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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墨家文化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卢飞宏

来源： 文圣拳官网 日期：2019-01-23 08:54:42 点击： 属于：圣拳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以墨家文化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

摘自《文圣拳的多元文化观
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
与现代社会价值二（三）》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术流派，它的思想与儒家观点相对立，在“百家争鸣”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有“非儒即墨”之称，并与儒学并列为“显学”。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用”、“交相利”等观点，提倡“德”、“力”并重。墨子宣扬仁政，倡导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兼爱”是“非攻”伦理道德的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墨家思想“兼爱”、“非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与武术精神有着实质的联系。由于战乱频繁，墨家崇尚武力和“救守”思想，反对以大攻小，以强欺弱，以众暴寡，反对一切侵略与不义战争。“救守”是“守小国”，“大国之攻小国 ,则同救之”（《墨子·非攻》）。墨子的“救守”思想是一种匡扶正义的行为和帮助弱者生存的义举，也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与武术的精神相契合，也是武术精神重要价值之所在。
墨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维护公理与道义，提倡人与人之间不分贵贱，平等互爱。“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倡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表现出的主持正义、追求和平，以及平等、侠义的思想，这些都对中国武术思想和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墨家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杰出的部分，虽然其发展在后来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环境下势微，但其博爱、平等、非攻等思想，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它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武术的发展继承了墨家的思想和文化；墨家提倡“德”与“力”并重，“尚力”、“贵义，以及严格的纪律约束、严密的社团组织形式等思想和文化对武术思想、技术的发展和武术社团文化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
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论述作为弱小国家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形成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倡导“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家弟子均为武艺高强、慷慨侠义之士，墨子本身也是军事和武艺的实践者，吃苦耐劳、严于律己。墨子身先士卒，“自苦而为义”，其门徒也竞相效法，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表现出英武豪爽、见义勇为的侠客义士。墨家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有知识的劳动者，“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俭朴，信念坚定，意志坚强，舍己为人，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他们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非攻下》墨子：“人守则固，出诛则强”，提出“救弱小”和加强武备训练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军事武艺的发展。墨子为门徒培养出了“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英勇果敢精神，其以民为重、游侠四方、利义并重、行侠仗义、主持正义、抗暴安良的观念和文化，广为后世习武者所推崇。墨者任侠尚义和军事“救守”的思想，促使了武术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发展和传播，它的武侠精神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武侠精神成为中华武术的重要内涵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兼并与争霸，战争频发，社会大动荡，这也促使了对技击格斗术的要求和提高。当时的步兵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是靠手中的兵器来杀伤敌人，在使用器械上从形状到质地都有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已能出产质精物美的青铜剑，出现了干将、欧冶子等最负盛名的造剑匠。民间的习武之风盛行，社会上出现了“剑客”、“侠士”、“武士”等以练武为生的“士”人，他们为了追求独立的精神价值和理想目标，虽琐身而不恤，轻生忘死，客观上促进了武术的发展，对武术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武术在发展过程中对墨家思想的继承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墨家的组织、成员、结构特点使武术技艺主要流传于民间，具有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实践性特征。墨家“尚力”、“非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武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墨于·经上》日：“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即“任侠”。墨家思想成就了当时的“侠士”精神，它对中国武术德行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及武术技艺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义”精神贯穿了中国几千来武术思想和精神之根本。墨家思想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墨家文化的渗透，使中国武术保持了自身特有的魅力、独特的文化内涵。而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思想对以后二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下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很不良的影响，限制了民间尚武精神的发展，至今流毒仍贻害无穷，这种观念已为当今现代文明社会所唾弃。墨家以“非儒”起家，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尊尊亲亲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反对现有秩序和各种侵略战争行径，它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墨家整个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之中。虽然墨学到了汉代逐渐衰落，但墨家精神并未失传，汉代以后的“侠士”就是墨家“兼爱”、“非攻”、“尚贤”精神的继承者。墨家思想具有进步性，在中国民间社会底层流传着，它的思想被其他学派广泛吸收和采纳，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儒家和道家文化；虽然墨家文化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其“兼爱”、“非攻”、“尚贤”等重民、民本思想和精神至今仍散发着中华民族文明灿烂的光辉。文圣拳充分继承了墨家的思想和文化，追求正义，济世救民，惩恶扬善，大爱无疆，大义千秋，度化众生，从而形成了中华武林中独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武学文化，也铸就了文圣拳“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高尚其灵魂，肩负其责任，善德其天下”之武学之魂。一个真正的文圣拳武者要文武兼备，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有修养，有精神，有信仰，有德行，有责任，有担当，传经布道，功德四方，方能为后世所景仰、尊重和推崇。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在起作用，还有融汇了诸子百家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凝练，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它的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和孕育的出来的“士文化”，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弘扬中华武术对于促进中国“士”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武术是培养“士文化”的重要途径，武术磨砺习武者的人格，锻造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习武之人所体现出来的豪气、勇敢、正气、尊严和阳刚之气，是一个优秀民族最不可缺少的品格和精神；武术精神也是“士文化”精神之重要体现。自古华夏民族具有“士”精神，“士志于道”，“士”者，智信仁勇义也，“士”讲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士”推崇“道”与“德”的统一，“八德”是“士”人生观和律已的标准。“士”文化的本质和精髓，在于人讲立身之道，在于国论治国之道。《论语·泰伯章》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有风骨、有气节、有精神，有着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士”对民族、对国家忠心不二，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义为忠，舍生取义。“士”为天下计，贱名利，轻生死，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殉道义的精神，为后人敬仰。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士”这种敢于牺牲的殉道精神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这些精神对于重塑现代社会中国人的性格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现代文化的传承昭示着有必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士文化”，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过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士文化”饱含着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人文思想中积累的丰富硕果。“士”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士人是华夏文化真正的承载者、继承者和弘道者，“士文化”虽然在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逐渐衰落，并使社会“士”阶层不断消失，从而也使国家和社会“精神精英”的传承与使命随之衰亡；但“士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激励着人们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继续肩负起国家与民族前进发展的重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士”的精神内涵也不断随之而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明清“八股取士”是明清统治者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措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民众的聪明才智，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同时也阻止了人才的培养，对民族危害极大。中国近代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与瓜分、丧权辱国以及割地赔款的屈辱，重要是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恶果，反应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是清朝的文化专制、奴化教育导致了中国积弱贫穷和民众心理素质懦弱。另一方面与国人的“士气”不张和“士文化”的衰落有着重要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长期“重文抑武”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丧失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封建专制文化将“士”人铸造成了缺少“士气”的儒生结果；致使中华民族精神确少了阳刚之气，培养了国人的奴性和懦弱，麻木了国人的精神和灵魂，钙化了国人的脊梁和筋骨，扼杀了国人后天的竞争力，以致这让炎黄子孙饱尝了切肤之痛的近代史教训。中国“士”的精神被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阉割，不断隔断了中国“士文化”的发展，也逐渐扭曲了民族灵魂和性格；国家和民族需要“士”之德操、情怀与精神的回归。现代社会中国人最主要缺少是“士”的精神培养和“士文化”的教育，要让中国人具有“士”的信仰和精神，“士”的气节、思想和品质，让“士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撑，从而使这个民族不断迸发出喷薄向上的活力和力量。“士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绚丽的瑰宝，必将以其辉煌的精神和思想在未来历史发展中大放异彩。弘扬和重视墨家思想和文化，对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以及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培养出国人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精神，塑造民族高贵的品格，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成为有坚定信仰的人，成为有责任担当的人，敢于维护正义的人，勇于舍生取义的人，以及为民族大义和兴亡而舍生忘死的人。
以 “墨子”、“庄子”为代表的 “侠客” 和“江湖”文化，对于促进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对现代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武是侠的立身之本，侠是武的人格升华。武侠精神深受墨家“兼爱”精神影响，体现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具有诚信守义重承诺，匡扶正义，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不居功自傲，救危扶困，不恃强凌弱等中华民族优良品质，焕发着社会正义感的思想光辉。“侠义”精神和文化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武术的神秘与错综复杂的江湖文化密切相关，亦即江湖的武侠文化。“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内篇·逍遥游第一》），“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吁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内篇·大宗师第六》），“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内篇·大宗师第六》），“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外篇·山木第二十》）。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江湖无处不在。江湖中的豪情，义气，恩怨情仇，让世人刻骨铭心，让人们对它充满了无限地遐想。作家古龙武侠书中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情仇难却，恩怨无尽”语言，道出了江湖的侠肝义胆、忠义壮烈，江湖险恶、快意恩仇，这也充分反应出了人在江湖中的“沉重”、“潇洒”、“无奈”、“苍凉”、“悲壮”和人生无常的感慨，以及对人们追求自由生活的向往。中国一些古典文学名著和武侠及影视作品，特别是现代传媒的武林传奇和现代体育的塑造等对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剑术在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它在春秋战国时期战场上发挥着临阵杀敌的重要作用。战国时出现了一些专门以击剑为生的“剑客”，如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前266年在位)养了3000多“剑客”。这一时期，无论是临阵打仗，还是击剑娱乐，剑术的好坏都关系到格斗者的生死存亡，所以这时的剑术都是非常实用的实战技术。“剑客”的兴起对提高武术技击理论和水平具有巨大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是越女论剑：“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剑术综论，说出了最上乘武学的道理。
“书剑文化”对武术也有积极的影响。自古文人多习武，中国古代很多读书人常常带有逼人的武风，具有崇文尚武的精神。他们的腰间佩有一把宝剑，而自称“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的唐朝大诗人李白亦有诸多如“万里横歌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等关于剑的诗句。读书人所佩之剑与武将不同，此剑不是御敌的兵器，更多的是象征着尚武、风雅的佩饰。在古人眼中，宝剑有君子之德，文人佩剑，也意味着尊贵的身份和地位。古代的一些读书人无论多穷，也要仗剑而行，这代表着身为“士”族的风骨和尊严，也包涵着礼制和修身养德的含义。如西汉初年军事家韩信穷困潦倒时，但仍佩带宝剑。古代文人佩剑反应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和“书剑”文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灵魂中要求文武兼备的理想人格追求。

作者：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武学研究理事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文圣拳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
(公元2017年10月20日，农历九月初一丁酉年）【卢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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