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和文化研究
（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文化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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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间宗教概述
宗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种最普遍的社会现象，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它用不同的方式对生命和世界作出诠释，对人类思想和精神具有启迪、安慰、寄情作用，给现实的人生提供一个温暖安定的精神家园。宗教的目的和归宿是要解决身心性命的问题，也是一种道德修养与灵性智慧的至善圆满教育，旨在引领人们领悟人生的真谛，升华生命灵性，获得永生与幸福，它的精神性、教化性心灵文化内容是宗教文化的核心。正确认识宗教的道德、思想和精神教化作用，用中国思想、中国精神引领宗教文化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挖掘宗教中深层次的宗教文化内核，探索合乎个体对身心和谐的终极追求，也是为了满足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精神生活的需求，解除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焦虑、文化失落和信仰空虚。宗教的一个主要精神方向就是教人向善，重视修德行善和道德教化，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宗教史不仅仅有道教史、佛教史，更有一部丰富多彩的民间宗教史。民间宗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流行于社会下层的多种宗教的统称。民间宗教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用理性思维和哲学智慧探索民间宗教的“神秘”世界。
中国民间宗教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它在中华文化中有特定的位置。民间宗教是由原始宗教演变出来的丰富多样的宗教崇拜，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民间宗教俨然成为民众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不仅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民众的笃诚信仰，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国民间宗教是中国意识形态、宗教界、文化界、学术界等对中国封建社会中流行于社会下层的多种宗教信仰形式的特殊称谓，是相对所谓“正统”宗教的专用名词与概念。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同于佛教、道教等宗教形态而又与之密切联系的另一种宗教形式，过去有的则称“民间宗教秘密教门。”民间宗教的生存与发展同社会生态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民间宗教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对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发挥过重大影响，并表现出惊心动魄的力量，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民间宗教是“正统”宗教神学的孕育之母，“正统”宗教是在民间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民间宗教又在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可转化为“正统”宗教，而“正统”宗教发展到一定时期又促使其向世俗化、大众化的发展。中国民间宗教本质上与中国“五教”没有差异，所谓其差异在于前者往往不为政府所承认，而后者被政府尊崇、信仰和保护。从民间宗教发展的历史背景看，它的高峰往往出现在社会矛盾加剧和封建统治思想陷于危机之际，而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社会危机或摆脱其思想统治困境，往往对民间宗教采取防范的态度，常遭到封建政权的取缔和镇压，经常将各色教门不加区别地被斥为“邪教”、“匪类”、“反动会道门”、“封建迷信”等，从而使民间宗教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很多时期使之处于“不合法”的地位，极大地限制或制约了其生存空间与发展的规模。民间宗教往往是“正统”宗教的流衍或异端，由于宗教和世俗的原因排除在外，遂自成体系，发展成独立的教团，并被迫走向下层社会，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在信仰上的追求。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是两个即有联系又有不同的概念，民间宗教是一种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民间信仰则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以鬼神信仰和自然、祖先崇拜等为核心的民间文化现象，两种文化现象相互交织、相互联系。这些信仰保持了中华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对真善美的追求。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宗教活动如卜筮、占星、祭祀等都被上层的巫祝所把持，一些散漫的民间信仰，也远未形成定型的宗教。到了东汉时期，社会上的黄老道、谶纬 、迷信 、神仙方术和民间信仰等互相渗透、融合，才逐渐形成了比较成型的宗教思想体系，产生了最初形态的民间宗教即早期的道教。从两汉到明代末叶，一千多年的劫变观念的流传和信仰，终于演化成为一种系统的三世三佛三阳劫变应世说，以无生老母最高神信仰，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为理论基础的宗教文化形态，这对中世纪及以后中国宗教、历史、哲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宗教观念比较复杂的民族，多种宗教并存，民间信仰多元化，有各种传统的宗教权威和偶像崇拜，形成了丰富的民间宗教信仰，它在中国宗教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民间宗教的发展、演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的民间道教。汉末有大规模组织的道教肇始。张陵及其家族创的五斗米道、张角家族创的太平道，对当时社会造成巨大震动。从三国到南北朝时期，道教在教义、仪式、教阶等方面经过改造、发展而系统化，民间道教主流沿着封建化的轨道不断发展，最后终于转化成为正统宗教。（二）南北朝至北宋时期民间佛教异端和摩尼教。南北朝时期佛教所描绘的飘渺的理想幻境，与现实的深重苦难恰成尖锐对照，遂使弥勒观念在社会下层民众中广为流布，虽几经统治者迫害仍流传不辍。南宋以降，弥勒观念被白莲教所吸收，将弥勒佛当作最高崇拜的神祗。乃至到了明清时代，民间宗教对弥勒佛的信仰，仍持续不衰。整个唐代，封建统治在坚持把儒家礼教作为其主要思想工具的同时，始终把道教、佛教作为教化的重要辅助手段而加以保护、利用。唐初，摩尼教从波斯传入中国，但不久即遭禁断。其后，回鹘又借机将已成为国教的摩尼教带入中原，并依恃回鹘之力，在唐广为传布。摩尼师先后在长安、荆州、洪州、越州、扬州、太原府和河南府设寺传教，至唐武宗大举灭佛时，摩尼教也同时遭到镇压。以后，摩尼教不得不转入地下，流入民间，演化为民间宗教。（三）南宋至明代中叶兴起的白莲教。宋代佛教禅宗与净土宗相结合，佛教信仰进一步向下层群众普及，大量民间念佛团体纷纷兴起，出现了更适应一般平民信仰需要的白莲教。教义源于佛教净土宗，首倡者是南宋高宗时吴郡延祥院沙门茅子元。元代白莲教发展到鼎盛时期，在江南许多省份广为流传，其势力与佛、道相埒。白莲教在元代除了在极短的时间曾经遭到元政权的禁断，但基本上是采取认可、保护的政策，并享有不纳税、不服差役的特权。白莲教上层宗教领袖也采取与元政权依附合作的态度，但该教传教过泛，以至多涉异端，而下层群众也数度利用其作为旗帜反抗元政权。元代末年，以弥勒教即香会为骨干的抗元起义揭开序幕，遂有大批白莲教教徒云集响应，后世史家多混称为“白莲教起义。”朱元璋取得政权之后，深知农民起义力量的雄大，则对白莲教和其他民间宗教一概采取禁止和镇压态度。但是，白莲教起义仍不断发生，而白莲教也彻底演变成为民间宗教。白莲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秘密宗教之一，它不仅在元末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成为农民大起义的工具，而且，对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大量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四）明代中叶至清末的民间宗教。明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名目繁多，有金禅、无为、龙华、悟空、还源、圆顿、弘阳、弥勒、净空、大成、三阳、混源、闻香、罗道等数十种，有的一教数名。它们各不相属，教义、仪轨颇多歧异，信奉的神极为繁杂，有天宫的玉皇、地狱的阎王、人间的圣贤等等，最受崇奉的是弥勒佛。从正德年间开始，出现了对无生老母的崇拜，又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明末白莲教衰落，新兴民间宗教兴盛起来，教派宗门蜂起林立，这是中国民间宗教最为活跃和繁盛的历史时期，构成了封建社会后期下层社会民众运动的中心内容。明清两代代表性的民间教主要有罗教、黄天教、西大乘教、东大乘教、弘阳教、龙天教、长生教、三一教、鸡足山大乘教、青莲教、八卦教、一炷香教和真空教等等。特别在有清一代这些教门中，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和最具影响力的莫属是八卦教。八卦教是产生于山东地区的民间宗教，在近四百年中国秘密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八卦教的支派很多，同教异名者层出不穷，如九宫道、清水教、五荤道、圣贤道、收元教、空子教、八卦会、天理教、乾卦教、离卦教、坎卦教、震卦教等。八卦教其思想理论之成熟，传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是同时期其它民间宗教所不能及的，但同时也遭到了清政权的残酷镇压。这些教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即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每个教派，为了安身立命，独立兴教，一般都要编撰一种或数种本教经典，即“宝卷”，用来阐述和宣传其教义思想。这些“宝卷”大都语言生动形象，通俗易懂，便于咏唱讽诵，群众喜闻乐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对民众的文化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民间宗教真正形成体系的宗教教义，也是在“宝眷”问世之后。最初的“宝眷”是由唐、五代的变文以及讲经文孕育产生的一种传播宗教思想的艺术形式。但最早出现的“宝眷”应在金元时代，那时的“宝眷”应是佛教向世人说法的通俗经文或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讲宗教教义的说唱脚本。“宝卷”包融的思想文化极为庞杂，基本倾向都是宣传因果报因和修道度世，兼杂儒、释、道等，融儒释道三教文化于一体，又有历代积淀的各类民间宗教的思想资料，乃至民间神话、风俗、礼仪、道德规范等内容。道教“宝卷”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它的哲学、炼养、斋醮、神话传说都深深渗透到多种“宝卷”之中，其中道教的内丹术及斋醮仪范对民间宗教“宝卷”影响很大。“宝卷”在明清两代大量产生，盛行于全国许多地方,当今在民间宝卷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也保存了一些以手抄本为主的“宝卷”，视为“家藏一宝卷，百事无禁忌”。
中国民间宗教之所以为众多研究学者称为“秘密民间宗教”，是因为民间宗教教义思想往往与专制统治阶级正统观念有所抵触，在其发展过程中多为统治者所忌，尤其是当朝廷政权腐败、荒淫无度、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天灾人祸相继而来的年代，它们常常组织群众揭竽而起，成为封建王朝严重而又顽强的对立面。朝廷往往对其实行镇压、限制和禁止政策，致使之只能在民间隐匿传承和发展。中国民间宗教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及近代，它又与民间秘密结社一起，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它对人们思想意识、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乃至政治制度都起过特殊作用，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间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历史上民间宗教往往与农民起义的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是民间宗教的常态。民间宗教是中国社会下层文化的重要内容，它们都合理合法地存在于乡土社会之中，往往与各地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密切融和在一起，满足了人们在困难时对于外界保证的需要，发挥各种各样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乡土社会的道德教化和社会稳定。
历史上的民间宗教多有它自己的教理、信仰与仪式，但多不成系统而且也杂乱无章，多是从儒释道三教中掇拾一些词汇，采纳某些教理、仪式，渗以巫术、原始宗教与民俗信仰等形成自己的特点。它们所制订的许多灵文、咒语或法语，多系不伦不类充满迷信色彩。民间宗教在历史发展中，其思想和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有其文明进步的力量，也有落后消极的因素。家国情怀为民间宗教信仰最深层次的核心象征，这些民间宗教信仰作为“根文化”承担着凝聚民族认同的重要社会功能,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系统能够塑造并点燃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根基所在。“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我们要理性引导民间宗教信仰在新时代的发展，借由有效的宗教文化整合之径，民间信仰必能在新时代的文化境遇中诠释出既传统又现代的文化内涵，从而更传递出积极、和谐的精神气质。在承认民间宗教信仰复杂性的前提下，立足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炼民间信仰活动中的，以思想和文化的积极力量，实现宗教文化的有效整合。要对民间宗教文化去伪存真，去精存精，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其优秀的部分从中抽离出来，进一步优化与升华，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从而为中国传统宗教的复兴而贡献力量。
中国民间宗教是东方智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广大下层民众智慧的结晶，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体系，其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多元性、普遍性与和谐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历史上民间宗教虽然几经取缔或灭失，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从来没有消失，并在中国当代社会多元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国民间宗教出现了众多复兴的迹象，而且它们对中国社会和谐发展与文明进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民间宗教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使之形成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新的文化形态，建立新时代中国民间宗教思想理论体系，这对于推动中国宗教文化发展，促进中国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复兴，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民间宗教思想理论是世界宗教文化的一座宝库，其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体系的架构，融合了儒释道三教之精华，其一神性与多神性结合，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与其它世界一神教相比，文化更深厚、思想更博大、代表更广泛。中国民间宗教经过两千多年的嬗变，至明清发展至巅峰，特别是最具代表性的是八卦教，无论从其思想理论和文化都是中国民间宗教文化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中国宗教文化发展之大成，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瑰宝。我们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民间宗教文化，克服历史的偏见和任何政治色彩或观念倾向，真正让历史上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精华昭示天下，从而能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中国民间宗教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
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民间宗教与儒、释、道主流宗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理论，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国民间宗教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于明末清初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宗教哲学思想理论体系。清代是中国民间宗教最为繁盛的历史时期，民间宗教教门众多，曾影响与形塑了有清一代乃至民国时期下层民众的思想与行为，对中国宗教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发挥了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上的合理性与正义性。造成清代民间宗教如此繁盛的动因很多，除了经济、政治、社会、主流宗教、外来宗教等外在因素之外，还有其本身的内在动因。中国民间宗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主要是“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创世思想，三佛转世与治世思想，三阳劫变与救世思想，度世度人与还乡思想，轮回与因果报应思想，三教融合的三教合一与万法归一思想，道家“丹道”修炼与禅宗修行思想，以及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等，这些思想相互联系，统一构成了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一个完整思想文化体系，描写了一个人类完整的“由凡入圣”的修行过程。
中国民间宗教源自中国社会历史，是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其他地方神灵崇拜为核心的自然宗教及其相关信仰习俗，一般缺乏统一的信仰体系和宗教经典，具有地域性、分散性、自发性、民间性的非制度化。东汉末年的民间道教，是第一个成型的民间宗教。从原始宗教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原始道教，如太平道、五斗米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国道教从原始道教逐渐成为正统道教的过程，也是世界多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走过的共同发展道路。民间道教的思想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直到东汉后期，社会上的黄老道、谶纬思想、神仙方术和民间信仰，互相融合，才形成了具有比较完整宗教教义体系的原始道教。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相当发达，它不仅有高深的宗教哲学思想，而且宗教派别众多，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重重交织，孕育了繁多的宗教文化形态。宗教思想影响到社会发展与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众多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宗教意识、宗教精神，以至上升到学理形态的宗教理论等等，这些可以概括为宗教思想的内容，它在整个中华文明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中国不是一个单一宗教的国家，它缺少政教合一的历史，宗教势力众多而平衡，各大宗教存在着既相互竞争，在思想上又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中国民间社会弥漫着浓重的宗教信仰氛围和思想，它是下层民众精神和灵魂寄托的重要领域，其宗教意识和思想广泛地渗透到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之中。中国宗教大致分为以儒、释、道为主体的“正统”宗教，以及民间信仰和民间教派为代表民间宗教，它们构成了两种各具特色的“宗教史”。民间宗教相对于儒释道三教属于下层文化系统的一个方面，但又与上层统治思想关联丝丝入扣，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民众的笃诚信仰，它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中国宗教生活、政治生活、社会发展发挥过重大作用和影响。在民族压迫制度存在的时代，民间宗教也曾作为这些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旗帜和团结本民族的纽带，迸发出惊天动地的伟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白莲教异常活跃和明政权对其残酷镇压的明代中叶，一支新兴民间宗教教派无为教在华北崛起，这在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无为教创始人罗清及其弟子，改变了传统的白莲教教义思想，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宇宙观与创世说“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思想，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无声的宗教理论风暴，动摇了儒、释、道主流宗教以及传统民间宗教在信仰世界的思想。从此，以无为教为蓝本的各种教派，如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八卦教及其宗支派系纷纷问世。它们流布于大江南北，扎根于民间社会，在信仰主义领域又借用儒道两家、佛道两教的某些思想与教义，分别提出了“三世三佛三阳劫变”应世说与“弥勒降生”救世说、“人教避劫”说，以及以道家“内丹”修持功夫和按“九宫八卦”为基本结构与体系的宗教组织形态，从而导致了一场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都比元末以来兴起的白莲教运动更为宏大和持久的新的民间宗教运动。弥勒佛信仰在民间宗教的影响力几乎贯穿中古以来的整部中国民间宗教史，弥勒佛未来成佛开龙华三会度人之传说，成为他们对未来美好愿景的寄托对象。流传一千多年的的弥勒救世思想，以及明代问世的无为教和诸多道家内丹派，屡为下层民众所接纳，并用以改变不平等社会的统治秩序。在这场民众宗教运动中，以三一教、无为教、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一炷香教、弘阳教、八卦教为代表的各种教派，既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联系，特别是在思想理论认识上和宗教信仰上日趋统一，从而构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民间宗教思想理论体系。中国乡土的民间宗教，与其他制度性宗教一样，承载着众多的社会功能，它们并非只是技术性的“巫”文化，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不同于“三教”的思维方式，有其独特的理性逻辑与文化基因。
中国民间宗教创世说的哲学理论，是一个全新、独立、系统化完整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它是在道教和佛教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崭新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发展，也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超越。明代中叶，罗教把道家的“道”和佛教的空无宇宙观结合起来，提出无极真空作为宇宙的本源和不变的真理。“无生老母，真空家乡”成为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广泛信仰，其思想本源于罗清的哲学思想，在其思想创立的宗教思想体系中，最为闪光耀目的则是其提出的宇宙观与创世说，闪烁着中华民族宗教哲学智慧之光辉。“无声老母，真空家乡”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创世说和宇宙观。宇宙万物的形成，天地万物的产生，西方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上帝创造的，有的还说是“万能的神”创造的。《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的根本，生育万物，养育万物，运行万物，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所不包，无形无象，本无名字，人强名为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无生老母是“道”的化身，是中国古代女神形象，她集创世主、人类祖先和拯救苦海中之人类的救世主于一身，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道”的化身，世间宗教，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理论合理的解释了“人类的起源，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
最初“真空”与“无声”的观念来自佛教，其意本指宇宙的一切——日月星辰、天地云霓、万物万类，包括人类三身，都是因缘所生，虚幻不实的，而其变化生灭也无非是尘世众生的虚幻妄想。在佛教看来，既然人类所依托的物质世界是虚假的，那么人生也就毫无真实可言，人生真谛在于悟出宇宙乃至自身的本来面目，归于涅槃。无生老母崇拜的形成，有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其实早在罗梦鸿开始“悟道”以前，民间就流行着崇拜“无生父母”的信仰。罗教提出的最高神祇本为“无极圣祖”，但他又说“母即是祖，祖即是母”，赋予“祖、母”以一种伟大的神秘力量，从而化育万物的“无生老母”由其后传人提出来。首先提“无生老母”一名的是孙真空的《真空扫心宝卷》。无生老母之信仰在嘉靖年间即已流行，不仅为当时新兴宗教所信仰，传统的金丹道亦融合虔奉之。罗教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即儒学融汇了佛教的空无观念和道家无极而太极，阴阳交感，函万物为一的内容，进而把“理”等同于太极。结果“天理”变成了横亘今古，贯通三界，造化万物的本源。在罗教经典中，天堂地狱乃至人们崇拜的诸佛诸祖无一不是从无极太极幻化出来的。而有时无极而太极又成为“心”的同义词，“心”成了构造万物的本源。罗教虽然使用了“真空家乡”、“无声老母”词语，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最终形成是在明末清初，是其他民间宗教教派对罗教教义改造的结果。真空家乡在教义中成为“彼岸”，无生老母成为彼岸世界的最高主宰。“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这一信仰真正进入全盛期，是在八卦教迅速发展的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八卦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从此一个以无生老母为最高神崇拜的宇宙观与创世说，以弥勒佛与龙华三会为信仰核心的历史观与救度论，以入教避劫为劝道手段，与“云城”降世为理想境界，以内丹修炼方术为修持功夫，以“九宫八卦”为组织体系的一些民间宗教教派逐渐建立起来，从而也形成了以无声老母为最高神信仰的庞大的民间宗教神灵谱系。
在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下，由“心学”走向内丹修行成仙、成佛，成为了在晚明新兴民间教派的教义。无生老母及她派来下凡的众仙佛传授内丹秘法以普度众生成为这些新教派的基本信仰，从而形成了从晚明到清代中叶长达二百余年的修炼内丹的“群众运动”。到19世纪末，这场群众性修炼内丹运动逐渐退潮，而三教合一思想也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边缘化，为了避免政府的取缔，教门也淡化了具有政治“颠覆性”的弥勒信仰结构。中国民间宗教伴随着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在中国广大领域特别在民间社会薪火相传，传承发展，至明清时期其理论和体系达到成熟，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影响力。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信众最多的宗教信仰，甚至其普及的广度超过任何特定的宗教，同时在明清时期它在促进中国民间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民间宗教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广大下层民众对它的虔诚、狂热、如醉如痴的信仰，更表现在它能部分的改变一个民族的主题意识。
历史上民间宗教的共同宗旨，主要在劝人烧香诵经，修真善心，导人向善，积德行善，祈福消灾，解脱轮回，求生净土，其思想观念与佛教的教义相切近，为广大民众特别是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心灵的慰藉和寄托。各教派多传授坐功运气，学习静修养炼功夫，其修炼悟道、修真养性的修行方式，充分吸收道教丹道修炼的精髓，同时也受禅宗文化的影响。人类在求生存的过程中经常遭遇各种挫折和困难，例如天灾、人祸、瘟疫、战乱、疾病、死亡等，这些都是最具破坏性的挫折和磨难。在传统下层社会里，由于知识及经验的缺乏，人们对环境的控制，尤感无奈，亟需救助。历史上皈依民间秘密宗教教徒之间可以急难相助，相互扶持，抱薪取暖，享受很多好处。特别当下层社会的民众面临生老病死的种种挫折时，民间秘密宗教多能适时地给予人们相当的助力，这对苦难中的下层民众有着重要的吸收力。民间秘密宗教教徒多具有民俗医疗的经验，常为村民疗治时疾，下层社会养生送死各种仪式，也多由各教派主持，在民间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盛行，反映了下层社会贫苦大众对宗教信仰的迫切需要，是当时社会历史、宗教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民间宗教的发展史不仅是一部民族文明的创造史，也是一部民族精神的生长史，更是一部民族文化发展的探索史，蕴涵着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人文道德观。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弘扬民间宗教信仰思想，增强中华文明民族文化认同感，传承民族传统美德和精神，对于促进中国文化多元化，满足了人们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是一种灵魂信仰文化，是对社会现实虚幻的反映，它用不同的方式对生命和宇宙世界做出诠释，对人类具有启迪、安慰、寄情作用，给现实的人生一个温暖安定的心灵寄托和理想“彼岸”精神家园。挖掘宗教中深层次的文化内核, 探索个体对身心和谐的终极追求，也是为了满足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解除和化解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焦虑、文化失落和信仰空虚。民间宗教的一个主要精神方向就是重因果，教人为善，止恶扬善，重视积德行善和道德教化，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功能，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促进力量。积极利用宗教思想文化资源，就能够把宗教信仰转化为营造健康文化氛围的动力源。民间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否定或淡化民间宗教的存在，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和对民间宗教的歧视或歪曲，都是对中华文明进步不负责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品质，是一个民族的特征与共性和世代交替中的精神基因，是一个民族世代发展中流动的血液，也是世代传承中的精神和文化纽带。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千百年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宗教信仰，不是纯粹的儒，也不是纯粹的道或佛，而是三教经过杂糅融合，又结合各自不同时代和社会需要而形成的民间宗教信仰。民间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的“热度”和影响是巨大的。民间宗教思想文化研究融合了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门学科，同时不局限于历史范畴，而且具有极强的当代性。
传统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伦理观念。“三教”的具体礼仪表现来源于民间社会，来源于对神明的崇拜和祭祀，而这些行为恰恰是民间宗教最基本的信仰形式。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国民间宗教的重要理论基础。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凝练和精髓，它对中国社会政治、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一种“和谐哲学”的世界观、辩证法和方法论，它是指在承认矛盾双方的差异、对立、斗争的基础上，关注双方的共存、统一、融合，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最终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升华和超越，是中国思想、哲学、文化发展到巅峰高度的自然结果。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大道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未来实现大同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基础。
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刻意忽视但却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宗教信仰传统，民间宗教信仰的存在满足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需要。传统的儒释道三教的普及与发展，也是一部向民间宗教信仰靠拢、走近的历史。民间宗教是与儒、释、道三教享有共同基础，同时与三教相并列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民间宗教信仰不只单纯地视做底层百姓信仰、草根信仰，更是为多数中国人精神信仰的重要部分。当人们用理性和智慧去剥开民间宗教的外衣时，可以让人获得更高的理性和智慧，从中得到灵魂的升华与重生。历史上传承了两千多年的民间宗教早已成为过去，但它给中华民族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将会永远流传下去。
三、中国民间宗教的“三大普世价值观”
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普世价值观是“爱”“善”“和”，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爱”“善”“和”是宇宙“道”思想和规律的集中体现，是人类所共同认识的普世价值精神。“爱”和“善”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和源泉，也是宇宙中最高频的能量和频率。生命的本质是生生不息的活力与爱的能量之泉流过身体的能量，它不仅维持、滋润与活化人类身体和心灵，并且通过自身来照耀且发送爱的能量。“爱”是宇宙的本质，是一切的根源，同时“爱”是尊重、包容、爱护和给予。“爱”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最根本的源泉，也是最伟大的理念和信仰，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来自于“爱”和“善”的追求。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宗教其思想不是建立在“爱”和“善”的基础和架构之上，那么它就是没有道德的，是与天地大道背道而驰的。一个无“爱”的社会，它一定是一个无良的、冰冷的和黑暗的社会，人类社会充满“爱”就拥有了人世间最强大的能量和最伟大的力量。“爱”的力量无限大，穿越时空，无所不在。人间只要有“爱”的存在，就会有生命的希望。“爱”是世间一切众生所共有的天性，人自从出生起就经历着爱与被爱。宗教教育是神圣的教育，也是真实智慧和“爱”的教育。各宗教在人世间，均引导人向上升华、向善，为身教，为家教，或为含容各门学科的心灵教育，普度众生，教化万众。人类心灵和人性的堕落与毁灭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要挽救人性的堕落与救赎，宗教教育担当起重要的责任。重视宗教教育挽救社会人心的功能，就是振兴宗教神圣“爱”的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心灵治愈的最终极的“药物”是“爱”，唯有“爱”可以拯救一切。向世界传播神圣的“爱”、普及神圣的教育，以神圣的“爱”化解冲突、消弭战争。不分族群、信仰，平等救度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让罪孽的人得到忏悔和心灵上的救赎，从而建立人间天堂。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善”“爱”“仁”“义”“和”等观念共同体现了儒、释、道三教道德文化的本质，具有东方文明伟大的力量。三教合一，仁民爱物，崇德尚善，大义情怀，普化众生，构建了中华民族民众理想精神家园中核心的部分，它作为中国人行为规范、处事为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支柱必将会长久的传承下去。“爱”和“善”是“和”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没有“爱”和“善”，就不会产生真正的“和”。“和”是“爱”和“善”回报；“爱”和“善”是因，“和”是“爱”和“善”的果。“爱”“善”“和”是人类生命中存在的最宝贵的东西。“爱”是人类伟大崇高的普世价值，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善”的最高准则。“爱”是人类一种责任，“善”是一心态，“爱”和“善”相互依存。“善”是中国具有深刻伦理学、哲学的重要命题。“善”不能离开运动、变化和行为单独存在，“善”存在于具体事物和具体主体之中。善念、善行、善事必有善主，恶行、恶事必有恶主。善念、善主、善行和善事中必然包含着“善”，恶主、恶行和恶事中必然包含着“恶”。相由心生，境由心转，知善致善，是为上善。世界始于“善”，终于“善”，也可终于“恶”。“善”要求人们不要做有损于他人利益的事，要多做有利于他人及社会的事，做人要有善念、善心、善行。在物质世界的背后有其固有规律或曰运行特性存在，而“善”恰恰与这特质相契合，故能得长久，而“恶”终因有违宇宙特性、根本道法而易于败亡。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没有“爱”和“善”，世界就不会有和平、和谐与发展，社会就不会文明进步，人类就不能繁衍生息。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一个现象不是由一定的原因引发的；因果联系是人类社会普遍和必然联系的统一。善良都是人们所追求和向往的一种美好品质，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之初，性本善”。善良是干净的灵魂，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坚强。善良使人的心灵仁爱，一颗善心，胜似一座庙宇。善良是一种智慧、一种远见、一种胸怀、一种自信、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永远的美德。《道德经：“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尊道才能有德，失道就无德；求道德自在，求德德不在。道与德缺一不可，德离不开道，道离不开德，道为体，德为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宗教道德在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某些历史的作用，对于教众来说，遵守宗教道德是其神圣职责。即使目前宗教越来越世俗化，信仰、价值观、情感诸因素有所淡化，但宗教道德观念仍占有很大的思想阵地，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教化和道德约束作用。
本质上说“爱”是指人类主动给予的或自觉期待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它是人的精神所投射的正能量，是指人主动或自觉地以自己或某种方式，珍重、呵护或满足他人无法独立实现的某种人性需求。“爱”的基础是尊重，它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情感，是人对人或人对某个事物的深挚感情，这种感情所持续的过程也就是“爱”的过程。“爱”是认同、喜欢的高度升华，不同层次的“爱”对应着不同层次的感受或结果。荀子曰：“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爱”与社会伦理结合，成为指导信奉者行事的某种道德或信仰的规范，在世俗层面与国家治理方面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大爱宽广博大，施与众人，哺育万物，穿越时空，造化天下苍生。只有拥有了“爱”与慈悲，以及与之俱来的智慧时，人类才可能有神圣，才能被了解和认识。真正的幸福无法被物质世界的任何变故所毁灭，强大的力量无法被逝去的任何事情所削弱，世间只有“爱”“善”是永恒不变。“爱”是世间最大的磁场，是沟通天地的最强的能量场，伟大的“爱”永恒不朽，无处不在，而不可战胜。“爱”每时每刻都陪伴在我们身边，给予我们勇气、思想、智慧和力量。
“爱”具有化育万物的力量，可以对生命的救赎和灵魂的洗礼，是思想在痛苦的折磨中得到淬炼绽放阳光的光芒，是宇宙和人生命中奇迹的力量。“爱”对人能带来的改变超乎我们的想象，要以宽容之心对待、化解仇恨，世界上只有“爱”可以形成化解仇恨的力量。“一切宗教中至上的宗教，是对生灵的怜悯。爱是一切宗教的基石”（泰戈尔）。儒家的“仁爱”是其最高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其核心是“仁”和“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以孝为基础，以亲亲为条件。《论语》中攀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将其倡导的“仁”理解为“爱人”。《论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俗语说“百善孝为先”，孝心一开，百慧皆开，即孝敬父母和友爱兄弟是仁家君子修行“仁”学的最根本的道德行为，表明了孔学伦理的忠孝根本，血亲之爱的原则。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宗法制度、血亲、家庭和血缘氏族是组成社会的发展基本单元。儒家并也并没有将“爱人”狭隘在限定在血亲关系或者同祖同姓的范围之中，而也将其推广到血缘家庭之外整个社会之内。孔子提倡泛爱众的主张，弟子入而孝，出则悌，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仁，提倡以“爱人”之心广泛地对待他人。
佛教的“爱”表现在“慈悲”。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即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称为“悲”。“慈悲”将彼等从苦难与苦难之因中拔救出来，亦泛指慈爱与怜悯。“慈”和“悲”是分别从两个不同方面来体现佛教对众生的关怀。《大智度论》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佛教视“苦”为一切世间法的根本相状，求道修证也就是要脱离此无边之苦海，故在拔苦与乐的慈悲精神中，亦以拔苦为更根本。佛教的这种慈悲精神，在大乘佛教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甚至被视为佛教的最根本精神。《观无量寿佛经》中说：“佛心者，大慈悲是。”《大智度论》明确宣称：“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增一阿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中国的禅宗强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和“即心即佛”，认为“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倡导“自性自度”，更是把实践济世利生的慈悲精神视作是否悟得“自性佛”的体现。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佛教提倡的是大爱，它对一切众生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怨亲平等，给与真乐，人苦即我苦，全力救拔。这种对众生的“爱”不以自己的需求转移而变化，不以对象的美、丑、善、恶而有分别。“大爱”无处不在，充满时间、空间，而超越时间，跨越空间。尊重世间最伟大的“爱”，世界因“爱”而美丽，人间因“爱”而温暖，人生因“爱”而有意义。唤醒人类本身具足的善良、智慧和“爱”，让伟大的“爱”成为一种永恒的信仰，并使之融入中华民族精神和血液之中。让“爱”植根在中国人内心，净化和提升世道人心，让“爱”和“善”的力量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伟大的“爱”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在，与世界同在，与众生同在。不论佛教、基督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民间宗教等，只是名称的不同，都是根据自身的理念，向众生普度“爱”“慈悲”与“善”。“爱”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宇宙自然的法则。未来世界最大的力量源于“爱”，让“爱”的阳光与日月同辉，普照大地，滋养万物，沐浴苍生。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法句经》所说：“莫轻小善，以为无福，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小善不积，无以成圣。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小恶所积，足以灭身。”积小善成大善，善莫大焉! 这些不仅是每个人都需要坚守的道德尺度，也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崇高遵循和有效路径。圣即是凡，凡即是圣，凡圣本同体，修心方可明性；神即是“道”，“道”即是神，天道循环，善恶承负，因果相报，如影随形。人生于天地而归于天地，一切皆是轮回，一切皆源于爱与被爱，善因恶果无始有终。“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都是流传千年的道德训诫。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会变，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观念。为社会传递“爱”的温暖和“善”的力量，共同汇聚起“爱”的海洋和“善”的洪流。止恶扬善，积德行善，教化众生，度化世人。人世间的“爱、真、善、美、和”等美好品质和精神永远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它们是永恒的存在，永远在历史长河中闪现出灿烂和文明的光华。
“和”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文化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道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印度的崇尚“因缘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直至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均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中。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联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儒家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论语》：“礼之用，和为贵。”《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乐记》：“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吕氏春秋·有始》：“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史记·五帝本纪》：“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后汉书·杜诗传》：“海内合和，万世蒙福，天下幸甚。”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是“天人合一”，即“和谐”。“和”是中国哲学传统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一种思想、文化和方法。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就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个“和”，称为“太和”。“和”是《易经》的核心精神。《周易·乾·彖辞》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务，万国咸宁。”“大”，一本作“太”。朱熹本义：“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太和”即最高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阴阳和合”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统一”则万物平衡和谐。“和合”的“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指结合、融合、合作。“和”是“合”的前提、条件或基础，不“和”则难“合”。“和”的精髓是“变”，内在的“和”决定外在的“和”。“和”是“和合”形成与维系的关键所在。因此，可以说重视“和”也就是重视“和合”。世界万事万物的“和谐”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和谐”。“和”的基础是“平衡”，任何事物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衡”是“和”的必要条件。“和”是中国民间宗教思想理论的核心价值。
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既承认事物存在的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思想，墨子以“和合”为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所以“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太和”是一切人类文明文化的总纲。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和”被广泛应用到家庭、宗教、国家、天下等方面，用以描述治理良好、政治清明、协调有序的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这种思想，在儒、释、道、医、易等各家的诸多典籍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追求“和”的同时，也讲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重视和谐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和”的思想、思维在人际关系中强调“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天人合一”“和于四时”、生态平衡；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协和万邦”；在礼乐方面强调“圣人为能和，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人与自然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人类应当同自然界的万物保持和谐亲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最高境界。“和合”一以贯之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国家观、琴瑟和谐的家庭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制度的建构及其社会治理。“合和文化”是中国千年历史文化中精髓，在不断传承延续的过程中，为世界文明带去了深刻影响。随着时间的洗礼，“和合”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仅是中国，而且亦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
中国民间宗教是一种能够广泛体现民族文化、精神和思想的文化，它普遍存在于广大民众之中，特别是成为下层社会民众的信仰主体，深得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之精华，具有独立性、普世性、普遍性、和谐性。“爱”“善”“和”是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三大普世价值观”，也是中国民间宗教核心价值体系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善”“和”理论的形成，是对中国民间宗教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这将是继宋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三教合一文化之后，又一座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哲学发展的高峰。中国民间宗教“爱”“善”“和”核心价值观的核定，进一步丰富了民间宗教思想理念，为促进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具有开创性和开拓性，起到引路标灯的作用。这对于推动中国宗教特别是中国民间宗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各大宗教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它必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信仰，给全人类带来力量，为人类的未来指明方向。中国儒释道三教合思想和文化是中国五千年对世界人民的重大思想贡献，融聚和集中体现了东方圣贤文化的精华，这与中西乃至整个人类生命发展运行的爱与和平的伟大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四、中国民间宗教“六大思想和文化理论体系”
（一）以“无生老母”为最高神信仰
无生老母，又称无极老母，无极圣祖，是玄玄上人、上帝、天父、天王、老祖、老母、真主、如来、圣母，是大道之本元，无极至尊，是所有人类众生的“老娘”，万教之始，众神之主。她既是造物主，又是救世主，她创造了宇宙人类，是人类的祖先。她住是三千大千世界之上，包罗一切万物，天地混元祖气，无形古佛。无生老母是开天辟地第一神，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永恒之神。世界和宇宙中存在一种超自然和超社会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道”，它是独一无二、无所不能、创造有形和无形万物的神。无生老母是宇宙“道”的化身，是中国民间宗教的最高神，准确的说是明清时代汉族民间宗教信仰中至高无上之女神，成为信众至高无上的信仰，在民间也有重要影响力。最早的天真古佛无生老母出现，劈开鸿蒙，安置天地，生育万物，创立先天，成为一切仙佛的根源。她是在佛家过去、现在、未来三佛之上的“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先天古佛），在中国宗教信仰体系中具有尊贵和神圣的地位。
在中国民间宗教中，无生老母是永恒的存在，她是一位颇具儿女心肠的人类母亲，时时向人间流露出慈母般的爱抚与关怀，日夜盼望皇胎儿女回到自己身边，拯救沉沦于苦海中的众生，这对于沉沦苦海的下层民众来说，具有极大的精神慰藉作用。她派燃灯佛或释迦佛或弥勒佛等下凡，或自己亲自下凡救度众生。明清的民间宗教几乎都以无生老母作为最高神祗，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无生老母是中国上下五千多年来蕴育的中国宗教之女神，在中国宗教中拥有全智、全能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地位。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是至高无上的智慧和慈悲化身，她居住在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灵山上，这是此岸与彼岸的分界。老母在儿女自灵山与母失散后，日夜想念，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信仰是对血缘亲属关系之否定，也称“无生父母”，后变为“无生老母”，乃世人之母亲。中国民间宗教是一神教与多神教的结合，在明清民间宗教中，无声老母是最高神，她是“上帝”的存在，之下有一整套庞杂的神佛谱系，一起共同下凡尘度化沉沦苦海的众生。
罗清是明代中叶的宗教家，他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以其狂热的宗教热忱和超人的宗教睿智，向传统的信仰主义展开了大胆挑战，从而在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对当时与后世的下层民众宗教运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他创立无为教之前，先修净土，后参南禅，又汲取了道教的“清静无为”思想，将其与南禅“顿悟”融为一体，主张摒弃一切有作为的向外求索，高扬清静内心的主观省悟，并把这种悟道方法称之为无为法门。罗清认为，“真空”(又称“无边虚空”、“本来面目”)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世界万物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即由原始本原的“真空”幻化出宇宙的万有——大千世界。人们只要“晓得真空法”，悟通“无为大道”就可以回到出身之地——“家乡”(亦称“自在天空”)。人们一旦回家还乡，就会享受天堂胜景，无生无死，安然快乐。世人不知回归“家乡”的根源在于他们从家乡坠落尘世以后，被世间“虚花景象”所迷惑，失了本性再找不到出路，因而沉沦苦海，困入六道轮回，受尽各种磨难。罗清将人们受苦受难的世间称为“流浪家乡”，奉劝世人切莫留恋这个家乡，为转瞬即逝的享乐和荣华所诱惑，应该赶紧参修“无为大道”，“晓得真空法”，回归人们本来的“家乡”。而“真空家乡”的创立者乃“无极圣祖”，这一形上本体即由民间“无生老母”化来。之后其弟子释大宁在其所著《明宗孝义达本宝卷》中明确提出了“无生老母”的信仰。“无生老母”信仰是对中国宗教发展做出的巨大的贡献。自从罗教提出无生老母这个神以后，明清两代的几百种民间秘密宗教绝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奉无生老母为最高神。明末随着白莲教的衰落，清代新兴起的各教派教义更加多样，对无生老母的崇拜愈加显扬。大乘教所崇拜的观世音就是指无生老母，无生老母的崇拜在明清民间宗教发展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弘阳教、八卦教、圆顿教、天地三阳会、清茶门教、龙天教、东大乘教、清水教、青莲教等在信奉和教理上都与无生老母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都是一些以无生老母为最高神祗、多神崇拜的群体，教首通过“口传密授”、烧香施符的传教方式招收徒众，发展组织，其思想信仰、仪规等方面包含某些宗教因素，包括授戒、传诀、唱誓愿文、上表挂号、对合同等在内的入教仪式和日常仪式，都充满宗教独特色彩。清代对无生老母的信仰与当时号召人们解脱苦难的农民起义联系起来，使之成为鼓舞人们与统治者斗争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
无生老母，全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生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亦称“无极瑶池老母”、“老祖母”、“无生母”，神号“无极瑶池大圣西王金母大天尊”，“至尊至圣始母元君无极祖母圣天尊”。中国民间宗教无生老母的信仰，是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的巨大的贡献。中国民间宗教是一神论与多神论的结合，与儒 释 道三教及世界一神教相比，使得其能够兼容并蓄，具有包容性、和谐性，更能够适应不同阶层、不同精神需求的需要。民间宗教将无生老母的“大爱”传给世人，这是一种崇高的普世情怀。概括地说，无生父母或无生老母就是人类的始祖和宇宙的主宰，“真空家乡”就是无生父母居住的地方，乃是人类的出生地和最后的归宿，相当于佛教的“净土”或“西方极乐世界”。无生老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具有中华民族民族优秀的品质和精神，在民间是中国汉民族心中最高的神祗。无生老母的塑像一般都是慈祥庄严、面带微笑，满头白发，身披霞帔，两手持八卦，活像一个老奶奶，她专管红尘之事，度尽受苦之人，或许这就是中原百姓心目中乐善好施的化身。她在百姓心中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灵，而是一位心肠极软、普度众生的老母亲。无生老母在广大的民间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在河南、陕西、山西、山东以及河北大部分信仰十分广泛，人们习惯称无生老母为“老母”、“老娘”、“老无生”。特别是在华北、苏北、燕赵一带的信仰是难以动摇的。
明清时期众多民间宗教特别是在八卦教信仰中，有“十二老母朝无生”的供奉和信仰（无生老母，劈山老母，梨山老母，无极老母，金身老母，托天老母，普贤老母，观音老母，泰山老母，太极老母，西山老母，地藏老母，十二老母根据各地庙宇供奉而有所不同）。“十二老母朝无生”是明清民间宗教老母崇拜的基本表现形式，体现了深厚的民间宗教信仰文化，在中国宗教信仰文化具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上众多宗教家在宇宙真理探索中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在悟道修行中确认无声老母神佛的真实存在和独一无二，并参悟出是无声老母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思想。中国“老母”信仰由来已久，许多人把无生老母与“西王母”视为同一神。王母娘娘的信仰在汉代已成为汉族的重要信仰，在道教中她的地位很高，为道教统领三界所有女神仙的祖师及一切天地间阴气的首领。《枕中书》曰:“木公、金母，天地之尊神，元气炼精，生育万物，调和阴阳，光明日月，莫不由之。”
信仰是对万事万物存在唯一性真理的坚定不移的认定。信仰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人类的智慧发育，只能从真理的“惟一性”出发，然后使人类的智慧最终臻于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和有所创造的最高竟界。信仰是内心的光，它照亮了一个人的人生之路。如果一个民族或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就会导致这个民族自我的泛滥和乏力的约束。没有信仰就等于没有灵魂，而当一个民族没有灵魂时，就不可能捍卫和统一这个民族的尊严与人格。如今很多的中国人根本不了解自己作为社会的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是没有统一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缺乏信仰精神和力量。历史证明，没信仰的民族，只能是愚昧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有了信仰就有了人生价值观，而真正的有价值的人生不在于拥有权势或金钱，而在于拥有信仰、善良、精神、智慧和道德的力量。
中国民间宗教是最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大众的信仰，特别是代表着广大下层民众的精神寄托，其信仰之众、影响之深是道教和中国佛教所不能比拟的。它是中华民族文明社会精神和思想的一座智慧“灯塔”，历史上它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思想和力量，是维护下层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曾经蕴藏着和爆发出翻江倒海的洪荒之力。清代对无生老母信仰，与农民之反抗组织结合，其浓厚的反满抗清意识，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不甘封建专制高压下的民众，起而抗争，为农民起义之精神柱石。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清水教起义至嘉庆十八年（1813）的林清、李文成天理教起义，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川青莲教等，以及清末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义和团运动。均奉“无生圣母”，“圣母降生，刀枪不入”等思想。“无声老母，真空家乡”成为民间宗教信仰的一面旗帜，在中国民间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当今社会下层民众信仰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二）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为理论基础
中国在五千余年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灿烂辉煌，从先秦至明清中国思想界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展现了数千年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画卷。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统治地位的确立。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到唐朝佛学的鼎盛发展，又到宋明理学的兴起，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直到最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确立，让人们徜徉在卷帙浩繁的思想文化史中。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儒、释、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三教相互影响，在不断交流融汇中丰富着中国文化的内涵。三教合一文化对中国社会、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对周边国家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是中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提倡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中国多元化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上三教合一文化广泛地被中国民间宗教思想所接纳，成为明清众多民间宗教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民间宗教传统具有原生性、延续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其重要特点是崇奉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作为原生态的本土性文化，它与民众的生活方式、情感模式、精神意态、文化素养等息息相关，成为继儒、释、道三家文化之后，又一代表性、典型性的文化形态，其思想和文化地位与儒、释、道处于同等的地位，成为儒、释、道三教之外第四种与之平行、平等，并能够与之相“抗衡”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和主流意识的，主体是儒、道、释三教，而其三教融合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内涵，在历史发展中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与斗争，到相互借鉴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在不断交流融汇中丰富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形态，并以之统贯着社会、学术与文化的命脉。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家并不是宗教，但它作为帝王学说被千百年传颂，它只是介乎于宗教和政治教化之间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一种教育思想，或者一种政治思想，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一种政治教化，在社会中作为教育学在发挥作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实乃是中、外（西）文化的对撞，融会贯通，融合发展，批判地吸收利用，最终“中体西用”，和合为一。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中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各种传统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历史上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作用，有其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化。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着重要意义。
综观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连称，彼此独立，相提并论，出现三教一致的萌芽。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开始与中国正统儒学融合。宋明理学正是熔儒释道于一炉的新儒学。唐宋时期三教加强了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和吸收，但其主流而言，仍各树一帜。元、明、清阶段出现了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三个阶段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发展和融合的基本过程，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第二阶段是在继承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基础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反映了三教合流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三教合一发展中，也出现了以佛家、以儒家和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形态的三教合一文化，以及形成具有真正宗教意义上的“三教合一”新文化形态。前者与后者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历史性的飞跃。儒释道三教合一经过两千多年来融合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代表性的思想和文化。从宗教在中国历史演进史中看，儒、道不仅包含超越性想象，同时也蕴含了对于现实生活的设计方式，二者的形态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建制化提供了基本空间与路径，几者同步而行，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合流，因此形成了三教合一的诸多特有现象。
在明清社会中，儒、释、道三教得到朝廷的支持，是一种凌驾于民间社会之上的思想信仰，而将三教合一文化视为“异端”，甚至被视之等同于民间秘密宗教的代明词。三教合一思想在民间宗教中的典型代表是明代林兆恩(1517～1598)创立的“三一教”，在当时理学勃兴的气氛下，打破三教门墙壁垒，积极倡导三教合一。“三一教”是阳明心学与佛、道两教义的混合物，标榜“心性”之学，主张为儒、为道、为释，主于心。林兆恩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将儒、佛、道三教合而为一，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三一教”是以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为宗旨，其它一些民间宗教也多以此为旗帜，此可见诸于民间宗教的经典“宝卷”中。在晚明，凡主张儒释道合一者，都对他推崇倍至。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就认为兆恩之学“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三一教”包含了儒释道三教、具有融合天地、日月、四时、神鬼的大神通。提倡“仁、孝”为核心，对释、道两教道德伦理进行批判与吸收，同时提出了一定的社会理想，具有典型宗教文化形态。“三一教”教义对明清时代众多民间宗教的发展影响深远。清时政府重视三教并举，雍正曾说“儒可治国，佛可治心，道可治心”，三教教旨皆于劝人为善，戒人为严恶，亦有补于教化。明清民间宗教一个重要特征，是把三教合一、万教归一、万法归一作为重要教义思想，许多有影响的民间宗教把宗教化的儒学放在教义的首位，孔子、老子、释迦均成为信仰崇拜的偶像。封建社会后期，儒家学说的宗教化，释、道二教的世俗化，民间宗教的三教合一化都深刻地说明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与封建社会早期、中期已有所不同，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统治思想格局在两宋以后逐渐巩固下来。中国民间宗教兼容儒家敬天崇礼、志存天下、积极用世的入世精神，佛教的深邃理论和克己制欲的品性，以及道教的顺应自然、清静淡泊、无为而治的高远志向等，具备原始宗教、自然宗教、普化宗教的特征，深得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精髓，这也将成为未来中国宗教发展的理性模式趋向。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特定的中国文化氛围中，民间宗教信仰的普及已经超过任何特定的宗教，其理论之繁杂，信众之多，传承之广，影响之大，是中国其它宗教所无法比拟的。三教合一思想为中国宗教世俗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宗教向世俗化、大众化的转变。民间宗教将三教文化精华融为在一起，使之与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相适应，反应了下层社会民众为摆脱封建统治精神思想枷锁，追求精神和心灵解脱的一种新追求。三教合一是中华民族漫长而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对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理性扬弃，一致成为历史上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中的三教合一趋向也深深地影响了有清一代其它秘密宗教社会。由于民间宗教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统治阶级多对民间宗教采取抑制和禁止政策，极大的限制了民间宗教的传播和发展，也逐渐斩断了民间宗教智慧之根和文化慧命。儒道释三教合一是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这一文化并不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趋于衰退，而因为其具有强大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文化，为人类的和平、繁荣与文明进步，以及世界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是东方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高度精神文明的产物。三教合一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和合文化”是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通相融思想的灵魂，它是打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把钥匙，也是解析当今世界宗教冲突的一剂良方。多元文化在中国历史悠久、根基深厚，也是对异质文化持有宽容、多元文化色彩的国家。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坚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导性，推动各种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必然带来对社会生活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对于促进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发展，重振中华文明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三教合一文化有力地证明了“文明是包容”的，各种弘扬“真、善、美”的宗教之间，也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对立和“冲突”，历史证明，只有平等尊重、交流互鉴才是实现宗教和谐发展的基本路径。
宋代全真道王重阳：“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以“三教圆融”、“识心性”、“独全其真”立教，认为修道的根本在于修心，务必除情去欲，达到心地清静，“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行真捷径”。他揉合儒、释、道思想，力倡三教合一和“识心见性”的内修真功，而成为宋元以来道教中最有势力和影响的派别。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经雍正皇帝大力提倡，三教合一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随着佛教、道教的衰落及其世俗化，以“三教合一”、“万教归一”为思想特征的民间宗教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也将中国民间宗教推向繁荣。它们吸取了儒家的纲常伦理和大同、小康的政治理想，谶纬和三世说；道家的宇宙观和个人修行；道教的神仙、修炼和方术；佛教的 神学、戒律和仪式。还有佛教教派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教义和信仰，以及摩尼教的宗旨和习俗等等。这些内容杂揉起来，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宗教思想文化体系。
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宗教和道德也呈现多元发展趋势，多元文化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宗教冲突问题也随之而来。宗教冲突一直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宗教之间的对话已经上升为国际关系以及世界和平的层次，解决冲突需要宽容的态度，避免以暴力来解决民族宗教信仰的分歧。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为解决世界文明、宗教冲突、构建和谐世界给予重要的借鉴和思想支持。弘扬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让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在当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融合中，研究探索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推动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激活中华思想文化的生命力，提升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高度，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当今中国并存的国家承认的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教”。中国“五教”与其他民间宗教和多种民间信仰，其教理都有一个普遍共同的特点，都是教人人心向善，行善事，做好人，都在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相，解脱轮回，寻求生命的意义与灵魂的解脱。宗教的意义主要是“行的是教化，救的是人心，度的是众生”。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由观念支配的。人类社会人为的万事万物好坏根子在于人心，绝不是为了科技再发展和物质更充裕。世人如果人心得到净化提升，自然会推动人类世界各方面文明进步与发展。各宗教法理统归于修心为本，为根，为正；不论修学什么教门，正教正修都归于修心上，是为正修，正法。各教门有各教门形成的历史源缘，各教派有各教派的修行法理标准和理念。佛言万教归一归修心，言万法归一，归一善字，万法归善，善是正法。“五教”讲的一，也是指修心而言，离心无佛，离心无法，万法唯心。三教虽殊，同根同源，殊途同归。三教合一，五教合一、万教相通相融，万教归一是人类灵性和智慧发展的必然。万法归一归大道，万教归一归本源。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纲常是正，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万教相通相融，行万教归一大同之路，化解乱世渊源，实现世界宗教大同理想。
三教合一是中国“和”文化的最好诠释。“和而不同”揭示了和谐的本质特征。这里的所谓“和”，指的是由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新的状态，产生新的事物。老子以“道”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从“道”到万物的发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和谐是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而产生的状态，而阴阳二气则是和谐状态的内在机制。阴阳二气尽管相互对立、冲撞、激荡，却始终处在絪缊和谐的“道”的统一体之中。“和合文化”融合了儒、释、道文化的哲学思想，凝聚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合而有分”、“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文化精髓。三教合一文化为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宗教向世俗化、大众化的转变，对中国民间宗教的兴盛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影响着中国宗教文化发展的趋势。以三教合一文化为教义的众多民间宗教和信仰，在中国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和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社会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现代文明世界中，重视“三教合一，万善同归”、“和合”理念，建立儒、释、道三家融通的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重建中华民族三教合一文明和民族信仰，以及弘扬中华文明的“和合”文化，对于促进思想解放，振兴民族精神，提升中华文明的深度和高度，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文明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三教合一思想是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它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都发挥着积极而重要作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升华和超越，是中国思想、哲学、文化发展到巅峰高度的自然产物。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虽然在晚清和民国的民间宗教界依然流行，但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之下，已在思想界退出了主流地位而日益边缘化。在历史发展中，在三教合一催生下的旷日持久而此起彼伏的群众性超越生死的宗教实践，林林总总的教门，数不清的仙佛下凡，五花八门的炼丹真经宝卷，都仍然在试图实现其普度众生的宗教目标。
三教合一是一种积极的世界和方法论，它为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及融会贯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儒释道三教合一即是中外、中西哲学的汇通融合的典范，是它维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文化的脉络，它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哲学基础。当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建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三大普世价值观”“爱”、“善”、“和”，以及三教合一、“五教合一”万教相通相融思想理论的形成，是对几千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凝练和升华，是中、外各宗教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的结果，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来提升各宗教，并实现各宗教信仰上的统一与理论共识。这是一种新的思想和文化，凸显了中国思想的深邃与博大精深，揭示了华夏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气质和深刻内涵，展示华夏文明的兼容并蓄的强大生命力。提倡百家争鸣、兼容开放、和而不同，促进文化“和合”进步和哲学思想发展，形成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文化。构建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汇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促进中国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形成民族精神信仰的强大思想力量。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必将对新时代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促进中国民间宗教的复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促进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以因果报应思想为根本理论观点
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精神支柱和文化基础，具有重要的“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功能，其教化的目的在于净化心灵，向往光明，明心见性，修正养善，清静无为，度化人生，崇德向善，济世利人，从而为社会和谐发展与文明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民间宗教“因果教育”对于端正世道人心特别重要，各教派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善恶报应观上构成了符合自己特色的教义。因果报应观念已经深深地存在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并为儒、释、道三教共同所重视。民间宗教困果报应理论吸收了道教的“天道承负说”和佛家的“三世因果理论”，即相信天道有循环，善恶有承负，因果有报应。核心主体是围绕生死问题，承扬于《老子想尔注》中“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的教义思想。佛教的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学说长期在社会上流传，深入民间，影响着信众的行为。儒家传统上把人的命运归于外在的天命，提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佛教的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强调个人对自己的一切负责。“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万事皆空，因果不空，万般不去，唯业随身。人人信因果，大治之道；人人不信因果，大乱之道。民间宗教“宝卷”的教化作用也可以概括为“劝善”，其所阐述的善行包括敬天地、尊神佛、尚礼仪、守国法、孝敬父母、家庭和睦、敬重邻里、救济贫困等，教导众生崇德向善，广行善事，积德行善，它们是封建社会平民世代相传并遵守的道德行为标准，在各教派“宝卷”中通过善恶果报和宿命论思想来实现，形成了丰富的“宝卷”信仰教化模式。
宇宙中万事万物皆有“道”，而修道的先决条件，要深信因果。因果联系体现在世间时时处处，凡事都有因果报应，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善恶一念，存乎一心，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到头终有报。《涅槃经》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世间万法皆由因缘而起，人类社会因果相报，福祸相依。众生要积善德，种善因，结善缘，行善事，得善果。道教“天道承负”的内涵是前辈行善，今人得福；本人行善，子孙得福；今人行恶，后辈受祸。“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为有“天道承负”，所以今世有的人一贯行善，但却经常得祸；有的人一直行恶，但却经常得福，这是由于“承负”所使人蒙受的。《感应篇》：“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在天地间有司过之神，行善积德则可延年加寿，乃至成仙。犯过作恶，则依所犯轻重，给以减少生命年限的惩罚。
道教认为以善恶感召之因，必定会得到天降祸福报应的果。所谓有感必有应，随感而应，用以彰显天道好还的道理，而启发世人的敬畏之心。知道作恶必定得到灾祸病天的恶报，因此心有所惧而不敢去做；知道行善必定会得到福寿天仙的善报，因此心有所求而勇敢地去做。只要积善必定会福荫子孙，若是积恶必定会祸延子孙。凡人的祸害福利，原无一定的门路，只在人自作自受。天道有循环，善恶有承负，深信因果报应论，鼓励人们追求向善的人生观，修道行善升入仙国，犯过作恶坠下地狱遭受惩罚。信道修道之人，应行善积德，使精神与天道相通，乃可长生成仙。天道循环承负报应，是因人作恶和嗜欲造成的，并给后人和自然界、社会带来极大危害。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为避免人们遭受危害和灾祸，人们应当学道、信道、修道，以解除“承负”之厄。信道修道就是要求人们遵循“道”的准则，按“道”意来处世行事，积功累德，好善利人。道教善恶承负和现世报应的教义，对民间宗教思想有着非常重要影响。
佛教早期比较细致的轮回理论，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的轮回思想加以发展而形成佛教的轮回思想。佛教轮回是指生死相续、业果相续而无常住自我，这种轮回观打破了婆罗门教的四种姓制度，强调众生平等，只是根据业报来轮回，认为世界是由六道组成，众生就是在这六道中不断的流转轮回。轮回之说传人中国后，被古代许多中国人所接受，在中国民间有着广泛的信众基础。《了凡四训·积善之方》：天道有轮回，事事有因果。《无量寿经》：“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之，无谁代者。”佛说一切世间善恶因果报应，如影随形，毫不可爽，而世人不信者，谓为虚谈。孔圣安命之说，世有信者，每每推算，但求福利胜事则喜，而恶闻其灾患，此惑之甚也！殊不知死生昼夜，三世轮回，如昨日今朝之事耳。孔子在《易经·系传》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是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俗语曰：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休将奸狡昧神只，祸福如同烛影随；为人莫作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中国佛教有一整套完整的因果报应说理论体系，佛说：“深信因果，不谤大乘”（《观无量寿经》）。因果报应理论是佛教的基础。能深信明了因果之理者，始可谈离生死，超轮回，故佛又说：“拨无因果，断灭善根”（《大方广十轮经》）。不信因果者，其处世行事必然是逞其妄想贪欲之心，无有顾忌，为所欲为。故而他不能向善向上，将永远沉溺在生死业海中。佛陀通过亲身的行持证悟，所揭示的因果报应理论，以业感缘起为理论基础，用四圣谛、十二因缘、三世因果诸说，来解释六道轮回、善恶苦乐之报应的事相。佛教因果报应理论，对生死流变即众生的种种生命现象，解释得圆满、透彻。因果轮回，真实不虚。
佛教的三世因果之理深刻地揭示了众生种种生命现象的原因，而且还简明、透彻地解释了现实社会中各类使人迷惑的问题。现在所得之种种果，皆有过去所植之种种因所招来；而现在所造之种种业，将来必定会产生相应的各种结果。种子的培植有先后，结果之生发当然有迟速。所以佛教劝诫世人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希望世人广积善德，广种善因。三世因果理论解释众生的生命现象，最终的目的是通过明了业感缘起之法，修众生本有的智慧之体、清净之心，破无明开智慧、显佛性，断除诸苦，到达涅盘解脱之道。无明既破，至老死忧悲苦恼则相依还灭，这就是十二因缘的四圣谛法中的“灭谛”。这个智慧是能深明缘起之理，彻了无为之法的大智慧。佛教的解脱法不重他力，主张自性自度，不承认有外来的主宰者，认为所谓的冥冥之中有一种支配、操纵众生福祸的力量根本是不存在。众生从生死轮回到涅盘解脱，都不能离开因果之律则。《涅盘经》:“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业有三报的道理昭示众生，干坏事作恶之人终有报应，行善积德而不干坏事的人终得福报的结果。
绵亘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立因果业感之理。盖以过去之业为因，招感现在之果；复由现在之业为因，招感未来之果。如是因果相续，生死无穷，此即迷界流转之相状。以三世两重之因果说解释十二因缘，无明与行为过去之因，识、名色、六处、触、受为现在之果；爱、取、有为现在之因，生、老死为未来之果。佛教将世间一世因果扩至三世因果，以使人产生敬畏之心，达到向往解脱生死心灵寄托。《正法念处经》卷七之偈曰:“非异人作恶，异人受苦报；自业自得果，众生皆如是。”佛教因果报应以三世因果、业报缘起思想为理论基础，合理地援引了中国民间流传的灵魂不死和儒家的伦理思想，将它们有机地摄进了它的因果报应学说之中，促进了佛教因果报应理论在汉地的传播。因果报应理论是佛教得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三世因果、生死轮回，佛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世界宗教大都认为人有“灵魂”的存在，人从宇宙中以电和磁的形式来到这个世上，再以电和磁的形式回到宇宙中去。因果报应乃宇宙自然法则，这是大自然的发展规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定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宇宙运行的法则是公平的，那是稳定平衡一切物质运转的保证，让善者得好报，让坏人获恶报。善恶有着不同的能量频率，有着不同的物质特性。当人心怀善念、积极思考时，人体内会分泌出令细胞健康的神经传导物质，免疫细胞也变的活跃，人就不容易生病，正念常存，人的免疫系统就强健。而当心存恶意、负面思考时，走的是相反的神经系统，即负向系统被激发启动，而正向系统被抑制住，身体机能的良性循环会被破坏，所以善良正直的人往往更加健康长寿。
中国古人最讲究因果报应，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理论原本就是古圣先贤教导人们多行善举的方式，也统治阶级教化民众的手段，以便能够更好的教化世人和维护稳定统治。而对于身处于封建时代的普通劳苦大众而言，因果报应无疑也是一种最好的自我安慰，期望有朝一日恶人能够获得恶报，而自己只要坚持行善，保持一颗善心，最终就能够获得幸福。因果报应思想体现在很多古代的文献典籍中，如《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天以“道”为准则，冥冥之中主宰着下界的一切，有司判的权力。上自历朝更代的政治变迁，下到芸芸众生的生死福祸，莫不有意存于其间。但上天之赏罚不是任意的，它视人的行为而定。“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众生若想得福避祸，一定要行善戒恶，以敬天意，顺应天道而行。“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祚，作不善降之百殃。”（《书·商书·伊训》）。天道有基本之法则，上天赏善而惩恶，报应不爽，无所偏袒。传统报应说对报应对象的认定，受报者不一定要有行为的本人来承担，也可能在他的家属子孙身上得到应验。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敬祭神灵来求福禳灾。
因果定率是个既简单又相当复杂的宇宙物理运动想象，乃宇宙自然法则，这是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世界万物无不体现出因果报应定律。三世因果，佛学相信灵识不死和六道轮回，这是认识因果律的基础，众生皆有灵识，而且可轮回转位，永生不息。它不仅仅适用于人的为善为恶，也适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因果论教人向善，而现在社会人人重视名利和物欲的享受，在“法无禁者皆可为”的环境中，人们互不信任，相互欺骗，彼此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力，给社会带来很大危害。只有人们深信善恶有报是维持人类社会秩序的这一有效的观念与法则，普遍的弘扬因果定律，才会使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平静下来。
中国民间宗教以劝善行善、因果报应、脱凡入圣为重要内容，融合儒、释、道三教因果理论于一体，形成了中国多数人特有的因果文化心态。特别是作为佛教伦理理论基础的因果报应说对民间宗教影响很大。佛教一经传入中土便与中土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思想相合拍。它既从报应的结果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要人改恶从善；又从行为主体的角度，对人应自觉地择善去恶加以强调，不但使善恶果报理论更能自圆其说，加强对民众伦理生活的约束。佛教因果报应理论大大丰富了中土的善恶报应思想，对现代人反省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以三世三佛三阳劫变应世观为核心内容
在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史的长河中，一直涌动着一股民间宗教的思想潜流。从东汉到明末，千余年来，在社会动荡不安和底层群众生活流离失所的大背景下，在佛、道二教中广为流传的劫灾观念和弥勒救世的信仰，经过民间教派历代宗教家的吸收和改造，终于演化为比较系统的青阳期、红阳期、白阳期“三阳劫变”应世说。“三阳劫变”思想广泛被明清众多民间宗教所接纳，并成为中国民间宗教思想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它对中国民间宗教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中国民间宗教各派的教理中占据核心的地位。“劫变”观念的流行也反映了底层群众掌握不住自身命运的历史性悲剧，他们无力摆脱外部世界所强加给的各种灾难，在万般无奈之际，只有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民间宗教的信仰，希望能带领他们脱离苦海，获得解脱。“三阳劫变”应世说与佛、道二教（主要是佛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明迄清，民间宗教各个教派，在民间宗教的大舞台上，大力宣扬“劫变”说，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下层民众描绘出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这在遭受多灾多难的下层民众中，不断激发起狂热的信仰，并不时地掀起信众暴动的惊涛骇浪，致使得“三阳劫变”的思想观念在民间广泛流传。
东汉末年，西域僧人安世高译《大乘方等要慧经》，弥勒信仰首次传入中土，其后又有西晋西域僧人竺法护译《弥勒下生经》、《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和《弥勒成佛伏魔经》等。弥勒下生此土后，观此五乐欲“致患甚多，众生沉没，在大生死，甚可怜愍”，仍不免“三恶道苦”，以至“妻子财产，所不能救，世间无常，命难久保”。弥勒观此，决心修道成佛，救度世人出离生死苦，于是悟出“知一切法，皆亦磨灭，修常无想，出家学道。”坐于龙华树下，“修行梵行”而悟得佛果。弥勒成佛后向众生宣讲释迦四缔十二因缘，以解脱“众苦之本”。计三行法会，即初会说法，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第二大会说法，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第三大会说法，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弥勒住世六万岁，怜憨众生，令得法眼，灭度之后，法住世亦六万岁。这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龙华三会”的基本内容，也是民间宗教救世思想的最古老的思想渊源。弥勒救世思想始流行于动乱的两晋南北朝时代，迎合了中土各阶层人士惧怕“生老病死苦”的心理和生命永驻的理想。于是大行于中土。在南北朝时代，弥勒信仰加快了世俗化与民间化，并与底层民众社会运动发生联系。人民希望有弥勒这样的救世主，伏魔以安定世事。
在北魏时代，三佛应劫救世观念已经出现，隋唐以后形成了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三佛应劫救世观念，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南北朝时代，民间自造之佛经也随之出现，如《弥勒成佛伏魔经》。这类民间佛教经典，直接对以弥勒下生为号召的农民造反运动发生影响。北魏时，沙门造反事件亦接踵而至，也引发了延昌四年佛教异端弥勒大乘教的大规模暴动。弥勒救世是大乘佛教中一种重要的思想，从南北朝末期，到隋唐时代，弥勒大乘教活动愈演愈烈，底层社会对弥勒下生救世观念已经成为民间宗教的基本教义，并逐渐演化成一种改天换地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日渐成熟的标志是“三佛应劫”轮流救世思想体系的形成。大约在五代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在民间救世思想中，又倡兴一位佛祖——燃灯佛，又叫定光佛。佛经《大智度论》：“如燃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名燃灯太子，作佛亦名燃灯，旧名锭光佛。”相传“锭光佛时，释迦菩萨名儒童，”燃灯佛为释迦授记说：“是后九十一劫，名贤劫，汝当作佛，号释迦文佛。”由是燃灯佛为过去佛，释迦佛为现在佛，弥勒佛为未来佛。在民间宗教世界，又把燃灯佛比作老子化身，掌握青阳期；释迦佛掌现世之红阳期；弥勒佛掌未来之白阳期。每期为一劫，又称青阳，红阳，白阳三劫，分别度人二亿、二亿及九十二亿。此时弥勒成佛三行龙华大会的内容在民间发生重要变化。在元代末年，弥勒教的救世思想与摩尼教的救世思想相互联系，经过数百年的融汇合流，这种合流也丰富了宗教思想内涵。正是这种思想鼓动起深受苦难的民众，呼唤起一次次底层世界的民众运动，在一场风云际会的大转折中发挥了历史主人公的力量。
明末清初问世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中说：“世界上过去、现在、未来三佛轮管天盘。过去者是燃灯佛，管上元子丑寅卯四个时辰，度道人道姑，是三叶金莲为苍天。现在者是释迦佛，管中元辰巳午未四个时辰，度僧人尼僧，是五叶金莲为青天。未来者是弥勒佛，管下元申酉戌亥四个时辰，度在家贫男贫女，是九叶金莲为黄天。各个教派的诸多“宝卷”，对“三阳劫变”的解说大同小异，他们都十分强调的，即弥勒佛在末劫之世，“神佛下降，救劫度人”，行龙华三会，改天换地，救度群氓，以回归彼岸为宗旨。“三阳劫变说”，又可以归结为“末劫说”。末劫，寓示着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这一现实。在天灾、人祸、饥荒、疾病、瘟疫、战乱等劫难面前，底层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处于绝望的境地，各民间教派号召民众要顺应天意，“入教避劫”。而各派教主都是无生老母差遣下凡救度众生的弥勒佛，劝善渡化，共赴龙华三会，永脱苦海。因此，很多教主被信徒奉为“避劫主儿”、“治劫祖师”等。
佛教本有三世三千佛之说，过去世庄严劫，千佛出世；现在世贤劫，千佛出世；未来世星宿劫，千佛出世。后来则流行三世三佛说。据佛经记载，燃灯佛是一位古佛，释迦佛因地修菩萨行时，燃灯佛曾为之授记，预言他将来当成佛，名释迦牟尼，故称燃灯佛为过去佛，释迦佛则称为现在佛；释迦佛亦为弥勒菩萨授记说，在释迦佛的一代教法灭后，弥勒菩萨下生成佛，转正法轮，普度众生，因此，称弥勒佛为未来佛。这里的三世，佛教取过去、现在 、未来各一大劫来说明，故又称三劫。三阳劫变融合了摩尼教二宗三际教义的思想。二宗即明宗和暗宗，三际即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是初际，此时明暗相背，现在是中际，明暗相混；未来是后际，明暗相分。三际说与佛教中的弥勒佛“龙华三会”说结合，产生了秘密教门的“三阳劫变”思想。而从无生老母派弥勒佛等菩萨降临人间，救度众生，回归老母所在的真空家乡，从中也可找到摩尼教大明神派出使者善母、先知摩尼拯救世人的影子。明清民间秘密宗教各教派，认为世界要经历大劫、末劫、三劫、九劫、一十八劫、九九八十一劫等劫数。其中所谓的末劫，主要发生在现今世界和未来理想世界之间，经过末劫的最后磨炼，人们才能进入理想世界。“劫”的思想来自佛教，佛教把宇宙和人生都看成是大大小小的“劫”的组合。劫灾说是民间秘密宗教教义中最常见的内容，可以说是它们的理论基础或一切宣教的出发点。
民间宗教中三阳劫变青阳、红阳、白阳三劫之说，受到了道教劫变观念的影响。《云笈七签》卷二十三记载：“日中青帝，讳圆常无。日中赤帝，讳丹虚峙。日中白帝，讳浩郁将。日中黑帝，讳澄增停。日中黄帝，讳寿逸阜。”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分掌东华天、南极天、西灵天、北真天。而日之经天，仅有东、南、西三面，故青帝、赤帝、白帝地位突出。青帝即青阳之气，赤帝即红阳之气，白帝即白阳之气，三气改运，又形成青阳、红阳、白阳之劫，劫期变化，救世应劫的主宰者也相应发生变化。这种思想与佛教三世三佛、弥勒救世等教义相结合，也就形成了三佛应劫救世的思想体系。《太平经》直承汉代的“天人感应”灾异思想，提出“相去远，应之近，天人一体”，这是道教关于天人关系占主流地位的纲领性观点。《太平经》以其独特的承负说和当时流行的元气论，解释灾异现象，把灾变原因归诸天地万物人神鬼的承负，主张人应承顺天心而行。早期上清、灵宝经教的灾变学说中构想出宇宙具有节律性的“阳九百六”之灾和“大劫”“小劫”之运。尤其是大劫，天地毁灭，水火风灾烧除飘荡，人物无有遗余，一切荡尽，种种恐怖。劫有无数，循环不已，阳九百六之灾发生在每一次大劫之终。
明清时期，无生老母观念在民间宗教日趋成熟，形成无生老母派遣三佛应劫救世观念。弥勒救世观念和无生老母信仰对后来民间宗教的形成与信仰有着巨大的影响。从明迄清，民间宗教的教派，主要有包括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大乘教、闻香教、八卦教以及它们所派生的各个教派，如无为、龙天、收圆、圆顿、混元、清茶、清水、天理、等教都有“三阳劫变”的说法。无生老母因人类遭受苦难，分别于青阳劫、红阳劫、白阳劫派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三佛出世度化众生。燃灯佛代表道家掌教时代，度化二亿“皇胎儿女”；释迦佛代表佛教掌教时代，度化二亿“皇胎儿女”；弥勒佛代表儒家掌教时代，度化九十二亿“皇胎儿女”。黄天教《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第三十三分云：“三元了义，无极圣祖，一佛分于三教。三教者，乃为三佛之体，过去燃灯，混元初祖，安天治世立下三元。九十六刻内按九十六亿人缘。过去佛度了二亿，此是道尼；见（现）在佛度了二亿，乃是僧尼；释子后留九十二亿，皇极古佛本是圣人转化，全真大道乃是在家菩萨，悟道成真……”。所谓一佛分三教，是分出道教、佛教、儒教。明末清初问世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中说：“世界上过去、现在、未来三佛轮管天盘。《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云：“古佛出现安天地，无生老母立先天……。无生母，产阴阳，婴儿姹女。取乳名，叫伏羲，女娲真身。”伏羲与女娲又生出九十六亿皇胎儿女。无生老母构筑了富丽堂皇的天宫，在“黄金为地，金绳介道，楼台殿阁”的天宫里，无生老母与皇胎儿女，上慈下孝，其乐融融。皇胎儿女贪恋尘世，经受了生老病死的人生历程，而且不断地遭受各种劫难。无生老母看到人类经受种种灾难，于心不忍，在青阳、红阳、白阳三劫，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下世救度人民。在青阳、红阳劫中各度二亿人。在红阳劫尽，白阳当兴之时，人类遭受空前的灾难，弥勒佛下世，救度“残灵”九十二亿回到天宫，与无生老母同庆龙华三会，在没有贫富贵贱，没有生死凡圣的“真空家乡”、“相伴无生”，永不下世。弥勒佛是改天换地之佛，对于下层民众要求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具有极大的引诱力。弘阳教的《混元弘阳叹世真经》：“弘阳法者，现在释迦佛掌教，以为弘阳教主。过去青阳，现在弘阳，未来才是白阳。”《混元弘阳中华宝忏》：“东土末劫至，天破有岔声，众生无投奔，杂法遍地兴，缺少玄妙理，怎得出沉沦。我今发慈悲，说忏度众生，能消贪嗔罪。千年业障根，忏除诸恶业，早得达本宗”。“修真炼性下九天，惟精惟一定江山，立下佛性定关口，阎王五位不敢拦。”(《三阳劫变》）宣扬未来人间净土是弥勒菩萨下世我们这个世界而成佛度众生，到那时大地平坦，山清水秀；政治清明，社会安宁；人民健康长寿，安居乐业；人人广学正法，善心向上，大家生活在一个健康长寿、繁荣富强、欢乐和平的环境里。可以说弥勒净土思想是出世与入世的完美结合，既有对现实的关怀，又有对未来的期待。
八卦教在这方面有着创造性的发展，把“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三阳劫变、弥勒救世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和理论在经过2000多年的衍变而达到完善和成熟，是中国古代宗教信仰思想的最高成就。这种思想的来源绝对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文化的复杂的集合体，它代表了中国民间宗教文化发展的一座耸入云霄的高峰。中国民间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繁多的教派，其思想极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各个教派不免相互影响 ,于是形成了具有共通性的思想特质即“三阳劫变”说。“三阳劫变”这一明清民间宗教中的永恒主题在八卦教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是明清时期众多民间宗教的重要指导思想。“劫变思想”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是指导人类居安思危、战胜灾难的重要思想。明清时期三阳劫变思想在底层世界几乎成为人人尽知的一种宗教观念。它对封建传统秩序的冲击，伴随着几乎每一次以宗教思想为指导的农民起义或造反活动。“三阳劫变”在民间宗教各教派的教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离开了“劫变”思想，民间宗教就会减弱其思想魅力，甚至会失去它对民众的吸收力。
无生老母崇拜和“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是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共同信仰，也是修炼、修行得道走向光明之途。历史上的民间宗教入教可以得到互助支持，有患相救，有难相死，很受下层民众喜爱。入教徒有严格信条，恪守戒律，坚守机密，不畏强暴，至死不悔。宗教的信仰、观念、意识、精神影响着社会与思想的发展，甚至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明清民间宗教教门杂糅儒释道三家文化，以三教合一思想文化为主旋律，以无生老母宗教最高神祗为信仰，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和“三阳劫变”救世思想为指导的民间宗教组织有着强烈的反抗封建统治的意识，特别是摩尼教与弥勒教的救世思想，曾经激起成千上万芸芸众生的宗教感情，呼唤起一次又一次底层世界的民众反抗腐朽封建王朝的农民革命斗争运动，冲击着那一时代的传统社会秩序，改变着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世道人心，形成了一种喷发涌动的思想巨流，谱写了下层民众反抗封建压迫和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壮丽辉煌的斗争史诗，对中国历史的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历史上民间宗教对民众反抗意识的形成和影响广泛而深远，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意愿，在反压迫、反封建专制，以及近代暴发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反映了民间对不合理社会的激烈抗争和民众对苦难的叹息，谱写了历史上下层民众进行不屈斗争的最壮丽的华章。民间宗教有其进步性，但由于下层民众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局限，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性和保守性。纵观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兴衰，都与下层农民起义有着重要的联系，而农民起义又往往与民间宗教联系在一起，在一定时期呈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有力地振奋了下层民众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中国历史的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一座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南宋初年以来流传民间兴起的白莲教，依托弥勒教，并混合摩尼教、道教、白莲宗及民间信仰之秘密教会，形成系统的民间结社组织，并流行于元、明、清三代。元代白莲教，亦融合弥勒教、明教、道教三种信仰，其组织和教义发生了变化，戒律松懈，宗派林立。一部分教派崇奉弥勒佛，宣扬“弥勒下生”这一本属弥勒净土法门的宗教谶言。有的教徒夜聚明散，集众滋事，间或武装反抗元廷统治。至大元年(1308)，朝廷忌白莲教势力过大，下令禁止。仁宗即位(1311)后，曾恢复合法地位，但十年后英宗即位，白莲教活动又遭限制。在元代末年，弥勒教与摩尼教的救世思想，经过数百年的融汇合流，终于显现出合流的巨大伟力。白莲教不仅改变了信仰主义领域的传统结构，而且也形成对中国社会固有秩序的巨大冲击。明朝就是利用元末白莲教、香会、弥勒教、红巾军大起义而建立起来的，而明朝建立后，明政权又对白莲教进行取缔和镇压。而在清朝时期民间宗教的反抗运动更加风起云涌，震惊朝野，影响巨大。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卦教在山东率众起义，揭开了清代民间宗教大规模武装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序幕。清嘉庆元年（1796）爆发的川、陕、楚、豫、皖三阳教、收元教、西天大乘教大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由八卦教支派离卦教、坎卦教、震卦教重新组合的天理教，在山东、河南和直隶率众起义，并发动攻打紫禁城的“癸酉之变”。1861年春在鲁西东昌府（今聊城）的“五大旗起义”。在乾隆三十七年到道光十五年间，多次组织教众和广大民众的反抗起义，以及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辉煌的篇章，沉重的打击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农民起义运动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发生于清朝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1864）期间的太平天国“拜上帝会”，其宗教思想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民间信仰，本质上也是一个传统的民间宗教组织。它是利用十九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的基督新教与儒、释、道三教和民间宗教多神信仰崇拜文化相结合，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清和反外国侵略的太平天国运动。民国时期产生于华北地区的一贯道，其前身是大乘教、青莲教、金丹教，其时在山东及其它地区得到扩展，但其在现代史上具有很不良的消极影响。
“劫变”观念与中国社会长期流行的天命观念和灾异之说有密切的联系。早在西周就有天命论的观念，古人为了探天命，察祸福，以五德定天命，观星相行卜筮以定吉凶，运用术数协时正日以便民事，将天地万物与人类自身的命运紧密起来。天道循环，善恶承负，因果报应，天命灾异等观念已深植于民众的思想深处，历史上各教派无不将他们的学说建立在这些传统思想的基础之上，使民间宗教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万物并非实体，因缘聚散而已。无常是宇宙人生一切现象的真理，世界万有生灭变化无常，四时更替，生死病死，因果相续，人生无常，不可在虚妄中执著。人生无我、无常，抱持慈悲仁爱之心，方能涅槃超脱，进入无限。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环境破坏，气候异常，资源耗竭，天灾人祸频发，大规律杀伤性武器等，使世界充满危机，人类将面临无数的灾难，对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挑战，从而也将人类推向行将灭绝的边缘。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堡里，人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而只有死亡是确定的。人类为了发展，无所不用其极，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一切向钱看的发展模式无异于自掘坟墓、自我毁灭。上天赋予人类创造性，本是期望人类赞天地之化育，实现生生不息永续经营。可是人类现在的力量严重的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了可能导致地球及人类自我灭绝的程度。这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承担自作自受的强大压力。这要求人类要作深刻的自反自省，要遵循天道而行，一切回归自然之本源。三阳劫变思想在现代社会文明社会进步中仍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它也阐明了人类文明循环学的理论。人类的文明是一个循环的历史，所谓“一来一往，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一个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走向灭亡，或其在经过重重劫难后而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获得新生，走向新的光明。
民间宗教中的三阳劫变说，吸收、改造了道、佛劫灾学说。道家谓天地一成一毁为一劫，曰周而复始。无量劫，道家指的是计数不尽的时节。术数家亦指命中注定的厄运，大难、大限是古代道家的宏观时间概念之一。古代道教传说宇宙经历若干万年会归元复始一次，重新再开始。出处《文子·自然》:“十二月运行，周而复始。”认为世界是按照漫长的时间周期，周而复始地永恒循环。这个周期因为过于漫长而实际上无法预测，但又不是完全确定的。在这个永恒循环的过程中，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一生中的每个细节，都已经并且将要无数次地按照完全相同的样子重现，绝不会有丝毫改变。古印度婆罗门教传说中也认为宇宙经历若干万年会毁灭一次，重新再开始，这样一个周期叫做一“劫”。劫有小劫、中劫、大劫三种，用以描述我们所处世界的具体时间位置。但佛教所说世间人物无常变坏，种种灾厄相继出现，统为人类多行恶业所招致，唯有弃恶从善，精进修行，才能超出轮回，永无灾厄之患。佛菩萨之度众生，只是广行教化，令人类自业自消，依靠自己的智慧而得救度。佛教只具备彼岸回归的宗教观，而没有救世观，它与弥勒救世思想不能同言而喻。历史上民间宗教无论是“明王出世”，还是弥勒下生，都是一种救世思想，而这种思想恰恰成为中世纪中国下层民众反抗传统社会秩序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因此也最为封建当局所忌恨，受到最为残酷的镇压。一种影响深巨的思想或潮流往往被历史所淹没，中世纪广为流行的救世思想也最终走向毁灭。但我们不能就此否认乃至贬低弥勒净土救世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后世一直流传有“弥勒出世，改天换地”的弥勒救世说教，并成为历代许多农民起义的口号，足见弥勒信仰在下层民众心目中的“救世主”地位。弥勒信仰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渊源长，其信仰虽然一度式微，但至今在民间依旧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明清民间宗教对于社会有着积极的一面，充当了传承传统文化载体的作用，强化了广大民众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有效地释放了下层社会的压抑情绪，其存在有着一定的社会合理性。但由于民间宗教历史的局限性，它根本做不到从阶级观点和立场认识自身的处境，找不到真正的解脱现世痛苦之路，在一定层面也磨蚀了民众自我解放的意识和意志。
弥勒（收圆老祖、收元老祖、收原老祖）佛法收元，日月合德，祖母一体，圆顿大法，直指人心，觉悟圆满。就是用道家的“内练一口气”练到“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用儒释道三教合一（明心见性的不二正法）提高精神境界成佛，用儒家思想（五伦八德）修身成圣。“青叶白莲红荷花，三教原来是一家”，说的就是“五教一家白阳佛法”。“三教圣人同住世，妖魔鬼怪岂能逃”。“古往今来多豪杰，唯待圣人点玄机。”《三阳劫变》：“翻天覆地如反掌，大地重生如蜩蝉；万劫佛像犹如梦，圣贤难免病来缠；满天诸佛降尘世，普渡九十二臆贤；三界十万诸佛祖，不迂收元枉徒然。”在三阳劫变思想之外，民间宗教同时还存在一种谶纬预言文化，其源流于古代的巫术，战国时代已经流行，其纬书大量出现在西汉。纬书大量充斥着宗教预言，有着浓厚的神仙色彩。谶纬思想在两汉三国时代成为一种统治和风行整个社会的思潮。谶纬思想一度成为东汉时期的官方哲学思想，这在以儒家为传统的封建王朝是难以想象的，冲击着儒家思想的传统秩序。谶纬思想的崛起虽然有其时代要求，但其体现更多的是东汉统治者的政治追求，将思想与政治相协调统一，才是统治者的真正目的。明清时代，谶纬末流在民间宗教中与排满兴汉思想相结合，成为民间宗教文化一部分。
在这个浮躁、繁华、虚空的现实世界里，人的命运无时不被外部不可知的力量所摆布，人生若轻尘栖弱草，生命显得是哪么的渺小和无奈。芸芸众生无时不处在一个无常的世界中，只有人心向善，止恶善行，反省自己，参道修行，才能脱离生死轮回之苦，得到精神和思想解脱。劫难过后，世界更新，人类回归彼岸，人类才能获得永恒的幸福与安宁。宗教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一面镜子，这种苦难的恐惧与绝望是历代劳动者的切身体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
（五）以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重要价值体系
民间宗教大量儒、释、道等宗教思想传统，形成了一个宽广、博大、包容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在这个系统中构建了一个西方彼岸“真空家乡”的美好世界，以激发民众对其宗教目标和理想的认同和追求。民间宗教所构筑的自由平等世界和理想之神同依据于现实世界的。历史上广大民众为摆脱现实的不平等，寻求心灵和精神的寄托，祈求得到神灵或神秘力量的护佑，从而幻想和渴望在理想世界中追求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充满公平、公正的社会，从而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平等和自由。民间宗教平等思想也是把人们的平等诉求引导到对于幸福、平等的“彼岸世界”的憧憬。明清时期无生老母信仰，是“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姐妹”的神学理论依据，具有深厚传统朴素的平等观念和思想。民间宗教文明对人类的发展和生存发挥着重要的启迪和促进作用，尤其是其追求平等自由思想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民间宗教教义对平等的追求是精神上和信仰上的追求，但现实中往往与理想社会有较大的距离。一些民间宗教教义中显示出的平等思想，这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追求自由平等思想是众多民间宗教发展的永恒主题，这种平等思想和要求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挥着的积极作用。要让宗教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之人类精神文明可贵的成果更好地为当今社会造福。
道教倡导万物平等思想。《道德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庄子·外篇·天地》：“万物一府，死生同状。”道教的平等思想，不仅是众生平等，甚至是天人平等，人神平等。《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上清天蓬伏魔大法卷》：“太上洞神大尊曰：昔混元一炁，先会丹台之处。故清炁升而为天，浊炁积而为地，冲和之炁结而为人。故天象法我，我象法天。”道教还有“元始祖劫一气分真，我即元始，元始即我”之说。唐代《玄珠录》：“道能遍物，即物是道。” 《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一切有形，皆含道性。” 《道教义枢》：“一切含识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道家追求平等自由，蔑视权威等级思想和观念，传递出对世间万事万物作“公平”“平等”对待和追求精神“自由解放”的观念。《庄子·秋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即从道的高度来看，人与万物之间不存在贵贱关系。唐代道士成玄英在疏释《庄子》时也指出：“夫大道自然，造物均等。”道教以万物皆有道性的观点阐明了万物平等的主张,否定了人类有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特权的存在。道教认为，人与万物在道性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并不是为人类而存在，而是各有其自身的价值。万物都有按照道赋予它的本性自然发展的权利，人类不应该随意对它们进行干涉，阻碍它们实现自己的价值。道教“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的思想，对于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佛教认为在无始时万物是平等的，即在时间开始时是平等的，而一旦人们开始“行”（无明缘行）就造成了不平等，所以要实现平等就要改造人们的行为。在改造人们的身心与言行上，佛教提出了“八正道”，这就为平等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内在的保证。从改造内心来实现平等、公平、正义正是现代伦理所缺乏的内容，对此佛教无疑可以提供很多可供借鉴的内容。佛教在拨开无明的妄见的遮蔽后，认为众生是平等的，有情众生在修行解脱上是平等的，这就在最大范围内保障了个人选择权力和努力成果。佛教的平等观还要求众生要有一种“平等智”，以觉悟之心平等的对待万事万物。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平等是成佛之因。众生和佛没有差别的平等真理思想，这种彻底平等的真理，也是其他的宗教所没有的。平等思想贯穿于佛教整个思想体系中，是佛教智慧的重要内容。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平等观念就在中国强势的纲常伦理的压制下，不断地失去其本有的含义，其实后来的佛教只是在解脱论上坚持平等思想，即在解脱上是不分长幼、贫富、贵贱、男女，是众生平等。当封建纲常伦理走向瓦解的时候，佛教界重新确立了平等的价值。用佛化的救世方法，使人类彻底觉悟，以平等心，见平等性，立平等法，行平等事。去除贪、嗔、痴三毒，完成真、善、美三德。“平等”、“平等性”、“平等法”、“平等事”，这是佛教提供给现代社会的宝贵伦理资源。
孔子曰：“仁者，爱人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儒家思想体现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社会，以“中庸 ”为方法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自然法则。在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命系统中，儒者所倡导“仁者爱人”，“仁民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礼乐之“道”修仁义之德性。孔子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基本内涵包括爱人、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礼等。孔子的“仁爱”思想为提高个人修养，处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和谐思想，从而达到由个人、人人、到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
民间宗教平等思想除受儒、道、佛三家影响外，墨家思想对民间宗教思想也有深刻影响。“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提倡人与人之间不分贵贱，平等互爱。墨子提倡在天下之下要一视同仁，同等地加一对待，对父母、君臣、尊卑，己亲或他亲，都不难偏私，无有先后，高低之分；没有大国与小国，大家与小家，君与臣，上与下，尊与卑等区别。这种境界能够约尊卑长幼厚薄的亲疏，可以同时兼爱天下之人，并且平等地兼爱天下之人。墨子的“爱”超越宗法血缘，贯穿于人的各个社会关系的新的伦理思想之中。“兼相爱”起源于下层民众之间真诚相爱的一种纯朴的道德观念，他希望能够把这种爱推广到整个社会，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人道规范和价值原则，反映了下层民众美好的社会理想。
佛教与墨家思想是不同时代的思想，但在某些思想文化有相通之处。墨家兼爱与佛教的慈悲表现出平等的爱，在成贤、成佛上表现出平等的意识，在人格意识上也有平等的一致性。墨家的兼爱是视人如己、极为平等的，这种爱正是社会上下层民众积极追求的。佛教倡导“众生平等”，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众生皆有佛性，都可成佛，通过对现实世界苦难的描述而构建了一个没有苦难的彼岸世界，要求人们去除一切欲望，摆脱世间的苦难，谋求彼岸的幸福。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思想与佛教之慈悲之间连接着深刻的默契，但佛教平等的虚幻性使大众忽视现实的不平等，而墨子宣扬是的没有身份差别的平等的社会理想，二者是一种出世与入世、现实与虚幻的对立与碰撞，在平等观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墨家兼爱是一种无差等的爱，不分亲疏厚薄，不分贵贱贫富，不分人我彼此，爱人要远施周边，尊卑长幼之间要互相爱护。儒爱的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是建立在“亲亲”的血缘关系之上的爱，他人之父与己之父，他人之母与己之母，他人之兄与己之兄都是有差别的，有亲疏之分的，爱人涉及到国家、上下、君臣之间的关系。兼爱是要祛除自私之心，爱他人就像爱自己。墨家虽然没有形成宗教，但其追求人人平等、“博爱”天下的思想，较儒家的“仁爱”、佛家的“众生平等”更有积极的意义。兼爱是出于公平主义，是在“仁爱”“慈悲”基础上的精神和思想升华。
道教发展开始就有“五斗米道”构建了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安乐土，在其组织体系之内互助互补，经济上互通，有大家共有的公库济助贫穷，也有地方的医药设施和组织以救治疾病。黄巾军所秉持的教义，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轻视天道、不愿积德、贱道养恶、聚敛财富等“六罪”。太平道在贫苦农民中间，广泛宣传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以及对“三官”（天神、地神、水神）的信仰，二者互相配合又生成一种乌托邦的信仰，盼望一个平等而又互助的宗教组织为精神依托。东汉末年，弥勒观念传入中土，诸多弥勒经中，大都描绘了光辉灿烂的彼岸世界：“谷食丰硕，人民炽盛”，“人心均平，皆同一意”，“无有差别”，弥勒佛三行法会，普度众生。这一虚幻境界，包含了人类追求美好世界的理想，这与特定苦难动荡的现实生活发生了鲜明的对照，不能不引起各阶层芸芸众生的强烈信仰，甚至启迪了部分苦难的民众，为追求”无有差别”的宗教王国起而抗争。白莲教整个教派宣扬的一种思想就是互帮互助，和平有爱，白莲教的钱就是大家的钱，平等互惠，这种思想影响了阶级区分严重的清朝，顿时受到了底层人民的拥护，成为了一种精神依托。太平天国的平等思想主要体现在敬奉上帝、领导人之间、组织安排、官员选拔、政务决策、司法制度、科举制度和妇女地位等方面，这既是对历代农民起义平等理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清政府黑暗统治下的现实反映。同时，基督教、白莲教和天地会等教义中的某些平等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
真空家乡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也是一个“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博爱”的世界，具有乌托邦的意义。真空家乡即天宫，即“云城”、“天界”、“天堂”、“无极净土”、“真空世界”。那是一个“虚空”、“空无”、“真空”的极乐世界，为人类的最后之归宿和精神家园；一个充满慈爱，人人自由、公平、平等、公正，没有阶级差别的幸福世界；一个人们互敬互爱，相互帮助，没有忧愁，没有忧虑，人心向善，没有罪恶，充满温暖，众生解脱，令人们向往的天堂极乐世界；是一个在五行之外，脱离生死轮回，人人成圣、成仙、成佛最高维度境界的理想幻境。中国传统社会的弥勒下世、无生老母信仰，均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理念，追求公平、正义思想。明清民间宗教追求自由平等教义教理方面趋于完备，也更加体系化。他们号召信众以四海为家，把教友关系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号召教友之间互相帮助，男女平等。这些口号直接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对贫苦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发展非常迅速，在当时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在人类由来已久的平等思想中，宗教平等思想是这些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平等思想在现代社会对于人类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由平等观念始终是广大底层群众的良好愿望和美好寄托。民间宗教追求自由、平等理想往往与现实的社会黑暗和不平等相悖，只是一种美好追求和精神寄托，往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社会中难以付诸实施。“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博爱”的思想是中国民间宗教两千多年来凝聚而成的核心价值理念，关心下层民众的尊严与利益和疾苦，体现了社会下层民众的文化思想和精神信仰追求，彰显出爱、善的人性之美，散发出良知和爱的文明光辉，亦是现代文明普世价值观念的体现。民间宗教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众生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幸福主义世界，提出了一种平等美好的社会理想，揭示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六）以丹道修炼与禅宗修行为基本修持方法
民间宗教“宝卷”包含的思想极为庞杂，兼杂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又有历代积淀的各类民间宗教的思想资料，乃至民间神话、风俗、礼仪、道德规范等内容。宗教“宝卷”在宣扬教义、教规的同时也满足了民众的宗教信仰，充分发挥了“宝卷”的文化传播与信仰功能。道教影响是多方面的，道教的哲学、炼养、斋醮、神话传说都深深渗透到多种“宝卷”之中，其中道教的内丹术及斋醮仪范对“宝卷”的影响最大。明初《佛说皇极结果宝卷》是现存最早的民间宗教经卷，至少在明代初叶，内丹道已开始影响民间宗教的教义。黄天道外崇佛而内修道，其《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修炼内丹的修行内容在道教中亦可找出理论根据。早期道教主张服气、保精，炼养精气神，它由服气，逐渐导引出服太阳、太阴、中和之气，以增寿考。宗教与玄学关系匪浅，儒、释、道三教都与玄学有关，而玄学在民间宗教修持中占有重要地位，修行者修炼思想和理论一般都来自于古老的玄学文化。
清代民间宗教的信仰体系，是长期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国民间宗教无论从理论、思想和文化都发展到成熟阶段。民间宗教各教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融合各宗教的信仰及丹道思想、民间习俗而形成的一种以诸佛仙圣临凡救劫为核心内容，具有多神崇拜特色的动态的信仰体系。历史上它吸引了大量下层百姓，使他们得到启发和鼓舞。在民间宗教仪式中，平日传授经文、符咒、拳术、静坐以及用气功为人治病等方式吸收百姓皈依，借师徒关系建立纵横联系。众多民间宗教从世俗生活出发，与广大下层民众精神和思想相连，永远关注于人间生老病死，探究着摆脱人生苦难的道路。它在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佛家禅宗及道家神仙家的修炼方术、民间鬼神崇拜观念和巫术活动而形成的一种有组织的宗教，讲究修炼悟道，参悟宇宙真理奥秘，提倡俗世修行，对民众具有很强的吸收力，成为无所不在的精神力量。
道教丹道修炼、符箓、咒术等修持在民间宗教中有着重要的继承和发展。道教的符咒法术创始于东汉，魏晋南北朝为其发展时期，至隋唐之际则已经蔚为大观，大批符咒经书纷纷出现。隋唐至宋初是道教法术的转变时期，该时期的法术与早期道教法术迥然有别，是对早期天师道与上清派法术传统的融合。其中既有天师道的书符诵咒、治病收鬼之术，也有上清派踏罡步斗，祈祷北极诸星君，通灵召真之术。唐末五代北帝派仍然传续不绝，广为流传。进入宋代该派遂与其他道派合流，该派法术以北帝为尊，其法兼容上清、正一之特色，诵经、存神、服气与符箓咒术、召遣鬼神并重。流传于荆蜀一带的镇元派，肇始于唐代道士翟法言。该派属于天师道支派，徒众称“太玄部正一弟子”，世代传习《镇元策灵书》，其道法与北帝派相类，亦兼容上清与正一之法。
晚唐北宋以来，内丹炼养术风行一时，道教符箓派亦践行此术，遂产生出了一些新符箓派，如天心正法派、灵宝东华派、神霄派、清微派、净明派等。这些道派一则承袭了北帝派、镇元派的道法传统，兼行上清与正一之法术。所谓的“内丹外符”或谓之“内修外法”，即将内炼神气与外施符咒术结合为一，这些道法统称为“雷法”。天心正法派法术以日、月、星即“三光”作为其信仰的核心，并将之作为法力的来源，正法三符是其整个法术体系的基础。在天心正法的法术体系中，继承了上清派的存思术并发展之，借助高奔日月、升斗奔辰、正法三符、玉堂斋法将对三光的推崇落实到了具体的道法层面。高奔日月、升斗奔辰乃属“内修”，正法三符、玉堂斋法乃属“外法”，天心正法开启了宋元新符箓派“内丹外符”或曰“内修外法”之道。天心正法的三光之说、正法三符、内修外法的出现，不仅对后世诸多道派的炼养思想与符咒法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法术体系也被明清民间宗教所继承。黄天道《普静如来钥匙宝忏》中，必须在内炼神气的基础上召请诸神下降临坛，而具有内炼根基的施法者往往能达到：“风雨随我，日月照我，五雷听我”，亦即呼风唤雨法力。这种法术的施展与宋元之后道教盛行的“内丹外符”的“雷法”一致。在明清民间宗教盛行“灵文合同”，并将之秘密传授，其早在宋元之际的雷法道派的法术中，既已经大量使用这种“合同”。在宋元道法中，“合同”与“家书”一同使用，其实质都是通过与本派“祖师”签订神圣的契约而形成神圣的同盟，借助祖师的灵力，以具有神圣的法力，或躲避劫难。民间宗教与清代现存的佛教、道教等不同，它的经卷、符单、咒语、灵文、口诀、誓词、歌语等等，甚至坐功运气的方法都极其秘密，或用隐语，或用藏头诗，或用折字法等暗藏机关，教内机密不准任何人外泄，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将修炼内丹视为可达“龙华会”的途径，宣扬丹成就是上“天梯”“透出昆仑，即直上天宫，相伴无生，永不下世”“功行圆满，白日升天。”
民间宗教的内丹术修炼思想庞杂而丰富，有道教的炼养，也有禅宗的修炼，儒、佛、道结合，参禅悟道，法门众多。道教哲学，炼养于一炉，逆则归元，既体现出人本身逆死求生的过程，体现人类、社会、自然的和谐，体现从本体走向多元，再由多元归于本体的过程 ，部分民间宗教家及其撰写的“宝卷”，即循此思路。还有一部分民间宗教，有一种自成体系的天道观，这种天道观又与内丹炼养之术汇于一体。到了明代这种天道观、“三教应劫”和民间宗教的炼养思想发生融合，使“三教应劫”救世思想与民间宗教修炼内丹之术接合起来。宗教信仰加上巫术符咒、五行八卦、气功武术等文化因素，为广大下层民众修炼提供了桥梁，也使他们在修炼过程中迸发出巨大的勇气和力量。这种教义成为黄天教、闻香教、八卦教、一贯道等多类教门的基本教理，对下层受苦受难者无疑颇具吸引力，成为部分民间宗教反传统思想的核心内容。禅宗思想的发展也是佛教在下层社会的一次大传播，也是底层民众为摆脱现实苦难、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追求。参禅也是民间宗教修行的一种形式，用功的法门虽多，皆以参禅为无上妙门，反闻闻自性，善调身心，自我修行，提升个人素质和价值，增强智慧和悟性。
民间宗教出世观与入世观讲修身、养德、济世。内部多样化的修行传统，既有非常原初的身体化的、属于民间信仰和巫术层面的修行传统，也有道教内丹的“性命双修”、佛教的“打坐冥想”和“素食主义”，儒家的读经与内省，及道德教化之道；既有宗教徒追寻“超凡入圣”和“即凡即圣”、兼顾灵性和德性的修行之道，又有普通信众纯日常的、侧重于德性的实践方式；既有宗教徒个人神秘的修炼，也有集体的公开修行。出世要求修行者去除一切杂念，舍弃身外之物，物我两忘，身外无我，我亦非我，无我无常。出世的终极目标在于渡人、渡己、渡心，劝人行善，追求精神解脱，让众生摆脱苦海，代表了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可以说，出世在渡己，入世在渡人，同儒、释、道等的出世入世差不多。
八卦教又称五荤道或收元教、清水教，是康熙年间山东单县人刘佐臣（1617-1693，亦称刘奉天、刘凤天）自创教派，是清代华北地区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个派别，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民间宗教领袖之一。八卦教继承了历代民间宗教的思想精华，同时受到同时代多种教门教义的启迪，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的教义，形成了完整的宗教教义和理论。八卦教具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建立了“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组织体系。八卦教的创教经书有:《五女传道书》(亦称《五圣传道书》)、《禀圣如来》、《锦囊神仙论》、《八卦八书歌》、《八卦图》和《六甲天元》等。其中最重要的经典《五女传道书》、《八卦八书歌》，则是讲修炼内丹，参悟大道，追求长生不死的传教书，其修炼内丹修长生不老的教理，深受下层民众广泛信仰。刘佐臣也是武学修炼大家，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圣拳的第一世先祖宗师。他具三教圣人之善德，通天地变化之阴阳，是觉悟大智慧者，教门中尊称为“先天刘爷”，传为弥勒佛转世，亦被尊为“圣帝老爷”，撰写传教经书《五女传道书》《八卦八书歌》，传经布道，教化世人。经书中将观音、普贤、白衣、鱼蓝、文殊五位菩萨幻化成农村织布的妇女，并借用织布的道理，说出一番道教内丹派的玄妙道理来。“大道分明在一身，迷人不知向外寻；不遇圣师亲指点，枉费修行一片心。”“耑等纺到心花现，功也圆来果也圆”。“人人都有长生药，自是迷途枉自抛”，“天地地静同流转，配合人体都一般”。宣扬修炼内丹是天造地设的大道，强调了参悟大道的重要性，求得到大道也就求得到长生。
八卦教修炼源自道教文化，同时融合佛教文化和儒家思想文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阴阳五行丹道修炼体系”，其“静功”即是将意念、呼吸、肢体运动结合起来，以调身导引为主，动静结合，外动内静，动中求静，纳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参悟造化阴阳变化之机，修炼旋转乾坤之术，它是后天返先天的自然追求，行向金丹大道之路。“五指明宣讲道三教同宗，上中下三元会一气贯通?”“锁定心猿与意马，老君炉内炼金砂”，修炼金丹之体，终成仙成道成佛，此乃修行者修道之“法宝”。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度化众生。《八卦八书歌》：“八卦六爻人人有，迷人不省东西走；有人参透内八卦，好过青松九个九”。他十步功内容：头一步修行：怡定玉诀，开闭存守。第二步修行：先天一气，穿透中宫。第三步修行：卷起竹帘，回光返照。第四步修行：西牛望月，海底捞明。第五步修行：泥牛翻海，直上昆仑。第六步修行：圆明殿内，性命交宫。第七步修行：响亮一声，开关展窍。第八步修行：都斗宫中，显现缘神。第九步修行：空王殿里，旋转乾坤。第十步修行：放去收回，亲到家中。以上十步功也是道家内功修炼的要领和方法。他的佛家功夫借助密宗修持法作为修炼目标，借用“人佛合一”的力量观来达到对身体和精神的修炼，其修炼思想和体系充分体现了仙道、佛道的精神追求。人生是一场修行，修行无处不在。日常生活是最好的修炼场，大千世界是最好的修行地。提倡修炼与日常生活结合一起，从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中去修炼和修行，带领众生俗世修行，明心见性，不脱离世缘，即不出家而修炼，在家修行就可以成仙成佛。静功修炼打坐姿势有单盘、双盘之分，同时它又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行、走、坐、卧都可修行练功。天地大道，至简至易，玄妙高深，功法神奇，阴阳不测，夺天地造化之机，通鬼神之妙，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八卦教同京畿弘阳教有密切关系。八卦教内部流传着两部歌词，即《乾元亨利贞春夏秋冬九经歌》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八书歌》。这两部歌词揭示了八卦教的一些信仰和组织状况。但这两部歌词早在明代万历年间问世的黄天教经卷《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中即已提及，“未来皇极化弥勒，遗留九经八书”。此外，八卦教中流传的《五更书》也深受《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中五更词的影响。在八卦教中，教徒“每日早午晚三次朝礼太阳，两手抱胸，合眼跌坐，口念真空等八字八十一遍，名为抱功。功成可免灾难临身。”对太阳的崇拜几乎是八卦教各派的共同信仰，教内经卷中还特编有太阳经歌词。八卦教对太阳的崇拜，也是来自黄天教的。人类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阳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而八卦教的太阳崇拜明显也受古老东方太阳崇拜的影响。在八卦教修炼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离卦教，它以追求“透天真人”为主旨，其传教主要方法是通过任、督二脉，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显出阳神，即“真人”（佛光）。离卦教修炼思想和方法，通过文场和武场中得到传承，至今在民间宗教信仰中仍能得到一些体现。民间宗教修炼体系体现了丰富的东方哲学思想文化，有着高深的智慧和内涵，同时深得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之精髓，将道家的清静修真、释家的参悟净心、儒家的修身进德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三教合一，万教归真，万教归善，万教归一，万法归一。
八卦教是中国民间宗教经过两千多年发展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民间宗教文化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产物，代表了中国民间宗教发展的最高智慧、境界和成就，对明清及后世中国宗教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八卦教创之初时，并无明显的“弥勒救世”信仰和叛逆思想，主要强调儒释道三教合一、修炼内丹，传授坐功运气，学习静养功夫，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修真养性，以求修炼悟道、长生不老，更多的是一种信仰上的追求。乾、嘉以来，八卦教之离卦教、震卦教、坎卦教等迅速发展成势力庞大影响深远的宗教组织，教众遍布大江南北，受到清廷和地方官府重视，其以离卦教最具影响力。八卦教修行是一部宗教思想文化的大智慧，也是一条能够解道、悟道、修正自身、了脱生死、彻悟人生、超凡入圣的修炼佛、道之路，是身、心、法、语、意等各方面全面投入求证悟道的智慧宝典，也是习练者入世修行的根本大法。它以“真空家乡，无生圣母”为八字真诀，分文武两场收徒，文场弟子练气功，武场弟子习拳棒。八卦教内功“丹道”修炼在其教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以道家养生内丹为主要内容的修炼功夫，文场与武场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修炼文化体系，被历代众多修炼家奉为至尊神圣武学。虽万金不可得，非圣贤难解其奥秘，非豪杰难喻其精微，非有缘难得其道术，历史上众多民间反清志士和武林豪杰以“北斗天神”的地位加以崇拜。它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古代哲学文化魅力，以及崇高的信仰和思想文化的力量，巍然屹立于中国民间宗教之林。在养生健身方面，强调人的运动规律要符合自然的运动规律，使人体能量与自然能量相融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八卦教修炼“内丹外符”或谓之“内修外法”，将内炼精气神与外施符咒术结合为一；其秘笈为古传“太阳真经”，即“阴阳大法”、“无极大法”、“五行大法”、“无字天书”。道教的符箓、咒术、印法是道教法术，也是八卦教修炼的重要组成部分。修炼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净化身心，断除后天的私欲妄想，达到忘我无我，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体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达到开悟觉醒，明心见性，具有大智大慧神通力量，这也就是成佛得道。人类的精神意识与这个宇宙的大意识灵体相通，与上帝、神、佛的体相并无二致。人类通过修炼可以使人从三维空间向更高层次、高维度空间进步，提升人的精神与灵识层次，从而也可以达到上帝、神、佛的境界。
八卦教武场为中国民间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民间宗教组织大都借助武术来宣传教义，它们多以结盟、传教、习武、行医等活动为凝聚方式，传经布道，教化民众，凝聚人心，从而也促进了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中国武术在民间的普及与传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近代武术大发展，是从八卦教，一炷香教会，义和拳等等民间宗教组织秘密结社发展起来的，出现了大批各种武术派系，以人或者人格化的神为偶像，以某种信仰和养生术结合，将神符和拳术结合起来，使众多传统武术带有宗教色彩，充满了神话的祖师爷偶像，以及仪式和清规戒律等。民间武术的发展离不开历史上承载武术发展的秘密结社组织，其习拳练武活动也往往与宗教结社相结合。历史上很多信仰民间宗教的拳师和武术习练者以报国为己任，积极投身于反清斗争运动，这也有效地促成了拳会与教门的结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流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为推动武术在民间的普及起到了很大地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传统武术的交流与发展。早在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道上谕中说：“闻卦子匪类隶籍于江南之庐、凤及河南、山东、直隶、山陕地方，其男妇皆习拳棒技艺。”（《清世宗圣训》第36卷）“卦子匪类”，即指八卦教徒。教门中负责“教演拳棒技艺”的称为武场，负责“念咒运气”的称为文场。武场的教徒称为武弟子，文场教徒称为文弟子。文场高于武场，但这种文武之分在具体活动中区分并不严格，既习拳又练气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学拳运气”，即是将武术和“念咒运气”（气功）结合起来，成为八卦教传经布道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以八卦教为信仰的众多武术拳种和门派，作为中国传统武学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明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逐渐形成了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文化体系。至今以八卦教内传功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圣拳（亦称文圣功、五手、五步架、长寿拳、杜家拳、离卦拳、五步神拳、无极道圣道圣拳、八卦拳、义和拳等）为重要代表的中国民间宗教武学，传播八方，名扬天下，享誉中外。
从陆王“心学”打坐悟心体之法走向内丹修行成仙、成佛，在儒、释、道“三教”哲学思辨范畴之内，可以说是传统中华文明的一种修行智慧之果。这种智慧果实一旦成为民间的普遍信仰，便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宗教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晚明到清代中叶，中国大地曾经出现过长达二三百年的前所未有的群众性内丹修炼“运动”。而在反清复明的民族矛盾和封建专制王朝的取缔镇压之下，传统的弥勒信仰不断冲击着由修炼内丹而得解脱的新兴宗教主题。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与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深切相关。民间宗教文化传统是丰富多彩、兼容并包、多元通和、多元一体、三教合一、万法归一的。它主要是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信仰习俗，堪称世界上“最普遍、最真实、最基本的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主要存在于中国下层社会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之中。中国民间宗教思想理论和文化融会中华传统文化于一炉，吸取了中国乃至世界不同宗教信仰之精华，继承了不同信仰的合理内核，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集合体”。在一定意义上说，民间宗教文化真实的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貌，要想了解中国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应该从民间宗教信仰开始。
众多中国民间宗教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嬗变，至明末及有清一代的八卦教走向巅峰。八卦教在长期的宗教实践中，融汇了中国儒、释、道及各民间宗教的精华，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文化特色、完整的思想和文化信仰体系。这是一个有着明确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范畴的宗教信仰体系，具有鲜明的普世价值思想和丰富的丹道修炼与禅宗修行的信仰文化，代表了中国民间宗教发展的最高成就，是对中国宗教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个伟大的宗教信仰实践，探索研究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和文化信仰体系，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经过优化和改造的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必将在今后中国宗教的发展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有意义。
五、中国民间宗教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在人类历史文化中，宗教信仰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宗教信仰寄托着人们对命运的期望和对人生的关注，正确的宗教信仰能够指导、修正、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产物，属于特殊的意识形态，自它产生以来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民间宗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重要性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中国“五教”。民间宗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礼仪教化、促进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宗教与政治是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巨大精神力量。宗教在国家和民族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受意识形态影响，具有“互补”的要求和作用。民间宗教与“正统”没有原则性的界限，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宗教平等，没有高下之分，都是一种特定的宗教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社会中，儒家传统并不能涵盖整个民族思想领域，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释、道、儒三教合流的特定的中国文化氛围中，民间宗教的普及已经超过任何特定的宗教。民间宗教思想和文化完全继承了中华民族古代原始宗教之血脉，它与“正统”宗教两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演进、转化，在教义、组织、仪式、教规、戒律、修持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民间宗教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和精神源泉，它不同于儒、释、道三教而又有密切的联系，有着独立的理论、逻辑、思想和价值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性格形成的影响深远。民间信仰根植于民间，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在现实生活中所饱尝的酸甜苦辣和对现实生活物质方面的愿望以及精神方面的追求，信仰活动也多与民间的岁时节庆及习俗等密切相关，既有促进精神慰藉、道德教化等诸多方面的作用，也有促进人际交往、人神沟通、愉悦身心的娱乐化功能。民间宗教信仰是明清时期广大下层民众心灵寄托和精神信仰的彼岸，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些地区乡村社会，还保持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
民间宗教一般都合理合法地存在于中国乡土社会中，它在广大民众之间起着一种纽带作用，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互相影响，呈现出吉祥和谐的状态。民间宗教的思想和理论上都是教人修正向善，修炼真性，修行悟道，它在发展中与“正统”宗教一样发挥着社会整合、心理调适、道德伦理、社会交往，以及修持等功能，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必然性。民间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成为老百姓心灵中流淌的一种虔诚的信仰和纯洁的精神，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内涵。它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养良好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在促进中华民族本土宗教文化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纵观近二千多年来中国发展史，民间宗教是中国下层民众的广泛信仰，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是推动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丰富的民间宗教文化构成了绝大多数人精神生活的支撑点和最后归宿，成为明清时代广大民众意识的核心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民族的主体意识，并不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风骨与品格。中国宗教信仰的根基在民间宗教信仰，民间宗教信仰生于民间、长于民间，不仅体现宗教性，更体现社会性，无论其产生、存在和传播发展都与世俗社会息息相关。民间宗教融儒、佛、道和其他宗教文化于一体，其多神性、多教性、和谐性无形中制约着、促进着“五教”的发展规模和风格，从而可以不使一神教过度膨胀，又使各教互相尊重，共同发展。从客观上说，三教合一文化与民间宗教信仰是促进和制约儒、释、道三教健康、平衡、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和力量。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是中国“五教”均衡发展、关系和谐的共同基础，对于促进中国宗教生态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长期共存的“五教”，除了道教之外包括佛教都属于外来宗教，而佛教是中国化的佛教，它们之间并非纯粹割裂互不融通，之所以它们能够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根传播，贯穿其中的便是中国民间信仰，外来宗教在融入中国之后在其身上都能看到民间信仰的影子。民间宗教作为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价值系统，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整合资源，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礼治秩序得以维系的基本力量。但由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和社会对民间宗教存在着“误解”，世人对民间宗教（教派）一直存在着刻板的印象甚至被扣上“反动会道门”、“秘密结社”、“封建迷信”的帽子，使民间宗教始终处在受打压、禁止、排挤或边缘化的地位，也使其存在的价值和功能一直得不到重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民间宗教信仰是中国民众最广泛的信仰，其思想和文化闪烁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光芒。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为了脱离“非合法”的处境，也为了能更好的在现代社会中开展组织和活动，一定会走向合法化的道路，不断促使其向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发展。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文化系统，无论是中国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独立于世俗文化的文化特征。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宗教与中华传统文化其他组成部分和合共生，始终呈现融合之道。中国宗教内涵较为丰富，从远古时代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到夏、商、周三代“敬天法祖”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汉唐以来广为流传的佛道二教，以及从域外传入、经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现在均属中国宗教范畴。这些不同的宗教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相互渗透的关联，也与中华传统文化各分支融合吸收、彼此影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民间宗教在历史上曾对中华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间宗教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两千多年来，此起彼伏的以宗教思想为指导的反抗封建专治统治的起义，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社会根基，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民间宗教运动在特定的一些历史条件下，与农民革命运动思想相契合，遂从一种宗教力量转化成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社会力量，形成强大的反抗现行不合理统治秩序的潮流。特别是近千年来，这种不断涌起的大潮，冲击着宋、元、明、清各朝代政权统治的根基，这也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造就的特殊的反作用力的结果。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冲突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结构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自然经济和家族制度对于民间宗教仍具有决定性意义。民间宗教意识往往也虔诚地烧香拜佛，但宗教心理并不是向往那虚无缥缈的来世，而是祈祷上天，降恩赐福，解除人世间的疾苦危难，使人们生活安宁，具有明显的现世实用特征。由于各种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带有强烈的反抗现行社会秩序的性质，所以就成为中国民众挣脱命运的枷锁，追求精神解放，铲除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某种依托。而中国民众的一些愿望、要求与为实现这些愿望、要求而从事的斗争实践，又常常同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发生关系。历史上多数民间宗教教门，起初在思想上并没有反抗朝廷的教义，一些民间宗教组织走向反抗朝廷的道路，往往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官逼民反的结果。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一些民间宗教组织的“反传统性”，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秩序，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历史证明，民间宗教具有深厚的民众文化意识，集中体现了民族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
历史上民间宗教是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它往往以世袭为主要特征，具有浓厚的等级色彩，虽说它的大量产生适应了那个时代底层社会的精神需求，带有现实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意义。但从实质上讲，民间宗教的等级制度也是封建宗法制的一种产物，其神权和族权又往往结合在一起。因此，民间宗教无法也无力最终改变现实世界的不公正、不合理，它所创造的一座座彼岸世界，是想象中的“乌托邦”社会，也是虚幻的、非理性的，不仅无力改变下层民众的思想和处境，而且也影响着下层民众的觉悟，这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也起到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宗教有让宗教信仰者行动的能力，一个宗教宣传积极向上的思想，无疑能使宗教信仰者做出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可以使人断恶修善，惩恶扬善。民间宗教对乡村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当代中华思想文化研究中，特别是对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研究达到了历史上新的水平，从中华文明的高度，全面揭示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其三大普世价值观“爱”“善”“和”的思想和理论，这将是继宋明理学三教合一文化之后，又一座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哲学发展的高峰。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五教合一”（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万教相通相融的思想和文化理论，特别是对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中国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化的建设，这是对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这是一种崭新的思想理论学说一种新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和价值伦理体系，它将引导人类文明完成历史性的自我超越，它会给中国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意识变革，必将会为人们所信奉和敬仰，在不远的将来也必定会成为世界多数人所信奉的价值道德、伦理思想和普遍信仰，给全人类带来力量，为人类的未来指明方向。这种思想超出了现有宗教的范畴，对于提升各宗教理论和信仰上的统一具有积极意义。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谐社会”、“大同社会”、“大同世界”、“大同宗教”、“大同文化”、“大同文明”的重要思想和文化，是对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创新与发展。“和合”思想可以吸纳、借鉴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思想文化的精华，从而融合创新出更加优秀的文明形态。儒家讲入世、讲“仁义”，道家讲出世、讲“无为”；释家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即以“出世思想”，作“入世事业”，主张“人成即佛成”的慧业。三家思想同根同源，殊途同归，万流归宗，三教虽殊，同归于善。《易大传》：“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促进社会向文明进步发展，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拯救中国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中国传统文化三教合一“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对于促进对世界宗教本源融通认识，结束各个宗教之间和不同信仰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三教合一必将以其深邃的思想和文化，引领人类社会到达光明美好的世界，在解决世界“文明的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三教合一、“五教合一”万教相通相融思想的形成，为促进世界宗教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构建三教合一、“五教合一”万教相通相融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并存的时代，三教合一文化已成为推进世界各个宗教和文化间进行非暴力公开对话的有效模式。同时为增进世界不同宗教及信众和无信仰民众之间相互了解与和平相处，以及为促进世界各宗教和文化的和谐共存、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都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民族自信源于文化的信仰，让文化自信成为坚实的精神信仰，用三教合一开放、包容、和谐的思想理论提升人类的思想认识，让中华民族文明智慧为建立全人类世界性的普遍信仰和普世价值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让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了平台，为解除文明冲突提供了理性的思想模式。《让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的研究，从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本质特性（融合性、包容性、多元性、和谐性、同一性），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三大普世价值观”“爱、善、和”，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大道文明的集中体现，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在世界思想文明史上的地位，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世界宗教统一的重要理论基石，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理论，确立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重要意义，以及让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等多方面对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进行了深入阐述，构建了完整的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这对于促进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墨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平等意识“兼爱”思想，要求人们平等互爱，互相援助，突出了互利互助的精神；墨家的“尚贤”思想，对于激励人们加强自我修身，力争成为贤者有积极作用。墨家的宗教意识、逻辑思想、科学精神，可以而且能够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墨家学说可以在促进人自身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三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很多方面体现了墨家思想和精神。弘扬儒释道三教合一与墨家思想文化是一项重要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它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三教合一文化是人类智慧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文化遗产，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以及现代、未来的文明人类的前途密切相关。丰富多样的儒释道文化大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解放和创新，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 三教合一文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心怀苍生，济世救人，以及平等、和谐的思想和普世价值取向，为今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恒久的推动力。
在当今社会信仰缺失的年代，中国民间宗教必将成为与道教和中国佛教之后，成为中国宗教信仰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由于民间宗教信仰的回归，以及外来新兴宗教的出现，旧有的宗教管理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渐被社会各方所认识。国家要加强对“五教”为主体的管理制度进行实质性更新，尊重上亿的民间信众的宗教信仰，促进中国民间宗教理论建设与发展，对于拓展“五教”文化，走出中国宗教发展“困局”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宗教事务局2014年工作要点》文件中明确提到：“深化民间信仰问题研究，在已有调研基础上，研究制定关于民间信仰事务管理的意见。”民间信仰发展的程度已经到了需要“深入研究”的程度。中国民间宗教文化具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要积极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更加灿烂的中国宗教文化，特别是民间宗教思想和文化。
只有充满文化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和包容精神。只有中华民族这样的具有开放包容胸怀的民族，才会容纳世界不同文明在此交融交汇。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包容的思想，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让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指路引航，推动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六、中国民间宗教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民间宗教发展是中国未来社会和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导下，恢复失衡的多元化宗教文化生态，以满足广大民众信仰的多样性需求，同时借以突显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使文化的主导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开放性达到恰当的统一。这是促进民族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宗教民间化、世俗化是现代和未来宗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恢复，广大乡村出现宗教信仰复兴的现象，普化宗教的势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当代民众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有积极影响。几十年来，外来宗教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教堂遍布南北，其教众之多，影响之广，对中国文化渗透之深，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道教、佛教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呈现出过渡世俗性、商业化的严重问题，客观上已失去了宗教信仰的初衷，并引起不良的社会影响。而存在于民间的民间宗教信仰，仍然处于在“合法”与“非合法”的境遇中，难以得到正常的发展。信仰支配着社会行为，同样支配着人们的道德表现，我们要对中国社会的信仰状况进行深刻的反思。信仰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要把民间宗教信仰看成老百姓的一种基本生活状态，是老百姓精神生活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当代宗教信仰到了非常危机的时刻，要冲破宗教文化发展“困局”，实现中国宗教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摆在中华文明复兴之路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需要引起整个社会的关心和关注。
要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宗教思想、宗教制度、宗教建筑等方面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使宗教更好地与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当代中国现在正处在传统宗教文化的复兴期，宗教文化建设的主题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化方向，要与社会和国情相契合。既要在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各宗教也要和谐包容，平等相待。民间宗教信仰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将继续长期存在的一种宗教文化现象，作为一种不从属于任何一种宗教的、民族特色鲜明的本土信仰资源和独立体系，它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中具有不同于制度化宗教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现代文明社会中，中国民间宗教的复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是历史文明发展的必然。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多宗教并存，信仰庞杂，但也是一个不信教群众占多数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说，“多信仰即是无信仰”，民众缺乏独立的人格，缺乏内心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的需要，缺乏对信仰的内心需求和崇拜，同时对宗教“信而不仰、仰而不信”早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畸形现象。中国从儒家排斥自然宗教开始，中国人真正宗教信仰的精神就没落了，在宗教信仰领域存在其“先天”不足的因素，而要让这个民族从根本上崇德向善、内心充满精神信仰，让灵魂得到救赎、复活和永生，需要有很长的路可走，任重道远。只有宗教能够解决人死后灵魂的归处，真正使人觉悟觉醒，使人道德自律。现代宇宙科学将几千年来宗教、神话、修炼界那些玄虚的东西都变成了宇宙统一的科学，并应用到现实生活中造福人类。未来人类人人明了宇宙真相，人人开悟觉醒，人人合道而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当正本清源，自强不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革故鼎新，复归于天道文明，行华夏大同之路。
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智慧能够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宗教和谐是民族和谐、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应当是多元共存、相互尊重、兼容并蓄、相互交流和协调发展的文化形态。民间宗教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建设民族道德信仰体系的精神内涵之一。弘扬其蕴含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理性评估民间信仰的社会地位，充分发挥其正向功能，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摈弃意识形态领域对民间宗教信仰的“歧视”、偏见和不公正待遇的观念，给予民间宗教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尊重，使之获得与“正统”宗教信仰平等的发展空间，从而使中国民众信仰能够保留着传统文化精神。在民间宗教信仰走向复苏，承认其的合法地位、保护信众进行规范有序的信仰活动及其维护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应加强引导，抑制其负向功能，兴利除弊，并不断创新民间宗教信仰管理模式。如果以“五教”为主体的管理制度不进行实质性更新，将至少有上亿的民间信仰人口处于“非合法”的宗教信仰状态，这显然与文明社会发展相悖。在中国社会中多元宗教信仰对宗教生态的平衡、社会稳定起到特殊作用。中华民族的精神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民众之中，而代表多数民众的民间宗教信仰存在于广大的民间社会之中，是中华民族信仰、精神、思想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现代民间文化习俗、生产生活、旅游、经贸活动和祈福禳灾等紧密相连，在丰富群众生活、弘扬传统文化、推动民间交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普罗大众要有自由选择和拥有自己宗教信仰的权力和梦想，并为实现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奋斗，这一思想变化，必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从世界宗教发展新趋势看，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与主流宗教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甚至主流宗教也正在不断向民间化、世俗化、民族化、地区化、生活化发展；民间宗教信仰正在成为民众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方式。民间信仰多寓于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习惯中，通过其场所和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社区自我组织的形成和自我管理的完善，成为凝聚中国乡土社会族群向心力的精神家园，也成为维系乡村秩序的纽带和开展社区活动的中心。对任何崇尚“真、善、美”的宗教信仰，要坚持包容、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万法归一，殊途同归，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外合流、和睦相处的思想宗旨。建立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为思想理论，以无生老母最高神为信仰的，以世间悟道修行为主要方式的新时代民间宗教信仰思想和文化体系，对于弘扬优秀优秀文化，促进中国宗教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重视对宗教和谐与宗教多元化建设，包括宗教统一、宗教平等，以及对人的解放与人的价值的重视等。让中国民间宗教真正成为中国宗教的一个独立的信仰体系，在社会中得到健康发展，让民间宗教文化为中华民族复兴服务。民族文化是我们的血脉精神，让中华文化的营养流入我们的精神血脉，造就我们的民族灵魂。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不断吐故纳新，取传统文化恒久之精华，去旧文化陈腐之糟粕，既坚持自己独特的根基，又博采世界各民族之众长，建设起中华民族丰富多彩、昂扬向上的共有精神家园。中国民间宗教是中华民族多数民众重要的信仰，虽然历史上一些民间宗教教门在文化、境界层次上参差不齐，在思想和理论上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走向成熟和优化的民间宗教已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领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和精神文化财富，一直在广袤的民间社会生根、传承、发展、结果。民间宗教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和群众基础，它一直为下层民众提供宗教信仰资粮的宗教思想，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发展。在现代文明社会发展中，中华民族要抛弃千年来对文化的钳制思想，以宽广的胸怀展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增强文化认同感和宗教信仰认同感，正视历史，从根本上转变对民间宗教的认识。坚持爱国爱教、主张平等包容、弘扬和谐理念、反对歪曲利用、发挥积极作用，呼吁广大信众践行宗教和谐理念，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发达与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新的危机。弘扬中国民间宗教文化，对于恢复失衡的中国宗教生态，挽救滑坡的道德信仰，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民间宗教信仰作为人们的终极关怀或使人安身立命的意义系统在现代社会拥有巨大的生存空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宗教和宗教思想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在物质与消费文化甚嚣尘上的当代，人仍然需要有对精神、对超越的追求，这就是人的高贵所在，也是宗教在今天的世界各地仍很活跃的原因所在。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生存具有长期性，只要人的灵性与精神生活存在，宗教就将会永远存在下去。中国民间宗教发展要有新思想、新思维、新理念，走出一条坚实的创新发展之路，推动民间宗教向高层次、高境界、制度化发展。民间宗教思想将成为破解中国宗教信仰危机，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根本思想宗旨遵循。民间宗教“爱、善、和”普世价值观的形成，是对世界宗教思想的凝练、总结和升华，也是对中国宗教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它必将会引领中国宗教思想的发展与变革，为促进中国宗教思想文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宗教哲学思想文化是宗教和宗教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都与宗教思想及其发展、演化、意义、作用等状况密切关联。我们对民间宗教哲学和思想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当今世界正处在深刻的变革和调整之中，宗教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更加频繁，要促进世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谐与发展，应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共同创造一个不同文化和谐共处的多姿多彩世界。世界宗教是一家，宗教信仰能够促进和睦团结，有助于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就是宗教对社会的重要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不是单一儒、释、道的文化在起作用，而是集诸子百家及中外文明融合的文化。开创现代中国文明，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运用中国文化智慧创造出崭新的人类文明。文化复兴，融通中外，千经万教，融会贯通，圆融一体，万教归一，百花齐放，世界大同。通过赋予民间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新的历史内涵，并明确其新的历史定位，建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文化认同，使之融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之中，真正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承载者与传播者。
文化是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灵魂，保护和传承以民间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确立民族文化形象，在当前国际文化竞争、融合的大格局里，对坚定民族自信、维护文化自尊和文化独立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人类与世界万物都存在于一个统一的世界之中，并且受普遍的规律支配，尤其是普世主义伦理思想和普遍的世界历史理念跟世界宗教的普世价值有着明显的关联。宗教信仰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一盏彼岸“灯塔”，为人类心灵点亮了前行的道路，它对世界的文明文化起了引导甚至是主导作用。普世价值反映人类共同的追求，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如果脱离了文明发展轨道，只会被整个社会或世界所抛弃。“爱、善、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信仰追求与普世价值；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都会与人类普世价值相结合，并在“爱、善、和”的思想和理念下，以文明价值观的力量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要在寻求社会理性和宗教信仰的恰当平衡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中国民间宗教是一个科学、文明、朴素、普世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积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生存发展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历史在发展，文明在进步，文化在复兴，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繁荣兴盛。在不远的将来，制度化、合法化的中国民间宗教，必将与道教和中国佛教一样，成为中国宗教信仰的三大体系之一，让中国民间宗教与现代文明同行，用宗教理性之光照亮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灵魂，是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深厚根基。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丰富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力量。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兴国家兴，没有文化的繁荣与兴盛，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改革、优化的民间宗教，包括组织化的和民俗性的民间宗教，可以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将在未来多样化的宗教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中国社会多数民众的信仰和宗教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问题，探讨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条件下民间宗教在社会各个层面所起的作用，民间宗教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在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发挥民间宗教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让我们共同努力，从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为推动中国宗教文化发展，促进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促进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发展而奋斗！
附（一）：《无生老母收元宝卷》
“无生母在天盘眼泪汪汪，皇胎儿迷本性不知回还。一个个争名利不去修炼，哪晓的劫将到三灾八难。无德者定遭劫形神俱丧，有修炼认老母能登理天。现传下无为法金丹大道，救末劫皇胎儿返回家乡。都斗天太皇宫母子相见，要这般先须要做人良善。孝父母敬师尊忠义两全，尽五伦行八德人格圆满。人道尽天道返佛道彰显，其次要访明师点透玄关。早中晚莫间断真修实炼，跏趺坐半垂帘意马牢拴。双林树锁心猿性命合练，抱合同守玄关真言要念。日日炼月月炼气足神全，妄念尽灵光显正觉现前。霹雳响天门开佛子出壳，下地狱上天堂朝拜母娘。领天命度残灵替母收圆，印经书建佛堂救度贤良。普天下男和女同根同源，只因为迷本性造业无边。在六道受轮转改头换面，论本性都是那九六佛仙。有缘者信此事勤修苦炼，功圆满见佛性返本还源。五佛子来度世发洪誓愿，度残灵九二亿同返家园。离苦海登极乐永坐金莲，到最后母嘱咐众位儿女。求明师传此经好好修炼，持五戒行十善大道弘传。真修人要实行不可空谈，口头禅机锋语难躲阎王。念此经能治病能保平安，学一句行一句可登彼岸。每日里念七遍家道兴旺，满万遍能返回真空家乡。修此法神加护福慧双全，赴云城拜母娘龙华团圆。”
附（二）：《三皈五戒规戒词》
“真宗子侧耳听，老母来把规诫明。遵三皈守五戒， 归家认母不投东。第一条皈三宝，三宝是何要分清。佛门讲佛法僧，道门讲的道经师。佛是道道是佛，佛道原来不分别。你是我他是我，你我三人是一家。法是经经有法，佛家留经讲佛法。僧是师师是僧，佛门师傅是高僧。仔细分用心悟，原来万教不分家。皈三宝要诚心，三心二意难回天。皈依佛常拜佛，拜佛不如来修佛。拜佛祖心无佛，心中无佛怎成佛。把佛祖做榜样，样样跟着佛祖学。学佛祖大慈悲，慈仁善慧成大觉。皈依法要遵法，佛法本来是正法。心中清性里静，常常打坐念真经。念真经悟真理，真经原来是真性。无字经世间稀，参透无字明心性。皈依僧要尊师，尊师重道莫看轻。寻明师求真点，真传实授返本源。尊师傅听教导，师傅本是引路人。勤修炼忙参悟，真如自在炼真空。第二条守五戒，杀盗淫妄酒莫行。不杀生不害命，万物本是一个根。不偷盗不贪财，乐善好施多助人。莫淫乱乱纲常，勿视勿言勿多听。不妄语不骗人，真诚待人讲文明。说佛语讲礼仪，脏话粗言不出口。不贪酒不酗酒，酒后乱性伤自身。五戒持好功德大，常持五戒五气元。善神佛祖常亲近，死后不落地狱门。五戒遵守智慧生，远离烦恼生欢喜。心中无愧身清净，心猿意马牢牢拴。”
公元2020年8月23日，于天津南开大学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建立者，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120万字的武学巨著。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