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忠义文化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梁 山青 山 书 院 院 长
山东忠义文化传媒执行董事：李维东
2020年1月6日
（中华文圣拳与水泊梁山忠义文化高峰论坛活动交流材料）
谈到忠义文化，山西和山东可以说是两个很有代表性的地方。山西当然是指关公，他以其忠义仁勇获封武圣人的称号，几近与孔子齐名，这个在社会上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争议。山东和忠义有关系的就是曲阜和梁山了。曲阜自然是说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被概括为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显然忠义占据着很重要的分量，这个也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但对于梁山就有些不同，虽然支撑梁山忠义之名的水浒本名叫《忠义水浒传》，写的也是梁山。但由于人们认识角度的不同，几百年来却饱受争议。也许施耐庵老先生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只是出于读书人的情怀与梦想以及对作品保护与传播的考虑，但这份忠义之心和忠义之名却都随着《水浒传》这部警世之作一直流传了下来，进而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乃至性格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山东尤其是梁山的影响更是深远而巨大，直到今天仍有着非常重要和突出的现实意义与警示作用。
关公的忠义和儒家文化中所提倡的忠义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对统治阶层和社会主流规则的维护力量，也可以说是一种人们意识中比较正统的忠义观。但水浒所表现的忠义观却是有一些曲折的，这从小说对水浒故事的叙述中就可以感觉出来。水浒故事的发生自然是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由于统治者施政措施的不当造成诸多平民百姓生活难以为继，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特权腐败与劳苦大众的艰难生存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情形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引发人们改变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心理诉求，在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平复这种期待的情况下，农民起义也就成了他们铤而走险的选择。然而，即便走上了这样一条与贪官污吏对抗的道路，仍然不忘尽忠朝廷和报效国家的终极梦想与归宿，虽然在这条道路上布满了荆棘与艰辛，可他们却始终坚守着这样一种信念，直至慷慨赴死仍无怨无悔，不能不说这些江湖豪杰对信仰的坚守已经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自然也铸就了英雄们饱含悲剧色彩的终极命运和结局。当然，这些在当时并不全部是历史真实发生的故事，而是脱胎于诸多的说唱故事和演义化了的民间传说，自然也带有作者浓厚的思想倾向与感情因素。《水浒传》作为一部古代描写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虽然整体真实的成分并不是太高，但却是当时多种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那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诸多现实问题以及中底层社会群体的呼声。虽然许多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绝对的合理性，其实现的形式也被冠以忠义的保护伞，但仍然无法抹去人们在诉求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对其极端形式在心理上的肯定。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这种影响都是对社会稳定而言一种不和谐的音符。替天行道也好，劫富济贫也罢，都是通过一种非常规手段去实施的，这无疑是对社会公权和国家法治的蔑视与挑战，也注定是难以被历代统治者看好的重要原因。
《水浒传》一书所表现的情感趋向是复杂的，我们后人也许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阐释，很难真正还原作者的真实意图，但其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清楚的，那就是尽忠朝廷的必然性与惩戒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者的合理性，无论实现这种目的的方式是如何的迂回和曲折，无论在达到这种结果的过程中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和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都难以磨灭英雄们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勇气。这也就向我们说明了要维系一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就必须彻底消灭贪污腐败滋生的土壤，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否则的话，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难免出现诸多的不稳定因素，给朝廷和统治阶层带来不同程度的麻烦和威胁。
对照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不难看出，这种警示作用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前些年，党内贪污腐败的野蛮滋生以及信仰和纪律约束的弱化给社会安定带来了重大隐患，不但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愤，各地发生的极端事件和社会冲突也不同程度地带有一些社会矛盾激化的影子，这和水浒一书的写作背景在某些方面都是非常相似的。诚然，我们说这些并不是来刻意描绘社会的阴暗面，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制造不稳定因素，而是在于提醒社会各方面应当对这种现实存在的弊端引起警觉，在深刻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消除这种不安定因素存在的基础，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引导各阶层社会力量团结起来，共同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兴旺而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浒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当然，《水浒传》一书所宣扬的忠义观已不同于其本来的意义，忠义原是两个互不相属的独立概念。古代典籍中诸如“邪则不忠，忠则必正” “从道不从君”“内尽其心而不欺”“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以至于我们常挂在嘴边的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等等，其说中正无私、尽心竭力曰忠，公正合宜、行事妥当为义，并没有对象和属性的区分与针对性，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说，更可见古圣先贤对品格修养和道义规则的看重与崇敬。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儒家文化逐步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忠义渐渐演化成为一个统治阶级笼络人心的专用术语，进而发展为对皇权的绝对服从。《水浒传》中说 “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显然，这其中包含着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忠君的一面，同时也有“保境安民” “劫富济贫”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在“义”的方面，书中对“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讴歌，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也更深刻地反映出社会道德规范的不断变化。自然，水浒中所表达的忠义与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忠义同样存在着表象的不同，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忠义是比较直观的对统治阶级的服从以及固有等级观念的维护，而水浒所体现的忠义是一种非常规状态下的迂回表达，是自身理想与尽忠皇权相结合的一种尝试，这也就为后人由于认识角度不同而出现思想分歧埋下了伏笔，也是学术界所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无论水浒文化还是儒家文化，忠义都是其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和重要内容，自然也都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但它们又不同属于相同的文化体系，而且，忠义的概念与内涵也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的。而其中对封建皇权的愚忠和好勇斗狠的江湖义气显然也是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更有悖于社会文明的进步。那我们又该如何继承和弘扬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我们今天这个新的时代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逐渐形成了新时期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原则立场与核心价值观，出台了一系列振兴民族文化的政策和措施，并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浓缩出我们应信奉和遵守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这其中也同样闪耀着忠义思想的光辉，更是表达了我党历史上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两位极为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与共识。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就提出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继而又提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批判性继承观，确立了我党早期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观点。虽然表述不同，但其实质都是相同和一贯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发展，既不是简单机械的复古式拿来主义，也不是厚今薄古的排斥主义。社会在发展，文化同样需要不断的充实和完善并赋予其新的内涵，这样才能适应现实需要并不断的推动社会进步，传统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是有着本质区别和巨大差异的。具体到忠义文化，同样如此。忠义文化中对封建皇权的愚忠和好勇斗狠的江湖义气这些消极成分显然是应该摈弃的，而其中对国家、民族、事业乃至对家庭、爱情的忠贞以及正直守信、团结互助、济困扶危、见义勇为等优良品质则是新时期忠义思想所应该具备的，这在我们新时期核心价值观中也有着具体真实的体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忠的延伸与阐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义的提炼与升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则是传承忠义精神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也是强化忠义思想的强大支撑与保障。试想，在我们当今社会中，如果让这样的忠义之风占领每个人的思想阵地和精神世界，人人讲对国家和事业的忠诚，人人讲团结互助和无私奉献，又怎么会出现贪污腐败、欺行霸市乃至利欲熏心、争强斗狠呢？我们这个社会又怎么会不温馨和谐、处处春意呢？
弘扬忠义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是防止腐败孳生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正确诠释水浒文化，吸收传统文化精华，树立文化自信和彰显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更是正视现实和水浒的警示，用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开展四德教育和净化社会风气的重要内容。梁山是水浒故事的发源地，更是一片忠义的热土。梁山的忠义也并不仅仅是一部水浒写出来的文化现象，更有着真实厚重的历史承载作支撑，明末梁山一带的的武林豪杰李青山就曾效仿水浒中的宋江在大灾之年带领饥民发动起义，截漕胁招意欲报效国家，却仍然是落得一个被欺骗和遭残杀的命运，成为历史上唯一将水浒的故事情节演绎到现实生活的真实案例，使得水浒一书在明清两朝都受到官方的禁毁，还下旨对梁山“勒石清地”并意欲将梁山更名为“灭寇荡匪”。历史的教训再一次向我们揭示了只有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服务社会，用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武装他们的头脑，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根源，形成一个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消除不安定因素，才能真正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也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想社会与大同世界。
作者简介：
李维东，字秋实，自号无用书生，生于1969年1月，山东梁山人，心理咨询师、高级婚姻指导师、传统文化讲师。原梁山油漆厂职工，现为梁山青山书院院长、山东忠义文化传媒执行董事、中国水浒学会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沿黄诗联学会副会长、梁山诗联学会副会长兼副主编。爱好写作、法律、心理学、中医和书法，做过教师、工人、兼职记者、广告策划、普通案件代理人等。曾为二百余起民事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或代理服务，有五十余起成功婚姻危机干预指导案例，帮助诸多家庭和个人摆脱了情感危机，为推动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疏导机制的健全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和有效的努力。
近年来致力于各类文化交流和社会公益活动，钟情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关注姓氏文化特别是李氏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交流并作主题演讲，在各级媒体和文学社刊发表作品三百余篇（首）。2012年初，倡议并组织实施了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青山树碑立传的工作，使这段对于梁山非常重要的历史有了实体展示的场所，被作为2014县域年度大事之一收入山东省情网资料库和2015年版《济宁年鉴》。曾主编或参与组编出版多部专著，在对李青山起义的史料收集与历史定位以及相关研究等方面作出了独有的开创性贡献，填补了梁山地域文化和历史研究的空白，丰富了水浒文化和梁山忠义文化的思想内涵。2015年9月创办青山书院和山东忠义文化传媒并筹建了梁山第一个民间国学讲堂和公益图书室，受到国家和省、市、县有关部门的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