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形成与发展
（摘自卢飞宏《中国儒释道
三教合一文化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研究、一）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和主流意识的，主体是儒道释三教，而其三教融合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也可以说儒释道三教合一真正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在历史发展中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相互融合，统贯着中国社会、学术与文化的命脉。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内涵，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和斗争，到相互借鉴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中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各种传统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历史上三教合一的思潮，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阶段政治经济结构的需要，受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三教合一思潮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其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中华民族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是在文化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中国宇宙观强调事物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和谐存在，“天人合一”哲学观和思想对中国文化包容性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综观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连称，彼此独立，相提并论，出现三教一致的萌芽。唐宋时期三教加强了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和吸收，但其主流而言，仍各树一帜。元明清阶段出现了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此三个阶段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发展和融合的基本过程，第二阶段是在继承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基础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反映了三教合流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三教合一发展中，其内容是动态的，三家思想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各有侧重，出现了以佛家、以儒家和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形态的三教合一文化，以及形成具有宗教意义上的“三教合一”新文化形态，前者与后者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历史性的飞跃。
（一）“两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态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起源于轩辕黄帝（前2717～前2599），继承了华夏民族古代原始宗教之血脉。道教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春秋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而自东汉末年张道陵正式创立“五斗米道”教以来，已有两千余年历史。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其弟子所创立，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距今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佛教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政治伦理、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发展逐渐出现危机，三教相互渗透、相互吸纳，调和之风盛行，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思想文化出现繁荣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西汉前期，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但在官吏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很活跃，这样的情况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制。汉武帝（前156～前87年）即位，董仲舒上疏：“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基本上采纳了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逐步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自此，儒家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取得了社会主体思想文化的地位，使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释道为辅，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补和融合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到20世纪初，历时两千多年的时间，一直未有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也引起与道教、儒家传统思想的抗争。汉灵帝末年《牟子理惑说》云：“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言，玩《五经》为琴簧”， 阐述了三教异同，开儒释道三教调和并立的先声。三教调和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着广泛的影响。佛教在后秦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活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此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文化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由于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官方地位十分巩固，这使得许多佛教徒力图调合儒、道的矛盾，不断地援儒、道入佛，论证三教的一致性。标榜“内外兼修”，“内儒外佛”，解释戒杀为仁，戒盗为义，调合五戒与五常的关系。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则解释为出家不是不问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统一了出家与入世的关系。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已翻译的一些佛教经典，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名词概念，来加强对佛经精神的阐述，这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重要时期，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并取得重大的发展。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也有了新的发展。魏晋时代以研究《老子》、《庄子》、《周易》为核心哲学思潮的玄学，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玄学”文化，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融合。玄学在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成为思想主流。东晋时道教代表人物葛洪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援儒入道，内外兼修，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所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包朴子·释滞》）。之后宣传三教合一思想的有南朝的道士陆修静、陶弘景等。陶弘景充分将当时各个道教派别的典籍加以整理，并亲自撰述，将道教推向一个新的地步，并加强了三教的融合。同时期道家中人士提到“三教”理念的愈来愈多，论证也愈来愈深入。西晋的灭亡使玄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受到挫折，玄学中开始渗入大量佛教教义，二者互相渗透也为佛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晋以后，玄学与佛教趋于合流，玄学逐渐衰落，佛教迅速发展起来。
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儒佛的冲突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在南朝宋文帝时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以后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宋末齐初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二武灭佛），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抑制道教的举措。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激烈，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儒释道自身中的一些学者和代表人物也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提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以及三教并重等。由于在中国王权始终高于教权的情况下，三教之争均以佛教的妥协、折衷或迎合传统而告终，也使佛教得以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三教合一概念的出现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佛教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学说，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取得了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三教融合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在民族融合和多元化文化交流的激烈大潮中，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解放，是我国历史上又达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文化复兴的新的高潮。由于儒学日益衰落，道教和佛教又先后崛起，使两汉时期形成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被彻底打破，代之以援道入儒，佛玄双流，儒释道三家相互融摄、协调发展的新文化格局，从而成为隋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
（二）唐宋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融合
从南北朝至唐初两三百年间，是儒释道三教思想纷争与彼此融和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宋之际，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唐代提倡三教共举的政策，对三教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三教讲论，肇始于北周武帝，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也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三教名流论难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与认同，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机会，并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思想文化的需要。
佛教在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隋朝名士李士谦重佛、道而儒辅之的三教融合，大儒王通提倡在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佛、道，即“三教合一”。唐朝大规模翻译和注解佛经的工作，不少僧人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就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融入到禅学中去，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的渐悟观，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的顿悟观中，可以联想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其实质都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果。此时期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中国邻近的国家。
始创于南北朝北齐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内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传到明代，高僧蕅益智旭采用了唯识、净土、律宗、禅宗为旨要，发挥天台宗的教观，又主张释道儒三教一致，并力求佛教诸宗的调和，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启发。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佛教在建立中国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论体系时摄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与儒、道进行全国上下的争论，与儒、道形成了鼎足之势。佛教在唐末，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日益呈现衰颓之势，在宋初一度复苏。宋元以后，儒释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加深，三教合一的思潮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编大藏经；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繁荣，但佛教总的趋势在衰落。在此期间，佛教与儒、道结合，三教合一呈现出发展趋势。
在北宋期间，道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北宋几位统治者（真宗、徽宗）崇尚道教，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道众倍增，宫观规模日益扩大。道教中也出现了龙虎、天师、茅山、上清等派别及其分支，这些派别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源”的思想，并在道教的哲理和实践中摄取了很多儒、释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的祖师张伯端，他以修炼性命说会通三教，明显地是三教的结合。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王重阳在金大定年间创立的全真教，提倡“三教归一，以道为主，兼辅儒释、性命双修，凡圣双修，以融通三教的核心，提倡“义理本无二致”的思想，“三教同源”。南渡后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三教合一道派。宋辽金元的道教研究者中的南方内丹派、北方全真教等新兴道派，都主要是从内定功法修行的角度，探索吸取并融合儒、释、道修行实践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金元朝时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儒学化，出现的以佛教为正宗的诸派也三教合一化，此时道教全真、正一两个重大派别，盛极一时。这些派别也从自己教派的立场出发，高举三教合一旗帜，使三教合一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吸收了佛、道精神，得到新的发展。唐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对三个宗教都有着较多的接触，并且从中寻求在不同环境下寻求不同的理论作为入世或出世的根据，达到心灵安定和心理平衡，而在市井阶层多以拜神祈福以求心灵安慰。此时三教发展相互制衡，又相互补充。统治阶层大力鼓励三教发展，以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佛教在发展中不断与中国本土道教和儒家文化相融合，道教也从佛教中吸收营养，儒家也在佛教和道教文化中不断丰富自己，不断产生了儒释道三种文化融合的状态。从唐时起中医药学也成为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在唐代三教连称，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在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历史上南朝的梁陈和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而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以此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
由于统治者从其自身利益和巩固等级秩序出发，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对宗教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唐朝统治者积极提倡佛教，玄奘回国译出大量佛经后，唐太宗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唐高宗又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借以宣扬佛教，佛教广为流行，使佛教全面进入了高潮期。此时儒、释、道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为了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迎合大一统之政治的需要出发，也不时提倡“三教无胭”、“三教归一”或“会三归一”等。如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唐武宗下令灭佛；韩愈、李翱等儒者奉儒家为“正统”的反佛、道思想等。儒释道三教的斗争始终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之中。纵观历史上中国佛教的“三武一宗法难”事件，大都以佛、道斗争为背景，同时也反映了王权与佛教的激烈斗争。
宋儒周敦颐（1017～1073）、张载等兼熔释、道教文化，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宋人理学由唐人开其先绪，其产生的背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面临危机，以及隋唐时期儒家提出三教合一主张的前提下，而逐渐确立的一个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系统，其代表代表人物有：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朝王阳明等。理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虽然排斥释、道，但大量吸收释、道的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宋明理学吸收了佛、道二家思想，强化了宗教文化气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用易理和道家的思想来阐述宇宙生成的理论。三教合一思想在宋明时代已经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想潮流。金元时期三教合一全真道的出现，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元明清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
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形成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释、道合流的哲学思想。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8）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在核心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在儒释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和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教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王门后学也主张三教合一。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佛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与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相结合，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最终完成了三教的融合。程颢和程颐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受到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竭力排斥佛教，但是在其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都带有佛教的烙印。宋明理学的发展是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结果，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释、道一家”的思想是金元内丹派的共识，元代道士陈致虚在叙述其师承时认为，他的师父缘督真人赵友钦“总三教为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难问》等书，到此而丹经大备其意。”儒、释、道思想与修行实践为内丹修炼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陈致虚《上阳子金丹大要》中有阐述“儒、释、道一家”的问题，其核心问题认为三教于“一心”，即“金液还丹”。合儒、释、道为一家，在于探索三者在修行实践层面的融合创新，道教的内丹、佛教的禅宗、儒家的心学是其典型代表。道教的内丹与佛教的禅修，以及儒家心学的兴起，为这种合一模式创造了条件。晚明心学兴起后，三教合一在思想界颇为兴盛，但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晚明思想界反对儒、释、道合一的势力也是十分强大的。晚明以来，三教合一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影响力实际上主要在民间宗教方面，因为正统王朝未完全认同儒、释、道合一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儒、释、道合一思想在宗教修行层面有较大发展的空间，为各种民间宗教的创立提供了思想理论与实践的支撑。
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总之，理学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引入佛道哲学范畴和方法对儒家进行改造，儒家吸收了法、道、佛等文化的精华，使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佛学化、禅学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小，终至蔚成一源。世俗化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总趋势，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学说，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取得了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三教合一的思潮则为佛教的世俗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思想支持。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其曾经有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提出三教并用之说。儒释道趋于合流，从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转变，是与明清时代的社会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变相呼应。明初学者宋濂主张三教合一，张孟兼则将道家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陈琏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他们对儒释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教合一思想在民间表现的典范是明代林兆恩(1517～1598)创立的“三一教”，在当时理学勃兴的气氛下，打破三教门墙壁垒，倡导三教合一。“三一教”是在王阳明心学基础上与佛、道两教义的混合物，标榜“心性”之学，主张为儒、为道、为释，主于心。林兆恩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将儒佛道三教合而为一，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三一教”是以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为宗旨，其它一些民间宗教也多以此为旗帜，此可见诸于明清民间宗教的经典“宝卷”中。在晚明，凡主张儒释道合一者，都对他推崇倍至。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就认为兆恩之学，“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三一教”包含了儒释道三教，具有融合天地、日月、四时、神鬼的大神通；提倡“仁、孝”为核心，对释、道两教道德伦理批判与吸收，同时提出了一定的社会理想，具有典型宗教文化形态特征。“三一教”的教义对明清时代众多民间宗教的发展影响深远。明代三教合一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的认识，是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对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清时政府重视三教并举，雍正曾说“儒可治国，佛可治心，道可治心”，三教教旨皆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教化。清时三教合一思想重要的是在民间宗教中充分的体现出来。宋明理学对先秦子学、魏晋玄学、隋唐佛、道、儒等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继承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三教合一思想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文化的形成，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释，或趋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势，说明理学的穷途末路，一些儒家学者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明清之际，儒佛道三教终于取得了和谐的统一，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文化形态，形成了强大的三教合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三教合一文化逐渐被社会意识形态所接受，至明时已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
作者：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武学研究理事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文圣拳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
（公元2016年4月4日，丙申年壬辰月丙辰日）【卢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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