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卢飞宏

2019-03-03 22:36:0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

中国在五千余年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灿烂辉煌，从先秦至明清思想界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展现了数千年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画卷。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统治地位的确立。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到唐朝佛学的鼎盛发展，又到宋明理学勃兴，儒释道三教的进一步相互借鉴和融合，直到最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确立，让人们徜徉在卷帙浩繁的思想文化史中。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儒释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凝练和精髓，对中国社会、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对周边国家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干并涵括其他各种思想文化内容所构成的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但从实质意义上说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撇开释道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彩样式和丰富内涵，也就无法全面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儒释道三家在相互冲突中，又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造就了多元共存、相融互补的格局，它在不同层面影响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当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融合中，研究探索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找回中华民族遗失的文化和记忆，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激活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和主流意识的，主体是儒道释三教，而其三教融合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也可以说儒释道三教合一真正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在历史发展中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相互融合，统贯着中国社会、学术与文化的命脉。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内涵，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和斗争，到相互借鉴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中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各种传统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历史上三教合一的思潮，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阶段政治经济结构的需要，受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三教合一思潮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其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中华民族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是在文化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中国宇宙观强调事物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和谐存在，“天人合一”哲学观和思想对中国文化包容性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综观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连称，彼此独立，相提并论，出现三教一致的萌芽。唐宋时期三教加强了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和吸收，但其主流而言，仍各树一帜。元明清阶段出现了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此三个阶段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发展和融合的基本过程，第二阶段是在继承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基础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反映了三教合流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三教合一发展中，其内容是动态的，三家思想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各有侧重，出现了以佛家、以儒家和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形态的三教合一文化，以及形成具有宗教意义上的“三教合一”新文化形态，前者与后者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历史性的飞跃。
（一）“两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态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起源于轩辕黄帝（前2717～前2599），继承了华夏民族古代原始宗教之血脉。道教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春秋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而自东汉末年张道陵正式创立“五斗米道”教以来，已有两千余年历史。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其弟子所创立，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距今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佛教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政治伦理、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发展逐渐出现危机，三教相互渗透、相互吸纳，调和之风盛行，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思想文化出现繁荣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西汉前期，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但在官吏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很活跃，这样的情况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制。汉武帝（前156～前87年）即位，董仲舒上疏：“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基本上采纳了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逐步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自此，儒家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取得了社会主体思想文化的地位，使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释道为辅，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补和融合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到20世纪初，历时两千多年的时间，一直未有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也引起与道教、儒家传统思想的抗争。汉灵帝末年《牟子理惑说》云：“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言，玩《五经》为琴簧”，阐述了三教异同，开儒释道三教调和并立的先声。三教调和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着广泛的影响。佛教在后秦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活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此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文化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由于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官方地位十分巩固，这使得许多佛教徒力图调合儒、道的矛盾，不断地援儒、道入佛，论证三教的一致性。标榜“内外兼修”，“内儒外佛”，解释戒杀为仁，戒盗为义，调合五戒与五常的关系。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则解释为出家不是不问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统一了出家与入世的关系。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已翻译的一些佛教经典，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名词概念，来加强对佛经精神的阐述，这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重要时期，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并取得重大的发展。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也有了新的发展。魏晋时代以研究《老子》、《庄子》、《周易》为核心哲学思潮的玄学，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玄学”文化，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融合。玄学在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成为思想主流。东晋时道教代表人物葛洪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援儒入道，内外兼修，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所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包朴子·释滞》）。之后宣传三教合一思想的有南朝的道士陆修静、陶弘景等。陶弘景充分将当时各个道教派别的典籍加以整理，并亲自撰述，将道教推向一个新的地步，并加强了三教的融合。同时期道家中人士提到“三教”理念的愈来愈多，论证也愈来愈深入。西晋的灭亡使玄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受到挫折，玄学中开始渗入大量佛教教义，二者互相渗透也为佛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晋以后，玄学与佛教趋于合流，玄学逐渐衰落，佛教迅速发展起来。
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儒佛的冲突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在南朝宋文帝时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以后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宋末齐初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二武灭佛），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抑制道教的举措。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激烈，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儒释道自身中的一些学者和代表人物也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提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以及三教并重等。由于在中国王权始终高于教权的情况下，三教之争均以佛教的妥协、折衷或迎合传统而告终，也使佛教得以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三教合一概念的出现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佛教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学说，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取得了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三教融合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在民族融合和多元化文化交流的激烈大潮中，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解放，是我国历史上又达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文化复兴的新的高潮。由于儒学日益衰落，道教和佛教又先后崛起，使两汉时期形成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被彻底打破，代之以援道入儒，佛玄双流，儒释道三家相互融摄、协调发展的新文化格局，从而成为隋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
（二）唐宋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融合
从南北朝至唐初两三百年间，是儒释道三教思想纷争与彼此融和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宋之际，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唐代提倡三教共举的政策，对三教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三教讲论，肇始于北周武帝，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也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三教名流论难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与认同，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机会，并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思想文化的需要。
佛教在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隋朝名士李士谦重佛、道而儒辅之的三教融合，大儒王通提倡在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佛、道，即“三教合一”。唐朝大规模翻译和注解佛经的工作，不少僧人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就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融入到禅学中去，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的渐悟观，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的顿悟观中，可以联想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其实质都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果。此时期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中国邻近的国家。
始创于南北朝北齐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内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传到明代，高僧蕅益智旭采用了唯识、净土、律宗、禅宗为旨要，发挥天台宗的教观，又主张释道儒三教一致，并力求佛教诸宗的调和，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启发。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佛教在建立中国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论体系时摄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与儒、道进行全国上下的争论，与儒、道形成了鼎足之势。佛教在唐末，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日益呈现衰颓之势，在宋初一度复苏。宋元以后，儒释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加深，三教合一的思潮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编大藏经；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繁荣，但佛教总的趋势在衰落。在此期间，佛教与儒、道结合，三教合一呈现出发展趋势。
在北宋期间，道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北宋几位统治者（真宗、徽宗）崇尚道教，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道众倍增，宫观规模日益扩大。道教中也出现了龙虎、天师、茅山、上清等派别及其分支，这些派别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源”的思想，并在道教的哲理和实践中摄取了很多儒、释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的祖师张伯端，他以修炼性命说会通三教，明显地是三教的结合。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王重阳在金大定年间创立的全真教，提倡“三教归一，以道为主，兼辅儒释、性命双修，凡圣双修，以融通三教的核心，提倡“义理本无二致”的思想，“三教同源”。南渡后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三教合一道派。宋辽金元的道教研究者中的南方内丹派、北方全真教等新兴道派，都主要是从内定功法修行的角度，探索吸取并融合儒、释、道修行实践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金元朝时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儒学化，出现的以佛教为正宗的诸派也三教合一化，此时道教全真、正一两个重大派别，盛极一时。这些派别也从自己教派的立场出发，高举三教合一旗帜，使三教合一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吸收了佛、道精神，得到新的发展。唐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对三个宗教都有着较多的接触，并且从中寻求在不同环境下寻求不同的理论作为入世或出世的根据，达到心灵安定和心理平衡，而在市井阶层多以拜神祈福以求心灵安慰。此时三教发展相互制衡，又相互补充。统治阶层大力鼓励三教发展，以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佛教在发展中不断与中国本土道教和儒家文化相融合，道教也从佛教中吸收营养，儒家也在佛教和道教文化中不断丰富自己，不断产生了儒释道三种文化融合的状态。从唐时起中医药学也成为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在唐代三教连称，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在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历史上南朝的梁陈和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而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以此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
由于统治者从其自身利益和巩固等级秩序出发，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对宗教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唐朝统治者积极提倡佛教，玄奘回国译出大量佛经后，唐太宗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唐高宗又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借以宣扬佛教，佛教广为流行，使佛教全面进入了高潮期。此时儒、释、道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为了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迎合大一统之政治的需要出发，也不时提倡“三教无胭”、“三教归一”或“会三归一”等。如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唐武宗下令灭佛；韩愈、李翱等儒者奉儒家为“正统”的反佛、道思想等。儒释道三教的斗争始终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之中。纵观历史上中国佛教的“三武一宗法难”事件，大都以佛、道斗争为背景，同时也反映了王权与佛教的激烈斗争。
宋儒周敦颐（1017～1073）、张载等兼熔释、道教文化，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宋人理学由唐人开其先绪，其产生的背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面临危机，以及隋唐时期儒家提出三教合一主张的前提下，而逐渐确立的一个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系统，其代表代表人物有：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朝王阳明等。理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虽然排斥释、道，但大量吸收释、道的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宋明理学吸收了佛、道二家思想，强化了宗教文化气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用易理和道家的思想来阐述宇宙生成的理论。三教合一思想在宋明时代已经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想潮流。金元时期三教合一全真道的出现，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元明清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
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形成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释、道合流的哲学思想。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8）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在核心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在儒释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和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教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王门后学也主张三教合一。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佛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与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相结合，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最终完成了三教的融合。程颢和程颐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受到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竭力排斥佛教，但是在其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都带有佛教的烙印。宋明理学的发展是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结果，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释、道一家”的思想是金元内丹派的共识，元代道士陈致虚在叙述其师承时认为，他的师父缘督真人赵友钦“总三教为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难问》等书，到此而丹经大备其意。”儒、释、道思想与修行实践为内丹修炼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陈致虚《上阳子金丹大要》中有阐述“儒、释、道一家”的问题，其核心问题认为三教于“一心”，即“金液还丹”。合儒、释、道为一家，在于探索三者在修行实践层面的融合创新，道教的内丹、佛教的禅宗、儒家的心学是其典型代表。道教的内丹与佛教的禅修，以及儒家心学的兴起，为这种合一模式创造了条件。晚明心学兴起后，三教合一在思想界颇为兴盛，但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晚明思想界反对儒、释、道合一的势力也是十分强大的。晚明以来，三教合一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影响力实际上主要在民间宗教方面，因为正统王朝未完全认同儒、释、道合一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儒、释、道合一思想在宗教修行层面有较大发展的空间，为各种民间宗教的创立提供了思想理论与实践的支撑。
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总之，理学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引入佛道哲学范畴和方法对儒家进行改造，儒家吸收了法、道、佛等文化的精华，使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佛学化、禅学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小，终至蔚成一源。世俗化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总趋势，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学说，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取得了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三教合一的思潮则为佛教的世俗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思想支持。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其曾经有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提出三教并用之说。儒释道趋于合流，从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转变，是与明清时代的社会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变相呼应。明初学者宋濂主张三教合一，张孟兼则将道家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陈琏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他们对儒释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教合一思想在民间表现的典范是明代林兆恩(1517～1598)创立的“三一教”，在当时理学勃兴的气氛下，打破三教门墙壁垒，倡导三教合一。“三一教”是在王阳明心学基础上与佛、道两教义的混合物，标榜“心性”之学，主张为儒、为道、为释，主于心。林兆恩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将儒佛道三教合而为一，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三一教”是以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为宗旨，其它一些民间宗教也多以此为旗帜，此可见诸于明清民间宗教的经典“宝卷”中。在晚明，凡主张儒释道合一者，都对他推崇倍至。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就认为兆恩之学，“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三一教”包含了儒释道三教，具有融合天地、日月、四时、神鬼的大神通；提倡“仁、孝”为核心，对释、道两教道德伦理批判与吸收，同时提出了一定的社会理想，具有典型宗教文化形态特征。“三一教”的教义对明清时代众多民间宗教的发展影响深远。明代三教合一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的认识，是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对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清时政府重视三教并举，雍正曾说“儒可治国，佛可治心，道可治心”，三教教旨皆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教化。清时三教合一思想重要的是在民间宗教中充分的体现出来。宋明理学对先秦子学、魏晋玄学、隋唐佛、道、儒等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继承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三教合一思想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文化的形成，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释，或趋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势，说明理学的穷途末路，一些儒家学者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明清之际，儒佛道三教终于取得了和谐的统一，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文化形态，形成了强大的三教合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三教合一文化逐渐被社会意识形态所接受，至明时已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
二、三教合一文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三教合一文化曾一度被社会政治主流所接纳，并形成三教合一文化思潮和信仰。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信仰逐渐形成以儒释道“三教”为正统，民间宗教信仰伴随着三教合一文化历史现象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众多民间宗教信仰为了获得或论证其存在的合法性，以三教合一为思想基础，标榜“三教圣人，同出一源”。在儒释道三教之外，提倡三教合一，此思想适应了民间民众的精神需求，这也是三教合一社会历史现象不可忽视的一面。人类文明的进程与宗教的兴起和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三教合一为教义的众多民间宗教或信仰，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特定的中国文化氛围中，民间宗教信仰的普及已经超过任何特定的宗教，其理论之繁杂，信众之多，传承之广，影响之大，是中国其它宗教所无法比拟的。三教合一思想为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宗教向世俗化、大众化的转变。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和大众化对中国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社会和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宗教和各种文化思潮的发展，同时也筑起了民间宗教文化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也是中国民间宗教特有的文化现象，它将三教文化精华融为在一起，使之与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相适应，反应了下层社会民众为摆脱现实苦难，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新追求。三教合一是中华民族漫长而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致成为历史上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中的三教合一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清代其它秘密宗教社会，由于民间宗教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统治阶级多对民间宗教采取抑制和禁止政策，极大的限制了民间宗教的传播和发展，也逐渐斩断了民间宗教智慧之根和文化慧命。中国民间宗教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象道教一样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历史上民间宗教构成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精神支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深受民间大众喜爱，有着天然的群众基础，是广大民众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成为古老的中华民族社会意识的重要核心内容，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群众的笃诚信仰。宗教的力量不仅表现出人们的虔诚和顶礼膜拜，更能表现出它具有部分地决定一个民族的主体意识的作用。民间宗教开辟了穷苦百姓信仰世界的重要领域，使芸芸众生的思想找到了庇护所；它对民间风俗、社会教化、下层群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道德自我约束的思想在其教义、教规、戒律、修持等方面的包容，对封建时代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也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以及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在元代末年，弥勒教的救世思想与摩尼教的救世思想，经过数百年的融汇合流，终于显现出这种合流的深巨伟力，正是这种思想鼓动起深受苦难的民众，在一场风云际会的大转折中发挥了历史主人公的力量。
明清时期无生老母信仰在中国宗教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影响着近五百多年民间的信仰和宗教思想。在三教合一哲学体系和思潮涌动催生下产生的明清民间新兴宗教，整合了佛、道两教的神祇体系，使无生老母成为许多民间教的最高神祇，从宗教信仰的三教合一角度看，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无生老母信仰与白莲教、弥勒信仰不是同一个起源，在明清时期是民间宗教主流文化的信仰，承载了二千多年来儒释道三家教化下的思想形态，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社会自足性发展与通俗文化拓展的趋向。《龙华经》云：“古佛出现安天地，无生老母立先天”，无生老母为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中至高无上之女神，被视为创世主，又为拯救苦海中之人类的救世主，具有无上之权威。明末清初河北士人戴明说所作“无生庙碑记”，即有关于无生老母之灵异记载。无生老母是“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姐妹”的神学理论依据，具有平等思想和愿望，表现出了民间宗教中时或闪现的激进、合理而合乎大众平等要求的某些思想火花。“无生老母，真空家乡”成为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广泛信仰，其思想本源于罗清的哲学思想，以其思想创立的宗教思想体系中，最为闪光耀目的则是其提出的宇宙观与创世说，闪烁着中华民族宗教哲学智慧之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向人们宣传避免劫难，走向光明的途径，入教可以得到互助支持，有患相救，有难相死，很受下层民众喜爱。教徒有严格信条，坚守机密，不畏强暴，至死不悔。宗教的信仰、观念、意识、精神影响着社会与思想的发展，甚至影响着整个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明清民间宗教教门杂糅儒释道三家文化，以三教合一思想文化为主旋律，以无生老母宗教最高神祗为信仰，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和“三阳劫变”救世思想为指导的民间宗教组织有着强烈的反抗封建统治的意识，特别是摩尼教与弥勒教的救世思想，曾经激起成千上万芸芸众生的宗教感情，呼唤起一次又一次底层世界的民众反抗腐朽封建王朝的农民革命斗争运动，冲击着那一时代的传统社会秩序，改变着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世道人心，形成了一种喷发涌动的思想巨流，谱写了下层民众反抗封建压迫和追求正义、公平壮丽辉煌的斗争史诗，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教合一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发挥过重大影响，表现出惊心动魄的力量，中国历史的发展伴随着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史。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普遍传播于下层社会，它源自传统民间信仰，并杂揉儒释道的思想与仪式，以弥勒佛救世思想具体演化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为指导，各种民间宗教在当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和民间宗教传统影响下，将儒家的纲常伦理，佛教的劫变、来世观念，以及道教的内丹气功修炼理论和方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三教合一”、“万教合一”、“万法归宗”、“万法归一”的民间宗教文化信仰。三教合一文化基本被各种民间宗教所接纳，形成了以信仰“无生老母”为核心，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为理论教义，以诵经修行为凭藉，以祈福消灾为目的，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思想内容的各种民间宗教教派，特别对作为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主要代表的八卦教更有着重要影响。中国民间宗教是中国宗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方文明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特别在明清时期成为广大下层民众的心灵寄托和精神信仰的彼岸。它与其他制度性宗教一样，承载着众多的社会功能，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历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特别对文化、艺术、哲学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更兼当时条件下对人类的教化、引导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三教合一文化趋向也深深影响了明清宗教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与之社会主流宗教相抗衡的思想文化体系。
历史上民间宗教对民众反抗意识的形成和影响广泛而深远，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意愿，在反压迫、反封建专制，以及近代暴发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反应了民间对不合理社会的激烈抗争和民众对苦难的叹息，谱写了历史上下层民众进行不屈斗争的最精彩的华章。民间宗教虽然有其进步性，但由于下层民众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局限，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性和保守性。纵观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兴衰，都与下层农民起义有着重要的联系，而农民起义又往往与民间宗教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在明清时期民间宗教反抗运动风起云涌，震惊朝野，影响巨大。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卦教在山东率众起义，揭开了清代民间宗教大规模武装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序幕。清嘉庆元年（1796）爆发的川、陕、楚、豫、皖三阳教、收元教、西天大乘教大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由八卦教支派离卦教、坎卦教、震卦教重新组合的天理教，在山东、河南和直隶率众起义；1861年春在鲁西东昌府（今聊城）的“五大旗起义”；在乾隆三十七年到道光十五年间，多次组织教众和广大民众的反抗起义，以及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辉煌的篇章，沉重的打击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农民起义运动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发生于清朝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年—1864年）期间的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相对于国家宗教也是民间宗教，它是利用十九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的基督新教与中国儒释道三教和民间宗教多神信仰崇拜文化相结合，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清和反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民间宗教的很多观念和形式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它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伦理以及礼俗之上的；从站在更高的视角看，中国民间宗教作为民族宗教信仰的重要领域和“国家五大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一样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发挥着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民间宗教和民俗、民间生活密切联系，它提倡“神道设教”，以神的名义劝善惩恶，加强人们的道德约束、道德意识，有益于民众的移风易俗、潜移默化，它对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发展可以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民间宗教和现代社会并不矛盾，有些方面还可以起到互补作用。从宗教生态角度看，民间宗教其重要性不能忽视，对维护中国宗教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民间宗教是中华民族信仰文化的丰厚基础，如果把这个基础给削弱了，中华民族信仰的文化生态会发生大的变化，而这个情况的发展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当代中国宗教领域出现“逆本土化”、“去中国化”、“极端化”、“市场化”、“商业化”、过度“世俗化”，以及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中国进行渗透等问题严重，严重影响中国宗教生态平衡，对国家的稳定起到不利作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做出新贡献。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和延续的宗教和民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不同地方群体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民族性、包容性、世俗性等。中国宗教民间信仰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中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在社会整合、协调控制、心理调节、社会交往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尊重普通百姓的文化记忆、民间信俗和日常生活方式，是打开认知、理解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窗口，是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基础。中国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加强包括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在内的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力度，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民间宗教和信仰既是儒释道文化得以生根和发芽的母胎，也是儒释道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土壤。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民间信仰和儒释道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相互包容，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文脉，形成了博大精深、多元通和的宗教文化生态格局。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宗教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坚守文化尊重的底线，而不能将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及其重要载体的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继续“污名化”为“封建迷信”，甚至被鄙视为落后或低端的习俗的文化，从而避免人为的“文化中断”和“文化死亡”。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与“迷信”“巫术”并非必然的联系，而是与普通群众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宗教和民俗文化形态，具有“崇德报功”的真精神，有些已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和儒释道文化的人文品格，有助于减轻异质文化的张力，从而在社会基盘上形成防止民族文化水土流失的宗教生态平衡系统。应该将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和“五大宗教”形态放在一起平等对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释道三种文化的融和与发展，它们之间相互包容、融合和斗争，是贯穿于近两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要潮流，儒释道和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近千年来中国宗教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发展的总画面。三教合一文化特征具有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独创性，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和巨大影响力的本土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座中华哲学、思想、宗教文化的高峰，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人类思想文明的承前启后。它吸取了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精髓，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多元化、多样化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三教合一文化包容、和谐、发展的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宝贵精神资源和智慧源泉。在当今社会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重建中华民族道德宗教信仰文化体系，繁荣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教合一并不是简单的将儒释道三教文化合为一体，而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升华和超越，是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一种包容的理念和文化。世界所有的生物体都离不开包容，包容是创建和谐有机组织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的任何组织，小至对家庭，大至对社会、国家，要和谐共存都离不开包容的思想和意识。包容的思想可以让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平等相处、和谐共存。探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实质和本质，克服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对大众思想文化的桎梏，挣脱精神思想的枷锁，激发中华民族的原动力和创造力，推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发展；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新文艺复兴”思想文化运动，实现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创新，以及为更好的践行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三教合一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儒释道三教的神圣教育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公认的最灿烂的文明。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的分合贯穿于近两千多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三教合一思想是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相互融合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佛道三教相互包容和相互融合而形成三教合一文化，是人类智慧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文化遗产，是人类对主客体认识的知识结晶。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以及现代、未来的文明人类的前途，都将与儒佛道传统文化融合密切相关。丰富多样的儒释道文化大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修身，道家养性，佛家修心，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士大夫处世哲学的基础，也对中国古典文化以及当今中国人的习俗传统等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三家既相互竞争，彼此吸收融合，不断发展进步；其中以儒家为主而释道两家为辅，但其又没法完全界定三家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这三家为典型代表的。三教合一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任何一教之说都只能是独家之言，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并不能代表民族文化的整体，只有三教合一才具备了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三教合一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下，适应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其宗旨在于和谐三教关系从而和谐整个社会秩序，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的政策基础。纵观从三教到三教合一观念的变化，大一统社会政治体制的不断加强，皇权重儒而抑佛、道，或崇佛而压儒、道，以及后来的融合、互相承认对方，吸取对方优势以为己用。特别是佛教进入中国吸取了大量儒家和道家思想，形成对上层阶级和底层人民都有吸引力的信仰体系。皇权需要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三教合一的呼声也越加强烈。鉴于自春秋至秦汉思想趋向一致所形成的传统，三教在长期并存的过程中，内质上通过交流，彼此的认同越来越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足的条件。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大量儒、释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这种现象也在当时上层建筑中各个领域内泛现。中国民众在宗教信仰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释道诸家的内容都早已司空见惯，把这些最熟悉的文化调和起来，推陈出新，达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会条件。历史上有不少理学家和思想家重视对佛、道的吸收，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明清两代诸多学者、大儒，一面传授儒道，一面研究佛学，此风气直至清末。中国的统治者和御用文士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于“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他们强调“三教虽殊，同归于善”，目的是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和统治的稳定，这就使三教的融合成为一种趋势。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中自古以来形成的神灵崇拜多元化之传统以及各阶层之情理思维模式等都有助于儒、释、道三教相互补充、同处共存。文化的多元化，满足了人们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人们以宽广的胸襟，海纳百川精神，接收新文化思想，不断丰富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世界。
中国的人文精神，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精神，大江东去，风起云涌，惊涛拍岸，水落石出，处处彰显的都是儒释道的风骨，是中国人立身天地、宇宙之间，“万物与我为一”自由精神的体现。三教合一思想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征，已融入华夏文化文明和思维之中，广泛地渗透于大众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传统文化，其思想合于“道”的境界。继承、研究、融合和发展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教合一将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出世、佛家转世融合在一起，是中华民族特殊的人文环境背景下而产生的独特的文化思想，承担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的社会职能。儒释道三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共同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和人文精神，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发展思想文化史上的奇迹。
三教合一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要将三教合一文化置于中国社会历史上儒、释、道三教主流文化的高度，如建设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一样而传承和弘扬，使三教合一文化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和发展的主流思想文化，得到社会和世人的重视和认识。历史上三教合一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广泛地被中国民间宗教所接纳，并使之成为宗教信仰的思想文化源泉，其作为中国宗教信仰的形式存续了近千年的历史，特别在明清时期其思想文化达到鼎盛，其影响力甚至超过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发展。中国以泰山、嵩山等为主要代表的很多宗教文化名山，都是三教合一文化的集大成和儒释道文化共处的圣地，是三教合一的集中代表和体现。如泰山既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又是三教融合的圣地，儒释道家三教文化合流、融为一体是泰山宗教文化的重要特征。嵩山“三教图”暨“三教合一碑”碑文曰：“佛教見性，道教保命，儒教明倫，綱常是正。農流務本，墨流備世，名流責實，法流輔製，縱橫應對，小說諮詢，陰陽順天，醫流原人，雜流兼通，述而不作。博者難精，精者未博。日月三光，金玉五穀，心身皮膚，鼻口耳目。為善殊途，咸歸於治。曲士偏執，黨同排異。毋患多歧，各有所施。要在圓融，一以貫之。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萬法一門。”“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本来是一家”。屹立于北岳恒山悬崖上1500多年的悬空寺也是中国现存著名的道教、佛教、儒教三教合一的寺庙之一。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浮来山之千年古刹定林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评论著作《文心雕龙》作者刘勰晚年遁迹藏书校经之处，距今亦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为山东省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其“三教堂”，是历史上在山东具有影响力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场所，同时供有孔子、老子、释迦摩尼三个牌位，也是中国北方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代表性场所。濒临“孔子故里”山东曲阜而距泗水县城东南25公里处的“安山”，即“圣源之地孔子山”，其阳悬崖处有五处天然石洞，据洞前明代1467年石碑记载，最大的洞内塑儒、释、道之祖，民间称“三教洞”。在泗水流域上至伏羲、尧、舜，下至隋唐、明、清，形成了一条贯穿几千年的东方历史文化彩带，融合儒释道三家文化内涵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海纳百川，源源流长，正在逐步发扬光大。相传建于宋代的山东莒南涝坡镇东的抱虎庵，古名三教堂，万历间卢飞宏涝坡卢氏先祖卢大公永忠之四世孙邦国、邦植二兄弟捐资重建，中三教堂，东文昌阁，西魁星阁，前八蜡牛王殿，北角菩萨殿，有万历四十七年无机子所撰碑记，标为蟠龙山回云庵(《大涝坡卢氏祖谱》)。顺治乙未岁进士卢永铨 “冬日过抱虎山詠三教堂” 诗，山湧平效露碧岑，云雕华殿雪妆林；三才既判成三教，一本初源祗一心（《重修莒志》卷五十五，十八页）。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名山圣地、寺院道观和一些民间宗教场所留有三教合一文化的遗迹，这些遍布各地的三教合一宗教文化场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中国的这些宗教名山很好的反应了儒释道三教合一及三教和平相处、包容发展的思想和文化。中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特殊而又复杂，是两个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艺术领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受到三教合一文化影响的典型代表作莫过于成书于明朝时期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这是一部反映儒释道三教合一基本义理的杰出代表著作，它有对佛教尊崇的描写，有对道家修行求长生的描写，同时还把儒家的思想融入其中。《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文学人物形象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典范。
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与儒释道主流宗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以三教合一文化为信仰基础的民间宗教，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且独具民族特色。明清时期的民间教门在当时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和民间教门传统影响下，将儒家的纲常伦理，佛教的劫变、来世观念，道教内丹派的修炼理论和方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为教义和核心的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这套宗教理论约在明末清初，集明中叶以来民间宗教各教派教义思想之大成，在正统的佛教、道教衰颓和日益远离民众的情势下，发挥了既有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上的合理性与正义性，迅速占领了占人口绝大多数下层民众的精神领域，因而成为清代乃至民国时期下层民众广泛的信仰，在中国宗教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伴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三教合一文化将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提供尊卑等级观念，以让百姓变为顺民，而老庄的清静无为和佛家的出世思想实则是对现实的逃避和麻木，在一定意义上说这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中国民间宗教文化在中国宗教体系中具有进步性，是中国占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广泛信仰，集中反应了中国民间思想文化的智慧，虽然其在一定时期受到政府的压制或取缔，但其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世界的东方，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反而会历久弥新，传承发展，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四、三教合一文化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
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哲学、文化、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儒释道三教是中国、韩国、朝鲜、日本、越南五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反应了中国及周边国家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之一。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远在二千多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时候就与中国发生过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随着儒释道三教传入这些国家，就开始融合起来，三教合一思想与当地的民间信仰、文化结合以后，孕育了很多新的文化思潮，又不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教合一理论，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在这些国家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儒家文化传入韩半岛，并对社会发展起到影响。高句丽人很早就已经受到汉朝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汉文化的影响伴随着高句丽政权的始终，儒家思想成为高句丽王朝的统治思想。随后佛教、道教从中原传入，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体系。儒释道三教传入韩半岛与韩国民间信仰的萨满教等神教思想和实践相融合，使得三教合一在高句丽统治思想中可以得到统一。三教合一对六至七世纪新罗出现的花郎道影响很大，他们在仙教或“神教”的基础上把儒家的忠孝和道家的无为，以及佛教的因果思想融合成一个具有民族伦理特点的道德观，以此熏陶、磨练和培养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唐朝时期新罗求学为官的著名学者崔致远言：“国主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争，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依此，从中可以看出三教合一文化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
十四世纪李朝建立后，独尊儒术，宋明理学于高丽末期传入后，经过普及和发展，逐步定为一尊的官学，在李朝五百多年间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理学在流变过程中，先后就“四端七情论”和“人物性同异论”开展了数百年争论，争论的双方都把人的本性作为首要的论题，重视人本精神，其本质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过程。此时期朱子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制度化、抽象化，理学一枝独秀。但理学发展到后期，走向了极端，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也使理学在统治阶层势微，但在民间仍有很大的影响。三教合一对韩国民族宗教信仰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教理在继承韩国固有民族信仰“神教”的基础上，将儒释道相结合，摄取儒家的伦理观念，佛教的明心见性思想和道家养气修持的方式。“神教”在十九世纪初出现的一些宗教派别，也是在三教合一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迄今还有它的影响力。
三教合一思想在古代日本有着长远的影响。日本自五世纪初传入儒学后，六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韩国传入日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渡日本的汉人已经陆续把道教的思想和行事传入日本。日本的神道教在当时接触中国道教之后，进一步形成完善的体系。十二世纪外传佛教发展为日本的民族佛教，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还相当流行。在古代，外来的释、老、儒传入日本后，便与神道结合起来，对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有着巨大的影响。宋明理学传入日本主要是在镰仓时代末期，传入之后一直依附佛教，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日本宋学摆脱了禅学的束缚，并与原有的神道相结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理学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日本近世出现了专门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有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这三个学派都以儒教伦理道德学说为核心，提倡封建名份和尊王攘夷的思想，有些人常常把理学与神道思想结合起来，使理学佛、道化，神道化。三教合一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政治、思想、学术、宗教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儒学在日本传播与发展，是儒学日本化的过程，也是神佛儒三教合一的过程。受西洋文明的影响，1885年(明治十八年)，日本掀起脱离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思潮，引起全国的震荡，使日本走向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文明之路。
中越两国文化源远流长，从秦代以来，就不断有华人迁徙进入越南，从而对越南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越南属于汉文化圈，大约从东汉开始，汉字开始有系统和大规模的传入。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深远而广泛。中国宋代以来，儒释道思想的传播，与越南民间信仰相结合。越南的民间信仰，千年来在各方面均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宋代以后儒释道三教融合对越南民间信仰的不同层面的交汇，可以生动地反映当时的传播与接受状况。越南李朝、陈朝宣扬三教融合思想，各代帝王们清楚地意识到儒教和佛教对于社会所起到的不同的重要作用，这个时期佛教虽然在政治上为朝廷所重视，占有主导的地位，但由于儒教的道德伦理思想特别是三纲五常的思想深入人心，指导着人民的精神生活。儒教在社会组织方面特别是国家行政管理和官吏选拔方面已长期固定下来，不是佛教所可代替的。道教在社会生活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三教各有其能，统治者推行三教并行的政策方针，使三教合一思想不断得到发展。
中国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对越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五世纪黎朝建立后，一反前几个朝代三教并行的方针、政策，独尊儒教，推行程朱理学并对佛教进行排斥或者加以监管。阮朝统一越南后，仍蹈黎朝崇儒抑佛的政策，挑拨佛教禅宗内部之间的关系，因之佛道一撅不振，在朝廷中势微，但在民间特别在农民中间还有一定影响。在十八至十九世纪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复灭时，一些著名的儒生，抱着兴邦救世的强烈愿望，希望从过去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认为儒释道三教并存的体系是越南历史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现象，于是又重新提出“三教同源”说。探讨中、日、韩、朝、越三教合流思想，有利于深入发掘这四国的思想文化宝藏和弘扬东方文化，对建构二十一世纪人类新文化有着积极意义。
由于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的对外贸易、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等因素，同时也带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在东南亚地区如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等，早期华人移民其祭祀活动包含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和精神，通过祖先祭拜、佛教神明、古代圣人以及道教民间神明的祭拜，反映了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精神上的寄托以及孝道精神。中国人儒释道杂糅的泛神信仰，影响着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祭祀文化。
五、确立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国宗教世俗化、大众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思想、哲学、文化发展到巅峰高度的自然结果。三教合一文化是一种开放性和进步性的文化，具有多元性、包容性、统一性、和谐性和开放性。三教合一文化是古老东方思想文明的集中代表，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一种高层次、高境界文化的意识形态。
儒释道三教合一，万教归一，是一种超越易、佛、道、儒、兵、墨、医等人类文明的文化典范，是指引文化发展方向和社会进步的明灯，必将成为全人类共同信仰的摇篮。用智慧的钥匙，打开人类心灵的枷锁；用慈悲的通道，提升人类生命的能量，充分尊重和运用客观规律，以超然的思想理论体系统领各种传统文化，让世界走向大同之路，化解乱世渊源，普度众生，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本土思想文化还是外来思想文化，只有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改变自己、适应时势，才能继续生存并健康发展。五帝时代的“绝地天通”，商周时代的“制礼作乐”，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百家争鸣”，汉朝初期的“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隋唐时期的“三教并奖”，宋明时期的“三教合一”和“以儒诠回”，都是中国思想不断改变自己，而适应社会发展的成功例证。
三教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在相互冲突中又相互吸收和融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融合精神，形成了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三家思想始终在矛盾斗争与融合渗透中发展，犹如三枝奇葩，各彰异彩，相互辉映，三者之间有着彼此补充的作用，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以“儒为表，释为心，道为骨”和“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作用。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三教合一，殊途同归，是炎黄子孙的精神盛宴。“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同源”，“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宇宙同根同归的整体观和哲学观，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三教融会贯通、殊途同归的理论基石。三教合一，三教同源，相济相补，破旧立新，万法归一，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创自于明代、藏之于嵩山少林寺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又称《和谐图》，图中将佛、道、儒合为一体，左面是道家创始人老子，右面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两老人侧身对坐谈佛论道的形态合成佛祖释迦摩尼图正面形象。三人供捧“九流水源图”，象征着儒、释、道在中华大地上的融合，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体现了三教合流、和睦相处的思想宗旨。三教合一，导人向善，和谐平等，世界大同。中国的“德”、“善”、“爱”、“仁”、“义”共同体现了儒释道三教道德文化精髓，具有一种伟大的力量。三教合一，仁民爱物，崇德尚善，大义情怀，普化众生，构建了中华民族民众理想精神家园中核心的部分，作为中国人行为规范、处事为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支柱必将长久的传承下去。
中国文化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儒释道三家在长期的冲突和融合中，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推向巅峰。儒释道三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结果是在两千多年文化磨合中，经过相互渗透、矛盾斗争、融合，不断在交流融汇中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并得到提高与升华。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并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文明之思想文化集大成，具有强大的思想优势。继承、研究和发展儒佛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具有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神圣教育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公认的最灿烂的文明。三有教合一文化有着丰富的安身立命、修身养德、创造价值的人生哲理和思想智慧，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倾向、道德规范、生活习惯与审美情趣的高度总结。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大气恢弘，兼容天下，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和张力。它是一种文化、思想、哲学和信仰，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内涵、文化底蕴和价值精神，可以说不懂三教合一文化就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三教合一是东方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文化。弘扬三教合一文化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文化思想解放，有利于思想的创新和哲学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改革和文明进步，它具有先进性和进取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于新文化和文明思想启蒙具有积极意义。文化是文明的内核，是民族发展的内驱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建立健全一种文化体系不仅是民族发展复兴的大事，也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三教合一中彰显出的忧患意识、共生意识和主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具有的优良品质和自强精神所在。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由于皇权为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往往也对三教合一文化采取压制和限制政策，使之未能如儒释道三教一样作为社会主流文化得到光大和发展。信仰是思想、精神和灵魂的综合提升和升华，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同样一个民族思想的贫瘠更是最大的悲哀和贫困；在当今文化思想开放的时代，我们要有勇气和胸怀去接纳历史文明的成果，正确认识和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感召力，真正将三教合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思想文化发扬光大。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推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教合一的思想和理论融会了不同信仰之精华，继承了不同信仰的合理内核，摒弃了各个信仰中不合理、不准确、不正确的部分，作为一种高度文明的文化形态，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在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的积极和进步意义，它能够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融合发展，它在不同的时代会反应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脱离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土壤，那么任何新的理论抑或新的观念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也都是没有前途的，而也只有将其放在历史文化的长河里，延续和强化其生命力，它的存在与发展才会有强劲的动力。三教合一历经二千多年变迁和社会实践检验，证明它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它在今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将起到重要作用。在当今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社会中，儒家传统并不能涵盖整个民族思想领域，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特定中国文化形态，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源泉。三教合一文化博采众长，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吸收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精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具有多元性、包容性、统一性。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也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代表性的思想文化。在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历史中，儒化意识已经深达骨髓，并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也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文化挑战的巨大思想和心理障碍。更由于封建专制的劣根性，阉割了民族灿烂文明思想文化，中华文化的基因被一家独大的儒家文化所遮蔽，长期以来禁锢着中国人的思想，僵化和麻木了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阻碍了民族文明的进步，使中国人在科学、文化、思想、精神、哲学等诸多方面丧失了独立思维的能力和创造力，使中华民族逐渐失去了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如不能超越儒家文化的局限，突破以其为主导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复兴。要克服儒释道三教的局限性和长期封建社会儒家文化一统的畸形文化形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揭开自汉以来封建统治“外儒内法”的神秘面纱，对历史传统进行真实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走出中国历史发展王朝更迭和历史“轮回”治乱的“怪圈”，真正建立现代社会普世价值体系，让中华民族真正走向文明发展之路。
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思想浩瀚，文化璀璨，出现了众多“世之显学”，老子、墨子是其杰出代表。老子的“无为”思想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影响深远，而墨子的思想和文化却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文化专制及后来封建统治者的百般禁杀，墨家逐渐失去了其存身的现实基础，从而使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消失；但它从来没有灭绝，特别是清代以来，墨家学说依然如地火不息，引燃着一代一代思想家的智慧之火，“非攻”、“兼爱”之强大的理论的思想魅力和价值至今仍然征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者。“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和思想，在一定意义上限制和阻碍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和反思。要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传统文化自我清洁的能力，克服文化贫瘠和文化沙漠，克服历史上“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愚民政策”，以至“上下相愚”的现象，增强民族思想和文化自信，提升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绿洲得到广袤，让自由思想和个性解放得到张扬。要对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充分吸收中华民族集聚的优秀文明成果，回归中国人理性思维和真知，激活中华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思想文化形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使人们更加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善良之本质得到彰显，让崇尚正义和精神洗礼人们的灵魂，让三教合一文化滋养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灵，让民族自由思想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竞相绽放。
儒道释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先贤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生活乃至历史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三教合一文化也是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棵璀璨的明珠，这一文化并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趋于衰退，而因为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三教合一是中国人心灵中一座宝贵的精神和文化圣殿，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化艺术、礼仪风俗等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要大力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它民族优秀文化，加强文明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文化成为人类进步的助推力量，用先进文化支撑促进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与发展。
纵观历史发展，决定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兼容开放，和而不同，不断促进中华文化和合进步，促进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和创新，真正形成中国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民族文化。三教合一是一种传统文化，一种哲学思想，它并不等于民间宗教，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古老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合一思想文化体系，促进中国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汇聚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精神信仰和强大的思想力量具有积极意义。让三教合一文化真正成为一种思想，为今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恒久的推动力。让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在当今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三教合一文化，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心怀苍生，济世救人，以及平等、和谐的思想和普世价值必将被世人所认识。三教合一提供了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先例，为现代社会处理多元文化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三教合一的多元文化观，是中外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多元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共生，包容发展，是促进和谐中国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促进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解决处理当今世界社会文明与文化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教合一文化是一种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文化，是一种动态文化，其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无论其以儒、释、道三教任何一家思想为主导，但并不排斥其它两家或多家的思想，而是采取互相借鉴、吸收、兼容、开放和融合的态度，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和成天下，同时具有自我修正、完善和制约的功能，从而始终能够保持思想文化的进步性和社会的和平发展。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能够促使儒、释、道三教的制衡与发展，促进三教在发展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使三教发展始终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从而也避免了任何一教走向极端或堕落，这对于增强三教的自新能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与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三教合一文化具有忧患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以及普世价值观，体现了包容、和平和仁爱思想，代表了中国人高尚的人格和情怀，体现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对历史的深度思考与反思，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真正的文化魅力如日月同辉，真正的人格光辉永不黯灭，真正的思想真理永恒流传。三教合一具有“导民向善”、道德教化的社会作用，其思想精髓已深深地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对于重建中国人新的文化和道德信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为中国文化日后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教合一文化可以脱离儒、释、道三教对人们心灵和思想的束缚，具有普遍性、多元性、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统一性和开拓性，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促进民族思想文化启蒙和开启民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对促进现实社会文化的繁荣和政治的进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价值。三教合一的“出世观”、“入世观”和“自然观”，理想地解决了中国人的灵魂的寄托和信仰领域问题，它必将成为广大民众信仰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图强，战胜困难和邪恶，历久弥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繁荣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思想源泉。
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在明清时期多被民间宗教所采纳，作为民间宗教有神论的信仰理论基石。民间宗教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先祖崇拜和信仰，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沉淀。它蕴含一套由信仰延伸出来的思想体系，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思想信仰、经卷、仪式以及教规，有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间宗教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间民众之中，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具有强烈内聚力的社会组织形态，也表现出一股反抗封建统治王朝的社会政治力量。中国民间宗教具有群众性、复杂性、长期性、民族性、世俗性、地域性、分散性、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民间宗教它相对于“国家宗教”或“正统宗教”一样发挥着社会整合、心理调适、伦理教化、社会交往的功能，它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不忽视作用。民间宗教是广大民众生存的一种模式，其与所谓正统宗教是相对的，民间宗教是正统宗教孕育之母，正统宗教是在民间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民间宗教在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可转化为正统宗教，而正统宗教发展到一定时期又促使其向世俗化、大众化的发展。在中国长期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社会中，儒家传统并不能涵盖整个民族思想领域，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特定的中国文化形态，是民间宗教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源泉。中国广阔的民间宗教文化构成了绝大多数人精神生活的支撑点和最后归宿，其普及已超过任何特定的宗教，成为传承中华文明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时代人类意识的重要核心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影响着一个民族的主体意识，并不断凝聚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风骨与优良品格。历代封建统治者多对民间宗教采取严厉得控制措施，限制其生长、发展和蔓延；就对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而言，要维护封建统治和实现社会稳定，就要最为提防、务要完全控制人民的思想；任何别树一帜的奇特言论都将会被怀疑是扰乱人心，都有被压制和扼杀的可能性。由于明清时期统治者对民间宗教的压制、限制和镇压，也使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历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专制统治之需要，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实行的各式各样的愚民政策和教育，以“愚民、弱民、疲民、贫民、贱民”为要，束缚和限制了民众思想的发展，扭曲和畸形了民族的人格、精神和灵魂，影响和阻碍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进程和社会进步，从而使愚民文化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架构之一，严重戕害和阉割了民族的精神，愚昧和麻木了百姓的心智，驯化了民族奴性和逆来顺受的性格，弯曲了民众的傲骨和坚挺的脊梁，禁锢了民族文明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从而使社会不断处于一种病态化，其对民族的兴旺和长治久安贻害无穷。中华民族中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真正的辉煌只是历史的瞬间，有时其外患惨烈程度多次几乎达到要灭种灭族的境地，由此世人发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之感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了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贵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和前进发展的精神支柱，它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凝聚、兴旺和发达起到比物质文明更为重要的作用。
思想是文化的核心，改变思想就是改变文化，尊重和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思想和文化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向前发展。中国未来社会和文化发展要植根于传统文化，兼具儒释道三家之长，广纳百家之思，并吸取文明异文化为我所用，强化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以三教合一文化为基础的多元文化可以有效地构建中华民族进步的思想文化体系，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文化和思想动力。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展示三教合一文化，以和合智慧之道助燃世界文明火炬。中国人有勇气和智慧接纳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的精粹，促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形成符合现代文明要求和动力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个性解放，树立自由、公正、平等的思想理念，培养人的健全人格，建立和传播自由、平等、民主的信仰，追求自由和平之精神，树立责任和担当意识，做一个有信仰、有良知、有精神、有气节、有铁骨的中国人。让科学理性的光芒照亮每个中国人的心灵，让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成为促进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思想启蒙，让现代文明之花沐浴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征，广泛地渗透于大众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人灵魂深处信佛、尊道、敬儒，其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继承、研究、融合和发展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宗教与武术都是人类创造的宝贵财富遗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促进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仰是人类文明的一盏明灯，是心灵和灵魂的栖息、安放之所，让崇高的信仰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一个民族要有信仰，一个人要有信仰，一部武学也要有信仰，信仰的力量能够激发灵魂的高贵与伟大，能够支撑人们战胜任何困难，能够促使修炼者功夫达到至高至善之境界。中华武学深受儒、释、道和儒释道三合一文化的浸染，它对中国武术的传承、普及与传播，以及促进传统武术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研究和弘扬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探索中华武学文化的思想渊源，揭示武学文化内容与武术本质的联系，全面认识中华武术的内涵、价值和精神，以及为促进中华武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营造学术思想需要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学术研究上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倡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开放包容的胸怀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社会文明进步和民族振兴，需要开放包容的思想文化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中国人文化自信，让民族文明自由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灿烂的绽放。中国人有勇气敢于正视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正视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思想，对于拓宽中国人文化视野，促进国人的思想文化解放，以及增强国民文化自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站在高山之巅，仰望蓝天，以理性的视角，审视中华文明，让三教合一文化思想，长出翱翔的翅膀，鹰击长空；亦如久旱之甘露，滋养每个中国人的心田。要让民族智慧文明之花，开遍中华大地，让每个中国人都能高尚其灵魂，正义其精神，自由其思想，肩负其责任，善德其天下，为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努力。认真探索和研究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旨在更好地保护、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提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真正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以及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而作出积极的贡献，真正让优秀的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繁荣、富强和辉煌。
六、三教合一思想的现代社会价值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着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构建。我们在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中，要去其糟粕，吸取精华，扬弃的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加强传统哲学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以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建设和弘扬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体系，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系统工程之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需要。这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完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体系，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立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是具有重要文化和哲学价值及传承意义的国学经典，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其基本特征是将儒家的仁义、佛家的慈悲、道家的无为统一在一起，凝聚了儒释道三教精华于一体，克服了儒释道三教的不足和局限性，是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文化的融、发展与进步，是一种超越三教的思想和文化形态，具有普世的价值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共同意识，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和聪明智慧的结晶；它的思想闪烁出东方文明的曙光，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三教合一文化是一部见证历史变迁，经历无数风雨、逆境和浴火重生的文化，纵然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桑，依然绽放出光彩夺目的光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经典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一个社会如果少了理性质疑的精神，也就失去了反思的动力。如果一个人无思想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无人格之独立，也便无人敢于坚持真理，从而使一个人、民族或国家失去文明进步的动力。三教合一文化是进步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包容和谐的文化，是一种超越世俗、社会、宗教的意识思想，也是一种交汇共生的思想和文化，它是现代社会和谐之源，稳定之源，繁荣之源，也是文明进步之源。要克服历史的偏见，以超越前人两千多年所积淀的学术遗产之思想精神，克服其存在的局限性或片面性，全面深刻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反思，以开放、批判的思想和理念，正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论它的千秋功过，规划它的锦绣前程。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消除其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扬弃地吸收和接纳、继承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最浓缩的部分，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不断激发民族思想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以开明的思想将传统文化发展光大。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之魂，要振兴中华民族首先要唤醒国人的思想，让那些“跪着“的人们找回自己丢失的灵魂，使之有崇高的信仰、思想和精神，塑铸国人坚挺的脊梁和民族气节，以思想和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文明向前发展。在当今社会信仰危机、道德滑坡、全民拜金的转型时期，探索和弘扬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找回中国人失去之灵魂，也不失为是医治社会病痛沉疴的一剂良方。
三教合一文化出自于儒释道三教，但不同于三教，是由此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和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一个具有先进性的思想文化体系。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丰富中华文明文化体系，维护中国宗教文化生态平衡，促进儒、释、道三教自身文化的发展，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在遏制落后的儒家封建礼教回潮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三教合一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受到传统文化中保守势力的抵制和否定，限制了其思想文化的发展。可以说三教合一文化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的文明思想，它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断改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其典型的文化特征是能够克服旧有传统文化之落后和糟粕，而凝聚传统文化中之精华和代表性的东西，形成一种高层次的文明思想。它是一种不断超越传统的文化形态，是现代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现代社会高度文明的重要思想。由于三教合一文化的先进性，从而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有助于开拓思想文化视野，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更好地总结历史传统。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多样化，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对于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具有积极意义。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塑民族道德和信仰体系，提升国家对外交流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让三教合一文化这部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文化，真正得到社会和世人的认识，并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源泉和文化动力，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源泉，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动力，也是促进和谐文化的宝贵思想宝库。创新是文化永葆活力、永葆先进的源泉，坚持思想理论创新，敢于从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观念中解放出来，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当代发展要求的思想和文化，开创文化事业，发展的新文化。
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理论上的内在包容性、调和性，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较之一些其他宗教之强烈“排他性”或更有利于避免宗教之间的矛盾和战争之发生。历代帝王、朝廷的制度及宗教政策，“三教论衡”之形式，政权“礼教”、“法规”之约束等都对不同宗教思想文化信仰起着一种外在的约束力，加强了三教思想的调和，使儒释道“三教归一”成为朝廷的政策基础。儒道释三家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中，三教相互通融，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彼此共存，包容和谐，共同发展，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宗教战争”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长期存在的“三教归一”思想传统对世界“和平共处”，以及对“人类普遍和谐”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教合一文化逐渐为广大民众所认识；三教归一，和谐向善，包容发展，天下太平。三教合一文化是当代中国多元文化观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内容，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是“天人合一”，即“和谐”。“和”是中国哲学传统的一个基本范畴，它也是一种思想、文化和方法。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就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个“和”，称为“太和”。《易·乾》：“保合大和，乃利贞。”大，一本作“太 ”。朱熹本义：“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和谐”文化是一种理想，一种境界，一种事物发展的形态，世界万事万物的“和谐”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和谐”。“和”即阴阳平衡状态，“和谐”就是从一个阴阳平衡状态到另一个阴阳平衡状态的转化。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万物皆有阴阳，所谓物极必反，当一事物发展到极点后就会走向衰败以求稳定，在稳定之时社会孕育着衰败的因素，事物在五行相生中寻发展，在五行相克中求强大。事物“和谐”平衡状态打破之后，经过不断“调和”与“斗争”，从而达到事物一个新的“和谐”平衡状态。“和”文化的精髓是“调和”和“斗争”，对立即斗争性是事物发展永恒的主题。“和谐”的状态是多元化的、动态性的，事物发展时刻在不断转化和变化之中，如太极阴阳中的“和谐“平衡状态，它在强与弱、阴与阳、虚与实的不断相互转化中实现事物的内在新的“和谐平衡状态。“和谐”文化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从其分类而言有积极和消极的“和谐观”、主动和被动的“和谐观”、主观和客观的“和谐观”等，但是无论哪一种“和谐观”无原则的“和谐”或一味的强调“和谐”会粉饰或弱化事物的矛盾斗争性，那不但创建不了“和谐”，反而会严重危害事物的“和谐”发展。事物只有在生态平衡状态下发展，才是健康和谐的，事物主体的生态发展是静态的平衡性与动态的和谐性的辩证统一。任何事物都包含在矛盾之中，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事物都在矛盾对立斗争中发展。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又斗争、又同一，由此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或者说矛盾的相对同一性和绝对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历史上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包容观”、“和谐观”，也是在三家的相互吸引、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和矛盾斗争对立统一中得到发展和壮大。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问题，三教合一“和谐观”之和谐是相对的，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它们在相互吸引、融合、借鉴和斗争中，始终处于一个和谐平衡状态。而这种和谐平衡状态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变化之中，永远保持积极向上的活力。三教合一文化具有不竭的发展动力，它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文化和思想，也是一种具有先进性、进步性和旺盛生命力的文化。从历史唯物史观讲，任何事物都会在“和谐平衡”发展中不断走向壮大，或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但三教合一文化在经过二千多年的融合发展中，不但没有削弱它们各自的特质和内核，反而增强了他们自身发展的潜力，都在融合中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儒释道三教在互动中实现了各自的发展，其中虽不乏对立，但融合依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这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地去研究和探讨。
宇宙万物存在的基本规律是“和”。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不同不相互冲突，和而不同，这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和而不同渗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正是各种不同文化思潮不断交流、不断互相吸取、融合的过程。先秦百家争鸣，各家互相争鸣，互相吸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思想。佛教传入中国后，为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而儒学也在吸取佛、道两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新的阶段，产生了宋明理学。经过儒、道、佛三家的互相吸取、融合，终于形成了儒道佛三教文化互补共存、和而不同的文化及三教合一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总体体系的格局。三教合一思想是在“和而不同”思想基础上经过长期社会实践创造发展起来的，是人类文明社会各种思想和文化的升华。“和”是“合”的基础，“合” 是“和”结果。“合”是宇宙万物的平衡和谐状态，是事物发展总趋势和方向，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三教合一思想是一种指导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崭新的思想和学说，是一种宏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融入不同文明、信仰、思想和理论之精华，成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思想、信仰和文化，它必将对人类文明、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三教合一包容和谐的思想并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为容，相容、和谐的基础应是相同或相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其原则和基本特征是“仁”、“善”和“爱”。所谓”《易经“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可以把一切“善”和“爱”融合统一在一起，让“善”尽善尽美，让“爱”大爱无疆，这对于促进社会多元文化共存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三教合一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包容和谐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平衡，在融合中求统一。多元文化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代经济发展、社会巨变、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国民间宗教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以三教合一为主要思想理论和文化载体的民间宗教信仰出现了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积极争取合法地位、加快民间信仰化进程等动向和趋势，这对于促进中国多元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曾经饱受被查禁乃至取缔的命运，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的转型，民间宗教信仰逐渐复苏，从而使中国进一步形成了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重新梳理民间宗教信仰，正确引导民间宗教的发展，对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积极因素加以弘扬，构筑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多元宗教信仰和谐发展的良好态势，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信仰多元共存和发展的态势一直延续着。众多的宗教信仰对促进社会整合、文化传承、宗教平衡等社会秩序及人的价值理念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民间宗教信仰的现实意义在于，他对和谐社会建设起着促进作用，对社会转型期的人们起着心理安抚作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起至引导作用。民间信仰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的存在与当今社会发展相适应，并且发挥着积极的社会功能。民间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形态，应该象儒释道三教一样得到发展光大，理应得到更好地发挥其中的积极作用。尊重民间广大信众传统宗教信仰，这是保持中华各民族之间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没有各民族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谐，也就不可能有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团结与和谐发展。在当今中国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形势下，有必要继承和重构传统宗教文化的优秀部分，使它们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相适应，使广大的社会民众在传统宗教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哲学思想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心灵和精神中最深处的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增添了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教合一文化的精髓是开放、包容、向善、进步与和谐，充分反映了中国人中庸、和谐、共存、共荣的思想，其思想和精神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中，真实地存在于中国民族的意识之中。三教合一文化形态将不断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并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趋于衰退；而因其具有的普遍性、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之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思想光辉推之于四海，影响于世界，必将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石。当然任何一种文化从来就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一种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必然会有对外其他文化的吸收或融合，这种创新、吸收和融合导致文化的不断变化。事物总是有变化才有发展，从而在发展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三教合一文化必将随着时代发展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以及社会文明进步而迸发出更加灿烂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智慧的光辉。三教合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曾几何时我们民族已经很长时间丢掉了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几乎丧失和隔断了传统文化精神之命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影响。在当今社会开明、包容的思想环境下，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信仰和接受。在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精气神，从而凝聚成一种时代的精神和力量，变成推动这个时代发展的澎湃动力。国内外众多专家和学者加强了对三教合一文化的研究工作，并将之作为中华民族一部独立的文化思想体系发扬光大。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可以启迪明智，返本开新，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整体思想水平，对于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智慧，是中华民族历经2000多年创造和积淀下来的文化瑰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三教合一文化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要将三教合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世界，让它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这是中华民族崇高的责任和担当，让三教合一文化造福世界和全人类。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坚守民族文化本根，坚持推陈出新，坚定开放包容，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挖掘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含蕴的“中华民族的基因、文化血脉、精神命脉”的时代内涵，使其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协力解决人类发展的未来问题，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贡献。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强大主要是思想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和发展的推动力。五千年华夏文明留下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要万分的珍惜和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并有责任将之认真传承和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有着高尚的精神追求，历经磨难而不衰的中华文明，蕴涵着丰富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文化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完全可以互相借鉴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高度重视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慰籍，携手解放人类共同的各种挑战。三教合一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是古老东方智慧思想和文化的重要代表形式，提倡和重新反思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唤醒三教合一传统文化之魅力，赋予其现代社会之精神和价值，将有助于开拓视野，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更好地总结历史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文化动力。三教合一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在多元文化并存中三教融合成为大趋势，三教合一思想提供了现代处理多元文化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的经验与借鉴。宇宙万物同根同源、万物一体的理论为各种文明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儒释道三教都是融合天地万物为一体、贯穿宇宙人生为一源，三教和谐归大统，百川归海始为一。“合一”是一种文化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说“三教合一”，也可以“五教合一”，也可以“万教合一”，其文化形态和思潮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开放性与多元性，有助于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文化体系，为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到典范作用。文明的崛起需要融合与发展，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优秀因子融合在一起，对于促使中华文明进一步走向健全与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东方文明重要代表和发源地，而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使中华文明实现“新”的发展和“质”的飞越。文明是人类的创造和智慧的结晶，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与发展，可以形成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让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也使勤劳、聪明智慧的中国民族走向更加生机勃勃的强大与繁荣昌盛。
人类文明本质就是一个融合发展的过程，融合是因为能够从融合中增进共识，从价值连接中找到共同价值，共同推动新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三教合一文化是人类文化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儒释道文化融合的创造，它的思想和文化是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面光辉的旗帜，也是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典范，具有人类共同的人文理论和信仰价值，是开启现代文明世界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超出了现有宗教的范畴，对于提升和统一各宗教信仰与人类思想具有积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三教合一的“平衡、和谐、团结”哲学思想，对于促进众教本源融通认识，结束各个宗教之间和不同信仰之间的对立具有重要意义，它在解决世界“文明的冲突”中，成为一些西方学者心目中的“榜样”，早已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并进行深入全面研究。在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并存的时代，三教合一文化已成为推进世界各个宗教和文化间进行非暴力公开对话的有效模式，同时为增进世界不同宗教及信众和无信仰民众之间相互了解与和平相处，以及为促进世界各宗教和文化的和谐共存、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三教合一理念超出了现有宗教意识形态和思想的范畴，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和文明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三教合一开放、创新和包容的思想理论来提升人类思想认识，让自由思想创造更美的未来，让中华民族文明智慧成为全人类世界性的普遍信仰典范。
中华文明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改革精神，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三教合一”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以及中华文明和平世界主义的天下世界观，中华文明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注定将照亮整个二十一世纪，促进人类世界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方向发展。中华文明是在不断融合中发展进来的，也是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它汲取了世界其它古老文明之精华，形成了更加包容、博大和进步的文明，从而扩展、丰富和光大了中华文明思想和文化内涵。“融合”是中华文明发展重要特征，站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复兴的高度去认真审视，三教合一思想可以将世界文明成果融合在中华文明之中，为促进世界文明文化融合与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从而可以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多方面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崭新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体现在善于根据时代而不断吸取先进思想。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二十一世纪将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文化复兴的世纪，可以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的争鸣与文明建设，呼唤民族文化的创新与超越，促使民族文化的重建与再生，从而使人类文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三教合一文化将会给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给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带来力量和希望，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为实现人类大同世界，促进人类的文明、和平与繁荣，提升人类的认识和思想跨越，以及世界文化的不断进步而做出重要的贡献。三教合一思想可以为世人建立起崭新的宇宙观、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信仰，给全人类文明带来希望和力量，为人类的未来指明方向。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不断发掘、研究、建构、阐释能够提升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因子，推动人类文明更高阶段结合现代因素的文明复兴运动，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做出贡献。唯有文化才能对整个世界产生最广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在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二十一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必将以其灿烂的光辉，为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武学研究理事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文圣拳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
（公元2016年4月4日，丙申年壬辰月丙辰日）【卢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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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卢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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