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武术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让士文化引领中国武术文化健康发展
摘要：《为武术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让士文化引领中国武术文化健康发展》一文，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当代武术发展的路径与方向。（一、以士文化指引武术文化发展方向，二、全面开创武术文化发展新局面，三、确立武术人“士”身份与社会地位，四、以士的精神为武术发展注入灵魂，五、促进武术文化全面健康发展）全文1万5千余字。该文对今后中国武术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期积淀的结晶，其历史传承、文化内涵、精神特质与社会功能均深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并非单纯的技击术，而是社会哲学、中医学、伦理学、兵学、美学、气功等多种传统文化的融合体，其产生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过程。武术在历史发展中与士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符号”，其“内外兼修、修身养性”的理念，“崇武慕德、止戈为武”的追求，激励着中华民族世代生生不息、顽强发展。武术的发展是一部跨越数千年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演变过程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韧性，也映射了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在漫长封建专制时代“重文抑武”政策影响下，导致民族尚武精神衰落和武术的技击本质与文化内涵被弱化。为找回武术被阻隔、层层注解、异化、扭曲而掩盖的文化根本，针对当代社会仍然对武术存在的一些误解与片面认识，通过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正本清源，推陈出新，赓续发展，将其提升至“国学”“民族精神标识”高度，提升武术的文化价值与地位。当前武术发展需要一场彻底的文化重构与重建工作，启动武术文化基因中最古老的传承与精神，使之重新成为新时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创造者。士文化在中华武术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武术重要精神支柱与思想文化内涵，其复兴可重塑武术的哲学根基，解决“重技艺轻思想”的异化问题；亦可以纠正认知偏差、提升文化内涵、培育精神内核、促进传承创新，可以促进武术文化健康高质量发展。要将武术上升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促进武术文化的全面健康发展。新时代武术发展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要从文化、体育、哲学、社会、教育等多个角度来进行综合考虑，包括对武术本质的误解、功利化倾向、文化自信不足、教育体系的偏差以及传承与创新的矛盾等。这些都是影响武术发展的关键思想障碍。深入思考中华武术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风采，不断探索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法，以“铁肩担道义”为使命，用实际行动为“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一、以士文化指引武术文化发展方向
士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兼具文治武功理想的知识分子阶层所承载的价值体系，与武术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士”多指武士或低级贵族，承担保家卫国的职责，崇尚“武力”与“荣誉”（如《礼记》记载贵族子弟需“十五习射御”）。士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御”即属军事技能，与“礼、乐”共同构成了武术文化的早期形态。这一时期形成了“上马能武，下马能文”的士人理想，推动武术从单纯的战斗技术向修身养性、承载道义的文化形态演进。早期的士逐渐由武士演变为“学而优则仕”的知识阶层，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气节融入武术伦理之中，形成“武德”核心。宋代后武术向民间渗透，与地域文化结合形成多元流派，但始终保留“道义担当”的精神与“文武兼修”的理想。明清时期武术人指民间武术家与秘密会社成员，特点是武术向民间渗透，与宗教、地域文化结合。民国为传统武术高峰期，武术人通过军事、教育、文化等途径提升社会地位，部分成为兼具武艺与社会影响力的“新士人”。近现代武术人是民族精神象征与体育传承者，特点是武术“国术化”。士的核心精神包括文武兼备、独立思想、自由意志与家国担当，它与武术文化、诸子百家思想深度交融，成为民族精神的标志性符号。武术注重“以德为先”“以武载道”，融合儒释道墨医思想，形成“尊师重道、贵义尚礼、惩恶扬善”等伦理准则，通过习武可以强身健体、修身养性、人格完善、传承文化及实用技能提升，实现身心修炼双重价值。武术与士文化融合使得武术不仅关注外在技艺的提升，更强调内在品格的锤炼，奠定了“以武载道”的文化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将诚信作为立身根本，重义轻利，坚守正义，重诺践行，具有高尚操守和人格；讲求“仁、义、礼、智、信”，追求道义、风骨、气节、责任与担当，具有舍生取义与殉道精神。士的这些价值观直接塑造了武术中的武德规范。士的精神所蕴含的独立人格、责任担当与道德操守，是中华文化精神的核心财富，其价值在当代社会依然闪烁着文明智慧之光。新时代弘扬尚武精神，并非鼓励暴力，而是强调文武兼备，通过武德修养唤醒民族血性，增强民族使命感与担当意识，服务于健康中国与文化强国战略。
士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升华与凝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标识。士有社会责任与担当，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奉道而行，践而实之，虽九死而尤未悔者皆可称士。士崇尚“道”与“德”的统一，以“修身养性、治国安邦”为理想，是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卫道士”。武术的“刚柔相济、内外兼修”，是士“修身养性”的具体路径；武术的“阳刚之气、正气尊严”，是士“勇武精神”的直观体现。武术人作为“士”的典型代表，不仅具备武术技艺，还应拥有高尚的武德和文化素养。习武者通过武术训练，磨砺意志、锻造坚韧品格，成为士精神的忠实“践行者”。武术发展应以“士”的精神为内在根基，以“道义”为核心，轻名利、重气节，将道义、气节、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融入武德修养，以道德统领技艺，守护民族精神根脉，实现从技艺修炼到人格塑造的升华。每一位习武者都要真正践行士的精神，在训练中植入士文化课程，主动学习传统文化，通过经典研读（如《论语》《道德经》）理解“志于道”的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磨炼意志、涵养品德，将武术作为“以武载道”的修行方式和从技艺升华为守护正义的实践，最终实现身心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弘扬士文化可以推动传统武术文化的复兴，能够为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思想根基与价值引领，从而实现从技艺传承到人格塑造与民族精神重建的升华。
通过武术传承士的风骨和精神，让武术不仅成为强身健体的手段，更成为传递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载体，为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精神动力。通过弘扬士文化，可以塑造“武德”与社会责任感，重塑现代社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信仰缺失、功利主义”等问题，为社会注入“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力量。坚定民族自身文化价值，避免对西方理论的盲从，构建中国武术大文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量。山东作为武术大省，拥有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在士文化研究、弘扬与践行方面，发源于齐鲁大地的国家非遗武术文圣拳在当代武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表率作用。首开武术与士文化结合研究之先河，在《构建中国武术大文化体系研究》《中国士文化道义哲学研究》《中国武术与士文化结合哲学体系研究》《中国精武文化探索研究》《让武术科普为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等系列论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推动中国士文化发展、弘扬士精神与促进中国武术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确立武术与士文化结合的发展方向，弘扬中华武道精神，是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重大飞跃。这是新时代中华武术新的文化生态系统与思想文化体系，这一思想文化必将奠定今后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根基。
士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载体，维系民族道德根基，它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是民族精神中最核心的价值代表。它融合道德操守、社会担当与文化传承的精神体系，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它以“道义”为核心，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论语·卫灵公》）的独立人格，与武术“以德驭技”的武德要求高度一致。这一思想引入武术，意味着习武的目的不再局限于强身自卫或竞技胜负，而是上升为一种人格完善和精神超越的修行方式。武术与士文化同源同生。将士文化作为武术文化发展的指引方向，本质上是回归中华武术“以武载道”的本源。它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武术发展中存在的功利化、技艺空心化、信仰缺失等问题，更能使其成为文化自信的鲜活载体和民族精神的锻造平台。未来武术发展，应在保持技击本质的同时，深入挖掘并践行士文化的精神内涵，构建起融哲学、伦理、教育、中医于一体的现代武学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武术与士文化的融合，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始终，形成了“崇武尚德”的文化传统。士文化的兴起标志着中华民族真正走向文明复兴之路。让士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最高贵的文化元素，让士族群体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坚定的力量。
二、全面开创武术文化发展新局面
武术源于其对哲学、信仰、道德修养与精神传承的深度融合，体现为“道”的宇宙观、武德的伦理约束及文化传承的使命感，是“中华文化的神圣殿堂”。它承载着千年文明智慧与民族魂魄，不仅是体育项目，更是集哲学、兵学、医学、伦理、艺术于一体的“大文化”载体。开创武术发展新局面首要任务是正本清源，提升武术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人们的认知水平。推动新时代武术文化发展，要打破陈旧观念束缚，破除思想禁锢，以思想革新引领武术变革。要勇于革认知的命，勇于革思想的命。武术思想的转变才是其发展最大的转变，要以士文化思想、精神为基础，以“道”为核心，“术”“道”并举，提升武术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与社会价值，从而促进武术文化全面发展。需以文化自信为魂、人民需求为本、创新发展为径、全球视野为翼，注重在守正基础上突破。既要深挖传统武术文化内核，又要结合时代需求通过筑牢理论根基、深化全民参与、拓展国际影响、激活产业潜能，使武术从传统技艺升华为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为中华文明复兴与世界文明互鉴贡献独特力量。
武术发展是一项促进民族文明进步的系统工程。核心在于从“重技轻文”转向“文武并重”，以文化自信为根基，以国家政策为引领，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文化深度挖掘、全民健身普及、国际传播强化、科技融合赋能等方面协同推进，实现武术从“技艺”向“文明载体”的跃升。未来，武术应超越“打斗技巧”的刻板印象，成为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标识、服务全民健康、促进世界文明交流的“文明载体”。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强调武术应超越体育范畴，强化武德修养与文化信仰，完善中国武术思想文化框架。武术作为以技击攻防技术为核心的健身、修身、防身、修道、参禅的体育运动项目和文化，具有完整的修炼和锻炼体系与文化体系，其运动形式包括徒手和器械套路，武术对练、散打等，强调理论与技术相统一。要以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念，构建涵盖哲学、医学、军事、伦理等跨学科的中国武术“道统”体系，建立以士文化为思想基础，以“道”为核心，以“德”为灵魂，以易、儒、释、道、墨、兵、医、阴阳家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为主要内涵，以“道、德、术、功、法”相统一为理论基础的中华武术“道统”体系。尊重武术文化多元化、多样化，遵循传统文化根本，倡导既有古典传统传承，又有现代创新发展的武术文化系统。在武学研究方面要克服固化思维局限，采取系统性构建武术文化理论、推动非遗武术文化创新性转化、深化多元文化融合研究，为传统武术在当代的复兴提供坚实的思想服务和理论支撑。牢固树立武术发展“五个意识”，即树立武术大文化观意识，树立武术高于体育的意识，树立将武德置于武术之上的意识，树立武术思想、精神和信仰的意识，树立天下武术是一家的意识；倡导武术“五观合一”思想（即：文化观、教育观、价值观，伦理观，技击观），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士文化为武术提供思想根基，武术是士精神的实践体现。构建武术与士文化结合哲学体系，揭示武术文化的底层逻辑基础，这是中华武术思想文化和精神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为中国武术注入思想精神和灵魂。
士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其独立人格、家国担当与道义追求塑造了民族性格。其融入武术思想文化是推动武术现代化变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实现武术文化复兴的关键。通过士精神根基与实践载体的双重作用，将武术从“技击之术”升华为“以武载道”的文化体系。其核心是通过历史渊源、哲学内核与实践的融合，实现从技艺到精神境界的超越。武术“失道”久已，有者离“道”越来越远，当前主要表现为传统武术面临的传承危机与哲学异化。但“失道”并非技衰而神散，惟有溯源先秦“士文化“文武平衡哲学，融合现代科学训练，重塑武道精神，方能重塑“以武载道”的文化脊梁。“道”是武术的核心思想与最高精神追求，“术”是武术的具体技法与方法。道家强调“刚柔相济，天人合一”“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说“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道为术之灵，术为道之体；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无道不成术”，脱离“道”的武术会失去文化内涵与本质价值，使之陷入“重术轻道”的误区。唯有以道驭术，术合于道，道术合一，才能突破武术技艺局限，实现魂体统一，才能让武术充满生机与生命力，才能真正促进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当代中国武术正经历从传统技艺向现代文化体系的深刻转型。通过守正创新赋予传统文化新内涵，提升文化引领力与辐射力，推动民族精神与时俱进。将武术从“技艺”升华为承载民族精神与文化价值的“文明载体”，需以“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协同发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武术文化发展新格局。高度重视特色拳种的挖掘整理与传承发展工作，加强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使地方武术特色品牌成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内容。认真重视，抓住机遇，高起点谋划，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建设，抓好机构设置、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工作，促进传承武术的全面振兴。胸怀全局，着眼成效，充分继承、大胆创新，在学科建设、教书育人和教学科研、文化传播、赛事设项上下功夫，进一步补齐短板，充分发挥武术在传统文化与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重要载体作用，推动在传承发展上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武术文化发展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它既是传统文化的“活态载体”，又通过创新实践推动文化传承与国际传播。
当前，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挑战，武术不仅需要保护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与民族特色，更需回应时代需求，融入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全民健身战略和国际人文交流大局，使武术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化品牌”。近年来，国家层面已明确将武术发展提升至文化强国、体育强国的战略高度，为开创发展新局面提供了政策与方向指引。要使武术从“传统技艺”升维为“文明载体”，真正成为文化自信的鲜活实践。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赓续武脉传承，留住传统文化根脉，守护好华夏文化瑰宝。当今武术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既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又体现民族特色，既拥有独特风格，又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的体育项目。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形成系统的竞赛体系，完善理论和学科体系，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赢得世界人民广泛认可和青睐，促进武术文化的创新发展。面对新时期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广大武术工作者和爱好者要克服困难，辛勤耕耘和不断探索，让武术事业发展有一个新的飞跃，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武术人的力量。
三、确立武术人“士”身份与社会地位
“士”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知识阶层与道德楷模，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阶层，其阶层是中华文明的“脊梁”。武术人的“士”身份可追溯至古代武士阶层，其身份核心为文武兼备与道义担当，其社会地位随历史与文化融合而演变，其身份认同、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从古代贵族武士到文化使者，“士”的身份始终以道义为魂、武艺为用，其地位升降映射中华文明对“力”与“德”平衡的探索。士文化通过“立身之道”与“治国之道”的双重追求，塑造“以天下为己任”的世界观、“舍生取义”的人生观和“道义优先”的价值观，使之成为是华夏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武术文化传承，通过融合经典、哲学思辨、礼仪训练等内容，培养具有文化底蕴、独立思想和家国情怀的新时代习武者，真正实现武术人以“士的精神为骨，以技艺为用，以道德为魂”文化体系。武术人通过武艺实践与精神修养，逐步融入“士”的文化范畴。这个群体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职责与社会价值。历史上“士”的核心特质是“文武兼备”与“道义担当”。既需精通“六艺”，又需承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这种“文武合一”的士精神，为武术人提供了身份认同的文化根基。当代武术人不仅是武术技艺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和维护者。武术不仅是技击之术，更是“士”践行道义、修炼人格的实践载体。展示“士”身份从“武力服务”到“文化传承”的转变，体现武术人社会角色的升华与转变。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阶层，其角色贯穿知识传承、道德引领与社会治理，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非常崇尚士的品格和精神，如：《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礼记·儒行》“士可杀不可辱”，《礼记·檀弓》“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和高贵精神与灵魂。当代武术人要以古圣先贤的思想和智慧武器自己，不仅强身健体，更要修养心性，培养刚正不阿、克己奉公、勇担责任、崇德向善的精神品格，以实际行动践行“士”的思想和精神。
在中国文化中，“士”并非指代普通习武者，而是代表了兼具知识、道德与社会责任的核心阶层，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脊梁”。将“士”的身份赋予武术人，是对其社会角色和精神价值的根本性提升。武术人定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般指掌握中国传统搏斗技艺、承载武术文化精神，并在实践中追求身心修习的实践者与传承者，或指长期从事武术实践、传承或研究，以技击为核心本质的群体，也可以拓展定义为所有习练武术的人们和爱好者。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群体，人员包括所有国内外习练中国武术的人们，在地域和文化与阶层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士是对武术人文武兼备、道义担当精神境界的最高肯定，是比技术成就更深层的文化与道德尊崇。武术人‘士’身份”是对习武者群体社会身份地位与精神属性的定位，涵盖传统“武士”阶层、近代武术家及当代传承者，其核心体现在文化传承与社会责任方面。武术人在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是中华文化精神的承载者，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身体与精神的修炼者，国际交流的文化使者，健康与健身的倡导者，他们通过师徒相承与学校教育方式，将武术技艺、哲学思想以及道德观念传递给下一代。现代社会他们从“技艺传承者”升维至“文化承载者”，实现社会地位的根本性重构。确立武术人的“士”身份与社会地位，需结合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及现代转化进行系统性构建。当代武术人通过赛事竞技、教育普及、国际交流，重新定义“士”的内涵，即从“技击高手”转向“文化使者”，以武术为载体传递东方哲学与体育精神。士文化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可矫正武术功利化倾向。习武者应超越竞技输赢，追求精神超越与人格完善，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现代士人，其“士”身份的定位与复兴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武术人以“士”为身份，不仅是个人尊严的体现，更是行业职业化的关键一步。武术人若能强化“士”的责任担当，可推动社会对武术劳动的尊重，将有效促进武术向教育、体育、文化、社会服务等多元领域拓展。未来需从标准化教材、行业规范、社会共治等层面，进一步夯实武术人“士”的身份基础。士文化缺失是当前我国武术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其核心表现为独立人格、社会责任感与精神信仰的弱化，文化自信不足，以及价值观念扭曲及传统智慧边缘化等。这与历史上封建专制制度“重文轻武”与士文化的断裂及现代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严重影响了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士”有高贵的人性，坚定的信仰和理想，崇高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道德规范，任何困厄磨砺与痛苦都不会减损这种高贵品质，而这种优秀品质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支撑和动力。士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和传统的精神支柱，其衰落直接影响社会价值观的构建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力。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制度贯穿始终，而“士”在这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亦称“四民”之首。武术人以“士”为身份，需兼具技艺与德行，象征使命、责任、担当与社会尊重。现代社会的“士”一般特指一种职业或身份，是指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通常对应于公务员或公职人员，也特指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适合于任何个体公民。确立武术人“士”身份与社会地位体现了社会对习武术之人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重视，体现了武术人的使命、责任与担当，也体现一种民族文明力量的象征，这对于武术发展与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武术人以“士”为身份，核心在于通过武德修养、文化传承与社会贡献，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历史上武术人“士”的身份地位演变，受到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观念的深刻影响，被统治者利用为压制民间力量的工具，导致武术人地位下滑，使武术与习武人失去应有的身份与社会地位。很久以来武术人的灵魂、道德、精神、追求、坚毅与其社会责任与价值不相符。这包括武术人在文化传承、社会服务、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要为武术人“正名”，维护他们在社会中的“士”身份与地位。“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荀子·正名篇第二十二》）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历史以来对武术人身份定位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而且有时将武术视之为不入流的职业，也曾一度将武术视为“下九流”的地位，这严重损害和影响了武术文化传承与发展。现代文明社会，要克服过去对武术片面认识的固化思维，回归武术的本来文化与社会价值，让武术与武术人和武术文化回归正途。士以“道”为最高追求，“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孟子》），无论是什么职业、身份的武术人，无论是专业武术工作者的还是业余爱好者，他们都具有文化传承的责任，他们都是“士”的典型代表。《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每一位武术工作者与传承人特别是非遗产武术传承人，都要以士的精神和责任感担当起文化传承与社会教化责任，成为模范的中华文明文化的现代传承者和践行者。《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武术人要行天道、向天地学习，强调人应效法天地自然规律，以实现个人修养与社会和谐。要构建武术与士文化哲学体系，并使之结合上升为一种信仰的力量和精神，这对促进武术文化的发展与未来传统思想文化展开，以及提升武术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传承士的品格能让武术超越技艺层面，成为连接个体成长与社会价值的纽带。士的精神为武术注入“崇武尚德”的灵魂，要求习武者“精于技艺，更具家国情怀”。习武人需以士的品格与精神为核心，实现技艺与道德的统一，这是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要求，也是当代武术传承的关键。在当代复兴士文化，需扬弃历史局限，弘扬“士志于道”“以武修身，以文化人”的核心价值，守护“道”与“德”的永恒追求，为民族精神注入不竭动力。
武术自古强调“以德驭术”，其核心是家国担当与人格尊严的统一。武术人不仅是技艺与文化精神的传承者，更是中华伦理道德的践行者；要内外兼修、文武兼备，即要学习精湛的武艺，又要学习文化知识。其社会定位始终围绕“文武合一”的士人理想，在历史中表现为“忠勇卫国的武士”，在当代则需转型为“文化复兴的使者”。要重视武术教育，将武术纳入“国家义务教育体系”，使其真正成为塑造民族精神的新时代之“士”。将习武者的家国情怀与对英雄气节的推崇，熔铸成穿透千年的精神图腾。此图腾不囿于庙堂或江湖，而是每个平凡身躯中蕴藏的“道义铁骨”，于无声处筑起民族精神的万里长城。随着社会的进步，武术人的社会角色也在不断演变，从传统的军事防御到现代的体育竞技、健身养生等多方面发展。全体武术人要立足“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从民族复兴战略高度，着眼赓续中华武脉传承，承担起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使命。
四、以士的精神为武术发展注入灵魂
士精神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与精神支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与文化追求，这种精神为武术发展提供了思想根基与价值导向。它作为武术的“精神基因”和“生命与灵魂”，为武术注入“道”的内涵与境界，使之超越“术”的层面，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活态载体。武术若失去士的精神，将会被沦为单纯的技击技艺或表演形式，即成为“无魂的技艺”，丧失文化价值与精神灵魂，导致其社会价值与传承意义大幅削弱。将士的精神注入武术发展，是对武术文化本质的回归与升华。武术与士文化的结合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只是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下的“重文轻武”政策，导致了武术与士文化的结合产生了传承断裂，使武术沦为技艺的空壳，削弱了民族尚武精神。要克服武术“杀伐之术”的文化限制，将士文化的独立人格、社会责任与家国情怀重新锚定为武术灵魂。促进武术文化发展，要构建“道术合一”的现代武学体系，这是当代中国武术发展的重大学术与思想理论问题。将士文化中“志于道”“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融入武术训练，通过武德修养实现“由术入道”“以武载道”。“士”是真正的弘道者，在个体修养中铸就风骨，在文化融合中创新智慧，在时代担当中延续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侠士”“文士”，还是近代的“教育先贤”，抑或当代的“武术传承者”，都是“士精神”的践行者，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士文化中的“弘道”思想与武术“自强不息”精神结合，可激活民族刚健气质，成为抵御精神危机、增强文化自信的核心资源。在当代武术发展中，树立“以士的精神为骨，以道为核心，以技艺为用，以道德为魂”的理念，守护好文化根脉传承，赓续华夏文明智慧，促进武术文化高质量发展。武术发展“根”在文化，“形”在技艺，“魂”在精神。只有深入挖掘武术精神的核心内涵，发挥其唤醒民族精神、提升文化自信、促进传承创新的动力作用，通过传承、教育、交流、机制等实践，为武术发展注入强大、持久的精神力量，让武术在新时代绽放“文化符号”的魅力，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文化信仰是中国武术发展的持久力量，助力文化自信建设，通过强身健体、道德修养等功能，延续“士的精神”与民族魂魄。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士的精神为重建文化自信、塑造国民性格提供了思想资源，也为武术的发展放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习武之人无论何种职业与身份都要有士的品质和精神，亦即所谓“贵族精神”。这种精神具有高贵精神品质、超越物质追求及以文化教养、社会担当和自由灵魂为核心特质，其内涵强调独立人格、道德自律与对理想信仰的坚守。这种精神与物质财富无关，体现是文武兼备的人格修养与社会责任担当，它贯穿于武德规范、文化传承与家国情怀之中。中华民族复兴需要士的精神，武术发展更需要士的精神注入，若失去这种精神，将会导致民族精神根基瓦解、社会价值失序，甚至阻碍文化和文明传承与民族复兴事业的实现，这是当代一个非常严肃而紧迫的使命。
士文化为武术提供思想根基与价值导向，武术则成为士人实践理想的载体。二者在历史中相互滋养，形成“文武兼备”的理想人格，构成“身体与精神的统一”，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基因。将士文化纳入武术体系，是中国武学发展的重大理论突破，为增强文化自信、支撑民族复兴提供了不竭精神动力，为中华武术熔铸高贵的品质、精神和灵魂，推动其从技艺升华为文明载体的转变，这对于民族性格塑造，熔铸民族之精神之魂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特质的深刻呼应。通过武术培养习武者“士的精神”，提升身心素质，培养坚韧不拔、诚实守信等品格，践行“扶危济困”“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士人担当，实现人格重塑，促进个体与民族素质的全面提升。以士文化引领武术文化健康发展，需以精神为魂、以教育为基、以实践为径，推动武术从“技艺传承”转向“文化传承”，从“功利化发展”转向“精神化发展”，最终实现武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不仅是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之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重要路径，不仅能传承“武德”“武道”等优秀传统，更能重塑国民性格、增强文化自信，为武术注入“崇高精神、思想灵魂”。士精神与武术的结合能增强民族认同感，为文化复兴提供“精神脊梁”。士的精神是武术文化的核心灵魂，其道义追求、责任担当与修身之道为武术注入强劲精神动力，推动武术从技艺升华为“以武载道”的文化体系，对当代武术传承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真正的华夏文化是知周万物、道济天下的那种士人精神，它是以知识贯通万物、以道义服务天下的理想人格，是华夏文化中“崇文尚武”“刚柔并济”的智慧结晶。今日重提“士精神”，不仅为传承技艺，更为唤醒民族基因中“文武兼济，以武载道”的生命力。“士志于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士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其独立人格、家国担当与道义追求塑造了民族性格。中华尚武传统源远流长，有自己的武士道传统和武士道精神，这种文化和精神已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血液和基因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在饱经沧桑中自强不息、顽强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支撑民族复兴的不竭力量源泉。每一个习武者与爱好者都应将士的精神作为核心追求，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格精神，经世济民的担当与独立不屈的风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成为“道”的忠实的追随者与践行者，并通过内外兼修实现人格升华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中国士的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的忠诚、异化、扭曲及欧洲骑士精神的荣誉观与血统阶层垄断的固化性不同，更具文化融合多元性、包容性、普遍性与多样性，更注重内在修养与对文化的坚守和社会责任的结合，强调“知行合一”。这种精神特质使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保持韧性，成为捍卫中华文明与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无数历史证明，武术与士文化分离将导致武道精神退化。唯有将士文化的道义、气节融入武术技艺，才能实现“以武载道，以术传心”，使武道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才能将中华武道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士精神的失落意味着民族精神“根”与灵魂的缺失，这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历史上中庸精神的确立也是对这种精神的一种抹杀和压制，而这种抹杀和压制最后导致了国人尚武精神的丢失。士精神以“智信仁勇义”为底色，作为以“道义、气节、担当”为核心的文化基因，从春秋战国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文明穿越千年的精神文化火种，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续写民族复兴的新篇章。武术精神是士精神的重要体现，包括爱国主义、尚武精神、自强不息、惩恶扬善等。它能唤醒民族精神、激发坚强意志、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文明进步。武术承载着“坚韧、勇敢、以德为先”的精神，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其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其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特质能增强民族向心力。要大力弘扬武术精神，将尚武精神转化为应对时代挑战的内生动力，使武术真正成为“强民族之魂、铸文明之基”的鲜活载体。武术精神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精髓，其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起到保障作用。
五、促进武术文化全面健康发展
武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具强身健体、修身养性与文化传承功能。其全面健康发展不仅能提升全民身体素质，更能增强文化自信，助力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推动武术文化健康传承发展，实现传统与现代融合，促进武术文化创新发展。人民文化观是武术文化健康发展的“根”与“魂”。只有让武术文化“扎根人民、服务人民、依靠人民”，才能真正实现其健康发展，并通过武术文化的传承，让人民文化观落地生根。武术与全民健身运动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武术作为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是全民健身的重要内容与重要载体，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全民健身运动为武术的传承、推广与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平台与政策机遇。两者的结合，既推动了国民身心健康的全面提升，也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随着国家全民健身战略的深入实施，武术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优势，成为“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构建武术大文化体系整合技击性、文化性、教育性、养生性等多重属性，推动武术从技艺升维为文明载体发展。深化全民健身与健康服务，将武术从“专业竞技”推向“全民共享”，成为群众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武术回归“人民的文化”本质，既扎根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又服务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最终让人民成为武术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受益者。武术发展是对民族文化“根与魂”的守护，通过“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有机结合，使武术将不再仅是少数人的“技艺修行”，而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象征”、世界文明对话的“桥梁纽带”，推动武术从传统技艺向文化价值重构的关键转型。在这一进程中，需始终坚守“以文化人、以武弘道”的初心，让武术承载的中华智慧与精神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文化在繁荣，武术正以“人民性”为核心，通过多元场景融入大众生活，未来将持续创新形式，让这一文化遗产在全民健康与文化自信中绽放新时代光彩。
武术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它以武道精神与士文化融合为核心重塑武术文化思想和灵魂，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支撑与文化自信。武术与士文化的结合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向，是对“武道”哲学的回归，其两者在历史渊源、精神内核和功能价值上具有天然契合性。武术与士文化是共生关系。将士文化的“哲学思想、伦理观、社会价值观”融入武术，使武术从“肢体技艺”升华为“民族精神的活态载体”。这种结合是中国武术文化的核心本色，是民族的思想的正觉、正念与正气，是民族文化的“黄钟大吕”，是民族精神的万里长城，它们的结合共同构成武术的文化根基与精神灵魂。在多元文化冲击下，守护士文化“苟日新，日日新”的创新机制，将武术中“士”文化崇文尚精神基因传承下去，将道义追求与身体实践结合，通过教育、训练与文化传播实现当代转化，让习武者成为“士精神”的当代践行者。坚持以士的精神引领中华民族精神，将个人修身与家国担当结合，重塑民族血性与文化自信，形成推动民族复兴的不竭精神力量。
武术源于民间生活实践，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挖掘其蕴含的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文武兼备”“刚柔并济”“阴阳平衡”）和伦理价值观（如尊师重道、惩恶扬善），强化文化传承与理论创新。通过非遗武术“六进”（如进学校、社区、乡镇等）活动，让武术融入日常生活，增强文化认同感。将武术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教育中融入士文化教育，推动教育普及与青少年培养，使学生从小培养“爱国、自信、担当”的意志品质。通过文化根脉守护、健康价值普及、教育体系革新、国际舞台拓维、政策资源整合联动，构建武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让中华武术真正成为民族复兴的文化支点。武术文化全面健康发展需从教育普及、赛事创新、产业融合、理论研究、国际传播等方面协同发力，兼顾传统传承与现代创新，通过政策引导、体教融合与创新传播，实现其健身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新时代坚持以士文化为引领，担当起新的文化使命，促进武术文化健康发展，就一定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铸就中华武术文化新辉煌。武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基因，其文化是凝聚民族文化自信和信仰的重要力量。武术作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名片，其“止戈为武”的核心理念，在全球化时代为文明互鉴提供东方智慧。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赓续发展。在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中，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武学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2025年11月27日
作者简介：卢飞宏，原名卢绪波，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国家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中国精武文化研究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等约3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研究涉及传统文化诸多领域，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有重大理论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