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重要意义——卢飞宏

2019-07-12 11:33:3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百家争鸣

（摘自《让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第八章）（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与中华文明）
内容提要：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谐社会”“大同社会”“大同世界”“大同宗教”“大同文化”“大同文明”的重要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通相融的思想为世界宗教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构建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是构建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三大理论基础之一。（一）《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公元2016年4月4日）《文圣拳武学三部曲》著作之三《大道之行》（103—164页）；（二）《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宣言》（公元2016年4月10日）《文圣拳武学三部曲》著作之三《大道之行》（98—102页）；（三）《让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人们！

（该篇全文十二万余字）【卢飞宏】

八、确立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重要意义

（中原第一观，重阳宫、延庆观）

在当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融合中，研究探索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找回中华民族遗失的文化和记忆，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激活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儒释道三教合一，万教归一，是一种超越易、佛、道、儒、兵、墨、法、医等人类文明文化的典范，是指引人类文化发展方向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盏明灯。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提供救世思想和方法，导人向善，度化世人，化解乱世渊源，拯救世道人心，造福全人类；它必将成为全人类共同信仰的摇篮，将中华民族和世界带向和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用智慧的钥匙，打开人类心灵的枷锁；用慈悲的通道，提升人类生命的能量，充分尊重和运用客观规律，以超然的思想理论体系统领各种传统文化，让世界走向大同之路，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本土思想文化还是外来思想文化，只有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改变自己、适应时势，才能继续生存并健康发展。五帝时代的“绝地天通”，商周时代的“制礼作乐”，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百家争鸣”，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唐时期的“三教并奖”，宋明时期的“三教合一”和“以儒诠回”，以及清时统治者为调和宗教冲突曾一度采取的释、道、回、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五教合一”等，这都是中国思想不断改变自己，而适应社会发展的成功例证。
儒、释、道三教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经过长期的冲突和融合，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推向巅峰。儒、释、道三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结果是在两千多年文化磨合中，经过相互渗透、矛盾斗争、融合，不断在交流融汇中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并得到提高与升华。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并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文明之思想文化集大成，具有强大的思想文化优势。继承、研究和发展儒佛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促进祖国统一，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也可使中华三教合一文化在解决人类冲突中，走向世界，并使世界认识中华三教合一文化的精神和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神圣教育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公认的最灿烂的文明。三教合一文化有着丰富的安身立命、修身养德、创造价值的人生哲理和思想智慧，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倾向、道德规范、生活习惯与审美情趣的高度总结。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大气恢弘，兼容天下，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和张力。它是一种文化、思想、哲学和信仰，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内涵、哲学伦理、文化底蕴和价值精神，可以说不懂三教合一文化就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三教合一是东方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文化。弘扬三教合一文化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破旧立新与思想解放，有利于国民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有利于思想的创新和哲学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改革和文明进步，它具有先进性、创新性和进取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它对于新文化和文明思想的启蒙具有积极意义。文化是文明的内核，是民族发展的内驱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建立健全一种文化体系不仅是民族发展复兴的大事，也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三教合一文化中彰显出的忧患意识、共生意识和主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具有的优良品质和自强精神所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历史上由于皇权为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往往对三教合一文化采取压制和限制政策，使之未能如儒、释、道三教一样作为社会主流文化得到光大和发展。信仰是思想、精神和灵魂的综合提升和升华，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是不能走远的，同样一个民族思想的贫瘠更是最大的悲哀和贫困。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今文化思想开放的时代，我们要有勇气和胸怀去接纳世界历史文明的成果，正确认识和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感召力，真正将三教合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思想文化发扬光大。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运动，繁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社会新思想和新文化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传统文化自我清洁的能力，克服文化贫瘠和文化沙漠，克服历史上“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贾谊《过秦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之“愚民政策”，以至“上下相愚”的现象，摈弃“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的思想，增强民族思想和文化自信，提升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绿洲得到广袤，让自由思想和个性解放得到张扬。要对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充分吸收中华民族集聚的优秀文明成果，回归中国人理性思维和真知，激活中华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形成适应新世纪需要的思想文化形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使人们更加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善良之本质得到彰显，让崇尚正义和精神洗礼人们的灵魂，让三教合一文化滋养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灵，让民族自由思想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竞相绽放。宗教信仰是人的道德基础，是人的立足根本，道德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础。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没有道徳底线的，也是没有前途的。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功利实用中寻找信仰，对信仰基本是信而不仰、仰而不信，人们的灵魂处于游离之中，没有灵魂的家园和归宿。面临道德滑坡的社会，要促进中华民族信仰体系的建立，真正使宗教信仰去功利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思想和理念，让中国人心灵得到洗礼和净化，让“爱”和“善”的思想滋润每个中国人的灵魂，让中国人的理性和良知得到回归，从而让中华民族走向文明复兴之路。
儒道释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先贤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生活乃至历史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三教合一文化也是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棵璀璨的明珠，这一文化并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趋于衰退，而因为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三教合一是中国人心灵中一座宝贵的精神和文化圣殿，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化艺术、礼仪风俗等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大力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它民族优秀文化，加强文明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文化成为人类进步的助推力量，用先进文化支撑促进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与发展。
纵观历史发展，决定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兼容开放，和而不同，不断促进中华文化“和合”进步，促进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和创新，真正形成中国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民族文化。三教合一是一种传统文化，一种哲学思想，它并不等于民间宗教，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古老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构建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促进中国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汇聚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精神信仰和强大的思想力量具有积极意义。让三教合一文化真正成为一种思想，为今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恒久的推动力，让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在当今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三教合一文化，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心怀苍生，济世救人，以及平等、和谐的思想和普世价值必将被世人所认识。三教合一提供了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成功先例，为现代社会处理多元文化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三教合一的多元文化观，是中外、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多元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共生，包容发展，是促进和谐中国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促进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解决处理当今世界社会文明与文化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在明清时期多被民间宗教所采纳，作为民间宗教有神论的信仰理论基石。民间宗教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先祖崇拜和信仰，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沉淀。它蕴含一套由信仰延伸出来的思想体系，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思想信仰、经卷、仪式以及教规，有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间宗教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间民众之中，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具有强烈内聚力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也表现出一股反抗封建统治王朝的社会政治力量。民间宗教具有群众性、复杂性、长期性、民族性、世俗性、地域性、分散性、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民间宗教它相对于“国家宗教”或“正统宗教”一样发挥着社会整合、心理调适、伦理教化、社会交往的功能，它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不忽视作用。民间宗教是广大民众生存的一种模式，其与所谓“正统宗教”是相对的，民间宗教是“正统宗教”孕育之母，“正统宗教”是在民间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民间宗教在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可转化为“正统宗教”，而“正统宗教”发展到一定时期又会促使其向世俗化、大众化的发展。在中国长期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社会中，儒家传统并不能涵盖整个民族思想领域，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特定的中国文化形态，是民间宗教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源泉。中国广阔的民间宗教文化构成了绝大多数人精神生活的支撑点和最后归宿，其普及已超过任何特定的宗教，成为传承中华文明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时代人类意识的重要核心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影响着一个民族的主体意识，并不断凝聚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风骨与优良品格。历代封建统治者多对民间宗教采取严厉得控制措施，限制其生长、发展和蔓延。就对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而言，要维护封建统治和实现社会稳定，就要最为提防、务要完全控制人民的思想；任何别树一帜的奇特言论都将会被怀疑是扰乱人心，都有被压制和扼杀的可能性。由于明清时期统治者对民间宗教的压制、限制和镇压，也使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了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贵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选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力培养中华民族“士”即“贵族”精神；“士”人有高贵人性，有自己的脱俗的信仰和理想，生性高贵、伟大，有崇高的责任和担当意识，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道德规范，任何困厄痛苦都不会减损这种高贵的人。“士”是国家和民族的栋梁和根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士”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士即贵族国栋梁，文韬武略世无双；志毅高远德盖世，舍生取义兴炎黄；世之无士国之殇，大厦根基沙丘上；重信持义仁智勇，任重道远士族扬”（卢飞宏《国士》）。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实现共同理想和发展目标的内在动力。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没有高贵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它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凝聚、兴旺和发达起到比物质文明更为重要的作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是民族精神中最核心的价值和思想的代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是力求通过治学，培养自己的人格，获得对道的体悟。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在起作用，还有融汇了诸子百家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凝练，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它的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和孕育的出来的“士文化”，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过巨大的作用。自古华夏民族具有“士”精神，“士志于道”，“士”者，智信仁勇义也，“士”讲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士”推崇“道”与“德”的统一，“八德”是“士”人生观和律已的标准。“士”文化的本质和精髓，在于人讲立身之道，在于国论治国之道。《论语·泰伯章》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有风骨、有气节、有精神，有着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士”对民族、对国家忠心不二，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义为忠，舍生取义。“士”为天下计，贱名利，轻生死，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殉道义的精神，为后人敬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是最早的士阶层，他们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士”文化的基因是根植在骨髓里的，后世之“士”或道或佛或儒，均以天下为己任，想救民于水火之中。“士”文化与假仁假义成对比，“襄公争霸春秋中，宋公楚人战于泓；不鼓不列欺诸侯，失道昏庸盗世名；礼乐崩坏霸国梦，虚假仁义祸苍生；纵有天下仁义师，丢尽千古贵族风”（卢飞宏《宋襄公》）。在中国“士”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荆轲，他的精神是“士”思想精神的集中体现。“千古墨侠名荆轲，盖聂句践识不多；士为知己身先死，击筑悲歌易水别；纵有三千壮甲士，五步之内唯有我；击而不刺为兼爱，从此天下一中国”（卢飞宏《再说荆轲刺秦王》）。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士”这种敢于牺牲的殉道精神，同时又具有深明大义、“大爱”的精神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这些精神对于重塑现代社会中国人的性格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现代文化的传承昭示着有必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士文化”，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过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士文化”饱含着善良的文化基因，是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人文思想中积累的丰富硕果。“士”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士人”是华夏文化真正的承载者、继承者和弘道者，“士文化”虽然在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逐渐衰落，并使社会“士”阶层不断消失，从而也使国家和社会“精神精英”的传承与使命随之衰亡。但“士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激励着人们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继续肩负起国家与民族前进发展的重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士”的精神内涵也不断随之而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明清“八股取士”是明清统治者为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措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民众的聪明才智，阻碍了文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阻止了有用人才的培养，对民族兴旺危害是极大的。中国近代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与瓜分、丧权辱国以及割地赔款的屈辱，重要的原因是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恶果，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无能，是清朝的文化专制、奴化教育导致了中国积弱贫穷和民众心理素质懦弱。另一方面与国人的“士气”不张和“士文化”的衰落有着重要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长期“重文抑武”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丧失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封建专制文化将“士”人铸造成了缺少“士气”的儒生结果，导致了中华民族精神确少了阳刚之气，培养和强化了国人的奴性和懦弱，麻木了国人的精神和灵魂，钙化了国人的脊梁和筋骨，扼杀了国人后天的竞争力，以致这让炎黄子孙饱尝了切肤之痛的近代史教训。“士”的精神被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阉割，不断隔断了“士文化”的发展，也逐渐扭曲了民族灵魂和性格；国家和民族需要“士”之德操、情怀与精神的回归。现代社会中国人最主要缺少是“士”的精神培养和“士文化”的教育，要让中国人具有“士”的信仰和精神，“士”的气节、思想和品质，让“士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撑，从而使这个民族不断迸发出喷薄向上的活力和力量。“士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绚丽的瑰宝，必将以其辉煌的精神和思想在未来历史发展中大放异彩。弘扬和重视三教合一和墨家思想和文化，对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以及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培养出国人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精神，塑造民族高贵的品格，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成为有坚定信仰的人，成为有责任担当的人，敢于维护正义的人，勇于舍生取义的人，以及为民族大义和兴亡而舍生忘死的人。“再说荆轲刺秦王，千年悬案要商量；墨侠剑艺惊天下，智勇胆略盖无双；近来读史略有思，抑墨扬儒不应当；从来史家多如此，揕而不刺混过场”（卢飞宏《荆轲》）。让“士”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最高贵的文化元素，让“士族”群体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坚定的力量。“士”以民族大义为重，对民族忠贞不二，舍生忘死，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怀和精神。“士族”阶层的兴起将标志着中华民族真正走向文明复兴之路。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征，广泛地渗透于大众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人灵魂深处信佛、尊道、敬儒，其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然而每次在最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屹立不倒，最终再次创造辉煌，其根本原因就是文化的力量。社会文明进步和民族振兴，需要开放包容的思想文化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中国人文化自信，让民族文明自由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灿烂的绽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要进步，就要正视别人的成功，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这样才可以在发展中缩小差距，才能超越别人。中国人有勇气敢于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敢于正视现实存在的不足问题，以全面的视角审视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真正将儒释道三教合一作为一种信仰传承发扬广大，这对于拓宽中国人文化视野，促进国人的思想文化解放，以及增强国民文化自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大道至简，道不远人，知易行难，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结合。思想和文化如果脱离实际与现实，或空谈仁义道德和文化，这将对社会文明发展与民族的复兴都是极为有害的，严重的会导致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败落与毁灭。认真探索和研究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旨在更好地保护、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提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真正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以及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而作出积极的贡献，真正让优秀的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繁荣、富强和辉煌。开创中华民族开放多元的新文明，运用中国文化、思想和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崭新人类文明。文化复兴，融通中外，千经万教，融会贯通，万教归一，圆融一体。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融聚和集中体现了中华圣贤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思想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建立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是建设“和谐社会”“大同社会”“大同世界”“大同宗教”“大同文化”“大同文明”的重要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通相融的思想为世界宗教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构建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生命发展运行的“爱”与和平的伟大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在现代社会不同文明的碰撞中，要树立开放、多元、自由、平等的观念，促进中西方文化的大交融，实现思想和文化的繁荣，构建世界文明“大文化观”，形成中华现代文明思想文化浩瀚的海洋，以此引导全人类完成历史性跨越，引导人类走向“世界大同”。聚焦人类文明共生共享，发掘研究矛盾问题根源，寻求平抑化解冲突之道，旨在促进国家地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世界大同”和万教统一。

诗云：
中华传统儒释道，三教融合领风潮；
清晰源流二千载，和合万家天下好；
交流互鉴出新果，引领文明正气浩；
独树一帜成体系，太平盛世万年朝。
（卢飞宏《三教文明颂》）

公元2019年7月12日，农历六月初十己亥年。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武学研究理事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研究著名学者，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约120万字的武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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