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文化研究
三、武术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变化
摘自《构建中国武术“大文化”体系》之三
武术的本义是“技击术”、“杀人技”、“杀伐之术”，是一门“武艺”，一种中华民族具有的强身防身、杀敌制胜的技击术。广义的武术是一种文化，它是以技击技术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精神内核，以东方古老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包括与武技密切相关的器物、传承形式和地域文化，以及由它们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共同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与自然和社会斗争的生存技能，成为维系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和精神之“魂”。武术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是不同历史阶段文化的积淀，具有承传性、连续性、发展性等特点，是中华民族各种知识价值精神成果的总和。武术文化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状态，它所体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性是动态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它的内容会有所变化，它受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因素影响。武术文化突出的特性具有历史性、地域性、民俗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等，它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其内涵逐渐得到丰富和完善。
（一）武术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
武术是古代的技击术，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的产生，缘起于我国远古祖先的生产劳动，是祖先们在长期的生存斗争和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几千年来，武术一直是古代军旅搏杀取胜的技艺，它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公社时代，经常发生部落战争，在战场上搏斗的经验也不断得到总结，促进了武术的萌芽。夏朝时期，经过连绵不断的战火，武术为了适应实战需要进一步向实用化、规范化发展，此时的武术已成为军队训练重要的内容，并使之成为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商周时期出现了武术训练的重要手段——田猎，商周利用“武舞”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周代设“庠”、“序”等学校以教习“射”、“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十分频繁，民间武术得以迅速发展，其重要标志是出现了职业武士。甘肃嘉峪关黑山附近春秋战国时的石刻上画就有30人练武的场面。秦汉以来，盛行角力、击剑，随着“宴乐兴舞”习俗，手持器械的舞练时常在乐饮酒酣时出现，此外，还有“刀舞”，“力舞”等。唐朝以来开始实行武举制，对武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已相当具有影响力。宋时期，以民间结社武艺组织为主体的民间练武活动兴起，随着商业经济活跃，出现了江湖习武买艺为生的武艺人。元代则由于是外族入主中原，禁止民间习武，武术发展受到极大的抑制。明清时期是武术大发展时期，其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间秘密结社组织盛行，民间练武活动蓬勃发展；练拳习武是这些组织共同的特点之一，它们对中国民间武术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将武术纳入兵书之中，明确记述了明代流传的武术不仅种类繁多，不同风格的拳种和器械林立，而且富有丰富的地域性色彩。明朝时的重要流派包括宋太祖三十二路长拳，六步拳，猴拳，囮拳，绵张短打，巴子拳，吕红八下，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等；明茅元仪所著的《武备志·少林棍说》记载有：长枪有杨家、马家、沙家等。明清是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理论研究大部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表现出浓厚的哲学色彩，此时期武术作为军事技术、健身手段及表演技艺的多种价值已普遍为人们所认识和利用。明清的武术体系奠定了当代武术的基础，现代存在的大部分武术流派、拳种、招式和套路等，一般都能在明清时期武术文献记载中找到其存在的影子，很多流派和拳种在此时期得到定型和完善，此时的武术也逐渐取代了实战向表演健身方面发展。
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中，为增强中华民族的体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具有独特的运动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既是一种传统体育项目，又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不仅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风格独特，还具有强身健体、防身自卫、锻炼意志、陶冶性情等功能。武术作为一种武艺，在民间已成为众多习武者的一种生活方式，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古往今来，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看到习武者的身影。武术里面有很多哲理和道理，已深深地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武术的发展受一定社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受地域环境和民俗境况所影响，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和民俗性文化特征。
（二）武术文化深受地域与民俗的影响
武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内涵极为丰富，武术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整合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地域环境、社会风俗习惯、民俗事项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武术的独特在于它拥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文化气质，饱含着中华民族对搏击术特有的理解和哲学思考。它不仅仅是搏击术，也不是单纯的拳脚运动，其中饱含着先哲们对生命以及宇宙世界的感悟和认识，它用特有的运动形式承载着、诠释着悠久的东方古老哲学和民族文化生活。武术属于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立文化体系，带有很强的地域文化色彩，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也是中国民间文化形态的重要代表之一，其生命力深深地藏于社会下层的老百姓之中，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和民俗文化特征。应当说中国武术的几乎所有流派和拳种都是从地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从而使之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性格和气质，我们总能从传统武术生存的特色地域文化中找到其一些地域文化的影子。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区域分布辽阔，受一定的地域、地理环境、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影响，不同地区的民间武术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色。
我国武术拳种繁多，仅“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就有129种之多。武术文化与我国丰富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不同社会发展境况、不同民族信仰等有着很大的关系，地域性造就了武术文化的多样性。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特殊的地域环境会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从而会逐渐形成特有的风格与方式，长此以往便形成独有的地域风俗文化特色。中国武术中盛行的“南拳北腿，东枪西棍”的武谚，形象地概括了由于地理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南北、东西武术的地域性差异。中国武术反映出齐鲁、中原、巴蜀、燕赵、吴越等众多代表性的地域武术文化，彰显了中国武术的不同地域文化特征。武术是中国所独有的，每一个流派、每一个拳种、每一个套路、每一个动作都有其历史和文化，都分别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功法、套路和格斗训练方法以及器械练习方法，反映了中国武术文化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在中国武术一百多个拳种中，每个拳种都有其独特风格、思想和理论，演练要求各异，有的讲究松柔舒缓，有的讲究刚强迅猛，有的要求沉稳浑厚，有的要求轻灵敏捷，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文化和不同运动风格特色。中原武术文化是中国武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文化必然也被打上深深的地域文化的烙印。中原武术文化拥有着中国武术的许多特点，在中原这块特有的大地上，孕育出了少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众多拳种，其中少林拳、太极拳更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各拳种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蕴含着古老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成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国家体委组织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小组公布的全国129个拳种中，其中萌发与广为流传在山东省的武术拳种就有70多个，约占全国拳种总数的二分之一之多；其中文圣拳、查拳、螳螂拳、太平拳、佛汉拳、肘捶、孙膑拳、地龙经拳、华拳、宋太祖长拳、大洪拳、小洪拳、梅花拳、地躺拳、八极门拳、地功拳等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拳种。大运河从古到今绵延千百年，促进了不同地域间文化的交流、沟通和融合，大运河衍生出沿线丰厚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它对中国民间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形成了兼收并蓄、包容开放、多元共生的鲁西南、冀南、冀北等武术文化体系，如五步架、六步架、查拳、洪拳、潭腿、肘捶、八极拳等地域代表性拳种。在不同武术拳种和文化融合中凝聚的武术技艺和武术理论是大运河武术文化的精髓，也是大运河流域武术在全国焕发出独有魅力的根本，它为中国地域武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燕赵大地素有“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风格特点；燕赵武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之中孕育生长，浸染着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在中国地域武术中有着重要地位，如长期流传在该地域的戳脚、形意拳、通背拳、劈挂拳、鹰爪拳、八卦掌、八极拳、杨式太极、武式太极、六合拳、梅花拳、燕青拳、太祖拳、唐拳、八仙拳等。
岭南文化及它的地域特征对南派武术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发源于此的南派拳系在中国武术中独树一帜，形成了与中国北方及其它地域不同的武术风格和特点，成为中国武术中具有代表性的拳系之一，主要代表有广东南拳、蔡李佛拳、咏春拳、罗汉拳等。红拳是陕西关中、山西、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方拳的主流派别，八百里秦川孕育了陕西红拳，红拳扎根关中大地，也正是陇右地理环境特点对于该地域武术文化特色影响的真实写照。滇黔属高原地形，高山林立，独成一体，造就了以云贵为主的滇黔文化，也孕育了滇黔武术文化，峨眉武术是其典型代表。甘肃境内八门拳、天启棍、壳子棍为代表的本土武术拳种，由于历史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局限，以及封建保守等原因阻隔了武术间的交流与传播，保留了古代武术元素，形成独特的地域武术文化现象，它的这些民俗属性遗存至今，对该地域武术的发展还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历史学和文化学为视角，中国武术主要有“宫廷武术”、“军事武术”、“寺院道观武术”、“都市武术”、“民间武术”等，它们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武术文化与始祖文化、泰山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宗教文化，以及与诗、词、曲、赋、音乐、戏剧、曲艺、国画、书法、文学作品等等民族传统文化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其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武术文化是有个性的，其文化的全部价值都在自己的个性里；武术文化相异而共存，相同而共失，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任何一部民间武术都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在历史传承发展中，在传统文化大环境影响下，又或多或少的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武术受到战争、移民迁徙、江湖游民等因素影响，从一侧面拓展了传统武术发展的空间，对武术文化发展起到的重要的促进作用。古代军事文化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当时及后世武术发展影响甚大。古代持续不断的军事战争对于中华地域武术文化发展及其特征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岳家军是南宋初年岳飞领导的抗金军，岳飞的精锐之师被誉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楷模。明朝的抗倭战争在中国武术历史上影响深远，促进了中原武术和西南少数民族武术的融合，也促进了民间武术的传播与发展，同时对武术的理论体系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明清的统治者很是重视军队训练，这也使得军事武术得以发展。明朝时期以戚继光、俞大猷等为代表的抗倭名将，在吴越定倭残酷的军战中，启发着这些武艺高强的将领纷纷开始了针对性极强的军事武艺训练，在抗倭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中国武术的发展影响巨大。中国武术在远离古代战场流入民间后，原本简捷实用的军旅搏杀技艺逐渐繁衍出各种拳种和流派，风格各异，种类繁杂，它们以不同的文化形态在民间传承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形态，共同推动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源于鲁西南地区的文圣拳，是中国武术中具有丰富内涵的拳种之一，在中国武术文化中具有代表性。这里是始祖文化、道家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水浒文化的交汇地，多元化、多样性、包容性的中华文化铸造了文圣拳武学文化，彰显了思想和文化的深厚，具有大气包容的风范，其精神具有泰山和黄河文化的精髓，充分体现了中华多民族多种文化融合的特点。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是文圣拳多元文化观的重要表现形式，深入探索文圣拳的多元文化观对中国武术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对于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三）武术文化形态的变化
武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它植根于中华大地，绵延数千年，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标识，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和智慧的结晶。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和血脉，伴随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并发展起来；它萌生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抗争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几千年来，武术文化都是在这样的大文化氛围中发展和变化的，不断赋予了武术新的思想文化内涵和价值。武术作为中国传统的技击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以技击攻防技术为核心、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项目和修道、参禅悟道的武道文化；在当代武术体育文化特征逐渐得到凸显，不断与西方体育文化融合，形成了完整的修炼和锻炼体系与文化体系，其运动形式包括徒手和器械套路，武术对练、散打等，强调理论与技术相统一。武术具有东方文明所特有的哲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超凡的智慧。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永保生命力的精神支柱，是保持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和力量源泉。武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具有独特的运动风格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是承担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重要载体，它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与文明进步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武术拳种众多，各个拳种传承有各个拳种的不同文化，它们既有共同性，又具有特殊性，其产生发展、文化背景、历史传承、风格特点、信仰崇拜及修炼体系等方面各有所不同，使各拳种具有各自的特色，同时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也给武术文化带来丰富的色彩，可以说任何一个拳种都是一种地方文化形成，使其文化具有独特性。武术文化具有通俗性，传统拳种的故事、口头文化、通俗小说与民间戏曲、杂艺、影视作品等对一些拳种技艺的出现有着重要影响，这些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纽带成为传统习武者的共同认识，在民间拥有广泛的基础和影响力。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武术文化作为一种动态文化形态，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以及环境的变化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异性，从而也不断在发展中得到丰富和完善。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不断获得拓展空间，但另一方面，由于武术运动发展演变，当今已不同于过去传统武术的发展，受飞速发展的现代文化影响，其蕴含着的传统思想内涵正在被削弱，它依附于现代竞技体制而存在，在发展中可能会背离武术的发展规律，这也将会使武术许多内在的、本质的东西被摈弃或抹杀掉，从而会影响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
多元一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也是中国武术根植的文化沃土。武术在中国多元文化氛围中形成与发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进中，形成了众多不同风格的武术流派和拳种，内、外家功夫异彩纷呈；无论是“内家拳”还是“外家拳”，其运动形式和功法虽有不同，但“天下武术是一家”，各拳种武学文化虽有差异，殊途同归；修炼极致，都是精神和性命的升华和超脱。武术在多元化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处在同一时代、同一文化体系中的多元文化各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各种文化彼此之间是时刻不停地进行着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的融合。在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每一种武术文化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标准进行自主的选择，吸纳来自于异质文化的精髓，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武术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着的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创新，必然会有对外界其他文化的吸收，这种创新和吸收导致文化的不断变化。武术的发展、壮大永远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沟通和传播。武术文化的多元共存为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提供了条件，各种文化在彼此借鉴优势、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产生了互相依存的共生性，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魅力无穷的中华武术文化。没有文化的多元化融合与发展，就不可能成就今天多姿多彩的中华武学文化。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和社会对武术的价值和功用认识不足，扭曲了对武术文化的认识，严重地影响了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在漫长发展历程中与中国其它传统文化流派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特征、思想包容百家、内涵深邃博大的武学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将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武术在近代发展中，为适应时代的变化，逐步成为中国体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当代全民健身体育运动的开展，武术运动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武术文化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武术已成为我国健身运动的主力军。
在民国时期民间出现了许多拳社、武士会等武术组织。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20世纪40年代末，武术开始了由近代武术向现代武术转变的新旧交替阶段，从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得到了蓬勃发展。1958年，中国武术协会成立，组建了国家武术队，起草制定了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编定了拳、刀、枪、剑、棍五种竞赛规定套路；这推进了武术训练的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促进了武术的普及与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国家体委统一指导下，各地相继建立了各种武术组织，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群众性武术活动网，为武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十年“文革”时期武术运动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致使许多拳种和流派出现消退和失传的趋势。此时的竞技武术由于过分追求空中动作和艺术效果，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武术的风格特点与套路结构，没有真正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武术。武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对武术的重视，“武术热”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兴起，使传统武术出现了空前繁荣发展的态势，武术文化研究也得到了提高，有效地促进了传统武术的发展。
在武术的发展和演变中，受儒家、道家和佛家等文化的影响，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文化特征。西学东渐后，武术的民族特性开始弱化，具体表现为武术文化内涵的缺失、肢体表现形式的扩大化。武术在当代传播过程中存在技术断裂问题，武术有向表演形式发展的大趋势，人们在体育竞技武术和影视表演武术中根本无法了解中国武术，真正的传统实战武术已经慢慢远离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只知道武术，但并不了解其精神内涵和实质，真实的中国武术已逐渐逝去，武术的精髓也在随之慢慢流失。武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其发展道路也是曲折的，在不断发展的背后也要看到中华武术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下，武术的生存环境和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武术发展的前景和未来不容乐观，这需要国家和社会都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让武术发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回归正途，让真正的中国武术得到传承与发展下去。
公元2021年5月8日，于中国河北邢台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建立者，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建立者，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120万字的武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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