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文化的基本内涵——卢飞宏

2021-05-09 23:19:05

中国武术文化研究

五、武术文化的基本内涵

摘自《构建中国武术“大文化”体系》之五

中国历史是多元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在多元化文化融合形态上具有自身的特点。自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思想统治工具，使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思想，以儒家为主导，以释、道为辅的多元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各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道家、释家、兵家、墨家、医家等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文化为武术注入了“活”的思想和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武术，并与中国武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彼此借鉴，从而也使武术文化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具有完整理论和技术体系的中国武术文化；同时武术文化的发展又贯彻、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武术的思想文化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对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武术在发展中不断汲取传统哲学、伦理学、养生学、兵学、中医学、美学等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使之理论内涵更加丰富、寓意更加深刻。武术礼天地道器，志宏远精微，内外兼修，性命双修，德艺兼备，在强身健体、修身养性、修心悟道、参悟人生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效能；武术通过身体和精神的修炼，从而让生理和心理向更高层次和境界发展。武术的这些特点是其它现代体育运动项目所难能同时具备的。
武术文化在传统文化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崇高精神，早已同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融为一体。中华文化蕴育了武术宝贵的精神和品格，支撑着武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传承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易、儒、释、道、墨、兵、医”等思想文化奠定了武术文化的根基，成为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武学文化体系。《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也是武术哲学的根本，它奠定了武术哲学的基础。从儒家的“仁爱”、“忠义”的观念，道家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思想，墨家的“非攻”、“兼爱”的精神，兵家的“谋略”、“诡道”文化，古典中医学阴阳五行理论，以及西汉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都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武术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军事、艺术等多种文化形态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彰显武术文化的特殊属性和内涵，也体现出武术文化的重要价值。多元一体文化在武术思想文化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武术思想和文化的重要特征。

（一）以“天人合一”整体观为武术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石

中国古代哲学是传统文化思想的源泉，而“天人合一”思想又是古代哲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其哲学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武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武术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一脉相承，蕴涵着深奥的哲学思想，中国道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命宇宙观对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天人合一”整体观筑牢了中国武学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石。《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阐述了人和自然相通变化之理。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天人相应，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依为命，共同存在，和谐发展，表现为习武者应顺乎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天人相应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人体是宇宙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小宇宙，人体的内部结构和运行原理和宇宙运行规律一样，天与人产生互相感应，互为反应，互为映照。“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这些思想形象化地表达了事物阴阳转化、相反相成的自然界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源哲理。
天与人各代表了万物矛盾间的两个方面，即内与外、大与小、静与动、进与退、动力与阻力、被动与主动、思想与物质等等对立统一要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武术从整体运动观出发，强调“内外合一”、“形神兼备”，也是“天人合一”理论的体现。武术讲究“内外三合”的统一，（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注重心、神、意、气与动作协调配合，以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武术既讲究形体规范，又求精神传意，内外合一的整体观是中国武术的一大特色。流传于山东省的众多拳术，如文圣拳、太平拳、太极拳、四通捶、孙膑拳、螳螂拳、查拳、肘捶、长拳、大洪拳、小洪拳、梅花拳、地躺拳、八极拳、六步架等，以及流传其它地区的很多拳种，其内在要求无不体现出“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特点。在中国武术中文圣拳武学文化具有代表性，它讲求用意念统领全身，以意导气，以气催力，气到力到，意气力合一，处处讲究阴阳变化，要求精、气、神、意、力的统一；主张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它把拳术动作与道家的导引、吐纳相结合，注重意识、呼吸和动作的内外统一；把拳术中的螺旋缠丝运动与中医学的人体经络理论相结合，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人体本能。几百年来，它虽然历经沧桑，但仍然保留着古朴自然，简单实用，养生与实战为一体，二次呼吸和二次、三次发劲为特色的独有风貌。形意拳讲究“内三合，外三合”；太极拳主张身心合修，要求以心行气，以气运身；少林拳也要求精、力、气、骨、神内外兼修等。
武术的精彩就在于它蕴含养生健身及技击艺术的多姿多彩和博大精深的哲理，无论任何一家功夫皆循此自然之法则。天下武功，虽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理一也。武术的人体自身运动与宇宙自然的运动有着内在的紧密关系，要达到武术的目的，必须达到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顺应和遵循自然规律是武术的拳道之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阴阳平衡互易的道家思想是构成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武术追求的永恒思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理论构建了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石。

（二）以儒释道与三教合一文化为武术思想文化的理论指导

中国武术的思想揉入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儒家、释家及三教合一等思想文化，这些是武术多元化文化观的重要体现。武术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与祭祀、宗教、神学等信仰领域有着密切联系，信仰是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武术的属性之一；探索研究武术与宗教信仰文化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武术文化特征具有特殊意义。儒、释、道及与其三家文化相互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近两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总画面，它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影响深远。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纲常是正，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归一。儒释道三家思想深深地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三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为一体。三教合一思想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同一性与和谐性，其寓示着武术思想文化的同一性；中华武术不分南北，各门各派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一些差异，但万法同理，同根同源，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提高，和谐发展，统一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之中。各家武术在发展中不断吸取和借鉴其它门派功夫的精华，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构建了中华武术缤纷多彩的“大家庭”。
儒家对“武德”和尚武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武德”文化的建立对于构建中国武术“道德伦理体系”起到重要作用。在武术运动中，从“武”的根基上，兼修“文”的功夫，文武结合，无处不凸显出自强不息、自我修养、人格完善的传统文化精神。武术中武德和技击法是相矛盾的，但又必须把它们统一于一个整体之中。技击训练时强调“稳、准、狠”。招法中含有兵法智慧，出手不留情，杀人于无形。心里要有无所畏惧的胆略，无坚不摧的信心，超越生死的勇气，即所谓“一胆二力一功夫”，这样的训练要求习武者必须修心养德，其行为要有严格的武德约束。武术乃“真武大道”之学，德艺双修，传之非人，祸患无穷。
俗语讲“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师不顺路，医不叩门。千金不传无义子，万财不渡忘恩人”、“道不传非人，法不传六耳”，蕴含着深刻的道理，道出了古代对武术技艺传承的严格要求，特别是体现在习武人武德上的要求。练武不是为了逞勇斗狠，而是为了防身自卫、强身健体，涵养精神；练武者，武德为先，武技次之。习武崇尚“武德”，重视伦理，讲求仁义忠信，仁爱待人，以及礼让三先等都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鲜明特色。仁者无敌，勇者无惧；“仁”为修己之学，也是中国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国武术思想文化武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中华武术的孕育和发展一直遵循着这一思想基础与伦理标准，在主观上有形无形地赋予了中华武术“仁”的文化特征。
“中庸”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武术动作本身受传统文化“中庸之道”思想影响，从动作形态上讲究以中为度，中正和谐，过犹不及。以“中庸”为特征的价值观念通过拳术的修习可以使习武者的精神气质产生变化，从而使心性与行为皆合乎“中庸”的标准。武术得“中庸”者或体或用皆能合于“道”，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既无过又无不及，既无偏又无塞，守中用中。“中庸”的基本原理是“中和论”，“中”与“和”理论构建了儒家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中庸”也是人性最高的学问，拳术之善不以刚猛为勇，不以矫变为能，惟以“中和”为宗；故拳术得“中和”之妙，可以使人之精神气质升华至“中和”境界。儒家文化对武术影响是全方面的，在习武人的思想、精神、志向和情怀上，深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想的影响，顺天道之性，行地道之德，承武德，达天下，为武术人施展抱负，保家卫国，建功立业，以及为树立和培养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指明了光明大道。
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和生命宇宙观对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道教修炼的基本主张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在武术上的至善境界是“武道合一”。道教的导引、内丹、外丹等养生术与武术相结合，使武术具有独特的强身健体、增益健康和延年益寿的功能作用。“内家拳”武术中“行气”、“运气”、“沉气”、“气达四稍”、“舌顶上颚”、“津液满布”、“清升浊降”、“气沉丹田”等要求无不渗透着道家的养生思想和修炼方法。中国武术所体现的舍己从人、引进落空、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静制动、避实击虚、灵活圆转等特点的技击思想，也体现出道家文化的核心要义。武术以道教哲学及道教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医学、内丹学、养生学、符箓、印法等，将武术技击术和健身术融为一体，讲究经络、穴道，注重内在的修炼。习道教武术者“外能技击抗敌以自保，内能强身健体以养生”，可兼得技击和养生之妙。通过武术的修炼，达到以武证道，以武明道，以武悟道，以武载道，以武践道、武道合一。道家文化奠定了武术理论认识论基础，它为中华武术三大功夫理念体系之“道论、气论、劲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中国武术所追求 “圆”、“空”、“静”、“无”的境界，体现出佛教禅宗思想文化内涵。禅宗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后的产物，是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它超脱印度佛教的一些高深理论，是修行者凭借自身的体验，感悟宇宙的永恒，这与中国武术的道教修行是相通的。佛教武术以禅为武的灵魂，武为禅的形式，禅武修正果，明心见性，形神一片。参禅悟道、以禅入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觉悟“成佛”、“入道”。少林武术“禅武合一”，少林武僧把武术训练作为佛教禅修的一种目的，在修行的过程中将禅修之思想贯彻于武术运动训练中，以武术运动为禅修，禅拳一体，以武悟禅，以禅导拳，在武术训练中开发智慧。以少林拳为代表的武术训练贯穿于佛教修行，并以之思想指导武术训练的具体实施。以禅入武循智慧之源，禅、武思想合二为一，以智慧光辉通向武道巅峰。中国佛教的伦理道德讲孝道论、仁道论、纲常戒律论，它们都为武术“武德”的建设给予了良好的借鉴，使得武术的思想与内涵更加的丰富。
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儒释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对明清时期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中国民间宗教在明清时期对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众多民间宗教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于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氛围之中，包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佛教的果报思想，以及道教的修炼方术文化等。明清时期对武术发生直接影响的是民间宗教，其时民间宗教的秘密结社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历史上民间宗教组织大都借助武术或气功等来宣传教义，它们多以结盟、传教、习武、行医等活动为凝聚方式，传经布道，教化民众，从而也促进了武术在民间的传承与发展，为推动武术在民间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为著名的是八卦教、“义和拳”等组织。历史上很多信仰民间宗教的拳师和武术习练者以报国为己任，积极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斗争运动中，有效地促成了拳会与教门的结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流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以民间宗教思想文化为信仰的众多武术拳种和流派作为中国传统武学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在明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逐渐形成了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文化体系。当代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圣拳为集中代表的中国民间宗教武学在中华武林中独树一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它是古老的马上征战拳法，历史上因与八卦教的联系，长期在民间隐匿传承，传承地域辽阔，在古济宁运河流域特别是在鲁西南地区有广泛的传承。文圣拳是历史上义和拳的源头，其同拳异名颇多，亦称文圣功、五手、大五手、五步架、长寿拳、杜家拳、离卦拳、神拳、五步神拳、无极道圣道圣拳、无极道拳、八卦拳、义和拳、大洪拳等，是中国武术中流传名称最多的拳术，其特点是深受儒释道三教文化的浸染，文化内涵丰富深厚，具有鲜明的民族和传统文化特色。
在中国武学中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或民间信仰为思想理论基础的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深深扎根于中华民间沃土，在中国武术中越来越凸显出重要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民间宗教武学在文化上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内涵上有极大的丰富性，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与厚重，彰显着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其包容厚德之特征品质，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博大精深的拳法理论和完善的功法体系，以及在“反清复明”农民起义和反帝爱国“义和团”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奠定了它在中国武术中的重要地位。如八卦教、义和团、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天地会等，形成了19世纪末中国武术文化传播的特征。清朝历史上产生于长江以南的天地会洪门是一个在南方地区活动区域广泛、参与成员众多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南少林、闽、粤、川武术都与天地会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武术在天地会形成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以墨家文化为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

墨家是春秋时期与儒学并列的“显学”，在“百家争鸣”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它与儒家、道家共同构成了汉民族三大哲学体系。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交相利”等观点；墨子宣扬仁政，倡导以“兼爱”消弭祸乱。“兼爱”是“非攻”伦理道德的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墨家思想“兼爱”、“非攻”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与武术精神有着实质性的联系。由于战乱频繁，墨家崇尚武力和“救守”思想，反对以大攻小，以强欺弱，以众暴寡，反对一切侵略与不义战争。墨子的“救守”思想是一种匡扶正义的行为和帮助弱者生存的义举，这种思想与武术精神相契合。《孟子·尽心章句上》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家弟子具有崇高的品德，以及吃苦耐劳和舍身为人的精神。墨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维护社会公理与道义，提倡人与人之间不分贵贱，平等互爱。“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倡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表现出主持正义，追求和平，以及平等、侠义的思想，这些都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武术发展继承了墨家思想和文化，墨家“尚力”、“贵义，以及严格的纪律约束、严密的社团组织形式等思想文化对武术思想、技术的发展和武术社团文化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对中国武术流派的发展成型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墨于·经上》日：“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家的“侠士”精神对中国武术德行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及武术技艺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义精神贯穿于中国几千来武术思想文化之中。《管子·君臣下》：“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春秋战国时期提供尚武术精神，催生了一批豪侠之士，《史记·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战国策》等书记载描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要离、荆轲等多位尚武行侠的勇士形象，其轻生忘死献身精神成为中国后世侠士的传统。
墨家思想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墨家文化的渗透，使中国武术保持了自身特有的魅力和文化内涵。墨家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杰出的部分，虽然其发展在后来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环境下势微，甚至被灭绝，但其博爱、平等、非攻等思想，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它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武侠精神深受墨家“兼爱”精神影响，体现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具有诚信守义重承诺，匡扶正义，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不居功自傲，救危扶困，不恃强凌弱等中华民族优良品质，焕发着社会正义感的思想光辉。“侠义”精神和文化已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生命“基因”之中。
剑术在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剑客”的兴起对提高武术技击理论和水平具有巨大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是越女论剑：“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这是一段精彩的剑术综论，道出了最上乘武学的道理。古代君子必佩剑，君子守中道执兵器，昭有智慧光明、文武双全之意。古代文人佩剑和“书剑”文化，体现出中华民族灵魂中要求文武兼备的理想人格追求。
古往今来武林就是一个江湖，在古代小说和武侠影片中,武林江湖、江湖武林如影随行。可以说武术神秘是在错综复杂的江湖文化体系下，人们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加工等手段，把武术技术的升华与江湖游民逸事进行融合而成的，它们共同演绎着所谓江湖中的武侠文化。江湖是与正统社会相对独立的一个秘密社会，这个秘密社会不一定有完全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相对稳定的规范和道义原则、稀奇古怪的语言，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异世界。江湖文化反映出典型的墨家文化特征；江湖是无形的，江湖无处不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地域，从地域上根本无法找到江湖。

（四）以古典中医理论为武术思想文化的理论根本

中国武术与传统中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武术与中医蕴藏着高深的理论和完整的系统。中华文化肇于《易经》，医易同源，《黄帝内经》的经络理论及气化学说、筋经学说等都是在《易经》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也是武术中训练和修习的重要理论指导，以《黄帝内经》为基础的中医经典在中国武术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国拳术特别是“内家拳”术发展演变的依据，武术的技击也都是以阴阳消长理论为根本，表达了武术对立统一和普遍系统论的观点。在以“阴阳五行观”为代表的传统武术中，如以阴阳八卦化生观念为理论基础的八卦掌，以五行学说为理论思想原则的形意拳，以太极哲理为精髓的太极拳，以阴阳五行九宫八卦理论为核心的文圣拳等，都体现了阴阳五行变化的原理和规律。
武术之道为阴阳也，非“气”之学无以领悟功夫之真谛，亦难能达上乘功夫之境界。气功是打开人体生命科学的金钥匙，它与武术密切联系; 武术修为要与气功修为相结合。“内家拳”派的内功，就是以养气和练气为主要手段和方法，质在“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阴阳和谐，气血健旺，经络顺畅，百病不生，可得长生。在武术运动中意念有利于身体气血调和，激发调动人体的内在潜力，诱发集聚人体内气，使之可聚可发，聚则储存于腹部，发则以意导气，发挥人体最大潜能。武术用意念统领内气循经络运行于全身，以疏通经络气血。武术练功是以中医“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脏象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遵循阴阳五行生化收藏变化规律，保持生命的活力；在运动中达到内壮脏腑，外强筋骨，畅通经络，促进消化循环，增强免疫力，这是武术养生观的重要体现。历史上很多名医是武术大家，以医合武，行道天下，如东汉华佗，唐代孙思邈，到了清朝时期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既是医学家又是武术家的人物。
中医学“精气神论”，对武术理论与实战技术产生着重大影响，中医上的“精气神”观是武术“精气神”的理论之源。精、气、神为“内三宝”，耳、目、口为“外三宝”，要养生保健长寿延年，必须“常使内三宝不逐物而流，外三宝不诱中而扰”。从健身养生的角度，传统武术在功法上直接而完整的吸收了中医的“精气神观”，采用意念、动作、呼吸相协调的方式，以固精、养气、调神，从而达到内外兼修、性命双修、养生延年的目的。“精气神”在武术中表现出形神兼备的整体武术意识，无论是在传统武术还是现代武术中，无论是从内在还是从外在看，都与“精气神”密不可分，三者缺一不可，相互依存，统一于一个整体中。

（五）以兵学文化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核心灵魂

中国古代战争不断，战争中的军事武艺促进了古代武术的发展。兵法是战争的理论指导，而武术是从事战争之个体的技艺支撑，兵法和武术同时在战争中得到检验、运用和发展；不懂兵学，不足以为武，兵学文化是武术理论指导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古代人与自然和社会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武术技击之术，可以直接用于战争搏杀，连同车战、马战、步战等；武术是古代军事技术的一部分，几千年冷兵器时代，武术技艺一直是军事斗争取胜的重要手段。“拳兵同源”，“自古拳势通兵法，不识兵书莫练拳”，用兵法来培育和启迪武术技击思想，提高技击理论水平，指导技击实践活动，增加武术的技击实用性。拳学兵法是一般，不读兵书难悟拳。艺高胆大勇者胜，老谋深算亦占先。武术借鉴兵法中的将道思想培养习武者的优良性格和精神品质，以及用于从事武术技击的教练指导工作，如《孙子兵法》的将道：“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兵学中智者不惑、无信不立、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严以律己等要求，对武术的精神和“武德”的养成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古代武术发展与军事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重视的是技击性；古代军事训练的主要形式是“田猎”和“武舞”；“田猎”包括“空手以搏”和“手格猛兽”的搏斗技能，“武舞”是根据兵器性能，把击刺同阵形、队形结合起来的武舞式训练，这种将实战技能按一定程序进行训练的古代武术是后来武术套路发展的雏形，也是武术逐渐向系统化演进的过程。武术最真实地继承了战场厮杀的模拟和建立在真实反映战场对抗的策略与战术，以及所具有生死搏斗的勇气和力量，它对于人的精神素质、智慧能力和意志品质训练的提高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著作，如春秋时的《孙子兵法》、战国早期的《吴子兵法》、中期的《孙膑兵法》和后期的《尉缭子》等，这些兵书阐述了带兵、打仗、布阵等军事方面问题，同时渗透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使军事与哲学融为一体，这对后世中国武术与哲学的结合，形成中国独特的武术思想文化体系有着重大影响。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对武术技击思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战争中兵学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使得中国武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吸收和具备古代兵学思想的元素，逐渐形成了“诡异多变”、“奇正相生”、“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以柔克刚”、“重意轻形”等技击思想。《孙子兵法》的文化核心是反战争的，而其“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对武术的技击思想影响深远。武术是“凶器”，反对逞勇斗狠，以技欺人；真正的武者习武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不“用”。武术具有威慑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武功”的最高境界。
古代战争成为促进武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武术发展与战争形式的变化、兵器的演进、战术的更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孙子兵法奇正相生，拳战与兵战，皆以避实击虚为核心，克敌制胜为目的；拳势如水无定形，拳无常势，身无常形，“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孙子兵法·虚实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篇》），强调了知彼知己、出其不意等谋略在武术技击中的重要性。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计篇》），“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孙子·九地篇》），“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孙子·九地》），这些原则都要求武术技击时能随机应变、拳贵神速、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使武术技击成为自身本能自然运作的一种行为，以机体最小的消耗来获取胜利。武术之灵妙，全在之变化，招式动作的运用，妙在分寸之间。实战要深通阴阳变化之道，变化无穷，阴阳不测谓之神。拳谚曰“一胆二力三功夫”，道出了临阵对敌实战的心理素质、精神、力量和技击技术的关系。
武术集太极阴阳变化、五行生克制化，以及八卦图易理象形取意等诸多元素融入拳学拳理之中，同时汇聚兵法睿智用于实战之妙，一理求万变，万变求自然，千变万化，不可胜穷。拳法之道“变则通，通则胜”，或因敌而动，或以我动待敌动，以动应变，致人而不致于人。操拳用武力求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才能使对手难知我真意，体现了武技与兵法的交融关系。辩证法中的阴阳、虚实、强弱、奇正、有无等都是武术理论所遵循的原则和思想。武术的思想文化内涵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不断完善和变化，从甲骨文中几种“武”字的变化演变看，其原始本意并非止戈为武，而是形象的表述了一个人或持戈静止而立，注视前方，或举戈而动，欲与人、兽斗。狭义的“止戈为武”出自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而广义的“止戈为武”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是古代兵学文化对武术思想影响的一种重要体现，进一步丰富了武术思想文化内涵。武，止戈为武；术，思通造化，随通而行为术。武是停止干戈、消停战事的实力，武术有独特的礼仪和境界观，武的最高境界是平和、不争和无为，而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习武者必须追求的境界。
中国武术是一种兵学文化的展现，能强身健体，修身养性，抵御外侮，抗暴安民，它既能振奋民族精神，又能给人以艺术享受，与《孙子兵法》等兵学文化同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武术技击原理和军事战略、战术息息相通，一脉相承，武艺高强者参军实战后，增长了兵法知识，成为将帅之才，如历史上的岳飞、戚继光等。明代由于军事战争的需要，促进了武艺的大发展，出现了不同风格的武术技术流派、拳术和器械功夫，这个时期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驱动力；同时军旅武术流入民间形成了民间武术，也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大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纪效新书》、《武篇》、《耕馀剩技》等，这些著作不同程度地记载了拳术﹑器械的流派、沿革、动作名称、特征、运动方法和技术理论等，特别是在理论上总结了过去的习武经验，为后世研究武术提供了重要依据。从戚继光《纪效新书》可以看出武术理论的血液中融化有不少兵家理论，有效地增加了武术理论的深度，这些著作有助于对武术理论、武术实践的指导。武术绝不能离开传统兵学文化的指导；武术与兵学文化的高度融合将进一步促进武术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中国丰富的兵学文化是武术思想文化发展的灵魂。

（六）以“士”文化为武术思想文化的精神追求

华夏文明的本来面目是崇文尚武“士”的精神。“士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凝练，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和孕育的出来的“士文化”，对于促进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士”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本质、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和文化；“士”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凝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思想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武术磨砺习武者的意志，锻造坚韧不拔优秀品质和人格，是培养“士”精神和品质的重要途径。习武之人所体现出来的豪气、勇敢、正气、尊严和阳刚之气，是一个优秀民族最不可缺少的品格和精神；武术精神也是“士文化”精神之重要体现。“士”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代表着“士”的人格尊严和风骨，这是对“士”崇高思想和精神写照。“士”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崇高信仰，是东方文明智慧的集中代表，它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史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中，做一名“士”应该成为每一位中国人人格尊严和精神追求的崇高目标。弘扬中华武术精神，对于促进中国“士”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随着时代的变化，“士”的身份和文化虽然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及信念却始终没有改变。士大夫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抱负，他们在长期受传统礼教文化影响下，有着很高的道德境界，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可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崇尚正义，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有张扬的个性。“士”之独立人格是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主干支持，有“士”在，“士”的精神就在，“士”的人格就在，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就能延续。如果“士”失去了独立人格，那么“士”这个阶层就“变质”了。“士”的精神独立、自强不息品质，成为鞭策中华儿女不断开拓进取的永恒精神力量，是促进中华文明进步的重要思想保证。
春秋时期的士人，性格阳刚勇武，无论男女，都是以高大健硕为美；上马能武，下马能文，侠客义士遍地，扶危救困，济人不赡，当时的社会推崇礼、仁、义、公、信等价值取向，崇尚富于进取和创造力的尚武精神。《论语·子路》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士”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士人是华夏文化真正的承载者、继承者和弘道者。“士”者，智信仁勇义也；“士”讲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推崇“道”与“德”的统一。士文化的本质和精髓，在于人讲立身之道，在于国论治国之道。“士”有风骨、有气节、有精神，有着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士”对民族、对国家忠心不二，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义为忠，舍生取义。士为天下计，贱名利，轻生死，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殉道主义的精神。历史在发展，“士”这种敢于牺牲的殉道精神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这些精神对于重塑现代社会中国人的性格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而“士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作用。“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武术文化最宝贵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基因。现代武术文化传承昭示着迫切需要传统文化中士文化的复兴，国家和民族需要“士”之德操、思想、情怀与精神的回归。失去“士”的精神，中华民族就会失去其精神源泉和灵魂。每一位习武者都应该成为士文化的忠实践行者，以天下为己任，志力于“道”的传承与发展，让中国武术赋予崇高的精神、思想和灵魂。中华武术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武艺，更可贵的是武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代表中国民族气质“士”的精神和风骨，这是武术精神的重要体现。

（七）以华夏民族精神为武术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现

武术是中华国学经典文化和民族文化精粹，是防身自卫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手段，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武术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几千来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维护正义、凝聚力量的真实写照。习武之人骨子里透出的忠义之气，正义之气，豪雄之气，体现出一个人综合素质，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的震慑力量，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更让平常人产生一种敬畏的力量，这也是武术的独特价值精神所在。武术强健人之体魄、磨练人之意志，具有个人的锻炼价值，同时能够传承民族精神，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促进社会交流和文化传播，具有强大的社会价值和功能。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崇勇尚武、精忠报国的传统，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体现，作为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具体化，提倡尚武精神，对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灵魂，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都具有重要意义。武术拥有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内含有中国军事思想演进的深邃睿智，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这些文化和精神源自于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精神和强烈的进取意识，它渗透于武术技术之中，贯穿于武术运动的始终。
中华文明在连续五千多年来始终没有中断，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武术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传承着民族的尚武精神。习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塑造民族尚武精神和性格的重要途径。尚武精神让中华武脉历久弥坚，让民族文化绵延不绝。武术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世代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它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华各族人民社会精神生活的反映，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共同价值追求的体现，是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价值观念的文化浓缩，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支撑和动力。和平时期，尚武精神以尚礼、尚仁、尚德的道德与伦理精神联结着华夏民众的情感纽带，成为中华民族亲情意识与和睦精神的重要构体。中国武术精神的基本内涵体现了中国文化独有的文武之道；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崇武慕德，尊师重道，贵义尚礼，自强不息，坚韧不拔，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不畏强暴，修正向善，宽容忍耐，担当责任，保家卫国，仁爱天下，以和为贵，侠义情怀，止戈为武等伟大民族精神和品质。习武之人所具有的正义感、使命感和强烈社会责任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体现。武术的文化、思想、精神和力量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气质，可以塑造精神和体魄强大的中华民族，它的思想和精神甚至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兴国学，承国术，育国士，铸国魂”，用武术精神唤醒民族的精神，激发民族的坚强意志，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文明进步。武术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爱国精神，很多武功高强的人和练武者，都是以匡扶正义和保卫国家为目的，如历史上的岳飞、戚继光、霍元甲等都是光辉的典范，精忠报国普遍成为练武之人的理想和精神追求。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大并不在于物质多么丰富，更重要的是要有信仰和精神。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没有振奋的精神、没有高尚的品格、没有坚定的志向是不行的。几千年来世界历史证明，一个尚武的民族总是生机勃勃富于进取的；一个胆怯奴性的民族，只能永远匍匐在强势民族的脚下；一个阳刚血性的民族，才能雄踞世界民族之林。尚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我们这个民族需要大力倡导武术精神。从百年沧桑到民族复兴，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为了民族大义，能够有勇敢无畏的人，舍生取义的人，杀身成仁的人，生而忘死的人。如果切断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武脉”，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是危险的。
中华民族需要培养武术中所蕴涵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威武不屈的气概，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武术深层中所包含的这种民族精神，无疑是激励广大习武者热爱祖国、奋发向上的巨大动力。尚武精神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它在整个国家和民族建设发展中发挥着凝聚作用、支撑作用和激励作用，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立于世界之林的重要保障。中国武术精神比较全面地代表了中国人的气质和精神，我们有责任将这种精神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光大。提倡“中国人就应该习武”的思想，通过练习武术增强国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要在全民族弘扬尚武精神，让尚武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风尚，成为中华民族一种英雄气质的体现，成为一种坚定的民族信仰和文化，从而培养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以及具有敢于战胜困难的勇气、精神和力量。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灵魂，武术也不能没有灵魂，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粹，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武术精神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的责任担当意识，以及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等传统美德；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共进等中华文明价值精神和思想。
中国文化中，以儒、释、道三教为主体的文化都是向内求，都是强调人的自我圆满、自我提升，讲求精神上“天人合一”，其思想和文化倾向保守和内敛，这与西方文化向外发展、向外寻求探索的方式和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历史证明，我们这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也导致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太容易懈怠了，太容易自满了。历史是一面镜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强不息，奋发图强，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在武术领域发展中，客观地对待域外格斗术，吸取精华，提高传统武术技击能力和运动水平，促进与世界格斗技术的交流与发展，提升武术在国际体育上的竞争力。世界上单兵具有代表性的以色列格斗术，亦称马伽术，它集中国武术、泰拳、自由搏击、巴西柔拳、古巴摔跤、日本空手道于一体，讲究一着制敌，每一招都冲着让对手产生永久性的伤害，这是世界上具有强大实力的格斗术，其发展值得中国武术学习。近百年来，其它国家一些格斗术在世界体育舞台上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为中国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借鉴经验；让中国武术采百家之长，补己之短，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具文化性、实战性、哲学性的技击术。要不断向世界其它文明汲取先进文化，努力发掘中国和世界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思想精华，促进文化交流互鉴，让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让人类文明更加绚丽多彩。

公元2021年5月8日，于中国河北邢台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建立者，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建立者，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120万字的武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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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文化的基本内涵——卢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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