痛苦，想离开广州，决定下南洋扩展精武体育事业。霍东阁在《南溟精武大事记》序文中说，“余之效死精武事业，初不过欲继先君创始之志耳……民十二年春，余以南游意请教炜昌、啸璈两公，公曰善。即而曰，刻下英法属各会教练欠缺，君愿往就，当为介绍之。余曰，余所愿往者，非已有精武之地也，余愿往荷属。两公曰，有把握乎？余曰，卧薪尝胆，聊以见志耳。”是时，英法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已有精武会，霍东阁要独闯荷兰殖民地爪哇岛，到更远的南洋岛国去开创精武新天地。1923年5月24日，霍东阁乘坐海轮从香港出发，6月12日到爪哇岛泗水市。霍东阁在南洋烟草公司落脚，开始拜访当地各界名人和中国驻爪哇泗水领事，宣传精武会。霍东阁从南洋烟草公司入手，义务传授职员工人武术，并讲述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也不断有华人学校开始聘请霍东阁任武术教练，教学生习武。经多方努力，南溟泗水精武会于1924年8月正式成立。霍东阁借助电影新科技手段，将精武会演练内容拍成电影在爪哇岛巡演，从而扩大精武宣传，起到了非常有效的宣传作用。1925年初，霍东阁在爪哇岛首府巴达维亚（雅加达）成立巴城精武总会。当时的《大公商报》载文说：“精武体育会自去岁在巴城成立总会以来，会务蒸蒸日上，除在巴各华校业经全数添授精武式之国操外，如西冷、芝利昆、巨港具已成立分会。其他如三宝垄、梭罗、万隆、北加浪等处，现正在紧张筹备中，很快便有成立分会之消息。”霍东阁1923年6月12日到泗水，1927年8月18日离开巴城，用四年多时间，在爪哇岛创办8个精武会。霍东阁将精武事业沿海上古丝绸之路在南洋发扬光大，不光继承父志完成霍元甲未竟之事业，也成就了自己的辉煌人生。
霍东阁赴南洋创办精武，长期客居海外。其间，他曾两次回故乡探亲。第一次是在一九二六年秋。霍东阁回国后先到上海精武总会汇报工作，然后乘车北上，回到天津小南河。
第二次归国是在1935年春夏之交，他从南洋创办精武体育会归来，很想在家乡天津也成立精武会，于是，在天津三义庄开了个“东阁药房”，以为立身之本，然后在劝业场附近租下场地表演武术，宣传精武精神。在天津结识了广东旅津中学校长、广东音乐会的负责人麦君健，从而得到他的支持，借广东音乐会（在劝业场附近美丽川菜馆楼上）表演武术，介绍精武会在国内及南洋的发展情况，动员家乡同胞赞助并加入精武会。当时参加武术表演的有霍东福、霍亚亭、霍文亭、叶玉梅等人。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他的宏愿没能达成，这是第一次在天津准备组织成立精武会的情况。霍东阁回到南洋后，继之而来的抗战阻断他再次回国的机会。霍寿嵩是霍东阁大哥霍东章的长子，他继承家传医术，于一九二六年年16岁时随叔父霍东阁在广州和印度尼西亚任教，并在南洋传授精武文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赶走荷兰人，占领了爪哇岛，对居住在爪哇的人民实行残酷统治。虽然远在南洋，但霍东阁没有忘记祖国。霍东阁、霍寿嵩叔侄满腔爱国之心，率领精武会员投入抗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游遍爪畦各埠，四处义演，为抗日前线募捐。有一次在吧达维亚募捐时，霍东阁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进监狱。霍东阁入狱后，仍坚持斗争，和他同牢房的有一位爱国华侨名叫赖汉传，是一位音乐家。他们在狱中合作起来，由霍东阁作词，赖汉传谱曲，痛骂日寇的野兽行径。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霍东阁不幸病逝，终年六十二岁。霍东阁逝世后，万降中华总会、长黄公会、南华学会、中华药商联合会、华侨妇女会等华侨团体联合发出讣告，表示深切哀悼。雅加达、苏腊巴亚（泗水）、三宝垄等城市的友人，纷纷致唁或登报悼念。霍东阁被埋葬在印尼万隆的芝芽律墓场，在异国异邦的土地下安息了。霍东阁虽已与世长辞，但他为精武事业发展，为华侨福利事业所做的贡献，将让我们更加铭记心中，也为他没能达成最后夙愿而惋惜。他耿耿爱国之心与高超的武技，和父亲一样，赢得了人们的广泛称颂。
霍寿嵩到达印尼后，随叔父霍东阁在精武组织教习练武，后开设医院，以行医为生。霍寿嵩生前曾写信给祖国的亲人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对不能重返故里引为憾事。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把骨灰撒入大海，取水流千遭归大海之意。霍寿嵩妻子叶水娘带着丈夫的遗愿，在一九八0年携子女回国观光。霍寿嵩有一子三女，儿子霍公正继承父业，在印尼任中医骨科大夫。霍公正有两个女儿在广州工作。霍东阁与霍寿嵩叔侄，这两位出色的霍元甲后代，为在南洋推广精武事业和家传医疗技术贡献了他们的一生，受到南洋华侨和世界精武人的广泛称颂。
穿越百年历史的文化积淀，霍家始终坚守着他们的传统和荣誉，用自己的方式生活着。霍元甲在津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浓厚的家族印记，霍东章与霍东阁，两位家族中的重要纽带，为后世铺展了无尽的故事。霍东章长子霍寿嵩当年随叔父霍东阁赴广州、南洋发展，霍寿嵩长子霍公正是印尼有名的医生，也是霍家子孙中最富有的。霍东阁次子霍文亭曾任小南河村小学校长，1958年，因有海外关系，被安排支农，1980年得以平反。他有很深的传统文化造诣，对研究其祖父精武文化达到专家水准，后任天津精武体育会副会长、天津市西青区政协委员。1989年天津精武体育总会成立后，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并经常与天津精武会领导出去参加活动，外国的精武体育会也频繁发来邀请电报或信函，为此，多次出国访问。霍文亭于2005年5月15日去世，享年84岁。霍文亭长子霍自正，承传祖上崇德尚武之风，积极弘扬精武文化，发展精武事业，担任天津精武体育总会副会长、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名誉校长与“霍氏迷踪艺研究会”会长等职务。霍自正自父亲去世后，自然承担起与霍元甲、霍东阁有关的一切对外事务，积极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不遗余力地为弘扬精武文化而努力进取，默默奉献，为当代弘扬精武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霍静虹是霍元甲的玄孙女，在北京体育大学完成学业后，成为天津商业大学体育教师，是大学武术队教练，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霍氏练手拳代表性传承人，为霍家在武术与学术领域续写新的篇章。霍乃荣为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玄孙，是霍元甲第四代后人霍自正的长子。霍乃荣现为霍元甲文化品牌继承人，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夫妻俩共同努力培养三个孩子（霍公第六代后人）长大成人，继续传承和弘扬霍公的精武精神。
迷踪拳与迷踪艺的资料是精武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武术文化的宝贵遗产，历来被武术界所尊崇。霍东阁所作“练手拳图谱”三册（72式练手拳拳谱，且画有134幅招式图像）及草稿，现收藏于天津霍元甲纪念馆。该“练手拳图谱”霍东阁手迹是《走近霍元甲》作者晨曲与霍元甲曾孙霍自正去印尼采访时，由家住万隆的霍东阁之女霍月华提供给侄子霍自正的。“练手拳图谱”是霍东阁主要在广东精武会任教练及后到南洋后所作，书中自序写于1920年9月9日。该书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出版，书稿一直在家中存着。1956年，霍东阁在南洋去世，由其妻叶玉梅收藏书稿，叶玉梅去世后，书稿才又到霍月华手中。几代人的心血，几代人的梦，终于等到了见天日问世的机遇。“练手拳图谱”的面世，对于研究和传承精武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七）霍元甲纪念馆
霍元甲故居纪念馆坐落在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1986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整修了霍元甲故居、修建了霍元甲陵园，用以纪念这位威震中外的爱国武术家。1997再次修葺了霍元甲故居，扩建了霍元甲陵园，辟为“霍元甲故居纪念馆”。霍元甲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初年，1917年洪水冲毁了原来的砖房，后因家庭拮据再建为土坯房。1986年按旧制修复的故居为青瓦土坯墙农家小舍，北房3间，堂屋挂有1909年在津拍摄的霍元甲像，像两侧为次子霍东阁题写的唁联“一生侠义，盖世英雄”。东屋为霍元甲生前卧室。东西屋陈列有各种珍贵实物资料及霍氏生前所用兵器、家具、农具等物。故居院内西南有兵器房，为霍元甲当年习武放兵器之地。故居周围空地辟为“元甲公园”。1997年，在其原址翻盖成青砖瓦房的三合院，跨进小院门楼，是一镶有“福”字的影壁墙。影壁墙后面是一明四暗五间正房，小院左、右各有厢房一间，中间正房挂着霍元甲遗像，两侧是霍东阁在霍元甲遇害后所写的唁联“一生侠义，盖世英雄”。西屋霍元甲书房墙上高挂着孙中山为精武体育会的题词：“尚武精神”。故居内陈列了一些霍元甲练武时所用的武器和精武会的会旗等文物，以及霍元甲生前用过的遗物。
霍元甲陵园位于小南河村南，占地近一公顷，整体建筑采用轴线对称式布局。由神道、石狮、享殿、石牌坊、寝园组成。陵园还设有霍元甲生平事迹陈列馆。室内展览包括四部分：一、幽燕之雄，初露锋芒；二、奋发智勇，誓雪国耻；三、创建精武，强国强种；四、爱国精神，发扬光大。介绍了霍元甲自7岁至42岁，历经读书习武，津门谋生，励志报国，威震俄英力士，打败日本武魁，雪“东亚病夫”之耻，以及创建精武会，强民体、树国威、遭毒害、存浩气的传奇人生轨迹，成为遍布世界精武人和炎黄子孙崇拜和朝拜的武学文化圣地。霍元甲的棺木于1989年4月29日迁葬于此，陵墓四周被一片郁郁葱葱的果园所环抱，幽静典雅，气氛肃穆。霍元甲一生中只有一段婚姻，妻子王氏贤良贤淑，勤俭俭朴，一直生活在小南河村，直到1960年去世，享年92岁。霍元甲去世后，撇下王氏与孩子孤儿寡母，长子东章次子东阁和长女冰茹年龄都不大，还有一个遗腹女东琴尚未出生，生活艰难可想而知。但王氏和霍元甲一样，都很坚强，硬是克服一切困难，把孩子们一个个拉扯成人，成家立业。霍元甲夫妇去世时间相隔50年，最终安葬在了一起，现在霍元甲的墓地就是他与结发妻子的合葬墓。精武镇小南河村是孕育霍元甲与精武精神的沃土，如今的小南河村已成为精武文化圣地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关于霍元甲墓的情况在《静海县志》中有详细记载，据民国初年静海名士袁殿元所编撰《静海县志》中记录：“上海北数里，有石巍然，铭日：‘大力士霍元甲之墓’。其附近即为文治派领袖宋公教仁长埋之所。殿元曾历其处，不觉怦然心动，以为彼二人者，各能代表我国之特性，使后来人景仰不已。……窃念技击如霍公者，吾邑世不乏人，而霍独能于国际争光，驰名父孺，是天以霍代表国人为吾邑生色于遐迩也。”霍公去世后的第二年，为让霍元甲叶落归根，胞弟霍元卿与次子霍东阁、徒弟刘振声一起，护送灵柩回到天津小南河，葬入霍家祖坟。当时天津怀庆会馆悬挂了“瞻仰昂昂金刚汉，力巨出神，拳精人化，飞龙踞虎，尚武精神，浩气鹏鹏贯牛斗；讴歌堂堂勇大侠，胆坚铁石，志烈秋霜，爱国忧民，强我民族，大义凛凛满乾坤”的长幅挽联以示痛悼。当灵柩运回天津时，成千上万的乡亲都自发地出来迎接，崇敬英雄的场面感人至深。“文革”期间，政府为平整土地号召平坟，霍家祖坟棺木全部深埋。建霍元甲陵园时，为了寻找霍元甲的坟墓很费了一番周折，最后在霍家坟地里根据定位最终找到了葬霍元甲用的红漆棺材。前世英灵不远，后世薪火相传。霍公可歌可泣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浩气撼山岳。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代中华武林宗师，长眠于此，傲骨永存，英雄不朽，忠义千秋。
新修建的霍元甲墓园，墓门为一座三间瓦房，各有一门，中间大敞四开，走进墓园，先是五间瓦房纪念馆，正中间安放着霍元甲半身塑像，后面衬托着“前言”，介绍霍元甲生平事迹，被誉为中华武林的一代宗师。室内展示着各届世界精武武术文化交流的情况。出了纪念馆，迎面是孙中山题写的“尚武精神”牌坊，东侧是修建墓园的碑记，西侧是孙中山书写的“精武本纪序”，墓园栽满了花草树木，墓道两边栽有柏树，一直通到墓地。整个墓是以精武会的会徽形状为底座，拱卫着隆起的坟，前面立有一盾牌形的墨色墓碑，上书“霍公元甲之墓”，碑前还有汉白玉供桌，留人们祭奠。一代宗师就沉睡在这里，深受后人敬仰。霍元甲一生辉煌的建树得益于津沽大地深厚文化底蕴的滋养，他的英雄精神和壮举与杰出贡献，是天津城市精神的历史体现。
霍元甲故居纪念馆从建成之日起已有数万的爱国人土前来参观瞻仰，重温霍元甲这位爱国英雄的传奇经历和感人事迹。霍元甲纪念馆的创建是为了继承霍元甲的遗愿，弘扬尚武精神，增进国内外精武友人的相互往来，也已列为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天津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通过大量文物、历史照片及多种现代化展示手段，真实反映了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传奇一生，生动再现了霍元甲武术生涯的追求，和他自幼立志图强，继承祖传迷踪绝技，雪洗“东亚病夫”之耻的伟大事迹。纪念馆前陈列的是一座庄严的霍元甲伟人石像，是向人民群众进行国耻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近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一代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有着高尚的武德修养和崇高的精武武道精神，为后人所崇拜和学习的楷模。他不仅要求自己练武强身，还倡导人人习武强健体魄，他还利用自己的名望来弘扬中华武术，将传统武术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将之与民族救亡图存运动紧密结合在起来，给后人树立了榜样。从许多资料上看，霍元甲并没有当一代宗师的打算，也不想开宗立派。他所创立的精武体操学校，更像是一个教授传播武术、强身健体的民间普通学校，低调的名字体现出霍元甲并不争强好胜。历史上真实的霍元甲怀有忠厚仁义与善良悲悯之心，温文尔雅，稳重低调，谦虚近人，一生游走武林江湖而不染，叱咤风云立鳌头而不骄。他的故事和传奇虽无像电视剧、电影中演绎的那样快意恩仇，亦不损华夏尚武精神王者之风范。虽然一些影视剧作品中所表现和反映的霍元甲形象有些夸张，但是，他作为一名爱国武术家，中国传统武术的代表人物，他为民族救亡图存运动所作出的一切是有目共睹的，他的传奇故事被广泛传颂。霍元甲为近代中国武术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独特武术理念和实战技术对后来武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武术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的重要代表人物。
（八）天津精武体育会成立
在霍元甲的故乡成立精武体育会是精武先辈的宿愿，但由于历史上多种多样的原因，这一愿望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实现。1990年6月30日，天津精武体育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精武创始人霍元甲的故乡——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坚，天津市体委主任仇涌，天津市财政局局长岳树功，西郊区（现西青区）副区长张保友，霍元甲后人以及天津武术界代表百余人参加成立大会。中国武术协会主席徐才、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振等为精武体育会分别题词，上海精武体育会会长卢丽娟专程前来祝贺。经协商，天津体育会的名誉会长为石坚、仇涌、岳树功、杨宝生（西郊区区长）。会长傅宝丽（天津市体委副主任），秘书长谢锡琼、管玉成。天津精武体育会的成立，可以更好地传承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涵的精武精神，展示天津精武文化魅力，重点以传承传统武术文化为纽带，更好地团结海内外爱国友好团体和人士，显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软实力。
天津精武会的成立标志着霍氏几代人的夙愿终得实现，也是圆了精武体育人的梦，圆了天津人的梦。它是精武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精武事业进入新发展时期的新起点。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根”。一个城市的魅力在于它的文化底蕴，天津因近代爱国武术家霍元甲而彰显中华武术魅力，已成为一个鲜明的城市文化品牌，扬名中外。精武会是中华精武精神之源，世界精武文化之根。霍元甲与精武文化是天津的，是上海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天津精武文化以霍元甲出生地为世界瞩目，它的周边集聚了众多有深厚武术承传的武林人士而为外界关注。霍元甲家族绵延至今的文化承传是天津精武地位不可超越的基础。在精武会的旗帜感召下，各界仁人志士众人捧柴，共扬精武精神，积极进取，接续精武历史文化传承，为弘扬精武文化作贡献。在霍元甲家乡举行精武体育会成立庆典仪式，迎来了国内外众多精武友人，共续精武团结情，共谋精武会事业发展。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文化产业的复苏，武术事业不断发展，霍元甲影视的广为传播为天津精武会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天津市在1992年举办第二届国际精武武术文化交流大会。自从1998年天津精武会在马来西亚接过承办第六届国际精武武术文化交流大会的会旗后，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并给予有力的支持，西青区政府和小南河村村委会为了使计划要求得到实施，做了巨大的投入。国家旅游局把第六届国际精武武术文化交流大会，列入2000年“神州世纪游”重点活动项目，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游客参加盛会。天津承办第六届国际精武武术文化交流大会，是继天津市成功举办世乒赛、世体赛之后，又一次举办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活动，预示着天津精武事业从此得到真正启动。2009年1月18日，为纪念霍元甲这位名震中外的爱国功夫家，经天津市民政局考核并报请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将其故乡天津市西青区南河镇更名为“精武镇”。2012年10月27日，新成立的天津世界精武武术文化研究会，以“传承精武文化，弘扬精武精神”为宗旨，致力于传承精武经典武术技艺，挖掘、整理、研究精武武术文化遗存，保护霍氏练手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精武文化的知识产权，拓展精武武术文化的推广交流，保护传播霍元甲“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精神故事，通过传播中华武术，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精武文化历经百年，不断传承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成为世界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研究会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开展精武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出版精武文化研究成果等方式，进一步推动精武文化事业的发展，使精武精神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110多年以来，精武体育会始终坚持公益性组织的定位，一以贯之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精武体育会对于中国武术的普及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现在该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开展非遗武术“四进活动”，特别是推动武术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加强武术普及，积极展开武术交流，积极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以及编写武术教学教材等等。作为中国最早的民间武术体育团体，精武体育会对于中国近代武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对于中国武术的普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传承地域独特文化，弘扬西青文脉武魂。天津精武总会致力于推广传承武术文化和精武精神，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在扩建精武武术文化传播、发展、交流平台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天津精武体育会旗下的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就坐落在小南河村，由世界武术冠军郎荣标、候冬媚创办于1999年8月，学校与霍元甲墓园和纪念馆相邻相连，成为了小南河村“能文擅武”的一面金字招牌，也是这个“武术之乡”对尚武精神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传承。现设有武术、散打、跆拳道、空手道、柔道、中国式摔跤、国际式摔跤、拳击、少儿体操、蹦床、射箭、跳水、举重、武术兵道（短兵）等14个运动项目，并承担天津散打队、天津武术兵道队、天津空手道队、和天津青少年武术套路队的训练任务。许多痴迷中国功夫的外国人也都慕名而来，学文习武，影响日益扩大。1986年，第二届国际武术邀请赛在天津举行，有美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派人参加，对促进精武文化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000年9月，天津举行“第六届国际精武武术交流大会”，全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的32个代表团参加，其中有220位选手和100多名随团的观摩者。2012年10月27日，以“传承精武文化，弘扬精武精神”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世界精武武术文化交流大会在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故乡——天津西青区精武镇开幕，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39个精武会的代表队汇聚一堂，寻根祭祖，竞技比武，增强友谊，聆听英雄故事，缅怀精武元祖霍公元甲，交流精武文化研究成果。让大家通过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来体会和感悟一代爱国武术家霍元甲成长过程中那侠肝义胆、心存正义、舍己为人、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和精武文化专家学者交流了精武文化研究成果和世界各地精武会发展情况，并成立了“天津世界精武武术文化研究会”，以加强精武文化研究，使其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精武武术大会的举行，各国精武人齐聚小南河村，拜谒了霍元甲墓，参观了纪念馆、三居和霍元甲武术学校，互相进行武术交流，使精武文化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中。2013年学校被国家文化部指定为精武文化“非遗培训基地”，多年来为三十余个非洲国家培训200余名武术学员。这些学员成为骨干力量，再把中国武术技艺带到非洲，去传授给更多爱好武术的人。2014年以来，学校还先后承办第七届海峡两岸中华武术论坛，圆满完成2015年8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台湾青少年武术夏令营”武术培训任务，圆满完成由国务院侨办主办、天津市侨办承办的“2016年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天津霍元甲武术营”蒙古、加拿大、匈牙利华裔少年武术培训任务。2018年学校组织霍元甲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各精武会代表前来参加。学校以传承精武文化，弘扬精武精神，培育精武人才为己任，坚持走出校门，走出天津市，走出国门，积极参加各种国内外演出，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泰国、英国、美国、法国、瑞士、加拿大、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迪拜、阿布扎比、坦桑尼亚、纳米比亚、毛里求斯、塞舌尔、津巴布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香港、台湾等百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武术交流访演，所到之处都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收到良好的国际影响。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还举办“武术六进”活动，即武术进学校、进社区、进乡镇、进企业、进机关、进军营，推动社会各方都来习武健身。通过弘扬中华武术，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突出的办学成绩，使学校获得了一系列社会殊荣。自2009年以来多次被教育部和天津市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民办学校、全国民办教育先进集体、天津市先进民办学校、天津市民办教育特色学校等荣誉称号等。同时，学校还是“南开大学国际学生实践基地”，“天津大学留学生文化体验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学生文化体验基地”“天津体院武术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武术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天津市外国留学生文化体验基地”，“天津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天津市侨办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的天津基地”等。作为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故乡，精武镇着力打造中国武术文化品牌高地，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新时代精武精神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在继承霍元甲精武精神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凝练升华“爱国，尚武，正义，修身，助人”的精武精神，高度凝聚精武镇人民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充分体现了精武镇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精武镇正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干事创业的发展黄金期、不进则退的转型关键期，在前进道路上，将精武精神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提振精气神，焕发新活力，全面抓落实，为精武镇高质量、高品位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天津精武体育会如今已经遍布许多国家和地区，培养学员一批又一批，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影响人数众多。
（九）天津精武文化公园
“感受武术圣地气息，传承中华精武文化”，以霍元甲故里为根基，天津市在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首先建成了“二馆一园”，即霍元甲纪念馆、霍元甲陵园和精武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其中含陵墓、纪念碑、牌坊、陈列厅、演武场和故居等，已成为增进国内外精武友人来往的纽带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霍元甲与其创办的精武会，发扬“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精神，精武镇在继霍元甲纪念馆、霍元甲陵园、精武馆之后，建设了精武文化公园，努力将精武镇打造成以“霍元甲故里”为名片的精武文化圣地。“二馆二园”的建设，以精武精神的发展、传承和发扬光大为脉络主线，结合精武故里的文化肌理，通过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呈现赋予“尚武精神”新的时代内涵。让精武文化牢牢扎根于精武镇这片蕴含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沃土，并随着岁月的变迁沉淀、积累，不断丰富和发展，蜚声四海，始致为中华儿女乃至世界人民提供强大的价值引领和精神滋养。
精武镇小南河村是爱国武术家霍元甲故里，也是世界各地精武门人恭仰和朝拜的圣地。作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世界精武文化中心，从建成之日起，每年都吸引了众多爱国人士前来参观瞻仰，重温霍元甲这位爱国英雄的传奇事迹和感人精神。2010年，为了纪念这位武术家，纪念精武会成立一百周年，为了更好的将“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的尚武精神传播于世界，在霍元甲故乡建成国家AAAA级景区“精武门·中华武林园”。武林公园，气势磅礴，将霍元甲这个百年前的英雄，全部记录下来，展现精武文化魅力。精武会馆坐落于“精武门·中华武林园”内，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由新建气膜馆和精武演武会馆构成。气膜馆是国家青少年训练中心的主场馆，演武馆主要起到陈列展览的作用，借助图文和实物来展现精武文化的起源、发展和现在新时代的传承。通过深入挖掘和整理历史资料，一大批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等不同阶段都书写了浓墨重彩事迹的精武革命志士，作为精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呈现。精武会馆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授牌的天津唯一的国家青少年训练中心，未来将集武术展示、参观、训练、赛事于一体，并依托精武文化的优势，成为中华武林园重要的业态之一。霍元甲精武精神凝聚成的中华民族不屈外辱、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已熔铸在中华人民的灵魂和血液里，他将永远作为天津人民一座不休的英雄丰碑，为世人所瞻仰。同时，以霍元甲为原型创作了大型人文舞台剧《武传奇之霍元甲》，充分展现了“精武文化”的精气神和历史价值。该剧被纳入国家文化部海外文化中心项目资源库，截至目前已累计演出500余场，吸引10万余人次观看。2018年以来在毛里求斯、南非、西藏、新疆和田等国内外地区多次演出，让精武文化走出天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精武镇依托武术名镇促进全民健身运动，打造文体武展示基地、培训基地，开展“万人健步走”、“2021年奔跑吧少年”等系列活动，以文化人，以武强志，营造季季有赛事、月月有活动的文化氛围。以霍元甲、精武体育会在全球的影响力为背景，强化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作为精武文化发源地的核心和辐射作用，进一步展示天津深厚的历史文化、蓬勃的现代体育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最终塑造天津城市品牌形象。并以此契机，弘扬精武文化，促进武术和体育事业的交流发展，提升霍元甲故里知名度，打造精武镇文体旅品牌，激发爱国情感，凝聚中国力量。精武百年，精武精神仍在传唱，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精武人，为推动武术事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精武文化不仅有助于强身健体，培养爱国情怀，还能培养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保家卫国的实战技能，历来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在民间也催生了一股尚武、习武的风潮。精武文化本身的意义已超越了体育和武术，超越了民族与种族，超越了国界和地域，是一个珍贵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品牌。因为精武，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擎起了一面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国威的旗帜；因为精武，在民族文化资源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因为精武，我们民族的精神不断得以凝聚，国人的体魄不断得以强健，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得到提升，民众的崇文尚武意识也不断得到加强。气势恢弘的“精武门·中华武林园”，记载着霍元甲这位百年前伟大的历史人物。霍元甲一生虽然短暂，却满腔热血，怀着为国雪耻、扬我国威、保我家国的强烈爱国之情，威震西洋的大力士，大振中华民族的志气，为亿万同胞所钦佩。“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宗旨，已经浓缩为中华民族不屈外辱、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霍元甲将永远成为屹立在津沽大地上一座见证历史的丰碑。
天津精武文化公园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福润精武、尚武精神、辉煌风采三大板块。景观风格以文化生态景观为方向，将精武特色文化元素植入景观设计之中，展示精武镇的城市魅力。公园规划设计建设以尚武精神雕塑主题，剪影雕刻以迷踪拳为原型。立足精武文化资源，以文化事业繁荣厚植文明沃土，发挥“精武文化”特色优势，引进天津武术队入驻，打造“尚武气膜”馆项目，构建精武精神传承序列。联通“精武门·中华武林园”与郊野公园，塑造国潮文化美食街区和亲子观赏垂钓旅游消费新场景。西青区精武镇人民政府、天津市全民健身促进会、天津市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协会三方开展战略合作，打造乡村振兴智能体育营地，以全民健身发展与“健康中国”运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联合自然科教活动平台，在“精武门·中华武林园”、观赏鱼产业示范园区、迎华道设施农业基地开展自然科普研学活动。在文旅产业创新和升级发展的过程中，传承精武文化，弘扬新精武精神，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扬我国威，振我民族魂”，一代宗师霍元甲在这片津门大地上，树立了自强不息的英雄形象。
小南河村是爱国英雄霍元甲的故乡，也是近代天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南河因霍元甲而扬名海内外，没有小南河，就没有霍元甲。小南河是天津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小南河村里目前尚武之风犹存，一支武术队远近闻名。霍元甲所创的“迷踪艺”在习武的人中十分普及。坐落于该村的“精武门·中华武林园”，是集武术文化交流、旅游、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影视基地于一体的世界精武文化中心。小南河已成为展示中国尚武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场所，在天津乃至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
（十）上海精武体育会恢复
1978年后，精武体育会在上海恢复社团活动，天津、广州、余姚等地的精武体育会亦相继恢复活动。1990年始，该会开展了与海外精武组织的联系和交流活动。精武体育会于1990年作为市级民间体育社团注册登记，现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Shanghai Chin Woo Athletic Federation)。上海是精武文化的诞生地，精武文化已成为上海市一个重视的主题文化品牌，在弘扬中华武术，传承民族文化，对外文化交流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1990年8月，上海精武会举办了首次精武武术邀请赛，同年9月13日，天津精武会举办了纪念霍元甲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活动。从此以后，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精武武术文化交流大会，在国际武术界影响越来越大。每次交流大会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精武会员聚集一堂，成为一个促进中国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是发展精武事业的一个重大盛会。和平时期，精武体育会积极投身社会民族公共事务，开展武术体育运动，投入社会公益事业，服务全民健身，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目前该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开展武术引向学校工作，选派会员和教员进学校开展学生素质教育和创办武术特色学校，普及武术运动。加强会员在公园、社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管理。组织开展各类培训、辅导和交流活动，加强同国内外精武友会和武术团体之间的联系，组织交流。举办武术、文化等培训。组织开展武术理论研究，收集资料，整理史料，编写教学教材，传承和传授传统武术，保护和传承精武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上海精武会已有会员6537人，除对会员进行武术训练外，还普及武术，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整个上海市共成立13个辅导中心，186个辅导站点，组织各类培训班、辅导班，以达到修养品德、强体益寿的全民健身目的。开展武术进校园工作，先后在全市10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武术教学活动。建立23处武术培训基地，成立传统武术研究中心，挖掘整理、传承精武传统拳种。精武文化现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精武》杂志创办于1981年，是黑龙江省体育局主管的重点学术期刊，主办单位：当代体育杂志社。它是一本国内外发行的武术杂志刊物，对全世界武术文化发挥着巨大影响。杂志秉承“独立地、客观地报道武术事实”，“报道发展中的武术史”的宗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武术文化上扮演重要角色，被武林同道誉为“传统武术的忠实传播者”。
台湾精武体育会成立创建于1996年1月27日。会长黄连顺（英文：Huang Lien-Shun.1955年5月生），台湾精武体育会的创立者，字啸玄，台湾省台北人，是台湾人第一位进入中国体育最高学府——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系研究生部深造学习的高访学者。他是一位武术技击家、武术学者、中华武术海峡两岸具有影响力的著名人物，中华台北国家代表队武术执行教练。台湾精武体育会在传播精武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了更好地发扬精武精神，促进中华武术发展，2013年10月21日，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在上海举办了“中国梦精武魂”——2013年精武体育文化高峰论坛活动。在论坛上，虹口体育馆又多了个名字——“精武体育馆”，同时也多了一份新的职能，日常的场馆活动有了更多公益性体育活动、武术赛事活动与武术文化展示活动。

七、精武文化在中华武学文化中的地位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近代历史沧桑巨变的重大转折期，上海更是风云激荡。那时为了抗御外侮、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国人急切地探索着一切可能的救国道路，社会上各式新思潮此起彼伏。“体育”，这一当时国人还十分新鲜的概念也被引入中国。“弱民无强国，强种以强国”是近代体育在中国二十世纪之初所肩负的使命，此时期，“强国强种”、“尚武救国”等一些先进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体育影响是巨大的。霍元甲正是在国家内忧外患、满目疮痍之际，决心练武强身救国，开办“精武体操学校”，并创衍出一套精妙的拳术“迷踪艺”，倡导武林新风，让外国武者闻风丧胆，洗刷列强给中国人强加的“东亚病夫”的耻辱。他以中华武术精神抵御外国势力，捍卫了民族尊严，彰显了凛然正气。精武会在清末民初时代在国人呼吁“强身健体”“以武树人”“保国留种”的时代大潮中声名鹊起，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强音和文化旗帜，代表了那个时代不屈的抗争精神。精武文化是中国武术文化的凝炼与升华，它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积贫积弱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武术文化，在中华武学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武术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中国体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成为一种中华民族具有独特代表性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中国武术，崇尚武德，对习武之人的自我修养有深刻的要求，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精神内涵。精武武术第一次将武德的第一要素定为爱国，大大拓展了传统武术武德的境界。同时打破了传统武术门派藩篱，综合中国各派武术之精粹，吸取了适合国人健身的西方竞技体育的元素，使中西体育文化相融合，形成一个具有群众性、广泛性、普及性、多元化的武术文化和强身健体格局。霍元甲“张园比武”与创立精武体操学校与同盟会革命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纵然有其幕后操作支持的背景，以华夏人口之广大，南北武术门派之众多，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人可以担当这样的角色。纵观清末民初，虽然公开擂台击败国外高手的中国武术名家有很多，但几乎见不到像霍元甲一样中华武士慷慨英勇的形象，霍元甲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在中国武术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强调以武术为载体，以武德为皈依的精武理念，变革了传统武术的旧式传授方法，融入现代教育体育思想和理念。摒弃门户之见，克服守旧保守思想，熔各派于一炉，开创各派武术各扬其长，取长补短，形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精武文化有利于完善中华武术思想文化理论体系与功夫体系，促进武术理论的纵深发展。精武会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以及半官方性质的民间武术体育团体，它的发展在背后得到了国民政府一定的支持和帮助。精武体育会将中国武术发展推向新的高度，树立了新风向，走出了新路径，开创了新局面，它在我国近代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之后中国武术发展影响深远。爱国主义是精武精神的内核，其文化的特质植根于精武人的血脉，其精神永远激励当代精武人践行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
精武体育秉承霍元甲的容人间豪气于一体，聚仁人志士于一堂，融武侠精神于一炉，在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拥戴下，逐步升华为捍卫民族尊严的一种精神。在西洋大力士嘲讽中国的时候，霍元甲义愤填膺，坚决迎接挑战擂台比武，不计个人荣辱得失，要为中国争一口气。霍元甲用他的实力和精神证明了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他的传奇故事，鼓舞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发图强，为国抗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各地精武体育会在抵御外来挑衅，抵制日益猖獗的鸦片毒害等各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精武体育会所追求的目标与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相契合，这也是精武体育会立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与群众基础。精武体育会能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得到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了时代社会政治和民众的强烈需求，依照“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锻造强毅之国民”的主旨，强调要以“体育、德育、智育”“三育”修身，强国强体，振兴中华。精武体育会担负着强国强种、御侮图存的使命与责任，充分发挥武术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国人的热烈响应。上海精武体育会具有“包容和谐”、“海纳百川”的气质，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内容有机结合、学习、融合，然后不断超越，形成新的体育思想和文化形态。精武体育是中国许多现代体育项目产生发展的重要母体，如游泳、射箭、田径等一大批体育项目均发韧于精武体育，它对于现代武术运动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在促进中国武术乃至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融合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精武武术，历经百年，走向世界，为弘扬中华武术开启了新篇章，其衍生的精武文化超越种族、地域和国界，成为弘扬民族精神，促进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
强民族之精神，须从强民族之体魄开始。精武体育会无论是对会内成员亦或是会外民众，从精武会创立伊始，便号召人们走体育救国、振兴中华之路。精武精神乃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将武术的发展与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联系在一起，将“强国强种”作为追求的目标，所追求的最高道义，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层面。面对精武会创立的历史背景，昭示民族只有自立自强，国家才能有希望。因此，精武体育会倡导，以“爱国”为本，将民族大义置业于首要地位，在这个框架之下，国人通过强健体魄、练武修身，匡扶正义，报效国家。精者，砥砺也，一者，贯通也。“精武”之名，取自“乃武乃文，惟精惟一”。“惟精惟一”四个字，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又如《道德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中无不昭示人们要坚守“惟精唯一”之道，只有明诚至道，方可大成。精武体育既海纳百川，又专注极致。武术只有融汇百家，克服门户、古今中外之见，有实事求是之精神，研精覃思，才能获得高强的本领，才能使武术达到高明的境界。一百多年来，精武体育已成为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精神和文化。
霍元甲生活在一个武术门户观念极强的年代，传统武术道德观念和民间习俗对他的武术生涯影响很深，但他能够冲破门派的束缚，敢于向传统陋习挑战，打破“传内不传外”的祖训。同时以少有的开放观念，面对天下各派武术，兼收各家之长，消除门户之见，并以精武体育会为展示平台向外推广，从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和接受武术，充分体现出他的先进思想和宽阔胸怀，以及对中国武术发展的独到之处。精武精神是近代中国人最需要提倡的一种民族精神，也是国家民族和民众的迫切要求。创办精武体操学校之时，时局动荡，朝廷腐烂，民众懦弱，面对缺乏斗志，麻木沉睡的国人，推崇“人人习武，强国强种”的主张，这是霍元甲精武精神的最精华部分。他的这种关于尚武强身、强国强种、抵御外侮的思想，给国人的精神以极大的振奋和鼓舞，激励了国民自信心和斗志。霍元甲思想开放，胸怀远大，他首先提出向外姓传授霍家武艺，刘振声就是他第一下外姓弟子。他能够超越门户之见，以及家族内外之争，不局限于自家门派，兼收并蓄，综合创新，形成具有很强实战性的“迷踪艺”。他极具民族气节，富有正义感，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和浩然之气与大丈夫气概。一代大侠霍元甲，名气四海，名垂千秋，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和精神象征。一代代精武人，辛勤耕耘，励精图治，秉承霍公遗志，延续“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之精神，使精武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武术是中国的精魂，千百年来，被视为强身健体、伸张正义民族文化的象征。崇文尚武精神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民族创造力的体现，是国家以及民族兴旺发达强盛的文明标志和精神支柱。精武体育是崇文尚武的典范，对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武术精神，提高中华民族的世界影响力都有着很大的作用。纵观津门大侠霍元甲的一生，出身寒微却怀以武术救国之心，深陷乱世却不忘端身正义，历经磨砺而不坠青云之志。他所创立的精武会，是中国武术历史上影响广泛的民间团体组织，他将一生奉献给了民族武术事业，传承着中华武术文化遗产，他的精神是中华武术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霍元甲作为清末时期的武术大师，以他的侠肝义胆、浩然正气和高超的功夫，震慑了西洋大力士，真实地击败了日本柔道会高手，给当时国人一种精神上的振奋，对民众的思想和精神带来了很大的激励和影响。他亲手创办的精武体操会虽然无法改变国家，也无法做到全民习武，但却实实在在的打破了武术门户之见，让一大批人有机会学习到真正的武术，这对于促进近代中国武术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武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作为中国先人的一种技击生存之“道”，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武术萌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它不仅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体育运动形式，而且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意识形态，它的文化内涵几乎涵盖了中国古典哲学、伦理学、美学，医学、宗教、兵学、文学、艺术等传统文化的各种领域，蕴含其各种成分和要素，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是“根”，而武术文化则是其一个分支，是一个“子系统”。武术文化的渊源是中国传统文化，其深刻烙印是武术具有生命力的保证和文化源泉。精武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组织部分，它与民族救亡图存运动密切相连，具有独特的思想文化体系和精神内涵。它融汇了传统武术的精髓与西方体育之长，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基因，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和谐性。鉴于传统武术存在派别彼此轻视、好勇斗狠的陋习，精武体育会从一诞生起，就倡导“我之拳头不许加在同胞身上”之口号，消除门户之见，融合众家之长，为复兴、推广、发展中华武术不遗余力，影响所及，万众风从。
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受一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生存技能，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连。冷兵器时代武术是战场搏杀的手段，现代和平年代武术的职能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等方面。我们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和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结合霍元甲武术思想理念进行不断改革创新，使武术的发展与时俱进，并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更好地为全民健身与人民大众健康服务。精武精神诞生于一个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的年代，它的出现唤起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与荣誉感，为推动武术发展传播，振兴民族精神作出了巨大贡献。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体现，它源自于古代的武侠文化，是一种充满正义、勇气、信义、担当、重信守礼、为国为民、舍生取义等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它体现一种崇尚侠义的文化精神的抑恶扬善的文化主题，也是我们新时代需要弘扬的精神理念之一。我们不仅仅要有勇气和思想，还需要有诚信，有正义，有担当，有责任，有使命，这也就是侠义的精神之所在。我们需要传承和弘扬侠义精神，敢于维护正义，积极投入社会活动，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在二十一世纪，虽说武术已经早已退出战争舞台，但是它所具有的侠义精神不可消退，这对传承中国武术精神有着重要意义。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麻木冷漠亦无异于自暴自弃。我们要高度警惕，决不让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甲午惨败的历史悲剧重演，对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惨痛一页，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激发力量，奋发图强，以待不虞，立于不败之地。一个民族的兴衰取决于文化的兴衰，人类前途命运取决于文化的导向。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弘扬以霍元甲精武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武术文化，这对于完善国民的道德修养，培养国民优良品质和意识，提升全民健康素质，实现体育强国与武术发展振兴战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武术文化传承对于国人道德与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是提升国民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日益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人们的精神修养却日益淡化，道德滑坡，很多人信仰缺失，理想信念淡薄，精神颓废堕落，汉奸文化抬头，崇洋媚外之风盛。所以，应迫切需要加强国民爱国思想和道德修养教育，唤醒社会良知，重振失落的道德，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振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武术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易乾卦篆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的集中体现，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危害自然与社会的行为进行顽强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武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扬光大。中华武脉历久弥新，尚武精神绵延不绝。在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文化的振兴”的过程中，必须要大力倡导弘扬尚武精神，积极探索武术文化发展方向，促进精武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的融合。这对于振兴传统武术文化，促进与世界各地武术文化交流与发展，构建武术国际化发展战略，进而不断扩大精武精神和中华文化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以及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八、弘扬精武文化的历史使命和重要意义

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主席为新中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体现出新中国体育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最高宗旨，明确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根本目的和发展方向，全面推动了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他把着眼点放在增强人民大众的体质上，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体育目标的改变，说明新中国体育强国战略定位的确立，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精武体育与新中国体育的目的和要求是相一致的，当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弘扬精武体育具有重要意义。精武体育作为中国体育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体育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站在时代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勠力同心、和衷共济，振奋国人尚武精神，担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体育强国、推动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历史使命。
（一）精武文化的历史使命
中华武术有着几千年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是先辈们在与大自然作斗争和冷兵器时代的战斗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技击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从古到今，武术伴随中华文化发展一路走来，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全息载体，成为世界公认的中华民族符号。中国武术，上武得道，平天下；中武入喆，安身心；下武精技，防侵害。武术作为民族文化的历史沉淀，历代传承的瑰宝，承载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与精神。武术文化的核心是武德，表现为勇敢、公平、正义、包容等文化精髓。武术在华夏文明土壤里成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和熏染，具有深厚的东方哲学思想内涵，并以此作主干和方向来构筑自己的庞大的武术科学体系。武术文化博大精深，所包含的天人合一、刚柔相济、内外兼修、和谐共生等思想，包含的武德精神、敬业精神、拼搏精神、侠义精神等意志，包含的以人为本、克己利人、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等品质，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尚武不仅仅是武力，不仅仅是暴力，它真正宝贵的东西是能给人一种信心、勇气、力量、斗志和精神。尚武精神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根基，是中华民族崛起、强盛、昂扬向上的力量源泉。“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以及“乃文乃武，惟精唯一”的尚武修文精武思想和精神，构成了精武文化的重要内涵，对于中国其它武术流派文化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弘扬精武精神，推崇人人习武，实现强国强种，激发爱国热情，是霍元甲一生所追求的体育思想与主张。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液之中，陶铸和培育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人格，体现为一种民族大义和集体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和价值基因。霍元甲的“家国情怀”是他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不仅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植所在，也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和价值倾向。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倡导霍元甲精武精神，对于促进中国武术事业发展，振奋民族尚武精神，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提振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荣誉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精武文化是中国武术与体育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桥梁，成为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成为武术文化向国外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要把精武武术作为阐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深入做好挖掘整理研究、弘扬、传承与发展工作，树立精武“大武术观”，实施大众化发展战略，促进精武武术的全面振兴与发展。
中国武术所承载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强健有为”的文化精神，也是中国武术的基本精神内涵。传承和发扬武术精神，对于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民族振兴，实现文化强国、体育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可安邦，武可定国”、“文武兼备”、“文韬武略”，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古代周朝贵族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就非常重视文武教育，是中国素质教育的典范。从古至今，文武并重的教育始终是中国全面培养合格人才的有效手段和方法。武术与体育并重、乃文乃武的教育，也是精武体育的基本教育方针和要求，在精武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是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服务的，具有普世性、政治性、社会性与人民性，同时文化又是与时俱进的。中国武术承担着重要历史使命和责任，不同的历史时期，武术的使命和责任有不同的追求。但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朝代如何变迁，武术爱国图强的精神永远不会改变，强国强种的使命永远不会改变，仁者爱人的武德修养永远不会改变。一百年前，精武武术的使命是尚武精神、救国救民、强身健体、强国强种，后来走出国门，“谋全世界人类之健康，不使有此强彼弱之弊，而收一视同仁之功”。一百年后，随着时代发展，精武武术追求的宗旨和使命是健康中国，文化自信，关爱众生，造福世界。我们要用超越传统思维，重新思考和认识精武体育和精武文化的价值，深入挖掘和阐发精武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要让更多人关注精武文化与中国武术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精髓，致力于将中国武术推向世界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国武术文化。
霍元甲不仅仅是一个武艺超群的一代宗师，更是一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者，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精武提出的“以体育居先，体育复以武术为主，参以时代各种运动”、“体、智、德”全面发展、“乃文乃武，无文不能远行”、“惟精惟一”及“摒除历来技击家门户之见，冶各派于一炉”的思想和开放意识，对于当今开展“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全民健身运动，以及加强体育人才培养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为实现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为继承和保护传统武术文化、促进我国体育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力量，进一步扩大中华武术的世界影响力。“弘扬中华武术，传承武学文化”，“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每一个中国都要自觉肩负和承担起弘扬精武文化的责任和使命，推崇人人习武的理念，强国强种，让精武精神得到传承与发展，将中国武术文化推向全国乃至世界。
（二）重振民族崇文尚武精神
翻开一部世界史，尚武精神无不是一个民族强盛的巨大推力。尚武是一个民族走向强盛的鲜明标志，它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是一种征服的力量，坚韧的力量。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尚武精神往往是实现国家意志、净化民族品质的有力武器，成为衡量民族兴衰成败的重要指数。武术在不同社会时期承担着相异的责任与使命，要随着时代变化与社会的需要而发展。在当前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环境中，强化国民的崇德尚武意识，倡导全民健身运动，对于培养国民道德修养，提升国民健康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中国尚武之风的根基。秦、汉、唐更是尚武之风盛行，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迈。国家的强盛来自于尚武，
经过几朝几代的不懈努力，才奠定和巩固了华夏一统的格局。宋朝社会文化转入阴柔，使重文轻武、重文抑武成为国策，对外妥协忍让，以致导致发生丧失尊严的“靖康之难”，
从而造就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软弱无力的朝代。历史证明，重文固然重要，但武决不可轻，要注重文武并重教育，二者缺一不可。看当今社会，国家在经济领域虽然取得重大进步，物质文明达到一定高度，但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不能较好的协调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文化及教育阴柔之气泛滥，“娘炮”文化大行其道，社会奢靡之风盛行，金钱与权力至上蒙蔽了国人的心智，靡靡之音不绝于耳，“娱乐致死”腐蚀灵魂，信任危机充斥社会，功利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权力崇拜甚尘嚣上等。我们要万分警惕社会“文明病”，以及缺乏运动症，防止出现“新型东亚病夫”。中国人在任何时代，尚武传统不能丢。历史证明，凡是有信仰、意志坚定的民族，都是强盛的民族，凡是那种贪图富裕，贪图享乐，贪图眼前安宁，没有远大志向的民族，基本上都是牛羊习性，等待他们的只会是一轮又一轮的宰割与屠杀。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当前要迫切改变社会不良风气带来的影响，弘扬民族正气，提振阳刚之气，振兴尚武精神。知耻近乎勇，国人当自强。一个不忘国耻、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在现代社会中，最可怕的莫过于忘记过去，忘记历史，以致民族集体沉沦和人格沉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历史中吸收教训，齐心协力地为民族谋发展，为国家争荣耀，为民众谋福祉。只有全民奋发图强，使自己真正强大起来，才能不再被挨打，才能有实力称雄争霸世界之林，才能有力量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急功近利之世风，阴盛阳衰之性格，盛世浮华之浮躁，只会让人变得懦弱和颓废。提倡尚武精神，通过习武能够强健国人体魄，培养民族优良素质和品质，在面对外来势力挑衅之时，方能不忧不惧，敢于直面担当。枕戈待旦牢记重托，精武强能不辱使命。弘扬精武精神，传承精武武术文化传统，拓展与提升武术的社会价值是当前精武体育所要做的。精武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相一致的，使命、责任与辉煌彰显了精武文化的当代社会价值。在新时代赋予民族复兴新要求的背景下，让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得到传播，让濒临失传的武术技能得到传承，让浩然正气的武术精神得到弘扬，让武术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同时，要让中国武术走向世界成为奥运体育项目，这也是全体武术人的共同心愿，更是精武体育奋斗的目标。
自春秋战国时代历经两千多年的“侠士”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与中国社会紧密结合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有时它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当今现代社会中，重视“侠士”文化，对于弘扬正气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需要培养人们的侠义精神，尤其在侠义精神缺失的当下社会中，以中国武术为载体，弘扬武术文化中的新时代侠义精神，能够为当今文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传统武侠精神的现代价值体现在增强社会正义感，振奋民族精神，提升道德水平，加强法治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人文精神和价值。其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弘扬正气，扶危济困”“不为名利，助人为乐”等侠义精神，一直被世人所追捧。古有劫富济贫，打抱不平，今有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可见中国传统武术中的侠义精神在当今社会传统文化中仍然熠熠生辉。侠士文化是精武文化的重要内涵，深入发掘、研究和传承侠义文化，可以促进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推动传统武术的复兴与发展。霍元甲精武精神在这个时代依然屹立不倒，他生前倡导的以武“强国强种”“以武救国”的思想和精神，一直是中国人强身健体的初心，这是对中华武术精神内涵的深刻诠释。精武武术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深入探索研究霍元甲精武精神思想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之形成完整的精武文化理论体系和精武武术功夫体系，这对于弘扬中华武术文化，重塑精武文化和精神，以及让精武精神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精武体育会诞生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它的发展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紧密相连。精武体育发展的历史，折射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艰难步履和脚步痕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每一个重要关口，总有精武人的身影和呐喊。精武体育会所倡导的精武精神，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粘合剂，它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标准和发展模式等等，仍然是宝贵的文化财富。深入进行新世纪精武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探索，让精武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风采。从精武百年的历程和历史来看，精武体育为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开放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颗明珠，探索武术文化内涵，研究武术文化思想，发展民族武术事业，使武术理论科学化、系统化，是一项迫切的任务，需要广大武术专业人士和爱好者的共同努力。武术作为中华国粹，是中华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健身、护体、防敌、制胜的作用，包括武德修养、武术礼仪、服装器械、武学药理等，这些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构筑了整个中华武术文化体系。做大做强武术事业，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力，让中华文化传播海内外，这始终是精武体育会的目标。要将精武武术研究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形成有效的学术探究机制，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树立起武术的学术形象，打造精武知名品牌。深入研究武术和健身、武术和文化、武术与文明、武术和文旅等关系，推动传统武术向现代武术的养生健康产业、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为武术文化与相关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精武文化作为时代的产物，在国民懦弱、亟需振兴尚武精神的时候显得非常重要，它能激发中华民族爱国情怀和勇敢精神，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将起到非常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倡导精武精神，对现代武术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武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其功能和作用也会发展变化。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行，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守正创新，固本开新，又需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全面推进人与武术的和谐发展，使武术为民族复兴服务，为全民健身服务。牢固树立精武文化为国家和民族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世界人民服务的思想，以精武文化的振兴，推动中华武术文化振兴与发展，助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人民精神家园。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承载着国家的梦想和精神，实现“中国梦”，更需要“文化梦”。尽管时序交替已过百年，一代爱国武术家霍元甲早已远去，但他留下精武精神，却赓续不绝，历久弥新。中华民族在迈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精武精神遗产依然具有辉映当下的力量。拓展精武体育的人文和社会价值，加强精神内核建设，彰显精武文化魅力，使武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当今人民健康的需求。新征程上，我们应该进一步达成共识、转变观念，积极发扬精武文化的优势和特色，充分体现服务和对接好国家战略。以内外联动的大视野，加强精武体育会与世界各地精武文化联谊会的组织建设与合作机制建设，共同传承发扬精武武术和精武精神。进一步加大武术国际推广，充分发挥武术在民心相通中的作用，促进海内外体育文化交流互鉴，在坚持爱国主义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趋势下，让精武文化服务社会与服务民众的旨意在世界舞台上放射光芒。

（三）弘扬精武文化的重要意义
文化传承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发展根基，是延续民族血脉、凝聚爱国意识、民族意识的强大力量，更是弘扬民族文化的有效手段，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互为一体，离开了中华民族就不会有中华文化，同样，离开了中华文化也就谈不到中华民族，传承中华文化就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传承精武文化思想和精神，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尚武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表现出的是战胜敌人与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敢于斗争与善于战斗的精神状态，表现出一种绝不忍受压迫、奴役和欺辱的抗争精神，一种敢于反抗不公平世界的思想、胆略和气魄。一个民族拥有了尚武精神就势必会强大，若失去了尚武精神，必将会被时代所淘汰。历史证明，一个外无尚武精神的民族势必会被外力所淹没，一个内无尚武之风的民族必将落后于时代。精武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得到广泛继承和传扬，存在于每一个国人的心中。它像一个种子被深深地植入到每一个国人灵魂的深处，即使它在沉睡，也可以被随时唤醒。弘扬霍元甲精武精神和爱国思想，对于振奋民族尚武精神，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展侨力，振兴中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精武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深受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滋润与影响，具有独特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价值。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融汇了传统文化、爱国思想，侠义精神与地域文化等，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弘扬精武文化，对于发展传统武术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发挥着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我们要承担起传承精武文化、弘扬精武精神、推动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责任，充分挖掘“精武”历史文化遗产品牌价值，积极与体育赛事、文化创新等相结合，把精武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品牌和展现民族传统文化平台，重振国人尚武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精武文化是中华文化集大成者，有核心价值和进步理论，是无形之门，能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化。所以，特别在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中，显得弥足珍贵。当然，在新的形势下，精武体育发展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是需要进一步丰富精武文化内涵，扩大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扩大精武体育文化认同，需要进一步扩大科普宣传，重塑精武品牌。在推动工作中，要制定完善的精武文化发展战略和规划，特别是要通过搞好有关武术学术和精武文化研究，组织好有关研讨，办好系列比赛，努力形成一定精武场所与发展规模等来逐步实现。要从体育和武术出发，但不局限于体育和武术，超越传统思维，重新思考和认识精武体育和精武精神的价值，这对于新时代促进精神文化建设，实施武术振兴战略，推动全民体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应重视学生精武武术体育运动，加强武术文化教育工作，提倡崇文尚武新风尚，重视将精武非遗武术引进校园。要让学校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对学生进行健身健心的教育，增强学生体质，培养青少年吃苦耐劳、敢拼敢打、自强不息、尊师重道、诚实守信、谦虚礼让、勇于拼搏等品质和精神，使青少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才。精武体育会在强健体魄、文武兼修、商业运作、精武精神、塑造新民等方面的实践，启迪着新时代武术教育的改革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要从历史、民族、哲学与文化战略的高度，认识和重视精武文化，将之作为一面鲜明的爱国主义教育与重振民族精神的旗帜，号召全民参与武术健身体育运动。从实际与现实出发，认真落实各项弘扬与传播措施，重视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教育，形成以各地精武体育会为龙头，全社会广泛参入的发展格局，从而让中华精武的文化基因传承发展下去。武备文修养四维，精勤苦练培三育。精武文化的发展，希望在青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有朝气则国家有希望。青年人要树立崇高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胸有大志，心有大智，身有大勇，勇于担当，敢想敢做，敢于超越，敢做大事，敢成大业，追求卓越，以实际行动践行精武思想和精神。随着国家对武术和文化的重视，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热爱精武武术，一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投入其中，一定会出现成千上万个以传承精武武术为己任的“精武英雄”，为推动精武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霍元甲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创办的精武体育会将永世长存，他的英灵会永远护佑我们砥砺前行，他的精武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图强。
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讲话》称：“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同样，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国家，是悲哀的，必然是一个落后之邦。勿忘国耻，铭记历史，铭记我们的精武英雄，珍爱精武文化，让精武精神在永远传承下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的出现，“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是民族的脊梁和家国之魂，是国人时代精神的坐标、信仰高地。大力提倡英雄主义精神，树立民族“大英雄”文化观，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尊重英雄、敬重英雄、爱护英雄、学习英雄”的氛围。“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让勤劳、勇敢、无私、不屈等民族品质与昂扬的斗志得到张扬；让弘扬正气、自强不息的大侠霍元甲精武精神，传之四海，走向世界；让武术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最闪亮的“坐标”，点亮中华民族精神之“灯塔”，铸就中华民族英雄不朽之“丰碑”。要铭记一切为民族和国家作出贡献的英雄们，讴歌他们英勇不屈、刚强雄毅的大无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让民族英雄精神，成为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文化是一条无法割断的纽带，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担负起精武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做传承中华传统武术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宣传者，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精武武术之所以在世界受欢迎，源于其蕴含着的深厚民族文化，它让很多本来对中国陌生的人更加了解中国，喜欢上中国文化。我们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好、发展好、传承好精武文化，增强精武文化的底蕴和厚度，发挥文化传承发展优势，努力将霍元甲精武武术做成世界性的武术健身第一品牌，让“中国梦”的价值观借助霍元甲的精武文化优势润物无声地传播出去，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华武术发展。充分运用精武体育这一平台和文化品牌，向世界分享以中国武术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让更多人因武术而健康快乐，同时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文化、运用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为增进人类的福祉做出积极贡献。精武会文化交流最大的特点是民间交往，而民间交往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扮演着特殊的、必不可少的角色，它组织的文化体育活动可以延伸和放大国家和政府间的合作交流的成效。
精武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文化，是民族文化凝练的精华，无论从精武文化本意而言还是当今社会需要，我们都要深刻把握其文化实质，不断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丰富精武思想的内涵，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立足时代特色，紧跟时代前途步伐，坚持与时俱进，发挥精武文化作用，服务于当今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努力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精武文化价值体系，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促进精武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弘扬。让精武文化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文化支持和精神力量，使之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是新时期弘扬与传承精武文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精武文化的目标所在，更是彰显精武文化的时代精神和价值意义所在。精武文化对期盼民族复兴的近代中国来说，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和重大意义。致力于探索和挖掘精武文化内涵，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精武精神。伴随中国的发展，精武文化逐渐成为团结全球华人的一个文化品牌，在对促进中外民间文化交流，加强世界各地精武会之间的沟通联系和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精武文化之路作出贡献。武术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形态，精武文化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其思想文化内涵也将不断得到丰富，从而呈现出新的时代价值。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面临着过度物质化、功利化趋势，出现精神焦虑、信仰缺失、人性危机等严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外来文化渗透与侵略严重，有的已经深深侵蚀到国人的机理和灵魂，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然众多国人还浑然不觉，或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一些国家和外部势力亡我中华之心不死，采用各种手段，处心积虑地要灭绝中国传统文化，并将之作为毁灭中华民族的长远战略，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抹黑、贬低、污蔑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使中华传统文化在不知不觉中被压制、被蚕食、被替换、被毁灭，其邪恶之心昭然若揭。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中也在不断消失，特别是一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经达到快要灭绝的地步。同时又面临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国人要保持文化定力，提高警惕，深刻反思，痛定思痛，兴利除弊，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自立自强。要高度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大力弘扬以精武精神为代表的武术精神，强大民族精神力量，丰润国人道德滋养，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文明进步，为民族的复兴增添力量。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面向未来，促进精武文化发展，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文化有机结合，为推动武术发展传播，促进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做出贡献。精武武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体育文化，我们要共同致力于中华武术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与传播，让精武事业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只有将中国武术文化发扬光大，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让全世界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国。感悟精武文化，汲取奋进力量。新时代精武文化必将以其更加磅礴的力量，成为凝聚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精神文化纽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与思想源泉，必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思想文化和精神永远传承发展下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不忘初心，自强不息，奋发图强，为民族的文明进步贡献力量，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里黄河水滔滔
迷踪拳出扫国耻
精武英雄长天啸
旧世民弱家国难
血染青史留辉照
神州崛起民自强
精忠报国志气豪

注：（该文经天津精武体育总会、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与霍元甲曾孙霍自正老师审阅同意。2023年12月30日，在首届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论坛获奖，在山东师范大学作专题报告交流。论文lD：ZTBG-0507，证书编号：SJZHCTTYWHCCFZLT067）


（2023年11月2日，癸卯年，农历九月十九）



作者：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曾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机关工作，现在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从事治安管理、刑事侦查工作三十余年，致力于刑事侦察谋略与现场勘查技术及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中华武术理论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有重大理论建树。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当代武术名家，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2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