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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圣拳武学与义和拳文化研究——卢飞宏

来源： 文圣拳官网 日期：2024-05-17 16:14:45 点击： 属于：圣拳文化

文圣拳武学与义和拳文化研究

文圣拳亦称文圣功、五手、五步架、长寿拳、杜家拳、离卦拳、神拳、五步神拳、老红拳、大洪拳、八卦拳、先天无极道圣拳、义和拳等，于明末清初著名宗教领袖八卦教(五荤道或收元教）创始人刘奉天（出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五年，故于康熙三十二年，即1617—1693）与弟子郜云龙文武功法合一共同研创。相传郜云龙后人的女儿传其子山东冠县杨四海（1714—1786），杨四海传山东嘉祥的杜恒信（1756—1838），由杜恒信传遍运河两岸，大江南北，发扬光大，又称杜家拳。文圣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国家体委在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宋庄得到挖掘整理，时称山东“四大名拳之一”，后被誉称为“中华历史文化名拳”、“中华文圣拳”、“中华圣拳”、“义和拳”等。2009年9月27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文圣拳是中华武术中一部非常重要的武学，它的起源和发展与历史上八卦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它是中国民族宗教武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文圣拳武学与义和拳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一、文圣拳是义和拳的源头

  义和拳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神秘的拳种，它和清朝时期民间宗教秘密结社与习练拳棒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它以师徒关系为纽带，以设拳场、练拳术为组织方式传播发展，强身健体、防身自卫。它也是中国民间一个正规性的拳术组织，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因为它的形成与发展和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秘密结社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遭到清政府的禁止、取缔，以及镇压和迫害，只能在民间隐秘传承发展。它又是道家修炼的珍贵拳法，在传承上非常保守，密不外传，有“三人不道，六耳不传”之说，有严格的组织性和道德规范，虽其名气和影响很大，让人听之如雷贯耳，但实际内涵文化一直很少被世人所了解。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受政治、宗教和历史等因素影响，社会和人们对义和拳讳莫如深，人们对它的形成发展历史知之甚少，也始终被一种神秘的气息所笼罩。更有甚者将之视为“会道门”与“邪教”组织，避而远之，一些研究者由于种种原因也很少涉猎这些课题。义和拳是中国武术文化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不研究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秘密结社与民间武术的联系问题，就不可能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多年来，我们在文圣拳武学文化研究中，较多地涉及到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秘密结社的问题，以及对明清时期民间武术文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研究，逐渐理清了义和拳的形成与发展脉络，对历史上义和拳文化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突破。经过多年来的研究，解决了中国武学中存在的一些模糊的问题，其中是义和拳指的什么样的拳种，它的传承与发展的脉络是什么，它对中国历史与中国传统武术有什么贡献等。我们在查阅丰富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并进行了“田野调查”，经过认真研究有了一些重大发现。义和拳的历史渊源产生于明清时期八卦教的离卦习拳练武活动，源头是由八卦教离卦之主郜云龙所传习的文圣功。他在加入八卦教以前已精通祖传三十二式太祖长拳（又名“老洪拳”、“老红拳”），以及六合大枪，跃步齐枪等，武功超群。他与师父刘奉天师徒二人共同将马上作战所使用的大刀、大枪、硬弓等功法，与道家导引吐纳术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外练肢体、内练脏腑的高深拳术功夫。这部内家功夫内修易道、丹道、圣道，外修武道、兵道、医道等，它的功法体系与古代“河络”、“术数”、“方术”、“玄学”、“中医学”、“兵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深藏阴阳五行八卦九宫之玄机，是一部修炼大道武学，圣贤之学，帝王之术，阴阳大法，即文圣功，也是文圣拳的雏形。郜云龙尤以武功见长，在八卦教中因其功夫精湛，悟性极高，被尊称为“武圣人”，也称为“透天真人”。义和拳最初就是历史上八卦教的内传功法文圣功，亦即现在广为传承的称文圣拳、五手、五步架、离卦拳、神拳、五步神拳、大洪拳、老红拳、长寿拳、八卦拳、无极道圣道圣拳，以及六步架等。过去门内传有“五步、六步不分家”、“五步传河（黄河）南、六步传河（黄河）北”之说。义和拳由于在历史发展中与民间宗教八卦教“反清复明”的联系，一直被清政府所忌惮，并将之视为心腹大患，并采取残酷镇压与迫害手段，禁止它的传播与发展。历史上凡是认为有习练义和拳之状者都要被拿问和查禁，致使该拳种只能在民间隐秘传承发展，也给人感觉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清政府视义和拳为“邪教”、“拳匪”和“异端”，将之与白莲教相齐并论，有“五步架子，白莲教，皇上听了吓了跳”之说，由此也可以看出该拳种在当时的影响力。修炼者为躲避清政府查禁与迫害，故在民间传承发展中都撇清与义和拳的联系，很少立有文字，只是在门内口口相传，功夫传承也只是口传心授。众多门徒只能偷偷练拳，为掩人耳目，有的则依托它拳之名，故改立拳名众多，以至让外人不知就里，这也导致该拳种在四百多年来传承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可喜的事，四百多年来，该拳种保持了原文圣功之古朴自然，圆通浑厚，简单实用，养生与实战为一体，二次呼吸和二次、三次发劲为特色的独有风貌，具有显著的实战技击和养生价值，成为宝贵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八卦教是清朝时期著名的民间宗教，于明末清初山东单县人刘佐臣（1617—1693，亦名刘奉天，名璿，字佐振（佐宸），号车鲁，一些史籍上也记载为刘凤天、刘風天、刘多臣，明万历四十五年生于河南省白阳县杨家庄，后迁入山东单县刘家楼，现属单县黄岗镇刘老家刘小楼村）创立。祖师原姓李名廷玉，唐世之后，乐天之子，母王氏；于崇祯七年（1634）仲秋之日，遇高人指点修炼大道，得道后创立五荤道或收元教，分八卦招收教徒，后改称八卦教。该教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修炼内丹，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信仰，倡导三教归一，万法归一，奉行仁义礼智信，崇尚太阳崇拜，在中国北方地区民间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影响力。按“内安九宫，外传八卦”组成体系传经布道，“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门各有独立组织体系和传承。刘奉天有八大弟子，郜云龙（离卦）、郭图元（坎卦）、陈南兴（巽卦）、张照祥（震卦）、姬易学（乾卦）、刘兴邦（坤卦）、邱执奉（兑卦）、王国清（艮卦），统称“八卦真人”。据“根源经”记载：姬“春元”家子占西北他为乾卦，郭“玉璞”家后占正北首领朝坎，张“锡寿”占东方为震宫，陈“宗圣”占巽，南方“郜”皇代占离，邱“明月”占兑，王“承光”占艮，柳“善蛟”家占坤，分九宫八卦，四正四隅，分支干合门派一齐度人，传承八方，布道天下。历史上各卦宫支派文武功法在民间隐秘传承，地域辽阔，有庞大的组织体系，习练人数众多，且相互融合，异彩纷呈，对中国民间武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八卦教习拳练武传统由来已久。据《根源经》记载，从顺治六年（1649）刘奉天师徒退兵吴三桂事件可以看出，至少在顺治初年义和拳的雏形已经形成，经过康熙、雍正七八十年的传播发展，在民间已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八卦教习练拳棒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大文化特色，它们大都借助武术来宣传教义，多以结盟、传教、习武、行医等活动为凝聚方式，传经布道，教化民众，坐功运气，操练拳棒，强身健体，治病救人，从而也促进了中国民间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八卦教的主要经书有《五女传道书》（亦称《五圣传道书》）、《禀圣如来》、《锦囊神仙论》、《八卦图》和《六甲天元》等。其中最为重要的经典《五女传道书》，则是一部讲修炼内丹，追求长生不老的传教书。炼内丹（气功）修长生的教理，深受广大下层民众喜爱和信仰。修练“内丹”记载其法：“舌抵上腭，鼻采清气，闭目存神”，想象头顶透出“元神”，“即得真法”。相传郜云龙内丹修炼已通神明，头顶能放出圆光，透出小人形影，故号“透天真人”。义和拳入门方式，信众入教于夜，点香三柱，供茶三盏，拜师盟誓，纳根基钱，口说“投离卦透天真人郜老爷门下”，紧闭眼耳口鼻“四门”，由师口授三百余字修持长咒。平时每日三次向太阳礼拜，吸气练功。据《根源经》言：“元明盘只此出内灵九道，只为着传道时当就凭文，他九人暗传道教化儿女，舍家业和性命蹬断红尘。先传文后传武文武成就，度男女讲天地阴阳细分。”这说明八卦教在创立之初就已基本形成既“传文又传武”的教理，为之后在发展中形成完整的“文场”与“武场”相结合的文化奠定了基础。“文”即修练“内丹”，气功运气，“武”即拳棒功夫，教习武术。相传文圣拳功夫秘笈是一部高深的“无字天书”，亦称“太阳真经”，是文圣拳功夫的精髓，但已失传或仍隐匿于民间。文武合场的武学文化是文圣拳武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精髓所在。历史上八卦教内传功法文圣功传承范围很广，刘奉天祖师传八大弟子，他的八大弟子又各以八卦八方传承发展，均以师徒为纽带不断传承下来。除了离卦教传承“文武合场”外，其它各卦主要传承文圣功的“文场”。文圣拳第二世先祖宗师郜云龙传承八卦八方，他的离宫兑卦文圣拳第三世先祖宗师杨四海亦按八卦八方传承。杨四海的兑宫乾卦文圣拳第四世先祖宗师杜恒信，又分八卦八方传承，杜恒信的八大弟子进一步将文圣功传承天下。自文圣拳第四世先祖宗师杜恒信之后，历代传承人再未分八卦八方。文圣拳第五世宗师杜玉珍又在杜恒信所分八卦八方的基础上，分出六爻，故后世文圣拳发展基本以杜恒信所分八卦八方及以六爻为组织体系传承发展。
义和拳源于八卦教的离卦之习拳练棒，俗称为“武场”。在传播的过程中，与宗教修持的活动内容结合在一起，主要是坐功练气，俗称的“文场”，从而形成“文场”与“武场”。“文场”具有重要地位，以“文玚”统领“武场”，这样的文化对八卦教的传播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最早记载八卦教习武活动而引起清政府密切注意是在雍正年间，雍正六年（1728）的一道上谕中说：“闻卦子匪类隶籍于江南之庐、凤及河南、山东、直隶、山陕地方，其男妇皆习拳棒技艺”。“卦子匪类”，即指八卦教徒，其时已分布数省。此时这种习练拳棒活动在华北地区乡镇村庄中普遍存在，它们平时大多单纯练武，但当它们和文场教徒相结合时，就增添了浓重的宗教色彩，并不断被卷入一场宗教的运动中去。义和拳之名称，在历史资料考证中最早出现在乾隆中叶。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大旱，逢蝗虫蔽日，庄稼殆尽，官府赋税不减又额外加征，农民无法生活。是年八月二十八日，王伦清水教起义（清水教，即八卦教，亦称白莲教）是年九月，镇压王伦清水教起义地方大员巴延三的奏折中：王伦起事，“俱由白莲邪教而起，又诡名义合拳，煽惑乡愚”，该折中特别提到，义和拳是“传授咒语拳棒”。在据清代戚学标《纪妖寇王伦始末》记载：“寿张人王伦以拳棒教授兖东诸邑，阴用白莲教诱人炼气，云炼气可饥半月不死。其法以十日不食为小功，八十一日不食为大功。伦每出，辄弟子数十人从炼气，曰文弟子；拳棒曰武弟子。所过势张甚，求无不应。因妄自尊大，有不轨志。”清水教教中即分文场与武场。文场教徒称文弟子，武场教徒称武弟子。文弟子运功炼气，属门里弟子。武弟子习练拳棒，称门外弟子。乾隆四十三年（1778），山西壶关县商贩张九锡，他来到直隶元城做生意，听说冠县杨四海是这一地区的义和拳头目。在赴北京呈控黄河漫口派累民间办料折及钱文时，他呈控山东冠县碗儿庄（系垛儿庄之讹）杨四海邀请村人学拳敛钱、聚众立“义和拳邪教”。上谕著将此案交刑部左右侍郎胡季堂、喀宁阿审理。山东巡抚国泰接谕后，派按察使于易简赴冠县传讯杨四海等。据山东巡抚国泰的报告：“山东冠县地方，有民人杨姓，聚集多人，立义和拳邪教，邀请村人每人出钱三五百入教，学邪拳之事”（国泰奏折796号）。所指杨姓民人，即指冠县朵庄（碗儿庄）的杨四海。另据乾隆四十三年《清高宗实录》：“按察使于易简等前赴冠县严拿义和拳邪教杨姓一案，拿获杨四海，后刑判发配西藏。据供，伊父在日会拳，借此防夜。”以及1779年1月12日直隶总督周元理的奏折中“奉旨：山东冠县及直隶元城县有民人杨姓等起立义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处，其所称童姓，既有义和拳名色，为行路推车人之所知，断难掩众人之耳目”。
张九锡控文中说到义和拳这一名称已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出现，它比山东恩县离卦门传人李焠（字建光，恩县李古寺村，今属武城县东李古寺村）所传拳诡名为义和拳还早一两年，比王伦聚众起事更早七八年。说明王伦起义前义和拳就已在山东冠县、直隶元城、大名一带活动。杨四海后代曾提供资料说“杨四海曾拜郜爷为师，后来办错了事，引起郜爷不满，他便到山西找刘爷解决”。杨四海属于离卦，传习的是五步架、六步拳。五步架即文圣功，“六步拳”同“六步架子”、“六式拳”、“六式趟子锤”一样，都是“六趟拳”之变称。垛儿庄六趟拳传人杨凤山说：杨四海练的主要是六步拳，他到一个地方就教一种拳，都称六步拳。收徒时供三碗清水或三碗酒。他传拳地区有直隶南宫城边，山东临清、郓城、梁山、江苏肖县、沛县以及安徽等地。村民都传说他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高梁叶当刀。杨四海的父亲杨树财也属离卦教，因为他曾向离卦头目黄有义习过拳棒。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长安奏：“有直隶南宫县人魏玉凯喊禀，讯据供称在本县魏家庄居住。该村有乡约李存仁及魏学宗、简七、王三、严龄等，与山东王伦都是高口地方之李姓徒弟。从前原系白莲邪教，演习拳脚，四十六年后又改为义和拳，各人俱藏有绳鞭等语。”“既据喊控李存仁等有演习拳脚之事，自应彻底查办。”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镇压王伦清水教起义地方大员巴延三的奏折中所提到的“义合拳”，以及乾隆四十三年杨四海之父“在日会拳”来看，义和拳之名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乾隆初年，而从雍正六年（1728）的一道上谕中记载则可追溯至雍正初年。据记载：“乾隆三十四五年（1769—1770），山东恩县离卦门传人李焠进而改教名为“义合拳”，随后参加王伦起义。”这也是义和拳参加农民起义的最早记载。义和拳最初从一个拳种到形成“文武合场”的文化，它的“武场”在发展中，其内涵和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融汇到这一组织中来的，还有如八卦拳、红拳、大洪拳、梅花拳、七星拳、六步架（即三晃膀）等。它已不仅局限于八卦教的内传拳术，也并非专指某一种具体拳术或拳种，即代表了一种习练拳棒活动和组织。八卦教对清中期至近代的教门运动、武术结社、农民起义和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有深刻影响，它对中国民间武术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民间宗教为信仰的武术拳种和门派很多，在清朝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逐渐形成了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文化体系。民间宗教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武学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和文化形态，在中国武术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促进中国民间武术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义和拳的发展与变化

  义和拳从一个拳种至习练拳棒活动，再到一个拳术组织，逐步发展为义和拳（门），成为离卦教的一个支派，是一个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经过一系列重大“反清复明”起义与“教案”事件的促使，逐渐使之发展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宗教体系。从使义和拳向宗教团体的转变，标志着义和拳组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对于从原本作为一个拳种的“义和拳”在本质和内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本质上分析，义和拳既是一种拳术的名称，又带有习武结社的性质。义和拳在离卦教创立后就已初具雏形，也是文圣功在清朝时期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义和拳由“文场”和“武场”组成。“文场”也是指导弟子们习武练功和参加拳派活动及其它事情的基本指导思想，“武场”活动是演习拳棒。一般说来，“义和门教”所指是义和门的“文场”，“义和门拳棒”所指是义和门的“武场”。文场占有主导地位，以文场统领武场。乾隆中叶以后，出现在天津府的沧州、青县、静海的义和门或离卦教义和门、以及如意离卦教义和门等，都是离卦教的流裔，或离卦教多年流衍嬗变而出。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之变”八卦教也有一个组织叫“义和门拳棒”。在《那彦成奏疏》中，曾提到“青县季八、叶明福等传习义和门教一案”和“故城县葛立业传习义和门拳棒预知逆情一案”。在嘉庆初年的档案中记载：青县尤荣“跟随本县吴家马头人吴承发即吴老三学习坐功运气，并如意、离卦教义和门，唱说好话”。所谓“如意”，指如意门，也是离卦的一个支派，因念诵《九莲如意经》而得名。关于“好话教”的宗教活动，在《季八供词》中有很清楚的叙述：“王世清劝我学‘好’，把我叫到他家，住了一日一夜。他家供着一张纸画的佛像，也记不真是什么佛，领我烧了香，磕了头，教我学‘好’，说是义和门。”《那彦成奏疏》称：“好话教，即离卦教；改名大乘教。”到嘉庆年间，由明代万历年间滦州石佛口人王森创始传承下来的大乘教清茶门便和八卦教融合，成为离卦的一个支派。据一份档案记载：“东省向有义和拳名目……据吕福供称，伊于嘉庆十七年间，拜从已正法之郭为贞为师，烧香供茶（习）教，伊持诵咒语，称为离卦门教，并传授义和拳。”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中有一支直隶中部靠近山东的景县有一大批教徒，首领宋跃漋（43岁），会各种拳术，授徒颇众，称自己的路数为武术中的“义和门”。宋跃漋和儿子拜冯克善为师加入了离卦教，并参加了天理教起义。
随着清廷对八卦教习拳练武活动的严厉禁止，并伴随着对之残酷的镇压和迫害，有的卦主后嗣中断，只能奉他姓为卦主，甚至教主传至数代后嗣也中断，主要传教人员也多因农民起义和“教案”罹难或发配边疆不毛之地充军、为奴，各地门徒隐秘民间或流落他方。在八卦教各门之中只有离卦、震卦、坎卦有着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实力和影响较大，它们对中国民间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并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农民起义革命运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千丝万缕联系。在八卦教中刘奉天家族与离卦郜云龙家族传教影响最大，其影响达两个多世纪之久。乾隆三十七年（1772）被镇压的山东荷泽王中所掌领的震卦，当时“凡在教者，均称为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此时八卦教的震、坎、离三卦组织被破获，其卦主王中、孔万林、郜生文三人被清政府杀害。离、震、坎三卦组织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部分教徒仍在坚持活动。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一道上谕中说：“马牧集李法向习离卦教，能使拳棒。”离卦有着坚强的生命力，仍在继续隐蔽地传播，它的组织不断发展。据《那彦成奏疏》：“至大乘教、金丹八卦教、义和门、如意门等教，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南方离宫郜老爷门下。”又从嘉庆十六年（1811），直隶总督那彦成先后破获的“钜鹿县民孙维俭等以好话教惑众敛钱”、“交河县传习一柱香离卦教之齐闻章等搜出违背十王经卷”、“沧州吴久治、路老等传习佛门教”、“青县边二从习白阳教预知逆情”、“束鹿县马杨氏传习红阳教搜获飘高老组经”等案来看，离卦已经扩散为许多分支。称“教名虽别，俱系离卦教之子孙徒党。”
由于教徒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八卦教组织到嘉庆年间有了更大的发展。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李文成、冯克善领导的天理教（即八卦教）起义，便把八卦教的反清斗争推向一个高潮。林清统一了京畿地区的老理会、大乘教、荣华会、白阳教和红阳教，在起义中主坎卦，总领八卦，称天皇。李文成主震卦，并管领坎卦以外的七卦，称地皇。冯克善（1772—1814）掌离卦，为人皇。八卦教还分文卦和武卦，文圣人和武圣人。林清不会武艺，总领文卦，是文圣人。冯克善精通拳术枪法，总领武卦，是武圣人。起义首领牛亮臣（滑县知县衙门的库书，冯克善的连襟），称“掌理天盘八卦法开后天祖师林大弟子牛”，号称“天地人”三大盘外的“仙盘”。兑卦卦主刘帼明及由其引入教的徐国安也成为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此外，参与这次起义的还有：乾卦卦主华某、坤卦卦主魏正中和艮卦卦主王道□。八卦中，除巽卦外，有七卦参加了这次起义。这次起义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廷统治中枢紫禁城，所以给朝野以极大震惊，这也是继王伦清水教起义、五省白莲教起义后的又一次影响重大的反清起义。天理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星罗棋布的八卦教教团仍然以各种各样的运动方式表现着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在道光、咸丰年间乃至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八卦教如同大河波涛，激荡着、浸润着这块古老的大平原，沉重地打击了清朝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有力地鼓舞了各地民众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斗志与决心，他们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在中国农民起义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咸丰十一年（1861），在直隶、山东交界的邱县、莘县一带便爆发了由离卦教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光绪十七年（1891）热河爆发的农民起义，也是由离卦教的支派金丹八封教领导。甲午战争后山东各地的大刀会也有一部分是属于离卦的。此后，八卦教诸门逐渐合流，终于汇成了十九世纪末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拳至少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前后，已震惊朝野，引起朝廷的重视，在民间已有很大的影响力。据传郜云龙嫡传后人有一全面继承离卦教文武功法的女儿嫁到了山东省冠县桑阿镇杨朵庄（过去称“碗儿庄”），将该拳传其子杨四海（1714—1786）。杨四海原名杨治明，乾隆年间文武双进士（也有传为“监生”），潜心修文练武，进一步完善发展了文圣功，广收门徒，传承八方弟子。郜云龙传承的文圣功八卦八方，其它七卦无从查考，只有离宫兑卦杨四海传承下来。杨四海传承的文圣功当时又叫五步架、红拳、神拳，义和拳、或五步神拳、六趟拳。杨四海是清朝前中期文圣功的重要代表人物，离卦教著名宗教领袖之一。杨四海将离卦文武功法全部传于其乾卦弟子山东省嘉祥县黄垓镇井庄的杜恒信。杨四海传承的八卦八方，现只有兑宫乾卦杜恒信传承下来，其它七卦活动情况亦无从考据。杜恒信1756—1838），自幼嗜武，先随本庄井家拳师习练六步架，杜恒信悟性极高，学而即通，用而即妙，井家师傅遂不肯授之绝艺。杜恒信深慕杨四海之名，只身一人去河（黄河）北投师学艺三年。杨四海六十四岁时因“义和拳”教案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腊月被发配西藏充军，杜恒信随师一起到西藏陪师六年。杜恒信的诚心打动了杨四海，随将平生所学文圣功法全面传授给了杜恒信。据井庄杜氏家谱记载：“清乾隆年间杜恒信，分支始祖延明公之十五世孙，现嘉祥县黄垓乡井庄村，他自幼习文练武，集三大名拳取之精华，完善充实传统杜家拳，苦练功成，他严遵师训：‘守武德，孝祖先，居安业，不涉政’，为追求拳术境界更高，游四方以武会友，招牌上写：“脚踢黄河两岸，拳打南北二京，胜吾为师”。时被晋、冀、鲁、豫、皖武术界称拳师，弟子八百，名扬四方，誉贯五省，乾隆黄帝命刘墉亲到家访，诏入朝即敕封五品大员御前侍卫，他以严遵师命为由婉言谢绝。至今家中后人还珍藏着刘墉访诏时留下的古物。”
杜恒信回到家乡嘉祥县井庄（亦称：郓城东28里井庄）后，严遵师训，传承武艺，不涉政，脱离教会，广为传播文圣功，并不断将之推广到直隶、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地，并进一步将儒、道文化和阴阳五行之理融入文场与武场，充实完善和发展了文圣功。杜恒信侠义乡里，在运河两岸传承甚众，影响巨大，素有：“北京到南京条（运河）河两岸都是杜家兵”之称。杜恒信先师忠、孝、信、仁、勇，大义情怀，义薄云天，弘扬大道，足迹踏遍运河两岸，大江南北，名震天下武林，成中华一代武学之宗。中晚期退隐故里，躬耕田园，淡泊名利，闲时走师访友，传经布道，专心传授武艺，为传承和弘扬文圣功武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据传嘉庆二年（1797）大学士刘墉奉旨到山东办案，专程至嘉祥县黄垓乡井庄暗访杜恒信，密查其是否在领导教门或参加教会活动，因未查出参加教门证据，杜家免遭一难。刘墉欲招杜恒信为朝廷所用，杜恒信以尊师命为由婉言谢绝。当时刘墉在杜家坐过的枣木圈椅及摆在厅堂中的八仙桌，现在仍摆放在杜家传承人杜仲山先生的堂屋中，亦可作为沧桑历史之见证。杜恒信故去后，为纪念他为传播文圣功武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文圣功称为“杜家拳”。之后，经过杜家传承人和杜恒信的八大成名弟子王新刚、邱颜、姬庭松、刘东科、高皇、侯宝安、侯慧信、杜景川等入室门徒及众多门外弟子的努力下，又不断将文圣功推进到了新的高度，门徒遍布天下，传承地域广阔，对后来文圣功武学的广泛传承起到了巨大作用。历代文圣拳门人和爱好者为文圣拳的弘扬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圣拳历史上考取功名者，杜恒信八大弟子之一，高皇，嘉祥县人，清朝考取武举人，他将六路梅花大刀发展为九路梅花大刀。一代宗师高建邦，清乾隆末叶、嘉庆、道光年间人，嘉庆壬戌科武进士(1802)，据高氏家谱记载：高建邦“字树勋，号廷英，辛酉科亚元壬戌进士，前任庐州卫守备，诰封武德骑尉”。一代宗师田在田（1830—1912），字象乾，巨野县田庄镇田庄村人，清末武状元，咸丰元年(1851)武举人，咸丰二年(1852)联捷一甲第一名武进士。授官头等侍卫，乾清门行走。两年后回乡探亲，率领团练镇压太平军得胜，受到胜保赏识，保举为直隶大名镇开州协副将。咸丰八年(1858)升山西太原镇总兵，咸丰十一年(1861)加提督衔。同治元年(1862年)，因督剿不力而遭到弹劾去职。同治六年(1867)，通过疏通湖广总督，调回军营，以总兵补用，赏戴花翎。同治九年(1870)，调赴南京办理营务。光绪二年(1876)，署四川重庆镇总兵。光绪五年(1879)实授。后改甘肃肃州镇总兵。光绪三十四年(1908)，加太子太保衔。1912年8月卒于山东济宁田家公馆。其后，葬于山东省巨野县田庄镇田庄村北的“状元陵”。
文圣拳从刘奉天—郜云龙—杨四海—杜恒信传至四世，从杜恒信至现在的杜家传承人杜仲山离时六世，即：杜恒信—杜玉珍—杜广穆—杜金房—杜学颜—杜仲山。因郜云龙至杨四海之间近百年间郜家屡受“民间宗教案”牵连，其多代主要家庭成员被朝廷镇压，之间文圣功传承难以理清并断代，故只能以过去老人口传文圣功早期传承为刘、郜、杨、杜，并尊称四位先祖宗师为“真人”。门内亦尊称为“刘爷、郜爷、杨爷，杜爷”。义和拳杜家在传承中严遵师训，传承人未参加“反清复明”起义运动，但中间波折颇多，之间井庄村及杜家也曾遭到太平天国北方起义军捻军（俗称：长毛子）的围攻，试图逼迫杜家传承人“树旗”出山反清，但未果。杜家传承人与捻军头领两次交手，以高深武功震慑了捻军。因杜家传承人未参加反清起义，从而也保存了义和拳发展的杜家武学一脉，为后世文圣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在文圣拳传承遍布大江南北，以山东嘉祥、郓城、汶上、梁山、金乡、邹城、泰山、微山，江苏沛县、丰县，河北临西，河南永城，安徽涡阳、无为等传承地为中心，辐射全国，习练者数万，在其它地区也有众多习练者。
早期的义和拳包括文圣功、五步架、老红拳，大洪拳，六步架等。大洪拳的文场是八卦教离卦，属离卦门的其中一支，武场俗称六步架子（即三晃膀）。乾（乾隆）嘉（嘉庆）时期亦称之为“红拳”。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清朝廷蔑称“粤匪”、“长毛”）称其为“洪拳”。洪拳也叫红拳，属“上四门”，上四门包括：“红（拳）、梅（花）、弹（腿）、迷（踪)）。红拳在历史上很少被官府查禁，不像文圣拳、梅花拳那样多灾多难。所以，天理教起义、义和拳运动失败后都以红拳为幌子，掩人耳目，蒙蔽官府，躲避追查。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称谓的“洪拳”，其后发展为有北方的红拳、南方的洪拳和中原少林看家拳之别，各有传承，世代相传至今。大洪拳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汉族武术。有一种说法认为它起源于宋太祖赵匡胤所练习的六步架拳术，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它是由上古时代的伏羲所创立，尧王进一步发展，而老子则将其传承下来，成为少林武术的基本拳法。少林拳视大洪拳为少林诸艺之基础，被誉为“各种武艺的源头”。历史上的洪拳、大洪拳、小洪拳和老洪拳、老红拳均为同拳异名，属离卦门，以其独特的风格，自成一派，有别于现代我国南北广泛流传的“洪拳”和“红拳”。当代该拳种洪拳仍在全国有广泛的传承，特别在苏鲁豫皖一带民间是最有影响的拳种之一。从清中叶后，义和拳成为农民反抗运动的一面旗帜，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清水教起义至嘉庆十八年（1813）的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天理教起义，以及到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几乎所有的华北地区爆发的民众造反运动都与它有关。
明清时期众多民间武术团体与民间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多民间武术在发展中在思想和文化上受到民间宗教的影响，使习拳练武与宗教结社相结合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武术独特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各地习教与习武结合的现象自清初开始一直在不断发展，不少秘密结社组织以传习武术方式组织下层民众传经布道，并与农民的反清运动相结合，在中华武术史上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一页；这也成为推动民间拳械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促进中国传统武术在民间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代八卦教系统中宗支庞杂、流传年代久远的教门，对清中期至近代的教门运动、武术结社、农民起义和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有重要影响。最初义和拳流行于山东、直隶等地，采用八卦教的经典和教义进行宣传发展，以设拳场、练拳术的方式连结与组织群众。1896年在山东反抗外国教会斗争中，曹州出现大刀会，德州一带则有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都与离卦教有密切的关系。此后义和拳更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宣扬“铁布衫”、“刀枪不入”等方式吸引群众加入，并以此方式鼓舞群众不怕洋枪洋炮，进行反侵略斗争。1899年，改义和拳为义和团，逐步由山东扩展到华北各地，掀起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拳（团）包括各种成分，是由许多武术流派汇集而成的，如其中有梅花拳、大刀会、神拳、红拳、大洪拳、八卦拳等。在义和团运动中，很多民间武术门派和拳种都称为“义和拳”，众多拳种汇聚了义和拳（团）的洪流，从而也使义和拳在中华武学中转变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概念。义和拳不再只代表一个拳种，代表一个拳术组织，一个宗教团体，更代表了一种思想、文化、精神和力量，也代表了一种民族的使命担当和爱国情怀。在中国武术发展史，义和拳作为一个伟大的拳种为推动历史进步和促进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
义和团运动初期，在直鲁交界地区兴起的梅花拳改名义和拳，它在乾嘉两朝曾与离卦教有联系，有的为该教武场，有的配合或掩护其活动。鲁西南、鲁西北的神拳亦倡应劫起事说，服色旗号、器械装饰尚离卦火色（红色），拜“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郜老爷门下”，属八卦教离卦门的分支；组织严密，奉无生老母为至尊之神，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诀咒语，以“三世三佛三阳劫变”宗教救世思想为理论，以“依正弟子，改邪归正，归顺于礼。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传授心法，轻传匪言，泄漏至理，阴诛阳灭，将此身化为浓血，入水水中死，入火火中亡，强人分尸，天地厌之”为誓词，以剑指势为联络暗号。梅花拳是汇合成义和团运动的一股支流，其首倡“扶清灭洋”口号，在义和团运动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神拳、义和拳、红拳、大刀会等它们都是义和拳运动的重要支流之一。

三、义和拳与义和拳（团）运动的关系

八卦教是清朝时期重要的民间宗教，其同教异名颇多，对中国民间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同时也对中国民间武术的发展影响巨大。由离卦教派生的义和拳（门）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省）一带，在长期的发展中带有浓厚的“反清复明”思想，由于满清政府视义和拳为心腹大患，长期对其进行清剿和镇压，所以只能在民间隐秘传承。但无论义和拳遭受清廷多大的打击与迫害，它“反清复明”之火从未熄灭，它们不屈不挠的反抗起义运动一直贯穿至清朝的灭亡，谱写了一部下层民众反抗满清压迫斗争的壮丽史诗。真正使义和拳（门）名扬天下及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十九世纪末农民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源自于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拳等民间的秘密结社。它的兴起与1898年6月11日的“戊戌变法”运动也有紧密的联系，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进一步激发了义和团的反洋教运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清政府利用民众运动来全面排外、反西方侵略与瓜分中国，从而在中国的心脏地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西方侵略的群众运动。“义和拳”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矛盾、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洋教势力的横行，另一方面是朝廷腐败无能，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但凡大型民间起义，总是伴随着大型自然灾害，清朝也未能幸免，这也直接推动了义和拳运动的形成。据《清德宗实录》中记载，到1900年1月，山东先后有91个州县遭遇严重自然灾害侵袭，毓贤在当时的奏折中甚至用了“旱谷、高粱、晚谷几近绝收”的陈述，个别地区还“树皮草根且尽”，朝廷政治矛盾的聚集和底层社会的动荡都达到到了最大限度，从而也有了“义和拳，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的崛起。
义和拳运动的导火索是梨园屯教案。1897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和红拳拳师阎书勤等邀请，前往援助。赵三多带领3000左右拳众在梨园屯“亮拳”三天，使当地的教民极为震惊。后阎书勤带领拳众2000多名持械强行阻止教民建教堂，击杀了两名教民，又重新建立了玉皇庙。在1897年梨园屯事件后，阎书勤等“十八魁”受到了官府的通缉。在西方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划分、华北宗教案件迭起、自然灾害频发、朝廷权力斗争加剧的情况下，1898年10月26日，赵三多、闫书勤、高元祥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蒋家庄首起发动义和拳武装起义。赵三多为了便于发动和组织群众，高举义和拳旗号，并将他所习练的梅花拳名称改为“义和拳”。蒋家庄起义后，随着义和拳反洋教运动的兴起，直隶、山东交界地区的红拳会、神拳会、大刀会、义和拳和部分乡团以及八卦教等民间武装团体和秘密结社组织先后改称“义和拳”。此时的义和拳从八卦教离卦门的一个分支到八卦教诸门合流的义和拳（团），汇聚了席卷1900年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各地义和拳如燎原之势，迅速发展。1899年，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策略，对义和拳采取变剿为抚，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便成了“义和团”。义和团口号：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天。女无洁意，男不嫌，鬼孩不是人所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神也怒，仙也烦，一等下山把拳传。焚黄表，生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不用兵，只用拳，要废鬼子不为难。挑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德哭连连。洋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并将山。义和拳的反帝爱国运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不甘屈服、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他们的丰功伟绩与英雄壮举功彪史册。义和拳起义来势之猛，规模之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反洋教斗争，使中国农民迸发出排山倒海的爱国伟力，极大地震动了清朝统治者和侵略势力。“义和拳”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农民革命前仆后继、继往开来，为农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义和团著名首领阎书勤（1860—1900），邢台市威县梨园屯村人，人称“大刀阎书勤”。1900年8月18日阎书勤等被捕拳民被解往临清。二十五至二十七日（19—21日），阎书勤和二十九名义和拳首领在临清老山头被杀害。临刑前，阎书勤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慷慨悲歌：“我阎书勤一不响马，二不贼寇，为了玉皇皋把命丢。”充分表现了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年仅四十一岁。赵三多，字祝盛，众称“赵老祝”（亦称“赵老朱”或“赵洛珠”），直隶威县沙柳寨人，他是梅花拳师，在直隶、山东交界的几个县教徒众多，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据记载，赵三多所打的旗帜为黑色，属于兑卦。赵三多一方面联络梅花拳徒众，一方面与山东冠县梨园屯习练红拳的“十八魁”及周围拳民纷纷前来参加积极准备起义。蒋家庄起义是轰轰烈烈义和团运动的起点，第一次提出了“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由于以赵三多为首的兑卦组织竖起义和拳的旗帜，使其他各卦组织受到鼓舞，也纷纷起来响应，改称“义和拳”。原先只作为离封一个支派的义和拳，便逐渐成为八卦教各卦的合称。继赵三多之后，朱红灯为首的神拳组织以离卦教为依托也竖起了义和拳旗帜。朱红灯，本名朱占鳌，茌平人，原籍泗水。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在长清县学了神拳，并被推为首领。不久，他带领拳众转移到茌平，设场练拳。“始则一二处秘密学习，继则遍及村庄，纷纷设场。”此时茌平结社练拳盛行，全县八百六十余庄，“习拳之广多至八百余所。”朱红灯的神拳组织并把活动范围扩展到高唐、恩县、平原一带。恩县美国传教士博恒理在1899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中说：“所谓义和团，即拳或玩拳者，其组织初称神拳。”据《综述义和团闹教纪实》：“光绪己亥夏四月，长清匪首朱红灯招众于恩、平二县，立会名义和拳。”可知神拳改称“义和拳”是光绪二十五年四月（1899年5月）的事。
朱红灯将神拳组织改称义和拳，竖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在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七（1899年10月11日）的平原杠子李庄之战中，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队伍便在旗帜上书曰：“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莘县一带的义和拳组织提出了“保清灭洋”的口号，景州一带的义和拳组织也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有的记载说：“己亥春，山东清平县大刀会改称义和团。”“今年五六月间，山东各处开立匪场，或名义和拳，或名大刀会，或名铁布衫，或名金钟罩，或名红灯照。”各地大刀会基本上都改称“义和拳”。有材料说：“各路拳匪聚，增至四、五万人，闻大半系山东大刀会变相。”在各地大刀会改称义和拳后，有的竖“兴清灭洋”的旗帜，有的则竖“扶清灭洋”的旗帜。毓贤说：“查大刀会名目，由来已久，俗传能避枪炮，直隶、山东、河南、江苏等省习者颇多。”由于大刀会组织林立，分布范围非常广阔，因此改称义和拳后，便扩大了义和拳的影响。大刀会分离卦和坎卦二门，主要是离卦势力较大。群众中流传着“大刀会，红为贵，红巾红旗红兜兜”的口碑。有的义和拳更利用设神坛、喝符水、念咒语等活动，鼓舞群众。红拳，也称“神拳”，活跃在鲁南的拳派。神拳的人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后红拳与义和拳合并，统称为义和拳。这一支队伍，是义和拳运动中的主力军。大刀会的根据地在鲁西南，河南与江苏的交界地带，它的成员不只是佃户，还包括地主、富裕中农，它是一个民间地方自卫组织。他们在义和拳运动中与义和拳结成联合阵线后，曾获得清政府认可，在山东取得合法地位，是义和团运动中的另一支主动军。
赵三多领导的蒋家庄起义，不仅促使山东各地属于兑卦、坎卦、离卦等各派组织都统一在义和拳的名称之下，而且还把义和团运动推进到直隶全省。蒋家庄起义后，赵三多带领部分骨干沿运河北上，到达晋州、正定、沧州一带，在那里设厂授徒。不久，属于兑卦的义和拳组织便在这一带发展起来。有材料说：“有所谓兑门者，居沧州、南皮二处。”这就是赵三多北上的一个成果。兑门“衣尚黑”，故被称“黑团”。袁昶说：“黑团，则红〔团〕、黄〔团〕均恭维之，逢人辄曰：‘此最厉害！’”。曾经在沧州围攻清朝提督梅东益军的就是这支义和团。记载说：有“黑义和团，当联军赴保定时，互相奋勇，向半途迎击。”这说明八国联军从北京进攻保定时，这支义和团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还要归功于赵三多召集的大佛寺会议。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八日（1899年5月17日），赵三多利用正定府大佛寺庙会的时机，召集秘密会议，讨论行动计划。赵三多采纳了一位河间拳师的意见，决定联络静海、青县一带的“铁布衫”。《大刀会起止论》说：大刀会“又有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之名号”。由于赵三多派人联络，天津南部一带的铁布衫也就改称为“义和拳”。在此会议之前，赵三多还曾派朱九斌、刘化龙二首领到北京、保定之间的固安、良乡一带活动。会议根据他们的建议，决定派他二人继续到京南一带联络当地属于乾卦的秘密组织。于是，那里各种名目的乾卦组织也就改称“义和拳”。1900年春，京畿东南各地民众纷纷设坛练拳立团，并进入北京、天津打击洋教势力，义和拳运动达到高潮。义和拳在北京“全盛”时期的五、六月间，入团的人数与日俱增，以至王公大臣步行上朝，自行炊饮，因仆役轿夫都入了团。“仆隶厮圉，皆入义和拳，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方自全，无有敢论其谬者”（罗惇融：《庚子国变记》。“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记事》）。京师著名武术家王正谊（1844—1900），字子斌，祖籍河北沧州。他刀法纯熟，德义高尚，尊称“大刀王五”，率众徒参加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与义和团众并肩作战，杀洋人，攻打教堂。1900年10月25日，清兵将顺源镖局团团围住，终因寡不敌众，被八国联军枪杀于前门，被害时56岁。王正谊一生行侠仗义，曾支持维新，靖赴国难，成为人人称颂的一代豪侠。
1900年春夏之际，天津全城已是拳坛遍立，声势浩大，就连天津武备学堂（又称陆军武备学堂）也成立了义和拳坛口。各地组成的义和拳进入天津后，很快就控制了天津城，并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著名的领袖有曹福田、张德成、林黑儿、刘呈祥等。6月10日驻扎在租界的各国军队以“保护”使馆为名，组成侵略联军企图进驻北京。天津义和团得悉后立即组织兵力破坏铁道，节节阻击，最后将联军围困于廊坊，使侵略军“进京之路，水陆俱穷”，于6月26日狼狈逃回天津，不得不承认这次失败使“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丢了脸”。天津义和团为了阻击屯驻在大沽口军舰上增援的各国侵略军，于6月18日发起攻打老龙头车站（今天津站前身）的战斗，给驻守车站的沙俄侵略军以很大杀伤，并一度占领了车站。与此同时，天津义和团还发起了围攻租界的战斗，英勇杀敌，使敌人伤亡很大。义和团运动后失败遭八国联军与清政府的镇压，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在这场反帝爱国斗争中，天津的义和团始终站在最前线，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义和拳运动肇起于基督教的教民跟老百姓的冲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义和拳运动40多年间，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教案有300多起。这些教案遍及全国，有的发生在偏远的地区，有的发生在沿海或内地。其中比较大的教案有几十起。各地民众反洋教斗争从未停止过，反洋教斗争的顶点就是义和团运动。离卦教义和拳（门）直到光绪二十年以前，兑、坎、乾等卦组织与离卦合流后，汇成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洪流。义和拳（团）包括各种成分，是由许多武术流派汇集而成的，如其中即有梅花拳、大刀会、神拳、红拳、大洪拳、八卦拳等，在义和团运动中，很多民间武术门派和拳种都称为“义和拳”，众多拳种汇聚了义和拳的洪流。直至今日，河北威县一带的乡亲，仍然称“义和拳”就是梅花拳，梅花拳就是“义和拳”。义和团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庞大团体，遍及全国，除华北地区外，东南的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都有义和团存在。但它也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没有统一的组织纪律，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更没有共同的暴动纲领，各地域义和团自发成团，相互没有隶属关系。它的人员构成中有反清的，有转变为扶清的，有朝廷派入进去的；它的表现形式是以宗教信仰或迷信为联结的反帝爱国组织。
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它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贫穷知识分子、运输工人和无业游民等，他们构成了义和团的主力军。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以及和尚、道士、拳师、帮会成员，即“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也不利于统一指挥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在义和拳运动之前的义和拳（门）农民起义，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拳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在思想和组织上也存在一定的落后性和局限性，最终走向失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对外卑躬屈膝，软弱无能，对内欺压民众，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与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在清政府与外国联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最后失败。这次运动对清朝和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一些史学家亦将这次事件称为“庚子国变”或“八国联军之役”。义和团运动从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但由于其具有笼统排外色彩以及农民运动必然的缺陷和盲目性，使之被清政府所利用，并在失去利用价值后被抛弃，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
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拉开了帷幕。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12月《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是这样地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同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观察，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功绩。他在《讲话》中说：“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近代史上的反对宗教侵略的斗争，正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精神的伟大体现，它显示了中华民族无限蓬勃的生气。中国有五千年辉煌的历史，是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这里有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巍峨的长城，咆哮的黄河，奔腾的长江，还有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了保护我们的祖国和家园，我们后代子孙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第四、义和拳“反清复明”的动因

  明代中叶至清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没落走向衰亡的时期，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都经历着急剧的转折。社会矛盾危机，政治腐败，天灾人祸，民众贫困不堪，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广大社会低层民众急切寻求心灵精神寄托，这也为新兴宗教的兴起提供了土壤。该时期是中国民间宗教最活跃的历史时期，新兴民间宗教再度兴盛起来，数以百计的教派宗门蜂起林立，构成封建社会后期下层社会民众运动的中心内容。明清两代主要民间教派有罗教、白莲教、八卦教、黄天教、西大乘教、大乘教、弘阳教、龙天教、长生教、三一教、闻香教、白阳教、红阳教、鸡足山大乘教、青莲教、混元教、一炷香教、真空教、荣华会、老官斋教等等。这些教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每个教派，为了安身立命，独立兴教，一般都融合儒、释、道三教文化，编撰一种或数种本教的经典，即“宝卷”，用来阐述其教义思想。这些宝卷，大都通俗易懂，便于咏唱讽诵，为群众喜闻乐见，对广大民众的文化思想产生着重大影响。中国民间宗教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及近代，它和秘密结社一起，对人们思想意识、社会生活，乃至政治制度都起到过特殊作用。八卦教在清朝时期是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宗教。明末清初刘奉天在山东单县创五荤道或收元教，讲清静、戒“五荤”，该教自清初近三百余年中在中国民间秘密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八卦教继承了历代民间宗教的思想精华，同时受到同时代多种教门教义的启迪，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的教义，形成了完整的宗教教理和思想。开始以八卦设教，门徒分属各卦，每卦有卦长。它的支派很多，同教异名者层出不穷，如九宫道、清水教、五荤道、圣贤道、收元教、空子教、孔子教、儒理教、性理教、明天教、八卦会、天理教、乾卦教、离卦教、坎卦教、震卦教、劝善社等等。八卦教是一个在思想和理论上都非常成熟的宗教，融汇儒释道三教之精华，倡导三教合一文化，在中国民族宗教中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它传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以及它对其它民间宗教所产生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清政府起初对八卦教采取支持与利用的态度，因刘奉天与八大弟子于顺治六年（1649年）退兵吴三桂有功，朝廷允许在十三省传教，即“十三省我许你普度真人”。据刘氏家谱记载：“顺治六年，吴王大乱中国，无人退兵，大王出下圣旨，谁能退兵封官加职，老爷二十九岁，正在英雄少年，单县城里揭了圣旨，大王挂帅带领四路总兵，老爷师徒九人前战先行，那是老爷摆下阴灵大阵，将吴兵打败。师徒有功还朝到了单县，老爷不往京城，大王无奈，遂身将玉带解下送与老爷，老爷接带在手言曰，我想度化几处徒弟，大王说，南北二京城任你所度，大王回朝，望圣上孝说，圣上出下圣旨，修盖大楼一座，辞地近三千余顷”。由于八卦教的修炼教理适合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在全国各地蔓延发展迅速，引起清廷重视。据《根源经》言：“康熙年把大道传满天，乾坤世认活佛名叫奉天，将河南度的是恶改善满，普天下十三省都有善言”。后因奸臣进谗言，引起朝廷猜忌，故遭到禁止传教度人。八卦教在创教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曾经公开进行讲经传教活动，得到顺治帝和朝廷大臣的支持，这是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从历史资料研究来看，最早在康熙前期朝廷对八卦教开始采取从支持、利用到禁止的转变。最早记载清廷取缔八卦教大概始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这一年刘佐臣已故，所以官方未予追查。康熙五十六年（1717）八卦教在河南兰阳县又一次被查获，山东巡抚李树德奏称：据兖州府曹州知州禀陈，河南兰阳县有一生员叫李雪臣，系白莲教徒，欲聚众杀官。兰阳知县当即将李雪臣拿问，并搜其所藏文簿内载有许多山东人氏。李雪臣供出在他家所聚徒众中有一些是山东人，如赵勋公、袁进、温知新等系山东单县或曹州。袁进又供出他人，袁进还是“白莲教印符贴为首之人”，他的教头目是山东单县人刘佐臣。河南巡抚将此讯移咨山东巡抚，山东巡抚便饬令地方官派员弁前往缉拿。刘儒汉因此案同已捐纳候选教谕的弟弟刘如清俱被革职。儒汉经审问后获释，回到单县移居于单县东关。从顺治六年至康熙四十五年约60余年的时间里，朝廷对八卦教传教活动还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清朝在之后在长达近二百余年时间里，严厉禁止传教，并采取残酷镇压与迫害手段，斩尽杀绝，对涉“教案”者动则凌迟、斩决，残忍至极令人发指。八卦教被当局视为“邪教”“匪教”，遭到禁止和镇压，极大地限制了八卦教的发展空间，也逐渐使八卦教走向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道路。乾隆三十七年（1772）刘省过案发，清廷对此案追查，地方官吏上呈的“逆书”中看到有“平明不出刘周户，进在戊辰已巳年”，“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钓周朝八百秋”等语，说明八卦教发展至少在乾隆初年在教义上有了“反清复明”内容，其宗教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刘奉天创教后家族世袭传教，不断因“教案”受到牵连。
八卦教主刘奉天故去后，他的长子刘儒汉承袭父业，成为教首，捐纳选授山西荣河县知县，他的弟弟刘如清，也通过捐纳之途，成为候选教谕。刘儒汉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因“教教”案被人告发，参革回藉。乾隆元年（1736），刘儒汉病故。他的儿子刘恪身为捐纳州同，并不热衷于掌教，并处处回避，这时教权落于韩德荣手中。乾隆十三年（1748）案发，韩德荣被捕处死，刘恪避免了这场灾祸。收元教在刘儒汉父子掌教时期有很大的发展。刘氏收元教的第四代教主是刘恪的儿子刘省过，亦捐纳县丞。刘氏家族不仅是宗教世家，而且还可堪称为“捐纳世家”，三代出现了四个捐纳出身的人，也反映出当时刘氏家族的财力雄厚。乾隆三十七年（1772），刘省过和他的弟弟刘省衍因“教案”被捕杀。长子刘洪被监禁，家人被发发配为奴，近支族人流放新疆。刘恪、刘省过掌教时期，八卦教势力发展至鼎盛。同时，随着弥勒佛化身说盛行，教内出现了劫变观念与谶文预言。乾隆五十一年（1786）因受教徒段文经等袭击大名府事件牵连，刘省过的三个儿子，刘洪、刘二洪、刘三洪都被处死。刘省过族兄弟刘廷献，又名闻诗，早因受“教案”牵连与其子刘成立、成器、成林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一齐被发配到新疆安插种地。嘉庆二十二年（1817）刘成林又因“教案”在新疆罹难。自此刘奉天的嫡系家族，至此几近绝灭中断。然而他的家族中还有人在困境中奋起，在朝廷镇压的缝隙中从事传教活动。八卦教各卦组织的发展极不平衡，离卦、震卦、坎卦是实力最为雄厚，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几支，也是清廷集全力搜捕、镇压的主要对象。八卦教刘氏家族、离卦教郜氏家族，震卦教王氏家族，以及坎卦教孔氏家族均遭到严重打击。八卦教几个家族宗教集团，均历经一个半世纪世袭传教，在朝廷的长期镇压下逐渐走向衰落，最后仅余离卦教郜姓一直延续下来，饱经沧桑，顽强发展。
郜云龙真人家族之后人历遭劫难，满清政府对郜家的迫害从未间断过，他的后人多遭朝廷杀戮或被流放。但幸运的是离卦内传武林绝学文圣功流传后世。该功于清乾隆年间传于山东省冠县杨四海，杨四海又传于山东嘉祥杜恒信，杜恒信将文圣功进一步发扬光大，传承天下，从而使得该拳法没有断绝，得以流传于世。郜云龙，河南省商丘县人，由于档案史料阙如，郜云龙的生卒年月还不太清楚，据查在康熙中叶去世。从离卦教的活动状况和有关记载，可以推断他从事宗教活动的时期，当在清顺治初年至康熙中叶，基本上和刘奉天活动时期相始终。郜云龙任离卦长后，其子孙世代执掌离卦，从事传教传功活动，并尊刘奉天家族为总教首。郜云龙故去后，他的儿子郜晋中（？—1736）继其父任离卦长。乾隆元年（1736）以后，郜晋中之子郜从化充任离卦长，奉刘佐臣之孙刘恪为总教首。郜从化掌教期间，离卦教势力扩大。郜从化之子郜大（郜承福）、郜二（郜得福）、郜三（高建福）随父入教（四子从幼亡继远），积极从事传教活动。据河南巡抚何煟的奏疏说，据刘省过供，该犯邪教以八卦立号分支，商丘之郜大、虞城之张姓系离、艮等卦为首之人，于是顺藤摸瓜，迅速逮捕了郜氏四兄弟。经过严刑审讯，郜大（承福）、郜二（得福）拟绞，郜三即郜建福斩立决。郜五即郜鸿福因未查出有在教和传教活动而“未经查办”。经此打击，郜氏家族统领的离卦教表面上沉寂了十来年，实则暗中以更加隐蔽的形式进行传教活动。郜云龙的另一支后代郜告文（？—1771）（又称郜生文），在山东、直隶一带传教，这一派势力很大，乾隆三十六（1771）年，郜生文在传教收徒时被清政府查获逮捕，后被处决。其子郜与、孙郜坦照继承父祖事业，在山东、直隶继续暗中传教。嘉庆十八年（1813年）郜坦照因接受天理教徒馈送的银两，被清廷发配新疆为奴。郜坦照之子东来，虽年幼未受刑罚，但被河南地方官吏“严行管束”，一旦被发现有“不轨”行迹，立即处决。乾隆五十一年，清政府在大兴县发现坎卦教徒王士俊的活动，同年，在河南发现离卦教的活动，“奉上谕，现据郝润成供出离字教总头目高二，住河南高家楼地方，传习拳棒……”，表明八卦教徒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始终没有屈服。乾隆五十二（1787）年，郜建福的侄子（得福之子）郜拱（巩）传习离卦教案发被发配边疆为奴；五弟郜鸿福受牵连而在河南监禁身亡。离卦之主郜云龙后代世袭从事传教活动，因“教案”五辈犯抄，几代人受到清政府的残酷迫害，后嗣亦几乎断绝。
离卦教是与震卦教实力相当的教派，但离卦长郜姓则是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中历时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家族。它的传承几乎贯穿整个清代的历史。在八卦教各派内，离卦教派系更为复杂，仅从乾隆至道光间，其势力在豫、鲁、直、晋等省蔓延发展，繁衍分化，分技盘根错节，难计其数。乾、嘉、道三朝教案不下数十起，变幻教名不下二十余种，皆奉郜氏为祖师，有清当局以这个家族为元恶大患，屡剿屡起，直至清末咸丰十一年（1861），前后达一个多世纪。清廷对离卦郜姓恨之入骨，数十年间剿捕赶杀，不遗余力。但郜姓影响源远流长，至咸丰朝郜云龙后裔仍继起活动。刘氏家族与郜氏家族世袭传教长达一个多世纪，历代传教者都承受着巨大的危险与灭族的生命代价，虽多代因“教案”被清政府镇压和迫害，但仍矢志不渝，坚韧不拔，从未停止过传教活动。其前赴后继，传教时间之长，经历灾难之多，信仰之坚定，意志之坚韧，追求之执着，惨烈之悲壮，具有的顽强生命力，这在中国宗教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任凭时代变迁，但历史印记不可磨灭。他们都是“大道”的卫道者与殉道者，他们大无畏的精神与执着狂热的宗教信仰追求，对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记忆，他们对八卦教的传承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民族宗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嘉庆、道光年间，朝廷无能，吏治腐败，官场道德坠落，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交织严重，使得各地灾民游民饥民大量涌现，秘密结社会星罗棋布，农民暴动连续不断，导致社会急剧动荡，这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王朝统治的根基。在此半个世纪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从未停止过，在众多农民起义中，以嘉庆十八（1813）年九月，以林清、李文成、冯克善为主要领袖的直、鲁、豫三省天理教农民起义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他们杀官围城，势如烈火，甚至攻入紫禁城，最后终因孤军奋战，势单力薄，遭到失败，史称“癸酉之变”。林清在教徒攻打紫禁城失败后，被清廷拿获廷审凌迟处死。山东、河南的起义军与清军及士绅民团浴血奋战，坚持了近三个月之久。在河南道口、司寨、滑县等地与清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血战中，李文成在司寨阵破后举火自焚，八宫王全部战死，有约191名起义头目在滑县战斗中被杀。这次起义有十万多人参加，百姓及教众死者达七八万之众。冯克善、牛亮臣、徐安国等被捕，其三人于嘉庆十九年（1814）正月十二日嘉庆皇帝亲自审问，廷审后，因“情罪较各犯尤为重大”，被“痛加脔割”，英勇就义。该起义牵连高继远，案发被朝廷所杀。当时，清廷在查获山东金乡天理教徒崔士俊后，逮捕了高继远，并从高继远的口中得知，其兄高道远于嘉庆十六年病故，高道远在世时亲收己妻高田氏、媳高王氏为徒。于是，清廷将高继远、高道远子孙“迁徙”，高田氏、高王氏及高王氏的儿子发往边疆。“自此高姓无人，其教遂散”。道光十年四月，高田氏、高王氏自配所回籍，高继远案中漏网徒弟靳希卜前往高氏家中探望，并“起意借高田氏等为名，重兴前教，召集旧党杨本立等煽惑收徒，敛钱渔利。高四氏等“允从”。靳希卜自称执掌天盘，规定凡拜师入教，用黄裱纸开写姓名焚烧，名为“天盘挂号”。教中徒弟都要将所敛得钱文交到靳希卜手中，“捏称达知老教主保佑来生富贵”。道光十三年（1833）正月，山东曹州府官吏逮捕了杨本立，并按照杨本立的供词，捕获了靳希卜和高田氏、高王氏等，随后上奏清廷，获准将他们处决。清政府对民间宗教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残酷镇压八卦教的同时，对其它民间宗教采取不同等级处理。如乾隆皇帝将红阳教案犯分别四个等次加以处治：传习邪教，念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为首者绞决；立红阳教及各等教会名目，并无传习咒语，但供飘高老祖及拜师授徒者发往乌鲁木齐，分给大小伯克当差为奴。其虽未收徒，或曾供奉飘高老祖及收藏经卷者，俱发边远充军；无知入会，或仅存经卷，或代人念经发送，依法杖一百，枷号游示所犯地方，并教地方官吏管束。凡所查获邪教经卷图像一律销毁，不许刊刻售卖，隐匿收藏。之后，此作为办理“邪教”案的律例，遵照执行。但道光时期，由于社会矛盾与民族斗争形势剧烈变化，即使用严刑镇压也解救不了危局，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
中国民间宗教是中国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千千万万底层民众的笃诚信仰，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生活习惯等，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八卦教是中国民间宗教经过两千多年发展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民间宗教文化发展至巅峰时期的产物，代表了中国民间宗教发展的最高智慧、境界和成就，对明清及后世中国宗教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八卦教创之初时，并无明显的“弥勒救世”信仰和反清思想，教理和信仰主要强调儒释道三教合一、万法归一，修炼内丹，传授坐功运气，学习静修功夫，教人向善，教化度人。这从体现八卦教教理的最重要经书《五圣传道经》和《八卦八书歌》中就可以明确的看出。在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加剧，以及在朝廷的残酷镇压和迫害下，同时在“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与“弥勒救世”、“三阳劫变”宗教思想的感召下，使之打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号，从此逐渐走向了反清的道路，当然这一转变也顺应了广大汉族民众的意愿。八卦教起义在清朝的农民起义中相当典型，它是通过组织教派宣传千年末世思想而表现出来的。“真空家乡”的美景，“无生老母”的召唤，为生活在贫困痛苦、迷惘中的下层民众带来了希望。在明清时期，各秘密教门将这一套信仰体系逐步完善成一个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以弥勒佛救世与龙华三会为信仰核心，强调入教避劫，重视内丹修炼，按照九宫八卦建立组织，以及通过“十八子”、“卯金刀”等谶语领导和影响来实现太平盛世的思想体系。这套体系使“弥勒佛当主世界”这一教义思想变成了行动，带有浓重的涉世进取精神与叛逆色彩。清朝时期三阳劫变思想在底层世界几乎成为人人尽知的一种宗教观念，这种思想的流行，反映了民众要改变不合理世界的一种抗争，它对传统秩序的冲击，伴随着几乎每一次以宗教思想为指导的农民起义或造反运动。八卦教信奉“无生老母”，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三世三佛三阳劫变”救世思想是八卦教“反清复明”的重要内在动因。八卦教的活动在乾隆以后，虽然遭到残酷镇压与迫害，但从未屈服，反而更加昌盛，“八卦教三十年一小反，五十年一大反”，沉重在打击了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每次反抗运动，从隐秘单独的传教联系，至形成并连接彼此的网络，再到起义计划的具体实施，之间要防备泄密、告密，朝廷的查禁，以及起义物资的准备等，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从“小反”至“大反”这样的起义基本规律，也反映了宗教组织从被镇压的低潮至另一个运动高潮的思想酝酿和力量集聚的过程。嘉庆初年的农民起义与八卦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天理教起义实际上是一场八卦教起义，而清季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八卦教系统所掀起的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弥勒教的救世思想，曾经激起成千上万芸芸众生的宗教感情，呼唤起一次次底层世界的民众运动，冲击着那一时代的传统秩序，改变着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世道人心，形成了一股喷发涌动的思想巨流。
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研究往往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民间宗教的认识问题带有一定的“教条化”、“模式化”或“妖魔化”。特别是对八卦教和义和拳等也曾一度将之贴上“邪教”、“会道门”的“标签”。在思想和认识以及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先入为主”的问题。有的以偏概全，有的主观臆断，将曾影响中国民间社会几个多世纪的八卦教，主观上定义为“八卦教专以敛财为主，富甲一方”的观念，并使之成为一种固化的思维“模式”，影响大众。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种客观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探讨研究宗教产生的背景，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以及从它的经卷、教义、教理、思想、精神和文化内涵上去深层次研究，对于正确的认识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在过去学术中有的将八卦教、义和拳、白莲教混为一谈。有的说八卦教，就是白莲教。还有的说义和拳就是白莲教。清政府在处理“邪教”案时也统之将八卦教和义和拳认为是白莲教。而实际上义和拳是八卦教离卦的一个分支，八卦教与白莲教也并无传承上的关系。学术研究是严谨的，一些对历史不客观的态度，也给明清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研究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第五、义和拳发展对历史的贡献

  八卦教是清朝“反清复明”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反满抗清长达二百余年的时间，也是清朝历时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支民间秘密宗教。它是影响全国十多个省份的大教派，在中国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发展中具有浓厚的反满抗清意识，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不甘封建专制高压下的民众起而抗争，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和革命性。它反抗运动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以宗教思想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是极为少见的。八卦教对清朝一些民间教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特别对晚清萌发于鲁西南地区的大刀会、红枪会，与震撼全国的义和团运动均产生重大影响。天理教、清水教、圣贤教、大刀会、红枪会、义和拳等均是八卦教的民间变种团体。从乾隆三十七年到道光十五年间，八卦教多次组织教众和广大民众的反清起义，以及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其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满清政府的封建腐朽统治，谱写了社会底层民众波澜壮阔的反抗封建专制的壮丽篇章，对推动历史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清朝逐渐进入腐朽的末期统治的时候，国内各地涌现出许多的农民起义，而在这些起义运动中，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最大。它们都是发生在列强侵略中国期间，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旧式农民运动，也都暴露了农民阶级的一定局限性和落后性一面。这两大农民起义遇到了以往农民起义不曾遇到过的新情况，那就是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的进程，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历史上文圣拳作为八卦教离卦的内传功法，与八卦教发展共历风雨，饱受沧桑，历经磨难，为八卦教传播以及中国民间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义和拳本是一种正规的拳术组织，讲究习功炼气与拳棒功夫，是民间正常的习练拳棒活动，由严格的师承关系形成的组织网络，具有防卫保家、强身健体的功能，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离卦教的一个分支，成为八卦教的一部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以及后来群众性反教会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义和拳被卷进了斗争，并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自1840年甲午战争后，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的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民众深受其害。在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以及在中西方宗教文化产生严重冲突的形势下，义和拳即自发地投入反洋教斗争，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随着中国近代形势的发展，使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取代了中外之争、满汉之争成为主要的历史矛盾。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1898年10月24日），赵三多、闫书勤、高元祥在山东冠县蒋家庄马场举行了著名的蒋家庄起义，首次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拉开一场犹如星火燎原的反帝爱国运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它的高潮虽然为期不过三个月，并且最终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陷于失败，但它反帝爱国的光辉永存，它的丰功伟绩永远载入史册。义和团运动是具有强烈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全由民间自发的暴力革命运动，它也是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族觉醒运动，彰显了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怀和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它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保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打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成为此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满清王朝是腐朽的，但作为义和团拳民是英雄的。要正确的认识义和团运动，正确的理解历史。当帝国主义列强屠杀中国人、屈辱中国人的时候，义和团运动爆发了，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让外国列强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可辱，从而使列强改变了从屠杀与掠夺到实施半殖民地政策的转变。如果没有中国人的顽强抗争和殊死搏斗精神，中国人将会是象北美原住民印第安人与澳洲原住民一样被赶尽杀绝的命运。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反侵略的伟大气魄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汉奸附庸的顽强的反抗斗争精神，他们奋不顾身，不畏牺牲，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底层民众蕴藏着的强大的力量。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后盾，向所有那些曾经为反帝爱国运动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致敬。义和团运动对之后各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给它们这些运动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和教训，对亚洲各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义和拳体现了中华自强不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品质和精神，作为一个伟大的拳种义和拳与其拳术组织为推动历史进步和促进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功绩彪炳史册，永远为后世敬仰、珍惜、传承、发展与弘扬。《义和拳》：义和神拳天地惊，五手五步文圣承；八卦肇起四百载，庚子国难扬威名；气壮山河众志城，遍地草木化成兵；浩气长存忠魂在，浊酒一怀祭英灵。（卢飞宏，2019年5月21日）
义和拳是中国武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是中国民族宗教武学的重要代表，对促进中国民间武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彰显了它厚重的历史、文化、思想和精神价值，它在中华武学文化中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具有深厚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内涵，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所独有的理念、智慧、气度与神韵，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进步的独特历史标识。武术的传承性，来自于它的文化性、历史性、社会性、民族性。义和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做好挖掘整理工作，统筹落实保护、传承、利用、发展各项措施，发扬义和拳爱国主义精神，将这部在历史发展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伟大武学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要克服历史局限性，解放思想，尊重历史，积极进取，以开放的思想和理念，以大历史，大文化，大格局，大平台，探索义和拳武术文化发展新的突破点，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传承和发扬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瑰宝，凝聚民族爱国议精神，促进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民众在觉醒，虽然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及120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它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对推动历史发展与文明进步，以及促进中国武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被后人所铭记，它所传承下来的伟大武学义和拳也将永放光辉。

（2022年12月12日，壬寅年，农历十一月十九）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曾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机关工作二十余年，历任刑侦科长、刑警大队教导员、队长与政法委领导等。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当代武术名家，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2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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