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百家争鸣
（摘自《让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第一章）（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与中华文明）
内容提要：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谐社会”“大同社会”“大同世界”“大同宗教”“大同文化”“大同文明”的重要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通相融的思想为世界宗教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构建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是构建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三大理论基础之一。（一）《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公元2016年4月4日）《文圣拳武学三部曲》著作之三《大道之行》（103—164页）；（二）《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宣言》（公元2016年4月10日）《文圣拳武学三部曲》著作之三《大道之行》（98—102页）；（三）《让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人们！
（该篇全文十二万余字）【卢飞宏】
一、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灿烂辉煌，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到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到唐朝佛学的鼎盛发展，又到宋明理学的勃兴，直至明清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让人们徜徉在卷帙浩繁的中华哲学和思想文化史中，展现了数千年中华民族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画卷。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包容性与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它在中国和世界思想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儒、释、道三教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发展，汇聚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河流，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儒、释、道三教之间相互融合、借鉴与斗争，特别是形成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构建了中国近千年来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总画面。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和精髓，它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政治、宗教、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起到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儒、释、道三教是中国、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五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反映了中国及周边国家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之一。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远在两千多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时候就与中国发生着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随着儒、释、道三教传入这些国家，就与其本土文化融合起来；而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与当地的民间信仰、文化结合以后，孕育出很多新的文化思潮，又不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教合流的理论和文化。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在这些国家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教合一文化，它是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它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都发挥着积极而重要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三教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统贯着学术与文化的命脉。三教分别满足了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某些方面的需要，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三教合一，帮助人们养成“和”“合”的心态、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是一种思想文化和包容的理念，并不是三教平分秋色，实际上各有所侧重；“合一“也并不是将儒释道三教合为一教，或者成为其它新的宗教，而是博采众长，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吸收儒、释、道三教文化之精华，成为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升华和超越，是中国思想、哲学、文化发展到巅峰高度的自然产物。事实上，儒释道三家在理论上有许多的相通之处，很早就有三家理论的并行存在，并在长期的磨合中互相交融，和平共处。在一定意义上说，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来源。这三种不同思潮长期融合建立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形成了中国多元文化并存、大一统的格局和多种多样的文化习俗。三教合一文化是指导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和学说，是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部宏伟而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体系，它融入不同文明、信仰、思想、文化和理论之精华，成为一种具有永久进步性的思想和文化，它必将成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思想、信仰和文化，对人类文明和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大道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未来实现“大同世界”“大同宗教“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干并涵括其他各种思想文化内容所构成的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础，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丰富的古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但从实质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撇开儒、释、道三教任何一家都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彩样式和丰富内涵，也就无法全面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儒、释、道三教在相互冲突中，又相互吸收和融合，它们在保持各自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造就了多元共存、相融互补的文化格局，它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中华文明是在各种文化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中国宇宙观强调事物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和谐存在，“天人合一”哲学观和思想对中国文化包容性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两千多年来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综观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有其清晰的脉络和传承关系。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连称，彼此独立，相提并论，出现三教一致的萌芽。唐宋时期三教加强了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相互借鉴和吸收，但其主流而言，仍然各树一帜。宋孝宗时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政治主张，向佛、道两教清晰地传达了须与儒同归于善的政治目标。南宋《虎溪三笑图》，是证明三教合一于南宋最有力的证物之一。在南宋中晚期，佛教最终在道德观及思想文化上，顺势与儒、道三教合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理学为主导思想，实现了三教合一。元明清阶段出现了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此三个阶段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发展和融合的基本过程，第二阶段是在继承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增添新内容，第三阶段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基础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三教合流的必然趋势。在三教合一发展中，其内容是动态、包容和发展的，三家思想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各有侧重，分别出现了以道教、儒教和佛教思想为主要形式的三教合一文化形态，以及以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但无论那种形态的三教合一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儒、释、道三教思想和文化得到提升，以致最后形成了真正具有宗教意义上的三教合一文化。前者与后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发展与升华。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起源于轩辕黄帝（前2717～前2599），继承了华夏民族古代原始宗教之血脉。它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春秋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以老子(约前571～前471)、列子、庄子为代表。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其弟子所创立，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距今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佛教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政治伦理、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发展逐渐出现危机，三教相互渗透、相互吸纳，调和之风盛行，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思想文化出现繁荣的又一个重要时期。西汉汉武帝基本上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统治思想。西汉末年灵帝时，召集众多儒生勘正五经，刻于石碑，并且昭告天下，正式把儒教定为汉朝国教。自此，儒家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取得了社会主体思想文化的地位，使儒家成为官方正统思想，从而使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释、道为辅，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补和融合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历时两千多年的时间，一直到近代仍然未有太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也引起与道教、儒家传统思想的抗争。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已翻译的一些佛教经典，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名词概念，来加强对佛经精神的阐述，这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重要时期，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并取得重大的发展。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和精神，也有了新的发展。魏晋时代以研究《老子》、《庄子》、《周易》为核心哲学思潮的玄学，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玄学”文化，它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融合，成为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思想主流。东晋时道教代表人物葛洪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援儒入道，内外兼修，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所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包朴子·释滞》）。之后宣传三教合一思想的有南朝的道士陆修静、陶弘景等。陶弘景充分将当时各个道教派别的典籍加以整理，并亲自撰述，将道教推向一个新的地步，并加强了三教的融合。同时期道家中人士提到“三教”理念的愈来愈多，论证也愈来愈深入。西晋的灭亡使“玄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受到挫折，”玄学“中开始渗入大量佛教教义，二者互相渗透也为佛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晋以后，“玄学”与佛教趋于合流，“玄学”逐渐衰落，佛教迅速发展起来。
从南北朝至唐初两三百年间，是儒、释、道三教思想纷争与彼此融和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宋之际，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唐代提倡三教共举的政策，对三教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三教讲论，肇始于北周武帝，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也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三教名流论难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与认同，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机会，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思想文化的需要。
佛教在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儒学家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吸收了佛、道精神，得到新的发展。隋朝名士李士谦重佛、道而儒辅之的三教融合，大儒王通提倡在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佛、道，即三教合一。唐朝大规模翻译和注解佛经的工作，不少僧人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就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融入到禅学中去，形成一种摆脱烦恼、追求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的渐悟观，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的顿悟观中，反应出庄子“物我两忘”的境界，其实质都是儒、释、道三教融合发展的结果，都是三教合一文化发展的产物。此时期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中国邻近的一些国家。
唐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对儒、释、道三教都有着较多的接触，并且从中寻求在不同环境下寻求不同的理论作为入世或出世的根据，以达到心灵安定和心理平衡，而在市井阶层多以拜神祈福以求心灵安慰。此时三教发展相互制衡，又相互补充。统治阶层大力鼓励三教发展，以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佛教在发展中不断与中国本土道教和儒家文化相融合，道教也从佛教中吸收营养，儒家也在佛教和道教文化中不断丰富自己，不断产生了儒、释、道三教文化融合的状态。从唐时起中医药学也成为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在唐代三教连称，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在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历史上南朝的梁陈和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而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以此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
唐朝统治者积极提倡佛教，玄奘回国译出大量佛经后，唐太宗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唐高宗又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借以宣扬佛教，佛教广为流行，使佛教全面进入了高潮期。此时儒、释、道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为了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迎合大一统之政治的需要出发，也不时提倡“三教无胭”“三教归一”或“会三归一”等。如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唐武宗下令灭佛；韩愈、李翱等儒者奉儒家为“正统”的反佛、道思想等等。儒、释、道三教的斗争始终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之中，纵观历史上中国佛教的“三武一宗法难”事件，大都以佛、道斗争为背景，同时也反映了王权与佛教的激烈斗争。
始创于南北朝北齐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内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传到明代，高僧蕅益智旭采用了唯识、净土、律宗、禅宗为旨要，发挥天台宗的教观，又主张释道儒三教一致，并力求佛教诸宗的调和，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启发。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佛教在建立中国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论体系时摄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与儒、道进行全国上下的争论，与儒、道形成了鼎足之势。佛教在唐末，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日益呈现衰颓之势，在宋初一度复苏。宋元以后，儒、释、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加深，三教合一的思潮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编大藏经。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繁荣，但佛教总的趋势在衰落。在此期间，佛教与儒、道结合，三教合一呈现出发展趋势。
在北宋期间，道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北宋几位统治者（真宗、徽宗）崇尚道教，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道众倍增，宫观规模日益扩大。道教中也出现了龙虎、天师、茅山、上清等派别及其分支，这些派别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源”的思想，并在道教的哲理和实践中摄取了很多儒、释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的道教思想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主张三教合一，试图以道教修炼性命之说来撮合儒、释、道三教，他的基本思想在《悟真篇》一书里充分阐述。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王重阳在金大定年间创立的全真教，《重阳全真集》中《孙公问三教》：“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悟彻便令知出入，晓明应许觉宽洪。精神炁候谁能比，日月星辰自可同。达理识文清诤得，晴空上面观虚空。”他以道为主，兼辅儒释、性命双修，凡圣双修，保留了道教崇尚清净自然，淡泊无为，讲求个人修为之精华，又融汇儒家和佛教的思想，提倡“义理本无二致”的思想，“三教同源”，三教合一。倡导三教同一体，无谁高谁下、谁后谁先之分。为道者，应长怀平等之心，包容诸物，对天地万物无分别心，无排他意，一视同仁，一体皆爱。三教间平等相待，和谐共处，亲如一家。“八朝古都汴梁城，千载京华宋遗风；历史沧桑匆匆过，黄河明珠天下名；全真祖庭万寿宫，道教重阳与延庆；自古中原第一观，三教合一大道兴。”（卢飞宏《东京梦华》）南渡后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三教合一道教学派。宋辽金元道教研究者中的南方内丹派、北方全真教等新兴道派，都主要是从内定功法修行的角度，探索吸取并融合儒、释、道修行实践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金元朝时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儒学化，出现的以佛教为正宗的诸派也三教合一化，此时道教全真、正一两个重大派别，盛极一时。这些派别从自己教派的立场出发，高举三教合一旗帜，使三教合一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宋儒周敦颐（1017～1073）、张载等兼熔释、道教文化，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宋人“理学”由唐人开其先绪，其产生的背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面临危机，以及隋唐时期儒家提出三教合一主张的前提下，而逐渐确立的一个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系统，其代表代表人物有：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朝王阳明等。理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虽然排斥释、道，但大量吸收释、道的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宋明“理学”吸收了佛、道二家思想，强化了宗教文化气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用易理和道家的思想来阐述宇宙生成的理论。三教合一思想在宋明时代已经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想潮流。金元之际在北方兴起的全真道，是道教的一个新生派别，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它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以“三教合一”、“性命双修”、“功行双全”、“全真而仙”为基本教理，杂糅儒、道、释三家理论，对传统道教的教理、教义作出根本性的变革，构建出了新的道教理论体系。
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形成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释、道合流的哲学思想。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8）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在核心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在儒释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和变迁中，王阳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教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王门后学也主张三教合一。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佛教“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与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相结合，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最终完成了三教的融合。程颢和程颐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受到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竭力排斥佛教，但是在其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都带有佛教的烙印。宋明“理学”的发展是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结果，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着深远影响。“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本来是一家”。“儒、释、道一家”的思想是金元内丹派的共识，元代道士陈致虚在叙述其师承时认为，他的师父缘督真人赵友钦“总三教为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难问》等书，到此而丹经大备其意。”儒、释、道思想与修行实践为内丹修炼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陈致虚《上阳子金丹大要》中有阐述“儒、释、道一家”的问题，其核心问题认为三教于“一心”，即“金液还丹”。合儒、释、道为一家，在于探索三者在修行实践层面的融合创新，道教的内丹、佛教的禅宗、儒家的心学是其典型代表。道教内丹与佛教禅修，以及儒家心学的兴起，为这种合一模式创造了条件。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三教合一在明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他曾经有入寺为僧的经历，对儒、释、道三教的作用有着较深的认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对儒、释、道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他认为三教之间可以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在其三教合一的政策体系内，他以儒教为主，以佛、道二教为辅，将三教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之共为封建统治服务。儒、释、道趋于合流，从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转变，与明清时代的社会政治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变相呼应。明初学者宋濂主张三教合一，张孟兼则将道家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陈琏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他们对儒、释、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代四大高僧(紫柏、憨山、藕益、莲池)都是主张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明清之际，儒佛道三教终于取得了和谐的统一，其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出现真正宗教意义上的三教合一文化形态，形成了强大的三教合一传统文化思想。林兆恩的“三一教”，是以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作宗旨的，其它一些民间宗教里也有以此为旗帜的，此可见诸于民间宗教的经典“宝卷”。罗教创始人罗清在其《五部六册》中的《破邪显证钥匙卷·破不论在家出家辟支佛品第一》说明：“一僧一道一儒缘，同入心空及第禅。似水流源沧溟瀇，日月星辰共一天。本来大道原无二，奈缘偏执别谈玄。了心更许何谁论，三教原来总一般”。三教合一文化逐渐被社会意识形态所接受，至明时已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三教合一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三教合一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由于统治者从其自身利益和巩固等级秩序出发，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对三教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这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也促成了三教合一文化的传播。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在这“三教合一论”的理念中，人们遵守儒门的礼仪、效仿佛门的规诫、修行道门的功夫，在发展中儒、释、道三教为谋求自身发展都为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明清众多民间宗教的兴盛更为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为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建设与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名山圣地、寺院道观和一些民间宗教场所留有三教合一文化的遗迹，这些遍布各地的三教合一宗教文化场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中国的一些宗教名山也很好的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一及三教和平相处、包容发展的思想和文化。中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特殊而又复杂，是两个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艺术和思想文化领域。“三教武魂贯千古，清静不退得真慈”，儒道释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中华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明清时期主要包括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大乘教、闻香教、八卦教以及它们所派生的各个教派，如无为、龙天、收圆、圆顿、混元、清茶、清水、天理、圣贤等教，这些民间宗教对武术的发展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且从其里面诞生的拳种很多，其中著名的民间宗教武学主要代表的文圣拳（亦称：文圣功，五步架，长寿拳，五手，离卦拳，杜家拳，五步神拳，无极道圣道圣拳，义和拳、中华文圣拳，中华历史文化名拳等）、六步架等，在民间武术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充分体现出三教合一文化的精髓，彰显着中华武术文化的无穷魅力。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经典著作受到三教合一文化影响，其典型代表作莫过于成书于明朝时期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小说里写“说一会道，讲一会禅”，“功完随作佛和仙。”它把佛、道、儒三者都融为一体，佛仙兼容，三教合一；其中孙悟空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
儒、释、道三教深深地影响着东亚的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区域，特别是佛教与儒家两股风潮，在历史上更与政权相结合，在民间和政治上成为鲜明的主流文化。韩国在6世纪的新罗时代一直至14世纪末的高丽时代，是以佛教文化主导千年以上的国家，此后李氏朝鲜时代（1392～1910），则以儒家文化奉为国教。日本自7世纪圣德太子时代至17世纪的五山禅学文化，佛教文化主导日本亦有千年之久；德川时代（1603～1868）开国以后，推尊儒家，使儒家与佛教鼎足而立。越南在丁朝（968～980）独立以前，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但在李朝时代（1009～1225）则奉佛教为主流的文化，且有三教流行的特色，至13世纪陈朝时代因推动儒教才使佛教有势微的情形。儒、释、道三教对以上国家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们之间既有斗争也有融合，但融合是发展的总趋势。
中华文明是在五千多年来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个系统的文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的社会实践、验证，成为东方文明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文化，是中华“大道文明”的一面旗帜，它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在现代社会全球化进程中，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大融合、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它必将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弘扬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以及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诗云：
中华传统儒释道，三教融合领风潮；
清晰源流二千载，和合万家天下好；
交流互鉴出新果，引领文明正气浩；
独树一帜成体系，太平盛世万年朝。
（卢飞宏《三教文明颂》）
公元2019年7月12日，农历六月初十己亥年。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武学研究理事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研究著名学者，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约120万字的武学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