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灿烂辉煌，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到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到唐朝佛学的鼎盛发展，又到宋明理学的勃兴，直至明清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让人们徜徉在卷帙浩繁的中华哲学和思想文化史中，展现了数千年中华民族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画卷。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包容性与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它在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儒、释、道三教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发展，汇聚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河流，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儒、释、道三教之间相互融合、借鉴与斗争，特别是形成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构建了中国近千年来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总画面。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和精髓，它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政治、宗教、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起到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儒、释、道三教是中国、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五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反映了中国及周边国家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之一。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远在两千多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时候就与中国发生着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随着儒、释、道三教传入这些国家，就与其本土文化融合起来。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与当地的民间信仰、文化结合以后，孕育出很多新的文化思潮，又不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教合流的理论和文化。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在这些国家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以儒家、墨家、释家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为主体等多元文化融通和谐包容的文化体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它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都发挥着积极而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三教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统贯着学术与文化的命脉。三教分别满足了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某些方面的需要，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三教合一，帮助人们养成“和”“合”的心态、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是一种思想文化和包容的理念，并不是三教平分秋色，实际上各有所侧重。“合一“也并不是将儒释道三教合为一教，或者成为其它新的宗教，而是博采众长，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吸收儒、释、道三教文化之精华，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升华和超越，是中国思想、哲学、文化发展到巅峰高度的自然产物。事实上，儒释道三家在理论上有许多的相通之处，很早就有三家理论的并行存在，并在长期的磨合中互相交融，和平共处。在一定意义上说，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来源。这三种不同思潮长期融合建立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形成了中国多元文化并存、大一统的格局和多种多样的文化习俗。三教合一文化是指导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和学说，是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它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部宏伟而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体系。它融入不同文明、信仰、思想、文化和理论之精华，成为一种具有永久进步性的思想和文化。它必将成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思想、信仰和文化，对人类文明和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大道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未来实现“大同世界”、“大同宗教”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主导国民思想并指导行为方式的精神支柱，可以说是一种哲学体系。它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干，并涵括其他各种思想文化内容所构成的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础，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先秦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学派纷纷出现，在学术思想上各家各派之间有继承，有批判，有发展，从而形成学术繁荣的局面。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丰富的古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始于周公旦的周礼，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秦法家一统，焚书坑儒，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形成“汉学”，即两汉经学。佛教在东汉传入，盛行于东晋。道教东汉末年兴起，最终形成三教九流。到宋朝，儒家吸收道教、佛教思想，建立“理学”。金朝王重阳吸收佛教思想，建立全真道。明朝王阳明，进一步融合佛教思想，建立心学，至此，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从实质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撇开儒、释、道三教任何一家都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彩样式和丰富内涵，也就无法全面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儒、释、道三教在相互冲突中，又相互吸收和融合，它们在保持各自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造就了多元共存、相融互补的文化格局，它在不同层面影响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中华宇宙观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理念，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宇宙万物关系的根本看法，强调事物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和谐存在。“天人合一”哲学观和思想对中国文化包容性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两千多年来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综观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有其清晰的脉络和传承关系。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连称，彼此独立，相提并论，出现三教一致的萌芽。唐宋时期三教加强了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相互借鉴和吸收，但其主流而言，仍然各树一帜。宋孝宗时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政治主张，向佛、道两教清晰地传达了佛与儒同归于善的政治目标。南宋《虎溪三笑图》，是证明三教合一于南宋最有力的证物之一。在南宋中晚期，佛教最终在道德观及思想文化上，顺势与儒、道三教合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理学为主导的思想，实现了三教合一。元明清阶段出现了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此三个阶段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发展和融合的基本过程。在三教合一发展中，其内容是动态、包容和发展的，三家思想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各有侧重，分别出现了以道教、儒教和佛教思想为主要形式的三教合一文化形态，以及以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但无论那种形态的三教合一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儒、释、道三教思想和文化得到提升，以致最后形成了真正具有宗教意义上的三教合一文化。前者与后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发展与升华。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起源于轩辕黄帝（前2717～前2599），继承了华夏民族古代原始宗教之血脉。它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春秋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以老子（约前571～前471)、列子、庄子为代表。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其弟子所创立，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距今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佛教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政治伦理、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发展逐渐出现危机，三教相互渗透、相互吸纳，调和之风盛行，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思想文化出现繁荣的又一个重要时期。西汉汉武帝基本上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统治思想。西汉末年灵帝时，召集众多儒生勘正五经，刻于石碑，并且昭告天下，正式把儒教定为汉朝国教。自此，儒家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取得了社会主体思想文化的地位，使儒家成为官方正统思想，从而使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释、道为辅，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补和融合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历时两千多年的时间，一直到近代仍然未有太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也引起与道教、儒家传统思想的抗争。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已翻译的一些佛教经典，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名词概念，来加强对佛经精神的阐述，这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重要时期，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并取得重大的发展。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和精神，也有了新的发展。魏晋时代以研究《老子》、《庄子》、《周易》为核心哲学思潮的玄学，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玄学”文化，它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融合，成为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思想主流。东晋时道教代表人物葛洪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援儒入道，内外兼修，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所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包朴子·释滞》）。之后宣传三教合一思想的有南朝的道士陆修静、陶弘景等。陶弘景充分将当时各个道教派别的典籍加以整理，并亲自撰述，将道教推向一个新的地步，并加强了三教的融合。同时期道家中人士提到“三教”理念的愈来愈多，论证也愈来愈深入。西晋的灭亡使“玄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受到挫折，“玄学”中开始渗入大量佛教教义，二者互相渗透也为佛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晋以后，“玄学”与佛教趋于合流，“玄学”逐渐衰落，佛教迅速发展起来。
  从南北朝至唐初两三百年间，是儒、释、道三教思想纷争与彼此融和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宋之际，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唐代提倡三教共举的政策，对三教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三教讲论，肇始于北周武帝，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也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三教名流论难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与认同，为三教的思想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机会，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对整合三家思想文化的需要。
  佛教在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儒学家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吸收了佛、道精神，得到新的发展。隋朝名士李士谦重佛、道而儒辅之的三教融合，大儒王通提倡在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佛、道，即三教合一。唐朝大规模翻译和注解佛经的工作，不少僧人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就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融入到禅学中去，形成一种摆脱烦恼、追求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的渐悟观，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的顿悟观中，反应出庄子“物我两忘”的境界，其实质都是儒、释、道三教融合发展的结果，都是三教合一文化发展的产物。此时期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中国邻近的一些国家。
  唐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对儒、释、道三教都有着较多的接触，并且从中寻求在不同环境下寻求不同的理论作为入世或出世的根据，以达到心灵安定和心理平衡，而在市井阶层多以拜神祈福以求心灵安慰。此时三教发展相互制衡，又相互补充。统治阶层大力鼓励三教发展，以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佛教在发展中不断与中国本土道教和儒家文化相融合，道教也从佛教中吸收营养，儒家也在佛教和道教文化中不断丰富自己，不断产生了儒、释、道三教文化融合的状态。从唐时起中医药学也成为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三教合一是以维护社会道德，有利政治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在唐代三教连称，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在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历史上南朝的梁陈和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而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以此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
  唐朝统治者积极提倡佛教，玄奘回国译出大量佛经后，唐太宗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唐高宗又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借以宣扬佛教，佛教广为流行，使佛教全面进入了高潮期。此时儒、释、道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为了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迎合大一统之政治的需要出发，也不时提倡“三教无胭”、“三教归一”或“会三归一”等。如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唐武宗下令灭佛；韩愈、李翱等儒者奉儒家为“正统”的反佛、道思想等等。儒、释、道三教的斗争始终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之中，纵观历史上中国佛教的“三武一宗法难”事件，大都以佛、道斗争为背景，同时也反映了王权与佛教的激烈斗争。“三教合流”除了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外，还有着自身理论的种种特点。封建统治阶级深深懂得，儒、释、道三家对维护封建统治这一根本任务是不可偏废的，三者有着各自的特点，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儒可以治国，佛可以治心，道可以治身。他们为了自身宗教势力的强大，同时为了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他们之间既有斗争也有融合，但融合是发展的总趋势；“三教合流”符合三者之间的演变趋势和过程。
  始创于南北朝北齐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内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传到明代，高僧蕅益智旭运用佛教的名相概念和思维方式，对儒家四书进行系统的注释和疏解，形成了《四书蕅益解》(又称《四书禅解》)他采用了唯识、净土、律宗、禅宗为旨要，发挥天台宗的教观，又主张释道儒三教一致，并力求佛教诸宗的调和，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启发。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佛教在建立中国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论体系时摄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与儒、道进行全国上下的争论，与儒、道形成了鼎足之势。佛教在唐末，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日益呈现衰颓之势，在宋初一度复苏。宋元以后，儒、释、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加深，三教合一的思潮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编大藏经。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繁荣，但佛教总的趋势在衰落。在此期间，佛教与儒、道结合，三教合一呈现出发展趋势。
  在北宋期间，道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北宋几位统治者（真宗、徽宗）崇尚道教，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道众倍增，宫观规模日益扩大。道教中也出现了龙虎、天师、茅山、上清等派别及其分支，这些派别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源”的思想，并在道教的哲理和实践中摄取了很多儒、释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的道教思想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主张三教合一，试图以道教修炼性命之说来撮合儒、释、道三教，他的基本思想在《悟真篇》一书里充分阐述。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王重阳在金大定年间创立的全真教，《重阳全真集》中《孙公问三教》：“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悟彻便令知出入，晓明应许觉宽洪。精神炁候谁能比，日月星辰自可同。达理识文清诤得，晴空上面观虚空。”他以道为主，兼辅儒释、性命双修，凡圣双修，保留了道教崇尚清净自然、淡泊无为、讲求个人修为之精华，又融汇儒家和佛教的思想，提倡“义理本无二致”的思想，“三教同源”，三教合一。倡导三教同一体，无谁高谁下、谁后谁先之分。为道者，应长怀平等之心，包容诸物，对天地万物无分别心，无排他意，一视同仁，一体皆爱。三教间平等相待，和谐共处，亲如一家。“八朝古都汴梁城，千载京华宋遗风；历史沧桑匆匆过，黄河明珠天下名；全真祖庭万寿宫，道教重阳与延庆；自古中原第一观，三教合一大道兴。”（卢飞宏《东京梦华》）南渡后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三教合一道教学派。宋辽金元道教研究者中的南方内丹派、北方全真教等新兴道派，都主要是从内定功法修行的角度，探索吸取并融合儒、释、道修行实践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金元朝时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儒学化，出现的以佛教为正宗的诸派也三教合一化，此时道教也都盛行，道教全真、正一两个重大派别，盛极一时。这些派别从自己教派的立场出发，高举三教合一旗帜，使三教合一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宋儒周敦颐（1017～1073）、张载等兼熔释、道教文化，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宋人“理学”由唐人开其先绪。产生的背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面临危机，以及隋唐时期儒家提出三教合一主张的前提下，而逐渐确立的一个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系统。宋明理学大致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代表代表人物有：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朝王阳明等。理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虽然排斥释、道，但大量吸收释、道的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宋明“理学”吸收了佛、道二家思想，强化了宗教文化气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用易理和道家的思想来阐述宇宙生成的理论。三教合一思想在宋明时代已经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想潮流。金元之际在北方兴起的全真道，是道教的一个新生派别，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它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以“性命双修”“功行双全”“全真而仙”为基本教理，杂糅儒、道、释三家理论，对传统道教的教理、教义作出根本性的变革，构建出了新的道教理论体系。程朱理学对中国文化建设有积极意义，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自我调节，发愤图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凸现人性。但它也束缚和禁锢了中国人民整体的集体进取的形象，“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存天理，灭人欲”开始肇起。宋朝以三纲五常维持专制统治，压制、束缚了民族的创造性，适应了统治阶级压制人民的需要。再一个在文化上也是自己将自己束缚起来，没有了盛唐大气磅礴的文化气势，对后世文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形成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释、道合流的哲学思想。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8）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在核心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在儒释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和变迁中，王阳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教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王门后学也主张三教合一。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佛教“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与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相结合，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最终完成了三教的融合。程颢和程颐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受到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竭力排斥佛教，但是在其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都带有佛教的烙印。宋明“理学”的发展是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结果，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深远影响。“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本来是一家”。“儒、释、道一家”的思想是金元内丹派的共识，元代道士陈致虚在叙述其师承时认为，他的师父缘督真人、上阳子赵友钦“总三教为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难问》等书，到此而丹经大备其意。”儒、释、道思想与修行实践为内丹修炼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陈致虚《上阳子金丹大要》中有阐述“儒、释、道一家”的问题，其核心问题认为三教于“一心”，即“金液还丹”。合儒、释、道为一家，在于探索三者在修行实践层面的融合创新，道教的内丹、佛教的禅宗、儒家的心学是其典型代表。道教内丹与佛教禅修，以及儒家心学的兴起，为这种合一模式创造了条件。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三教合一在明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他曾经有入寺为僧的经历，对儒、释、道三教的作用有着较深的认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对儒、释、道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他认为三教之间可以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在三教合一的政策体系内，以儒教为主，以佛、道二教为辅，将三教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之共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儒、释、道趋于合流，从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转变，与明清时代的社会政治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变相呼应。明初学者宋濂主张三教合一，张孟兼则将道家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陈琏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他们对儒、释、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代四大高僧(紫柏、憨山、藕益、莲池)都是主张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明清之际，儒佛道三教终于取得了和谐的统一，其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出现真正宗教意义上的三教合一文化形态，形成了强大的三教合一传统文化思想。林兆恩的“三一教”，是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作宗旨的，其它民间宗教也有以此为旗帜的，此可见诸于一些民间宗教的“宝卷”中。罗教创始人罗清在其《五部六册》中的《破邪显证钥匙卷·破不论在家出家辟支佛品第一》说明：“一僧一道一儒缘，同入心空及第禅。似水流源沧溟瀇，日月星辰共一天。本来大道原无二，奈缘偏执别谈玄。了心更许何谁论，三教原来总一般”。三教合一文化逐渐被社会意识形态所接受，至明时已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其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三教合一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由于统治者从其自身利益和巩固等级秩序出发，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对三教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这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也促成了三教合一文化的传播。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在这“三教合一论”的理念中，人们遵守儒门的礼仪、效仿佛门的规诫、修行道门的功夫。在发展中儒、释、道三教为谋求自身发展都为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明清众多民间宗教的兴盛更为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建设与文明的进步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名山圣地、寺院道观和一些民间宗教场所留有三教合一文化的遗迹，这些遍布各地的三教合一宗教文化场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中国的一些宗教名山很好的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一及三教和平相处、包容发展的思想和文化。“三教武魂贯千古，清静不退得真慈”，儒道释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中华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明清时期主要包括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大乘教、闻香教、八卦教以及它们所派生的各个教派，如无为、龙天、收圆、圆顿、混元、清茶、清水、天理、圣贤等教，这些民间宗教对武术的发展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且从其里面诞生的拳种很多，其中著名的民间宗教武学主要代表的文圣拳（亦称：文圣功，五步架，长寿拳，五手，离卦拳，杜家拳，五步神拳，无极道圣道圣拳，义和拳、大洪拳、老洪拳、中华文圣拳，中华历史文化名拳等）、六步架等，在民间武术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充分体现出三教合一文化的精髓，彰显着中华武术文化的无穷魅力。中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特殊而又复杂，是两个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艺术和思想文化领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经典著作受到三教合一文化影响，其典型代表作莫过于成书于明朝时期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小说里写“说一会道，讲一会禅”，“功完随作佛和仙。”它把佛、道、儒三者都融为一体，佛仙兼容，三教合一；其中孙悟空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
  道教、儒教、佛教三教的分合，是贯穿秦汉之后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东亚的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及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区域，特别是佛教与儒家两股风潮，在历史上更与政权相结合，在民间和政治上成为鲜明的主流文化。朝鲜、韩国在6世纪的新罗时代一直至14世纪末的高丽时代，是以佛教文化主导千年以上的国家，此后李氏朝鲜时代（1392～1910），则以儒家文化奉为国教。日本自7世纪圣德太子时代至17世纪的五山禅学文化，佛教文化主导日本亦有千年之久。德川时代（1603～1868）开国以后，推尊儒家，使儒家与佛教鼎足而立。越南在丁朝（968～980）独立以前，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但在李朝时代（1009～1225）则奉佛教为主流的文化，且有三教流行的特色，至13世纪陈朝时代因推动儒教才使佛教有势微的情形。儒、释、道三教对以上国家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们之间既有斗争也有融合，但融合是发展的总趋势。
  中华文明是在五千多年来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个系统的文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的社会实践、验证，成为东方文明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文化，是中华“大道文明”的一面旗帜，它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在现代社会全球化进程中，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大融合、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它必将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弘扬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以及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本质特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三家的学术内涵构成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统贯着学术与文化的命脉。三教分别满足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某方面的需要，帮助人们养成包容的思想和“和合”的心态。三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性的文化，缺少其中任何一种文化中华文明都是不完整的，也都不能全面理解传统文化的概貌。三教合一是一种思想、文化与包容的理念，并不是将儒、释、道三教合为一教，而是博采众长，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吸收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的精华，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儒、佛、道三教相互包容和相互融合，儒家最高称“圣”，佛家称最高“佛”，道家最高称“仙”，三教圣人一体。圣、佛、仙皆由人成；成者，非天生，而是修学的成果。儒、佛、道文化是人类文明最高智慧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对主客体认识的知识结晶。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以及现代、未来人类文明的前途，都与儒、佛、道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升华和超越，是中国思想、哲学、文化发展到巅峰高度的自然结果。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一种指导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学说，是一部宏伟的民族思想和文化体系，它融入不同文明、文化、信仰、思想和理论之精华，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必将成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思想、信仰和文化，对人类文明、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民间宗教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特定的地位，是中国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群众的笃诚信仰，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它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发挥过重大影响，表现出惊心动魄的力量。以三教合一思想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广泛的民间宗教和信仰，必将以其具有的包容性和普遍性，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包容是人类最为宝贵的意识，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的任何组织，小至对家庭，大至对社会、国家，要和谐共存都离不开包容的思想和意识。包容可以让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在这个世界上平等相处、和谐共存。三教合一文化是一种开放、包容和进步的文化，具有融合性、多元性、包容性、和谐性和同一性等。三教合一文化是古老东方思想精神文明的集中代表，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一种高层次、高境界文化的意识形态，也是实现“大同世界”的重要思想和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创新，更好的践行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具有自由，独立，平等，制衡，平衡，包容，和谐，稳定等特点，其主要精髓是：和合，融合、包容、创新与超越。在历史发展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有其完善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和民间信仰基础。一般来说，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本质特性有主要有融合性，包容性，多元性，和谐性和同一性等。

（一）融合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种哲学思想融合的文化，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和包容性，有强大的同化和改造外来文化的能力，可以将外来文化的精华吸收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之中。历史上中国对外来宗教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是佛教文化，佛教在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为适应在中国本土的发展，不断吸取儒家、道家传统文化精髓充实自己，成功走向中国化的道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儒、释、道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性文化，儒家提倡“仁礼安邦”，道家提倡“无为而治”，佛家提倡“万法皆空”，三家思想始终在矛盾斗争与融合渗透中发展，犹如三枝奇葩，各彰异彩，相互辉映，三者之间有着彼此补充的作用。三教融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三教合流”的发展使中国人所追求的至高真理呈现出一元态势，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以“儒为表，释为心，道为骨”和“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作用。三教相合而用，又独立共存，逐渐成为一种传统人文思潮与观念，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和内心世界。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和主流意识的文化，主体是儒、道、释三教，而其三教融合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也可以说儒释道三教合一真正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在历史发展中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相互融合，统贯着中国社会、学术与文化的命脉。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内涵，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和斗争，到相互借鉴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中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各种传统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三教的融合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思想。历史上三教合一文化思潮，在一定意义上说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需要，也受到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重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三教合一思潮对历史的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并成为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万事万物都是互相依存及发展变化，要包容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吸取各种学说普世价值理论和积极思想，破除一切保守思想和学说的门阀，促进人类一切进步文明的融合与发展，不断提升中华文明的层次和境界。融合性是三教合一文化的重要特征，它能将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能够形成新的思想的文化。任何一种单一性的思想和文化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或缺陷性，而三教合一文化克服了单一性文化的缺陷和不足，强调融合、吸收和借鉴，从而形成了更为合理、丰富、全面的思想理论和文化。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包容性

  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老子：“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各种思想文化包容发展、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积淀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和生生不息发展的强大动力。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儒、释、道、法、墨等，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墨家文化虽然自汉以后势微，但它对中国下层社会起到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约两千年的历史命运，泰国实施的“外法内墨”，汉之后基本政治形态是“阳儒阴法”，又称“外儒内法”。自西汉后思想领域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佛、道三家并立，以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三教合一思想对外来文化和文明不排斥，而是采取一种包容理念和态度，在发展中使古今、中外思想和文化不断融合，从而也不断使中华文明的层次和高度得以提升。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文化中儒、道、佛三家在相互冲突中又相互吸收和融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融合精神，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共同普世的价值观。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三教合一，五教归一，万教归一，殊途同归，是炎黄子孙的精神文化盛宴。三教合一，三教同源，相济相补，破旧立新，万法归一。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创自于明代、藏之于嵩山少林寺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又称《和谐图》，图中将佛、道、儒合为一体，左面是道家创始人老子，右面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两者侧身对坐谈佛论道的形态合成佛祖释迦摩尼图正面形象。三人供捧“九流水源图”，象征着儒、释、道在中华大地上的融合，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体现了三教合流，以及儒、释、道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思想宗旨。位于山西省大同北岳恒山的悬空寺，建成于1500年前的北魏后期，是中国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体现了佛、禅、和一体的境界。“北岳恒山有玄空，石壁峭崖结梵宫；悬空一千五百载，墨氏公输夺天工；登临宝殿仙境中，三教合一大道通；空中色相览胜景，佛禅一体和大同”（卢飞宏《游悬空寺》）。始建于元太宗五年(1233年)的八朝古都东京汴梁（河南开封）全真教祖庭延庆观（重阳观）是中国三教合一的著名圣地，全真教形成了以道教为主，兼以佛儒的三教合一文化，在三教合一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包容性就是能够在承认、尊重不同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我们要善于运用“和而不同”的智慧，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明和成果，为人类新文明的建设作出贡献。三教合一文化具有平等思想，包容世界上不同文明和思想文化，包容多样性，尊重差异性，崇尚中和，和而不同，三教合一，“五教合一”“万教合一”。“和合”万家，导人向善，和谐发展，世界大同。三教合一是一种动态发展的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变化和谐发展之中。
  三教合一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多年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伟大的思想和文化，具有包容性、进步性、开创性等，它对人性完善和社会秩序表现出充分的信心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它最大的特点是以包容、和谐及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社会、思想和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在融合中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和深厚的内涵，而三教合一思想充分体现了其文化的精髓和内在特质，它能够吸取各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不断丰富其多元一体的文化内涵，成为一种超越世俗、宗教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和文化，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社会价值。宇宙大道，生生不灭，世界宗教都是在探索和发展中穷尽宇宙真理。世界各宗教形式有争，但其本质无争。宗教间的矛盾起源于形式，而不是起源于本质，宗教的形式不同，其阐述理论的方式则不同，认识真理的方法就不尽相同，而宗教讲述的真理是共同的，所指引的方向和目标是共同的。把握宗教间的共同价值，是从根本上解决宗教矛盾的唯一途径。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有效地化除宗教间的矛盾和纷争，实现世界宗教的和谐发展。随着中华复兴之路的延伸，道教与民间宗教及其文化的复苏和兴盛乃是大势所趋，而儒、道、佛相融、互相尊重，共同实现和谐世界和人类大同，更是人心所向。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特别是最广大下层民众性格和精神的重要基因，影响着人们思想、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和谐之源，稳定之源，繁荣之源，也是文明进步之源。

（三）多元性

  中华文化是包容的、多元的、丰富的、和谐的，突出的特点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在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形成了相互包容，互不排他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具有同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特征，而它的文化的精髓都融汇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之中。弘扬以三教合一主要为特征的多元文化是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对于重塑中华民族民族思想道德和精神文化体系，提升民族和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积极意义。三教合一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继承、研究、融合、发展儒、释、道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是对人类文明的承前启后和创新发展。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沧桑变幻仍具有旺盛生命力，历经磨难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拥有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碰撞中，要树立民族文化自信，铸就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辉煌，让中华文化展示出永久的活力和时代风采。世界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化所拥有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多元文化之间只有在多向平等交流中得到发展和进步。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既能够也应当在“普遍和谐”中进行，既能够也应当以多元化发展的普遍和谐为目标和前景。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于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到典范作用，它的理念超出了现有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思想范畴，是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它能够有效地促进多元化文化的交汇共生与和谐发展，它对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教合一具有独立的思想文化体系和普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保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和思想文化财富，它具有清晰有序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客观存在的并对历史和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文化，理应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视和社会的共识而发挥出应有作用。增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信仰的力量，促进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创新与发展，以开明的思想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大力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多元文化和思想并存的环境和氛围，培养先进文明文化发展的土壤，促进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繁荣和振兴。历史上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因素和统治阶级的需要，三教合一文化几度兴衰，历经磨砺，生生不息，虽然它作为一种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支配和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始终不能保持社会主流文化的地位，使得它不能像儒、释、道三教社会主流文化那样得到高度重视和发扬光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要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之心态，有包容宇宙的思想、海纳百川之胸怀，融各家之长，采诸教之善，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完善。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和文化传统，要从中华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让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需要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不断吐故纳新，吸取传统文化恒久之精华，去掉旧文化中之陈腐和糟粕，既坚持自己独特的根基，又博采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长，才能建设起中华民族活力喷薄、丰富多彩、昂扬向上的共有精神家园。文化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将文化的力量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让博大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成为促进民族文化复兴和民族精神崛起的重要源泉和动力，从而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思想文化解放和进步的磅礴力量，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当前世界是多元、多样而多变的，文明的相互尊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否则漠视、仇恨、对抗将成为全球风险特别是大规模冲突的根源。承认和尊重人类多元文化，宗教共存，文明和谐，方能更好地促进人类交流，为精神文明进步与经济繁荣发展铺平道路。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借鉴、融合、促进与发展，在保持各自独立特色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和谐发展的局面。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多元文化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政府综合国力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和谐性

  三教合一是一种和谐的文化形态，其精髓是“和”，而宇宙万物存在的基本规律也是“和”。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不同不相互冲突，和而不同，这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也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文化精神。“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价值观，超越了任何国家、民族、宗教、文化、意识形态与文明的界限，在尊重世界各国文化多样性、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认同。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正是各种不同文化思潮不断交流、不断互相吸取、融合的过程。先秦百家争鸣，各家互相争鸣，互相吸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佛教传入中国后，为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而儒学也在吸取佛、道两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新的阶段，之后产生了宋明理学。经过儒、道、佛三家的互相吸取、融合，形成了儒、道、佛三教文化互补共存、和而不同与三教合一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总体格局。儒、释、道三教合流，标志着华夏文化走出大陆文明而成为东亚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外域文化极为灿烂的一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的精神重要体现。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在“和而不同”思想基础上经过长期社会实践创造发展起来的，是人类文明社会各种思想和文化的凝练与升华。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联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保于百姓者也。”即“和合”，能使百姓安身立命。“天人合一”文化中的“和合”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它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独创的“和合”概念，认为宇宙万事万物皆由阴阳或者五行之气“和合”而成；“和合”连用，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匹配、协调与和谐。从本质上说，“和合”是在承认事物各不相同，有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和合”体之中，并在不同事物的“和合”过程中，取长补短、存优去劣，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生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进步与发展。“和合”文化是动态、包容的文化，它能指导中华民族吸纳不同文明文化的积极因素，融合创新出更加优秀的中华文明。“和”是“合”的基础，“合”是“和”结果；“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之道，一切事物诸要素的和谐统一即“和合”。“合”是宇宙万物的平衡和谐状态，是事物发展总趋势和方向，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庸”强调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提倡“贵和”“持中”“中和”的和谐意识，这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和平稳定。三教合一不仅仅限于三教，它可以融汇人类世界一切事物，但三教合一包容和谐的思想和文化并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为容，相容、和谐的基础应是相同或相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其原则和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爱”、“善”、“和”三个方面。《易经·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把世间一切“爱”和“善”事物融合统一在一起，从而让“善”尽善尽美，让“爱”大爱无疆，这种思想对于促进社会多元文化共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三教合一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包容和谐中求发展，在对立斗争中求平衡，在融合汇通中求统一。“和合”思想可以吸纳、借鉴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思想文化的精华，从而融合创新出更加优秀的文明形态。儒家讲入世，道家讲出世，释家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即以“出世思想”，作“入世事业”，主张“人成即佛成”的慧业。三家思想走到峰顶，殊途同归，万流归宗，共证菩提，即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在三教合一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也有斗争和对立，但融合是大方向和发展趋势。三教合一概念的出现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佛教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学说，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此时期儒、释、道三教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儒佛的冲突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在南朝宋文帝时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以后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宋末齐初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儒、释、道三教融合发展取得了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抑制道教的举措。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激烈，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儒、释、道自身中的一些学者和代表人物也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提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以及三教并重等。由于在中国王权始终高于教权的情况下，三教之争均以佛、道的妥协、折衷或迎合传统而告终，也使佛教得以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三教合一中华“和合”文化的显著特性就是共存并处，博采众长，和谐共生，包容发展。“和合”对于中国人来说，既是深入骨髓的文化认同，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追求。

（五）同一性

  同一性在辩证法中是指矛盾的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是反映一切事物矛盾诸方面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存、互相联结和互相转化的哲学范畴。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是现实的、具体的，是包含着差异、对立的同一性。百理一家，万法一门；三教一体，九流一源；“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统一于“道”，万物统一于一“理”。三教本源是一致的，都只是各自展现的侧重点不同。大道相通，儒、释、道一家，“宇宙同根同归”的整体观和哲学观，是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殊途同归的重要理论基石。三教合一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进一步促使中华文明呈现出一元化的态势，为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与统一的集合体，而“合一”则是事物发展的大趋势。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促使“五教合一”，万教合一，诸子百家合一，东西方文化合一，中外文明合一等，具有广泛的同一性。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通相融的思想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理论。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支配，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巨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三教合一文化也曾经几度被社会政治主流所接纳，并形成三教合一文化思潮和信仰。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信仰逐渐形成以儒、释、道三教为正统，而民间宗教信仰在伴随着三教合一文化历史现象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众多民间宗教信仰为了获得或论证其存在的合法性，以三教合一为思想基础，标榜“三教圣人，同出一源”。在儒、释、道三教之外，提倡三教合一，此思想适应了民间民众的精神需求，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三教合一不可忽视的一面。人类文明进程与宗教的兴起和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历史上以三教合一为教义的众多民间宗教或信仰，广泛在社会下层传播发展，在中国宗教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思想理论高度和系统的丹道修炼实践，曾一度超过任何一家“正统”宗教的成就。“宇宙苍穹真空现，日月星辰乾坤转；万物兴亡各有道，谁能识得玄中玄；大道无边又无岸，拨云见日求本源；点通天眼顿悟性，参透虚空穿海天”（卢飞宏《问天篇》）。民间宗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直至现代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在社会教化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其思想和理论融会了不同信仰之精华，继承了不同信仰的合理内核，摒弃了各个信仰中不合理、不准确、不正确的部分，作为一种高度文明的文化形态，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中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能够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融合发展；它能在不同的时代会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脱离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土壤，那么任何新的理论抑或新的观念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也都是没有前途的，而也只有将其放在历史文化的长河里，传承和延续其生命力，它的存在与发展才会有强劲的动力。三教合一历经两千多年变迁和社会实践检验，证明它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思想精神文化财富，它在今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在当今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社会中，儒家传统并不能涵盖整个民族思想领域，但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特定中国文化形态，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将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源泉。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也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代表性的思想和文化。在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历史中，儒化意识已经深达民族骨髓，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也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文化挑战的巨大思想、文化和心理障碍。由于封建专制的劣根性，阉割、禁锢了民族灿烂文明思想文化，动摇了古老华夏文明的根基。中华文化的基因被一家独大的儒家文化所遮蔽，长期以来束缚着中国人的思想，僵化和麻木了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阻碍了民族的文明进步，使中国人在科学、文化、思想、精神、哲学等诸多方面丧失了一定的独立思维能力和创造力，使中华民族逐渐失去了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致使中国历史上在近两千多年间智慧发展停滞与思想进步乏力，这些都是长期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人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在当今社会的大变革、大时代、大变局中，中华民族如不能超越儒家思想文化的局限，突破以其为主导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华文明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复兴。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政治实行“外儒内法”的统治基本结构，儒家提供合法性，法家提供治理术。这种治理结构在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但它对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排他性。要克服儒、释、道三教的局限性和长期封建社会儒家文化一统的畸形文化形态，揭开自汉以来封建统治“外儒内法”的神秘面纱，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历史传统进行真实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走出中国历史发展王朝更迭和历史“轮回”治乱的“怪圈”，真正建立起现代人类社会共同的普世价值体系，让中华民族真正走向现代文明发展之路。“华夏文明爱善和，大爱无疆唯有墨；小可仁善是儒家，诸子之德传圣火；宇宙大道千万条，独尊儒术缺陷多；转眼即逝两千载，不能再推身后说。”（卢飞宏《读墨子有感之二》）
  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及一切宗教的理论产自自然和人的心灵，一切宗教虽然其形式不同，但是产生一切宗教的根源是共同的。人心等差，真理无别；一切普世宗教，讲述的都是万物的真理，指明的是人的本性。宗教的根本在于使众生明理明心，使人们获得宇宙人生的真实觉悟，心灵得到彻底的解脱。天下的真理只有一个，但是阐述真理的方式，指引人们认识真理的方法却有万种。三教虽然有着不同的教义和思想体系，但经过千年的演变、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同化，已经是“三教一体”。儒家是尽“人道”，释家求“佛道”，道家穷“天道”，亦即儒家讲“治世”，道家讲“治身”，佛家讲“治心”；三教虽分，但合于一体；作用不同，相合而用，独立共存。三教合流的中华文化就是我们民族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信仰，深蕴其间的家国天下情怀，凝聚和养育了我们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世人的宗教信仰不同，但是世人的心灵是相通的。真理是共同的，无论人们信仰何种的宗教，并不会影响人类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也不会影响人类对真理的认知，也更不会影响人类一切的正常活动。世界上各种宗教同根同源，殊途同归。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未来实现世界宗教统一和构建“大同世界”的重要思想和文化，也是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必将成为人类世界共同的价值体系。
 
  人类发展史就是多种文化长期并存、交流、融合、创新和发展的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道家的自然，有儒家的仁爱，有墨家的无私大爱，有法家的严谨，有佛家慈爱等等，万教虽殊而同源，无论是儒，释，道，天主教，基督都，伊斯兰教等，都是以“爱”和“善”为教化根本。老子、孔子，释迦摩尼、耶和华等都是人类大智慧的先行者，他们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上所有普世宗教教义的核心也就是“爱”，道教讲众善奉行，佛教讲慈悲，基督教、天主教讲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伊斯兰教宣示真主是仁慈的。基督教经典、新旧约《圣经》，最重要的教诲宣示“神爱世人”，《古兰经》说“阿拉确实是仁慈的”。奉行“上帝爱世人”、“上帝是仁慈的”。佛菩萨大慈大悲，要慈悲一切众生。仁慈和博爱是全世界所有神圣教学的核心内容，它是自性、性德、根源、菩提与方便。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爱”“善”“和”，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爱”“善”“和”是宇宙“道”思想和规律的集中体现，是人类所共同认识的普世价值精神。“爱”和“善”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和源泉，也是宇宙中最高频的能量和频率。生命的本质是生生不息的活力与爱的能量之泉，流过身体的这两种能量，不仅维持、滋润与活化人类身体和心灵，并且通过我们自身来照耀且发送能量给我们周遭的生命与其它存在之物体。“爱”是宇宙的本质，是一切的根源，同时“爱”是尊重、包容、爱护与给予，也是良知和道德。“爱”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最根本的源泉，也是最伟大的理念和信仰，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来自于“爱”和“善”的追求。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精髓是“爱”“善”“和”，它构建了人类共有普世价值最根本的基础。提倡三教合一文化就是在人类和世界弘扬“爱”“善”“和”的世界观、思想观和价值观。“爱”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根基。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宗教，它的思想不是建立在“爱”和“善”的基础和架构之上的，那么它就是没有道德的，是与天地大道背道而驰的。一个无“爱”的社会，它一定是一个无良的、冰冷的和黑暗的社会，它是危险的甚至是邪恶的。人类社会拥有了“爱”，就拥有了人世间最强大的能量和最伟大的力量。“爱”的力量无限大，穿越时空，无所不在。人间只要有“爱”的存在，就会有生命的希望。“爱”是世间一切众生所共有的天性，人自从出生起就经历着爱与被爱。我们爱父母，爱亲人，爱师友，爱子女；在爱中，我们感受到温馨与幸福、信心和勇气；爱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宗教教育是神圣的教育，也是真实智慧和“爱”的教育。各宗教在人世间，均引导人向上升华、向善，为身教，为家教，或为含容各门学科的心灵教育；普度众生，教化万众。人类心灵和人性的堕落与毁灭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要挽救人性的堕落与救赎，宗教教育担当着重要的责任。重视宗教教育挽救社会人心的功能，就要振兴宗教神圣的“爱”的教育，目的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人与大自然、人与一切万物和睦相处，与一切动物、与一切植物都要有爱心，让伟大的“爱”充满人间。在人类社会中，心灵治愈的最终极的“药物”是“爱”，唯有“爱”可以拯救一切。向世界传播神圣的“爱”，普及神圣的宗教教育，以神圣的“爱”化解冲突、消弭战争。不分族群、信仰，平等救度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让罪孽的人得到忏悔和心灵上的救赎，从而建立人间天堂、理想彼岸。信仰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宗教信仰是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核心层面，给人类提出了“成圣”“敬神”的要求和追求。在儒、佛、道三教的历史中，宗教信仰得以集中和凸显。“敬天”“法祖”“仁爱”“礼治”“德政”等及宗教、伦理、律法的有机共同构建，体现出仁、义、礼、智、信的各个方面。人类教育最重要的是心灵的教育，而宗教教育是教育的重要形式，它是挽救人类心灵危机的根本之道。宗教道德在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某些历史的作用，对于教众来说，遵守宗教道德是其神圣职责。即使目前宗教越来越世俗化，信仰、价值观、情感等诸因素有所淡化，但宗教道德观念仍占有很大的思想阵地，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教化和道德约束作用。加强宗教教育对于建立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共识，并培养互助合作的胸怀，以及对促进社会和谐和培养建全人格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如果一个社会当“爱”无法拯救一切时，那么人类的灵魂就会被囚禁，说明这个社会对灵魂来说也不过是一座牢狱。我们是被一切万有的“爱”怀抱在她的里面，而受宠成为一切万有的神圣架构的一部分。万能的“爱”无私而永恒，像太阳一样普照万物，无私地照耀每个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善”“爱”“仁”“义”“和”等观念共同体现了儒、释、道三教道德文化的本质，具有东方文明伟大的力量。三教合一，仁民爱物，崇德尚善，大义情怀，普化众生，构建了中华民族民众理想精神家园中核心的部分，它作为中国人行为规范、处事为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支柱必将长久的传承下去。“爱”和“善”是“和”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没有“爱”和“善”，就不会产生真正的“和”。“和”是“爱”和“善”回报。“爱”和“善”是因，“和”是“爱”和“善”的果。“爱”“善”“和”是人类生命中存在的最宝贵的东西，它形成了中国儒释道三教一的全部普世价值思想和内涵，也是构建“大同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爱”是人类伟大崇高的普世价值，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善恶的最高准则。“爱”是人类一种责任，“善”是一心态，“爱”和“善”相互依存。“善”是中国具有深刻伦理学、哲学的重要命题；“善”存在于具体事物和具体主体之中。善行、善事必有善主，恶行、恶事必有恶主。善主、善行和善事中必然包含着“善”，恶主、恶行和恶事中必然包含着“恶”。相由心生，境由心转，知善致善，是为上善；性勿恶，形勿舍；省勿止，神勿折。因为善而无我，从“小我”走向“大我”，解放心灵，让我们的心灵摆脱身体、自我的双重枷锁、消灭矛盾、超越物质的有限，到达善的终极世界，走向真正的自由与快乐。世界是善、恶两极的，无论是善的终极、还是恶的终极都是世界的不同形式。世界始于“善”，终于“善”，也可终于“恶”。“善”要求人们不但不要做有损于他人利益的事，而且还要多做有利于他人及社会的事，做人要有善念、善心、善行。在物质世界的背后有其固有规律或曰运行特性存在，而“善”恰恰与这特质相契合，故得长久；而“恶”终因有违宇宙特性、根本道法而易于败亡，正像老子所说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没有“爱”和“善”，世界就不会有和平、和谐与发展，社会就不会文明进步，人类就不能繁衍生息。一个没有“爱”的世界，是黑暗的世界。没有“爱”和“善”，世界存在的一切将无任何意义。仙道殊途，万法自然，道从根本，唯有“爱”永恒。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一个现象不是由一定的原因引发的；因果联系是人类社会普遍和必然联系的统一。宇宙中万事万物皆有“道”，而“道”即“因果”。因果联系体现在世间时时处处，凡事都有因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善恶一念，存乎一心，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到头终有报。《涅槃经》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世间万法皆由因缘而起，人类社会因果相报，福祸相依。要积善德，种善因，结善缘，行善事，得善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去恶从善，积善成德，普施一切。先发菩提心，同归向净国，皆能成佛道。“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闻”；心死而道生，万劫方能正法闻，三世才信因果论，七世根基可修心。世界宗教大都认为人有“灵魂”的存在，人从宇宙中以电和磁的形式来到这个世上，再以电和磁的形式回到宇宙中去。世界上普世宗教都具有劝善惩恶的宗教观，即相信宇宙中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天堂是人人向往的乐园。地狱被认为是人死后灵魂会到的地方。地狱的观念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宗教信仰观念中，如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现今的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中的一些派别等。《圣经》里地狱为火湖，有不死的虫在咬，有不灭的火一直在烧，永不停止，直到永远。善人死后升入天堂，恶人死后堕入地狱。”佛教教导人类，要努力修行，争取跳脱轮回，这样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大千世界幻虚妄，背道而驰终空忙；三世因果非小可，积德行善日月长；放下执著发大愿，高山仰止心向往；普度众生达彼岸，但将乾坤作道场。”（卢飞宏《放下执著》）
  只有我们拥有了“爱”与慈悲，以及与之俱来的智慧时，人类才可能有神圣，它也才能被了解和认识。真正的幸福无法被物质世界的任何变故所毁灭，强大的力量无法被逝去的任何事情所削弱，世间只有“爱”是永恒的。“爱”是世间最大的磁场，是沟通天地的最强的能量场，伟大的“爱”永恒不朽，无处不在，大爱为民，大公无私，不可战胜。宇宙万物是一体的，人生即我，吾心即宇宙，心怀苍生，大爱无疆。“爱”每时每刻都陪伴在我们身边，给予我们勇气、思想、智慧和力量。“善”是人们所追求和向往的一种美好品质，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之初，性本善”。善来自干净的灵魂，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光芒。善使人的心灵仁爱，使人的心胸慈悲。一颗善心，胜似一座庙宇。善良是一种智慧、一种远见、一种胸怀、一种自信、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永远的美德。本质上说“爱”是指人类主动给予的或自觉期待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它是人的精神所投射的正能量，是指人主动或自觉地以自己或某种方式，珍重、呵护或满足他人无法独立实现的某种人性需求。“爱”的基础是尊重，它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情感，是人对人或人对某个事物的深挚感情，这种感情所持续的过程也就是“爱”的过程。“爱”是认同、喜欢的高度升华，不同层次的“爱”对应着不同层次的感受或结果。荀子《王制》曰：“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爱”与社会伦理结合，成为指导信奉者行事的某种道德或信仰的规范，在世俗层面与国家治理方面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大爱是宽广博大的“爱”，施与众人的“爱”，唯有“爱”可以穿越时空，唯有“爱”可以造化苍生。“爱”的力量是无穷大，具有化育万物的力量，它可以对生命的救赎和灵魂的洗礼，是思想在痛苦的折磨中得到淬炼绽放阳光的光芒，它是人生命中奇迹的力量。“爱”能带来的改变超乎我们的想象，以宽容之心对待、化解仇恨。世界上只有“爱”可以形成化解仇恨的力量。道家无为，道法自然，上善若水，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佛家的诸恶莫做，诸善奉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儒家的“仁”，“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听”；以及墨家的“兼爱”“非攻”等思想都从不同侧面阐释了“爱”和“善”的思想。人生天地间，养浩然正气，仿天地之德爱人，效圣贤之志成业。以仁慈之心善待天下万事万物，以己之慈，感化万物，万物受感，自亦归慈。“一切宗教中至上的宗教，是对生灵的怜悯。爱是一切宗教的基石”（泰戈尔）。儒家的“仁爱”是其最高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其核心是“仁”和“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以孝为基础，以亲亲为条件。《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将其倡导的“仁”理解为“爱人”。《论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俗语说“百善孝为先”，孝心一开，百慧皆开，即孝敬父母和友爱兄弟是仁家君子修行“仁”学的最根本的道德行为，表明了孔学伦理的忠孝根本，血亲之爱的原则。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宗法制度、血亲、家庭和血缘氏族是组成社会的发展基本单元。儒家并没有将“爱人”狭隘的限定在血亲关系或者同祖同姓的范围之中，而也将其推广到血缘家庭之外整个社会之内。孔子提倡泛爱众的主张，弟子入而孝，出则悌，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仁，提倡以“爱人”之心广泛地对待他人。
  佛教的“爱”表现在“慈悲”。“慈”带给他人利益与幸福，慈悲的“悲“可以扫除世人心中的不利与悲伤。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即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称为“悲”。“慈悲”给诸有情快乐与快乐之因，并将彼等从苦难与苦难之因中拔救出来，亦泛指慈爱与怜悯。“慈”和“悲”是分别从两个不同方面来体现佛教对众生的关怀。“慈”是与众生乐，“悲”是去众生苦。《大智度论》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佛教视“苦”为一切世间法的根本相状，求道修证也就是要脱离此无边之苦海，故在拔苦与乐的慈悲精神中，亦以拔苦为更根本。佛教的这种慈悲精神，在大乘佛教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甚至被视为佛教的最根本精神。《观无量寿佛经》中说：“佛心者，大慈悲是。”《大智度论》中则更明确宣称：“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增一阿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中国的禅宗强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和“即心即佛”，认为“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倡导“自性自度”，更是把实践济世利生的慈悲精神视作是否悟得“自性佛”的体现。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佛教提倡的是大爱，它对一切众生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怨亲平等，给与真乐，人苦即我苦，全力救拔；这种对众生的“爱”不以自己的需求转移而变化，不以对象的美、丑、善、恶而有分别。“大爱”无处不在，充满时间、空间，而超越时间，跨越空间。尊重世间最伟大的“爱”，世界因“爱”而美丽，人间因“爱”而温暖，人生因“爱”而精彩，人生因“爱”而有意义。唤醒人类本身具足的善良、智慧和“爱”，让伟大的“爱”成为一种永恒的信仰和力量，融入中华民族精神和血液之中；让世道人心得到净化和提升，让伟大的“爱”植根在中国人内心，让“爱”和“善”的力量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伟大的“爱”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在，与世界同在，与众生同在。不论佛教、基督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民间宗教等，只是名称的不同，虽然各有不同的教义，但都是根据自身的理念，向众生普度“爱”“慈悲”与“善”。“爱”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宇宙世界自然的法则。未来世界最大的力量源于“爱”，让“爱”的阳光与日月同辉，普照大地，滋养万物，沐浴苍生。“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它以平等为前提，具有利它主义的精神。佛教“缘起论”的思想和精神智慧，有效地改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交往关系，其价值资源具有普适性意义。
  基督教、天主教共同推崇的真神耶稣。天主教奉耶稣为天主圣父的圣子、全人类的救世主，降生成人，救赎万民，让世人免其受苦。基督教核心思想是福音，即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体现了上帝对全人类和整个宇宙舍己无私的大爱。基督教教义主张平等博爱，注重反省自我，忏悔罪过。博爱，即广泛地爱一切人与生命，它是世界人文精神的基本规定与内涵。基督教“博爱”的核心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这也是基督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基督作为恩赐的神爱，即上帝对人的超越性的怜悯，上帝之爱不仅表现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赐予人类生命之身，而且表现为上帝不忍看到人类罪孽深重，从而遭受永罚和苦难的命运。他对人类原罪的惩罚亦是出于爱，用爱心而拯救人类，而人对上帝之爱的根源和原因就在于上帝对人的爱；因为上帝先爱人，上帝给人的“爱”，要求人以爱作为回应。“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爱上帝就意味着喜欢并本能的追求上帝，从根本上说，那些爱上帝的人都是真正虔诚的人。上帝既用洋溢的爱创造人类世界，同时也以爱的戒律要求每一个人，所以人爱上帝首先是来自上帝的戒令：“你要以全部的心志、情感和毅力爱上主上帝”（《申命记》），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爱上帝是指在宗教生活方面要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基督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塑造的上帝是宇宙一切秩序、美和生命的本源，只承认上帝耶和华是最高的神，反对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反对宗教生活上的繁文缛节和哗众取宠。上帝之爱与爱上帝必然要表现为人们之间的互爱，即表现为邻人之爱是上帝之爱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是上帝之爱实现自己的必然途径，是人爱上帝的有效方式。《罗马人书》第十三章说到：“爱人就是要成全律法，如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条令，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马太福音》中讲到：“无论任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不愿意人们恨你们，愿意人们爱你们，那么你自己首先要做到爱人，而不是恨人。不管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是上帝的儿子，对仇敌也不能恨，也要爱他们。《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人。“爱”成为基督徒神圣的标记。
  天主教的核心思想也是“爱”。“天主是爱，那存留在爱内的，就存留在天主内，天主也存留在他内”（若壹），天主教教导人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在受难前夕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们说：“我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无论任何时代，基督信徒从不羞于对他人表达自己的爱，以此形成了基督宗教文化独特而鲜明的个性。耶稣基督所传授的爱的诫命，通过宗徒、门徒们和后世天主教会的传播，给人类带来光明。伊斯兰教信仰宇宙独一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爱护世界上的一切被创造物，敬主爱人以求世间的和平与安宁。人类几千年来，沧海桑田，世世变幻，不知经历了多少兴衰更替，惟有“爱”永恒不变，超越意识形态，成为了人类普遍的共同认识。人类伟大的爱心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宇宙中天地万物、宗教是能够和谐相处的，前提是一定是人类人心的改变，只要人心变得美好和善良，人类恢复人性、伦理和道德，一灾难和不幸都是能够得到化解的。愿人们发起神圣的爱心，效法无为大道、效法真主、效法上帝、效法诸佛如来，修成正果，成圣、成佛、成仙、成道，慈佑为怀，救苦救难，度化苦难中的众生。
  老子的“道”与苏格拉底(前469一前399)的“善”，分别是此哲学体系中的最高道德境界。在中西方伦理学和道德教育思想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老子的“道”是万物的本源，“善”始于认识你自己。“道”是建立在“天地人合一”的基础上，“善”是建立在“美德即知识”的基础上。尊“道”成为中国感性体悟道德教育的传统，扬“善”成为西方注重理性主义道德教育的源流。“道”是世界总的本质，为体，是基本法则，统帅一切；“德”是“道”的显现和具体事物的有限本质的表露、征象，为用，有实践和行动的含义。“德”比“道”低一个层次。“道”之为用则有“德”，“德”以“道”为根，“德”之本则为“道”，亦即“道”为“德”之基，“德”为“道”之用。道家重“道”甚于“德”，以“德”从“道”，认为人生与政治等体有的范畴应效法于宇宙本体体无的范畴，“德”与“道”有着同质异构的密切关系，二者又互相依存，不可分割。道德最早来源于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道”即事物的本质、认识的规律，而“德”，其实就是道的运用和表现。道德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也是中华民族衍生发展的灵魂，同时也是后世各家学派诞生形成的生命源泉。道德文化这个基因，主宰着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以前的漫长历史发展时期，同时它的升降浮沉、残缺重拾决定和影响着两千五百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社会进程的跌荡起伏。宗教出发点是对某种道德观的认同，其目的是对自己所坚持的道德观的弘扬。道德是其宗教形式的内涵，宗教形式是其道德观的表现。宗教是人对生命过程和生命意义的觉悟，是人从自身的理性感受来反思和总结的思想结晶。任何道德观、生活观、社会观，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不可能脱离生活实际而产生，因此，道德与宗教是同一个基础，但道德观是人类自然而朴素的生活契约，贯彻在生活实际的所有地方，而宗教则是这种社会契约的标准化、制度化，从人为的角度去加以制约和宣传。宗教影响道德，道德亦影响宗教。宗教既有与道德相协调、相一致的一面，也有与道德相对立、相斗争的一面。宗教在很多情况下具有道德劝善的功能，而许多道德规范又经常成为宗教的戒律清规。世界上许多宗教都出现了伦理化的倾向，宗教的道德劝善、教化功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由于宗教与道德是相对独立的两种意识形态，它们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社会作用等方面都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中国宗教伦理的精神内涵既具有超越性，又具有世俗性，一方面它满足人们信仰信念的崇高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它又在现实生活中维护着人际交往关系和社会的有序稳定。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灵魂和基因，是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深厚根基。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丰富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法句经》所说：“莫轻小善，以为无福，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小善不积，无以成圣。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小恶所积，足以灭身”。积小善成大善，积小德为大德,，这不仅是每个人都需要坚守的道德尺度，也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路径。圣即是凡，凡即是圣，凡圣本同体，修心方可明性。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道德经》：“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尊道才能有德，失道就无德；求道德自在，求德德不在。道与德缺一不可，德离不开道，道离不开德，道为体，德为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天道循环，善恶承负，因果相报，如影随形。生于天地而归于天地，一切皆是轮回，一切皆源于爱与被爱，善因恶果无始有终。“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不仅是流传千年的道德训诫，也是照亮未来文明世界的精神之光。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会变；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石。为社会传递温暖和力量，共同汇聚起“善”的洪流、“爱”的海洋。人世间的“爱、真、善、美、和”永远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它们是永恒的，永远在历史长河中闪现它们灿烂的光华。
  “和”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文化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墨、道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印度的崇尚“因缘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直至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礼记·乐记》：“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吕氏春秋·有始》：“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史记·五帝本纪》：“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后汉书·杜诗传》：“海内合和，万世蒙福，天下幸甚。”《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是“天人合一”，即“和谐”。“和”是一种思想、文化和方法。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就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个“和”，称为“太和”。“和”是《易经》的核心精神。《周易·乾··彖辞》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大”，一本作“太”，朱熹本义：“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和谐”文化是一种理想，一种境界，一种事物发展的理想形态。阴阳“相反相成”就是“矛盾对立”，“斗争”则万物进化发展；“阴阳和合”就是“矛盾统一”，“统一”则万物平衡和谐。世界万事万物的“和谐”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和谐”。“和”的基础是“平衡”，任何事物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衡”是“和”的必要条件。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都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中。“和合”的“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指结合、融合、合作。“和”是“合”的前提、条件或基础，不“和”则难“合”。“和”的精髓是“变”，内在的“和”决定外在的“和”，“和”是“和合”形成与维系的关键所在，重视“和”也就是重视“和合”。
儒家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既承认事物存在的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这与“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的专一观念形成对照。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思想，墨子以“兼爱”为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所以“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太和文化”是一切人类文明文化的总纲。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和”被广泛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方面，用以描述治理良好、协调有序的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这种思想，在儒、释、道、医、易等各家的诸多典籍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追求“和”的同时，也讲究“和而不同”，重视和谐，讲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和”的思想、思维在人际关系中强调“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天人合一”“和于四时”、生态平衡；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协和万邦”；在礼乐方面强调“圣人为能和，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人与自然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人类应当同自然界的万物保持和谐亲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最高境界。“和合”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广泛而久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长久的、可持续的，它在根本上规范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和意识，使中国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和现实支撑。“合和”一以贯之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国家观、琴瑟和谐的家庭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制度的建构及其社会治理。“合和文化”是中国千年历史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并在不断传承延续的过程中，传播至世界，为全世界各国文明带去了深刻影响。随着时间的洗礼，“和合文化”将历久弥新，焕发出别样的魅力。“和合文化”为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保护、继承“大道文明”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引领文化在新时代可持续创新性发展，塑造新时代中华大道文明的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理论的核心价值是“和”，具有不竭的发展动力，它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思想和文化形态，也是一种具有先进性、进步性和旺盛生命力的文化。从历史唯物史观讲，任何事物都会在“和谐平衡”发展中不断走向壮大，或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但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在经过两千多年的融合发展中，不但没有削弱三教各自的特质和内核，反而增强了它们自身发展的潜力，它们都在相互影响融合中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儒、释、道三教在互动中实现了各自的发展，其中虽不乏对立，但融合依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这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地去研究和探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很好地促进各宗教文化的平衡与发展，并在发展中起到制衡、平衡和促进作用；它将有效地维护民族、宗教、国家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发展。它荟萃中国古代思想精华，融通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活力。汇聚、融合、创新和发展古圣先哲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用以解决现代社会文明发展面临的问题。要以宽阔的胸怀、海纳百川的精神和平等和谐的思想，对“诸子百家”及人类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和宗教之具有共同普世价值的东西汇聚一起，不断形成多元文化融合、万家合一、喷薄向上的具有进步性的“和合”思想和文化。这是人类世界的“天道”思想和文化，也是三教合一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华“大道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就整个当今世界潮流来说，人类追求普世思想和价值的观念成为今天世界文化的主流，这将是当今乃至未来上百年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华民族将在人类新文明的创新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真正能够拯救人类于“苦海”，引导人类走向光明。“和合文化”是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通相融思想的灵魂。在现代文明世界中，建立儒、释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重建中华民族三教合一文明和信仰，弘扬中华文明的“和合”文化，对于促进思想解放，振兴民族精神，提升中华文明的深度和高度，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文明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和谐文化强调各种健康思想文化相互借鉴、相得益彰，主张在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推动不同文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尊重文化多样性，必须坚持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原则，要承认不同民族文化存在着共性和规律，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这是繁荣世界文化的必然要求。宗教与宗教之间平等对待，才能和睦相处。族群与族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平等对待。人与人之间一定要互相尊重，要平等对待，互相敬爱，互相合作，和谐发展。和谐文化中的全部思想理念都是以和谐为前提，建立在和谐内涵的基础之上，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相融共生，取长补短。相融则利，相离则弊，和则相生，同则不继，这蕴含了中国的普世价值观“和”的精神和思想，平等共事，和谐共处，多样共存，合作共赢。“和合”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仅是中国，而且亦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到今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和谐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是事物阴阳平衡、五行、八卦生克制化的整体系统。阴阳、五行、八卦是古老和谐思想的集中体现。和谐意味着新事物、新状态、新形象、新阶段的诞生和出现。“和”即阴阳平衡状态，“和谐”就是从一个阴阳平衡状态到另一个阴阳平衡状态的转化。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万物皆有阴阳，所谓物极必反，当一事物发展到极点后就会走向衰败以求稳定，在稳定之时社会孕育着衰败的因素，事物在五行相生中寻发展，在五行相克中求强大。阳阳、五行、八卦用变化来观察不同事物之间的相辅相成，并认为某一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会过渡到“物极必反”的对立状态，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平衡就是适度，就是恰到好处，既不过，也没有不及。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事物“和谐”平衡状态打破之后，经过不断“调和”与“斗争”，从而达到事物一个新的“和谐”平衡状态。“和”文化的精髓是“调和”和“斗争”，在“斗争”中求平衡，在“斗争”中促和谐，在“斗争”中谋发展。矛盾对立性即斗争性是事物发展永恒的主题。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注重“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和谐”的状态是多元化的、动态性的，事物发展时刻都在不断转化和变化之中，如太极阴阳中的“和谐”平衡状态，它在强与弱、阴与阳、虚与实的不断相互转化中实现事物的内在新的和谐平衡状态。“和谐”文化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灵魂所在。“和谐观”从其分类而言，有积极的“和谐观”和消极的“和谐观”，主动的“和谐观”和被动的“和谐观”、主观的“和谐观”和客观的“和谐观”等等。但是无论哪一种“和谐观”，如果无原则的“和谐”或一味的强调“和谐”，都会粉饰或弱化事物的矛盾斗争性，那将不但创建不了“和谐”，反而会严重危害事物的“和谐”发展。事物只有在生态平衡状态下发展，才是健康和谐的，事物主体的生态发展是静态平衡性与动态和谐性的辩证统一。“和”是自然界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和”不是靠外力所能追求来的，外力促进的和谐，不是真正的和谐。过多的依赖和强调外力干预来促进和谐，有时反而会使事物更加不和谐，而只能是粉饰事物表面的和谐，这也是与“道”的思想和精神相悖离的。任何事物都包含在矛盾之中，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事物都在矛盾对立斗争中发展。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又斗争、又同一，由此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或者说矛盾的相对同一性和绝对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的朴素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召育出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等一大批先哲，如《老子》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这些古代朴素辩证法，直观地认识到一切都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之中的现实。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包容观”“和谐观”，也是在三家的相互吸引、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和矛盾斗争对立统一中得到发展和壮大。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问题，三教合一“和谐观”之和谐是相对的，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它们在相互吸引、融合、借鉴和斗争中，始终处于一个和谐平的衡状态，而这种和谐平衡状态也处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永远保持积极向上的活力。
中国民间宗教是一种广泛体现民族文化、精神和思想的文化，它普遍存在于广大民众之中，特别是成为下层社会民众的信仰主体，深得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之精华，具有独立性、普世性、普遍性、和谐性。“爱”“善”“和”是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三大普世价值观”，也是中国民间宗教核心价值体系和理论的重要内容。“爱”“善”“和”理论的形成，是对中国民间宗教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这将是继宋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三教合一文化之后，又一座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哲学发展的高峰。“中国民间宗教“爱”“善”“和”核心价值观的核定，进一步丰富了民间宗教思想理念，为促进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开创性与开拓性，起到引路标灯的作用。这对于推动中国宗教特别是中国民间宗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各大宗教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它必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信仰，给全人类带来力量，为人类的未来指明方向。中国儒释道三教合思想和文化是中国五千年对世界人民的重大思想贡献，融聚和集中体现了东方圣贤文化的精华，这与中西乃至整个人类生命发展运行的爱与和平的伟大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四、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大道文明的集中体现

  中国文化以道家思想为总本源、纲领和基础。“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哲学范畴，是宇宙的本源和普遍规律。“道”神圣而深奥，是宇宙文明的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大道贯穿于万物之中，无穷无尽，无处不在，无限而永恒。中华文明的代表是以老子《道德经》开创的“大道文明”，要拯救宇宙世界与现在人类的躯体和灵魂，只有“大道文明”横空出世才行。“道”亦是一切普世价值观的体现。《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乃是万物所生的本根，即变化之本，不生不灭，无形无象，无始无终，无所不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过而变之、亘古不变，其始无名。《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易传·系辞上传》第五章曰：“一阴一阳谓之道。”第十二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指有形的存在，后世人们对有形之物统称“器世界”，“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德经》第二十一章）。《道德经》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大道之德，包容天下，化生万物。《清静经》：“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易传·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道”无形无象，生育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相反相成依自然规律发展变化。“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以得道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大道同源，殊途同归。万物无不服从于道，无不显于德。“道”在人和万物中的显现就是“德；道者尊也，德者本也，道为体，德为用，故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厚德载物。道承载一切，德昭示道的一切。《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心无所属，行无依归，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将无法进步。“德”是中国伦理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概念。“德”的外化即为“礼”，在心为“德”，发之于心而表现为行为即为“礼”。圣人通融于大道，故而在内修身，则能“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在外治世，亦可“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通理而无所偏执，无为而惠及天下。老子朴素的辩证法，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大道之学，对世界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道”揭示了宇宙起源和运行规律，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圣经》：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古兰经》：不信道而且妨碍主道的人们，真主将使他们的善功无效。中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忠孝节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传统教育应该得到倡导和加强。在当代社会信仰缺失、精神迷茫、道德滑坡、贪赃枉法、腐败堕落的现实形势下，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和廉耻观，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道德体系建设，大力推进社会公德、家庭美德、道德礼仪、个人品德、民族尊严等教育，这是中华文明发展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曾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吕氏春秋·序言》)孟子曰:“人无羞耻之心，不可教也。”人无清廉之德，不可为官；人无羞耻之心，不可为人。道兴廉正之风，德育清平之世。法以明耻，扶正祛邪。“嗜欲无穷，忧患不止”。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不加遏制，就会欲望膨胀，人类就将会无所顾忌，铤而走险，无恶不作，人性就会扭曲，灵魂就会滑向堕落的深渊。欲望与灾难是一对孪兄弟，一个过度需求、过度掠夺与欲望过度膨胀的社会必定会走向万劫不复。欲望侵蚀人性，将美好的人性阻挡在厚重的心墙之外，执著欲望带来痛苦，人类在追逐欲望的漩涡中丧失了本性，迷失自己而不能自拔。在当今全社会都在不遗余力的助推消费主义的形势下，一代代的年轻人正在被无边的欲望所毁灭和摧毁，这将从一个侧面足以毁掉一个民族的未来。人类要节制欲望，回归自然，树立自然、生态环保的生存战略，时代呼唤现实理性的回归，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要有正确的思想和方向，如果方向和思想错了，或与“大道”背道而驰，那将会使一个民族、国家付出生命存亡的代价。人类生存在地球，需要的不是拥挤、紧张、浮躁、嘈杂和匮乏，而清静、自然、宽敞、富饶和美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世界矿物质能源耗尽、资源几乎枯竭的时候，工业文明的所有生活方式都将会毫无意义，人类将会走向死亡。无论西方的一神教文明还是中国的“大道文明”，都讲“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之道。以西方现代性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将数千年来东西方文明的基础“对内节制欲望、对外节制资本”的精神无情地抛弃了。现代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因为情，纵人欲”，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立国基础是以节俭、勤劳、洁净为基础的清教精神也已成为过去。天下为公，以储备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改变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到以经济均衡为目标。因为古代和现代的经济发展史都表明，只有平衡的增长才是最快的增长。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改变人类文明的基本模式，需要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根本性变革，这是过去几十年环保运动给我们的最重要启迪。回归“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文明生生大道，走上符合人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是21世纪人类必然的、也是唯一的选择。我们需要改变整个以西方现代性为主导的文明模式，建立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持续发展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会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要超越现代西方文明，让人类文明回归到“大道文明”轨道上来，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建，它将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大转变。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旷古悠久，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历史文明。从红山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等，可以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8000年前。自黄帝部落的姬轩辕时期算起约有5000年。一般对文明理解是指人类所建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称，而文字作为记载和传播文明的方式和途径，科学界也通常将把文字的出现称之为人类文明进化的开端。文明一词起源于《易经》中火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在《尚书·舜典》：“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是人文化成的进展过程，正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思想意识不断把握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通过自己的创造力不断深化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并且为自身发展所用，创造出不同的物质、精神文化产物，并能够以这些产物为载体来彰显天、地与人之间的信息和内容。伏羲氏族所创立的八卦以及太极纹饰等则是人类最初记录自然规律与信息的方式。卦是世界最早的“文”。伏羲先天易开大道文明之源。华夏文明的本质是是“大道文明”，亦称“天道文明”。所谓“大道文明”，是指华夏文明的本质是天地大道规律在人类社会的显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乃至现在的信息社会，本质上都是天地规律的显化。中华文明是由多种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融合而成的，开创了“大道文明”，而“大道文明”是实现“大同世界”或“世界大同”的重要思想。《道德经》：“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圣人不积，即以为人，己愈有，即以与人，己愈多，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故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弗争，以其不争故，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周易·谦》：“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尹知章注：“地道，平而无私。”《礼记·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天道、地道、人道运行的规律，即“天道左旋，地道右迁，人道中行”。天道亏损过于盈满的，而增益谦虚的；地道变动盈满的，而流入谦下的；鬼神的道理是损害盈满的，而福佑谦让的；人的道理是厌恶满盈的，而爱好谦退的。依天之道而行人道，则天下兴，逆天之道而行人道，则天下亡。效天法地，是真正的做人之道。五行在相生相克中维持平衡，宇宙因为遵守规律，不违背天道而长存。宇宙万物，所有的生死盛衰，都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周期里面运转，包括《易经》的六十四卦，也是一个循环系统，并且能预示下一个循环周期，这就是“天道”。一切缘自“道”，然而却并非“道”有意为之，天地万物只是自然而然地变化运转，生息盈亏。有形之物诞生、消亡，其暂行于世而终归虚无。人生亦复如是:从婴孩、少壮、老耄直至死亡，性命本非吾有，生死不过往来。非“道”有意为之，天地万物只是自然而然地变化运转，生息盈亏。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或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厘，阴阳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谓道也。天道贵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强，责于坚，以辅柔弱。”“大道”，秘不可显，言不可及，意不可表，眼不可见，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万教之宗元，出乎太无之先，起乎无极之源，终乎无终，穷乎无穷，至简至易，至深至奥，神圣而崇高。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老子曰：道法自然，庄子：“道通为一”，孔子曰：“士志于道”；佛教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求道、学道、悟道、证道、传道，用“道”来贯通一切；学道修道，就是要使心性和生命返到纯朴纯真的状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是中华文明的内在生存理念。道教作为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其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维护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发挥着积极作用。老子《道德经》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既可以用在治国平天下，也可以用到修身和养生。大道文明的核心内涵是“和合文化”。“和合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倡导和谐共处、兼容并蓄，是推动社会进步、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精神力量。主张在包容中共生、在和谐中共存、在合作中共荣，能增进不同国家、种族、宗教、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核心理念也是和合，从和合文化中找寻与当代社会契合融通的内容，传递文明和谐之道、世界和平之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在中国五千年历史发展中，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同时也保留各家的鲜明特色和个性。不仅世俗文化各家各派讲和合，而且宗教文化也讲和合。宗教文化与世俗儒家文化之间也讲和合，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同时，相互融合，相互吸取，由此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和合思想自产生以来，作为对普遍的文化现象本质的概括，始终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未来的社会将是华夏“大道文明”指导下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
  中国在开化的历史始端，便属于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巨流，在这条巨流中的埃及和巴比伦文化，影响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从而为西方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正如埃及和巴比伦的文明是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富庶土壤的奉献一样，中国自身的文明是黄河的奉献。甚至在孔子的时代，中华民族的疆域还主要在黄河流域一带。尽管在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等方面都没有多大差别的情况下，但中国人的精神观念和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精神观念的共同点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东方哲学总是强调直觉与理性的互补性质，河洛、阴阳、五行、八卦就表示着东方哲学思想的基础。东方神秘主义者所考虑的就是对实在的直接经验，它不仅超越智力的思维，而且超越感官的知觉。儒、佛、道的宗教哲学，虽然这些宗教包括了大量不同的、微妙交织在一起的宗教原则与哲学系统，但它们世界观的基本性质都是一样的，即有机的、自然的、生态的世界观。其主要特点都是强调宇宙的基本统一，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认识到所有事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是使自己与终极实在归于统一。世界文明的起源于“四五文明古国”或“五大文明地区”，它是一个相互联系、承认差别、保存文明多样性的整体文明。世界万物是一个彼此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的，历史上不同文明不断交流与融合形成的统一的整体，其文明形态是多元的，联系的，同一的，整体的。世界上各类学说并非根源不同，并非根本观点不一致，而结论却相差悬殊。只有回归至相同的本源返回到一致的观点上，才能不会使人类迷失方向。华夏文明出于“道”，道家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中“道”，儒家“吾道一以贯之”，以及释家修行所追求的开悟成佛与成道。“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道”与“德”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诸子百家是对先秦时期各学术派别的总称，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等。“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诸子百家的形成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共同了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诸子百家的关系既矛盾又统一，每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核心命题，但相互之间又有一些传承关系。虽然学派不同，但是学派之间既有争论，又有协作，相互博采众长，取长补短，这才形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汇聚了华夏文明思想的浩瀚海洋。诸子百家构架了整个中华文化的根基，它存在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这种文化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所不具备的。要提示中华民族哲学精神与文化传统价值追求，要从《周易》思想，及诸子百家经典的意义上发掘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内涵。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名家的哲学、逻辑学领域成就等。我们应该借鉴儒家的刚健有为和“仁爱”，借鉴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思想，来激励发愤图强，培育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和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术流派，它的思想与儒家观点相对立。在“百家争鸣”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有“非儒即墨”之称，并与儒学并列为“显学”。墨家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平等、侠义等思想，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平等思想的文化。“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兼相爱，交相利”，提倡人与人之间不分贵贱，平等互爱。墨子提倡在天下之下要一视同仁，同等地加一对待，对父母、君臣、尊卑，己亲或他亲，都不难偏私，无有先后，高低之分；没有大国与小国，大家与小家，君与臣，下与下，尊与卑等区别；达到这种境界就能够约尊卑长幼厚薄的亲疏，不但可以同时兼爱天下之人，并且平等地兼爱天下之人。墨家有着深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整体观并为之践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维护社会公理、公平正义与世间道义，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倡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的理想社会，表现出的主持正义、追求和平，以及平等的思想，这些都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墨子的“兼相爱”，是起源于下层民众之间真诚相爱的一种纯朴的道德观念，他希望能够把这种爱推广到整个社会，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人道规范和价值原则，反映了基层民众美好的社会理想。墨子将“爱”视为超越了宗法血缘而贯穿于人的各个社会关系的新的伦理思想，这相对于儒家思想来说更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墨家博爱、平等、非攻等思想，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它对中华民族性格、精神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墨家等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最具代表性的重要内容，是为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它的传统文化的因子，已经溶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标志之一。它的博爱、非攻的思想，符合当今和平发展的主题，体现了爱好和平，中华民族的伟大团结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到宋明的“万物一体”的整体观，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辩证处事方式，即把人和宇宙看作一个整体。诸子百家都是这个整体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其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泉，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诸子百家各有所长，但其每一种学说在一定意义上存在其侧面性和不足之处，任何一种学说和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道家的无为，儒家的中庸，佛有无我，墨家的兼爱，对于提升人的修为具有重要意义。无为、中庸、无我、兼爱的基础是“爱”和“善”，没有“爱”和“善”，一切都没有存在的意义。集诸子百家之智慧于一体，将诸子百家不以好恶而取舍，而应平等对待。诸子百家思想无有高下之分，异彩纷呈，各有千秋，共同构建了中华优秀传统的根基。在中华文明中，无论是道德、伦理、哲学、科学，还是文学艺术，已经传承了至少五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兴百家之学，经百家之术，汇百家之言，行大道之世。人类重要的普世价值思想早存在于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学说中，只有各取所长，融汇众善，同时与西方文明相融合，一定会为现代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华文明蕴含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者爱物等思想，是建设未来和谐世界的重要哲学思想，体现了古代先民和哲人的生态智慧。中华文明的历史里，早有“敬天祭祀”和“循道而趋”本体论思想，以老庄文明为代表，但自汉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些优秀的思想被中华文明排除于伦理生活之外。儒家摒弃了上古文化中的天道与性命之理，它所营造的社会伦理结构血缘分疏，宗族家长制，具有极强的排它性。儒家在一定意义上说并不是宗教，它只是一种思想、教育和做人做事的道德规范，其伦理纲常的核心是“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南宋朱熹说：“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又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儒家把这种伦理纲常思想看作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最主要的道德关系，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永恒不变的“天理”。儒家思想和文化对社会和民众起到重要的道德教化作用，它伦理教诲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或宗教教义的基础上的，但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行为标准则与儒教一脉相承。儒家文化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它只是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思想文化中的一个组织部分。儒家之学始孔子、孟子、荀子的先秦儒学，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和“天人感应”思想，韩愈的道统说，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和南宋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以及顾炎武等人的经世之学等，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治理，影响着中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方式。孔子的“克己复礼”维护周王室和宗法制的思想在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统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其内容主要是围绕“三纲”思想，提倡孔家的礼乐思想，以伦理纲常的基础，以维护以父权和夫权为中心的封建伦理关系。儒家作为修身之术和教育手段具有一定价值，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思想和文化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片面性与缺陷性。儒家思想在治世治国方面很多思想与现代文明社会背道而驰，越来越突显出其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它的一些封建糟粕的道德规范一直约束和禁锢着中国人的行为，已经远不能适合当今世界自由观念和以人为本的精神。儒家治世空谈仁义道德，虽然有心学的“知行合一，格物致知”思想，但没有法家、墨家等思想的支持，其没有多少社会进步意义。“华夏文明爱善和，大爱无疆唯有墨；小可仁善是儒家，诸子之德传圣火；宇宙大道千万条，独尊儒术缺陷多；转眼即逝二千载，不能再推身后说。”（卢飞宏《读墨子有感》二）在漫长的中国封建专制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治国两千余年，它有效地维护了封建专制宗法统治的需要，几乎没有民主与法治的传统，更没有创造出先进的政治制度，只是在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外，与现代文明的政治体制一直无缘；在现代文明中儒家文化越来越突显出其局限性和先天性思想不足。“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战国时期提倡墨家以“兼爱”“非攻”为主要思想观点，法家提倡以法治为核心，它们都是富国强兵之道，其思想对于与现代文明社会治国理政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华民族要增强文化的自觉、自信、自省与自新能力，认清现实历史文化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敢于承认错误，改过自新，勇于责任担当，形成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强大的纠错机制，知行合一，知行并举，这才是国家和民族强大的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要进步，要正视别人的成功，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这样才可以在发展中缩小差距，才能超越别人。三教合一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觉悟的高度，决定人视角的高度和宽度。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居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地位，阴阳和合，万物合一，万法归一，世界上很少有哪一种思想和文化能够与之一样包容而博大，深奥而精微，宏伟而伟大。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具有《易经》“地山谦”的特征，是高山峻岭，伏藏在地之下，也可以说，如在万仞高山的绝顶之处，呈现一片平原，满目晴空，白云万里，俯视万物。它如天地之包容，大海一样的深沉，高山一样的厚重，如水一样的合于“道”的境界。以三教合一世界观看问题，有如于泰山极项，可以让人们将中华传统文化看的更加清楚、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长远。儒、释、道三者有相通之处，儒、道以元气论为世界观，佛教以缘起论和心识为出发点，但它的大框架是“道”。在这个框架下，儒、道负责维系现实世界，道和佛共同构成死后世界的不同方向。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华文化的传承随着朝代的更替，历经兴衰与起落，在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中不断的融合发展壮大，儒、释、道三教承载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一阴一阳谓之道”，万物不离阴阳，阴阳一体、阴阳互生、阴阳消长、阴阳转化、阴阳互补、阴阳吸斥，“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掌握了阴阳变化规律，就拥有了辩证、全面、整体、圆融的思维方法。《黄帝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道”是世间万物，甚至是鬼神皆要遵循的规则，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万象，都同时存在着阴阳两个方面，它们虽对立又互相统一，变化之中而促进万物的生成与发展。
  黑格尔：“绝对观念”是宇宙之源，万物之本。”世界的运动变化乃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结果，哲学就是“绝对观念”的体现。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都是在不断地运动、发展和变化之中，而其内部的矛盾性乃是其发展的源泉。世界是无限的，有限存在于无限之中。整个自然宇宙、日月星辰、万事万物、每一颗尘埃、人体每一个细胞，都是“全息”的存在，互相之间是“万有关联”世界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精神和物质皆是由能量组成的。能量是物质的本源属性，而物质是能量产生的载体。爱因斯坦对人类所作的最大贡献是揭示：物质只是能量的一种形式。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能量构成，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量子理论证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由快速振动的量子组成；有形无形的物质皆是不断振动的能量，两者的分别在于振动频率不同，因而产生不同意识或形式的不同物质。振动频率高的成为无形的物质，振动频率低的成为有形物质；宇宙间的所有事物，无时无刻不在振动变化中。证实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某种纠缠关系，不管它们被分开多远，都一直保持着纠缠的关系，当其中一颗被操作而状态发生变化，另一颗也会即刻发生相应的状态变化。量子非局域性表明物体具有整体性，宇宙在冥冥之中存在深层次的内在联系。量子纠缠的存在是微观粒子具有意识的证据，给“意识是物质的一个基本特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世界科技发展在短短的100年到200年间瞬间爆发，甚至超过了世界几千年科技发展的成果，给人类的思想认识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科学前沿理论彻底颠覆人们的传统思想、思维和观念，人类对世界的“真理”和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全新的认识，无神论和有神论、唯物和唯心、物质和精神二元对立思想理论逐渐为众人所抛弃。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一个联系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善的能量有善报，恶的能量有恶报，“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万法皆空，因果不空。《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宇宙是多维空间的存在，是“无形世界”与“有形世界”的统一。“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同时存在于一个平行的或多元的无限宇宙之中。“无形世界”对人类生存的层次和智慧的提高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无形世界”决定“有形世界”。宇宙是一个全息的最大的智慧体，万物就在其中。万物之间都是联系的，都是一个个有机的生命体，任一部分都包含着精神的信息，只是潜显程度不同。一草、一木、一石、一鸟、一山、一水都具有独特的生命信息，不同的存在形式和生长状态赋予了万物不同的灵气、不同的生命信息、不同的生命力。众生皆平等，万物皆有灵，各有生长的规律，生命相依缘相伴，生息与共。万物阴阳变化互为其根，无不包含阴阳五行之中。佛曰：“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人们为善、为恶，都在一念之间，变好、变坏，就在一个念之间。英国诗人米尔顿在《失乐园》有句名言：“心是居其位，只在一念间；天堂变地狱，地狱变天堂。”一个小小的念头，你的任何起心动念都可能改变整个世界，即所谓一念起惊动十方神煞。你生活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来自思想，以及你思想所创造的结果。思想创造出善与恶、美与丑、成功与失败、富有与贫穷、天堂与地狱。你生命经验的种种，通通都是你的思想所创造的，所谓一念一世界。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我们外在所看到的一切，正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呈现。人本来就是一个宇宙一个天体，人体包含了世界乃至宇宙天体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物质、能量、信息、精神都是宇宙本体的不同表现形式，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精神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形态，物质世界的任何形态、任何地方都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精神态。精神是不断进化的，所有精神态都是同一精神整体的不同反映、不同部分、不同显现。人的灵魂与宇宙万物的灵魂是相通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存在一个全息的宇宙之中。“物质”与“精神”是永远都分不开的，“精神”决定“物质”。任何的“物质”都包含有“精神”，任何的“精神”也都必须有“物质”来做支撑。对修行之人而言，“精神”是追求为本，“物质”为享受为末，意识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肉眼所见到的并非真实存在，只有心灵能够够洞察一切。肉眼看不到的才是真实的存在，眼睛是看不到事物的本质的。世界上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要用心去看和感悟的。只有用心去看和感悟的时候，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人类的认知边界，就是人类的活动边界，“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人类修行就是增长智慧、提升悟性和生命意识纬度，揭示宇宙与生命的真相，认识“无形世界”奥秘，领悟形而上者的“道”。人的认知水平是有层次的，认知高度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而认识层次底的看不到上层认知的风景，也就感觉不到上层无尽的心灵快乐。认知水平的局限影响人生的发展。要冲出人性的迷障，就得以修炼悟道和以虔诚的宗教信仰，净化人的心灵，问鼎于智慧极峰，此时心境澄明，无苦无忧，洞穿这个世界的本原，获知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人类认知的又一个新起点，快乐无边的心灵自由，与以“爱”和慈悲为感召的精神境界。人类的认知一步步向上攀行，每行进一步，都会有豁然开朗的通达感，每上升一层，都会获得无尽的心灵快感，从而能够认识人生的至高意义与价值。从辩证的思想看，执著于唯心与唯物史观都会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都可能会不可避免的走向极端或事物发展的反面；所以人类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精神与物质、唯心与唯物的关系问题，人类可能还将会在无知和迷茫中蹒跚爬行。宇宙全息统一论认为，意识是宇宙统一原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宇宙的一大要素，是有限与无限的媒介，是存在的反映。作为充满宇宙的意识场是超越时空的。精神与物质、唯心与唯物是宇宙中永远的对立统一存在，精神和物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在一定意义上说精神就是物质，物质就是精神，二者只是以不同的形态存在。文明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和发展水平不平衡性等；它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一个民族、国家文明的高度是相对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协调性的问题，它们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方面的落后都会影响其整个文明的发展水平。政治文明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方向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精神文明为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人类“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等都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是指人类“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等的协调发展。人类文明的标志，看是否在尊“天道”“地道”，而行“人道”，重要的不是如何保护富人，而是如何保护弱者。道德底线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无底线的社会，是黑暗的世界，必将会走向堕落与毁灭。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思想家和宗教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行进，恪守做人的尊严、人格、人性、道德、生命、财产、自由等底线，一步一步前行。历史证明，人类意识形态之争具有不可调和性，唯有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和谐共处才是发展之道。意识形态之争是人类世界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文明的构成要素不只是物质，物质文明只是事物发展的一种表象，物质文明的高度并不决定于精神文明的高度。精神文明是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落后，并不只能用物质文明的高度来衡量，更重要的是看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高度。
  一个文明、稳定、和谐的社会一定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思想和文化之一，是古老东方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和文化，是对人类文明思想和文化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它将道家的入世，儒家的出世，佛家的救世观统一为一体，是人类文明中最具有合理性和广泛普世价值的文化形态。《列子·说符》：“大道以多岐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反一，为亡得丧。”天下大道一源，殊途而同归。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有精神、有思想、有信仰、有目标的民族，这个民族才不会迷失方向，它必将会越来越繁荣和强大。“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定庵续集》），中国人在一段时间里丢掉了老祖宗留下的太多的传统文化，这在与中西方文明全面接触、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表现出无所适从，思想混乱，精神迷茫，崇洋媚外，信仰缺失等现象，这将对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一个人失去了信仰，就会迷失方向，一个民族失去信仰，将会是一盘散沙。信仰信念缺失就会失去精神追求，信仰信念迷失就会失去前进方向，失去了信仰注定会一无所有。信仰使人重视精神价值甚于物质价值，使人更多地关心世界而不局限于自我、甚至超越自我，使人不仅正视面前的困难而且能看到远方的灯火，给人以信心和希望、勇气和力量。信念、信仰是唯一不会耗竭的力量，也是人们永远需要具备的力量，它决定了人类生活方式和做事的方式，指导着我们精神的方方面面。一个国家、民族、群体、个人失去了文化自信的根基，灵魂和精神家园必将失去目标、迷失方向。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认识文化传统，坚守民族本位，不断反思质疑，发展开放交流，积极沟通和对话，主动参与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其他文化共建人类文化。“大道文明”是人类世界最伟大的文明之一，中华民族要树立文化自信，重建中华“大道文明”秩序和道德信仰体系，将之作为永恒的精神支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要牢固树立“大道文明”意识，并将之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之魂。中华民族只有将“大道文明”作为发展的重要思想，才能将会有效地结束长期以来的“失魂”状态，民族发展才会有希望，人类文明也将因之更丰富、更和平、更美好。人类文明如果脱离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大道文明”，必将会对自然和世界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以“大道文明”的思想为指导，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平衡、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大同世界”的建设指明方向。中国人在历史发展中没有形成统一纯粹的宗教信仰，“大道文明”也没有成为中国人的集体信仰主体，而“三教合一文明”更是游离于传统文化之边缘，这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中国人信仰的特点具有多样性、多神性、兼容性、世俗性、功利性等，形成统一的纯粹的民族信仰体系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要建立“大道文明”的文化和信仰，追求“大道”的理想和境界，构建“大道文明”思想和文化信仰体系，激发中国人灵魂深处蕴藏的内存生命力和活力，以促进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发展，让中华“大道文明”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促进民族信仰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要旗帜鲜明的、理直气壮的提倡信仰的力量；信仰是人类群体稳定存在并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石之一。人类文明的形态是多元的、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体，是世界不同民族的文明互动融合呈现出来的一种态势。人类文明进步的尺度应以“大道文明”为标准，任何文明如果违背“大道文明”的标准，其文明发展也会是畸形的、不完整的，那将会是文明的一种倒退。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违“天道”而行，也将会走上“不归路”。不同的文明具有一定差异性，存在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之分。同时文明也具有脆弱性，在人类先进文明与野蛮落后文明的较量中，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野蛮落后文明往往用武力征服先进文明；但无数历史证明，其最终也会被先进文明的文化所征服或同化。今天危及人类持续生存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工具理性（科学）不够发达造成的，相反，追根溯源，它们的根源都是价值理性问题。在原始的氏族社会里，人类价值理性需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外部资源，有限的技术手段，人类行为应遵循什么准则，才能保障种族的延续。人类学考察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选择的价值标准和社会结构，使人类度过了上百万年的岁月。而今价值理性的贫乏已经威胁到人类的整体生存。继续回避价值理性问题，一味执著和迷信于靠工具理性就能将我们引出困境，其结果必然是“文明史”将因“无明”而告终。要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根本就在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秉承中华“大道文明“智慧之光，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血脉，积极培养中华民族“道”的思想和意识，让践行“大道文明”的核心价值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全面进步与发展而努力。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大道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教义，也是东方科学智慧之源。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儒学、墨学、佛学、医学、农学、阴阳学和各种方术等成份，成为它的思想渊源的一部分。它阐述了人与人、人与众物、人与诸神的关系，形成自然宇宙论和神学创世论。自然无为是道教伦理的核心准则，如《抱朴子内篇》说：“无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也。”“中道”是道教信众的伦理方法论。道教作为一种富于理想而又积极投入生活的宗教，根植于中华传统，深入于华夏民族的思想意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和生活习惯中。道教尊道贵德，天人合一，敬天法祖，性命双修，返璞归真，自然无为，齐同慈爱，抱朴守真，天人感应，天道承负，静心寡欲，忠孝节义，仁爱诚信等理念不仅对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等有着深远影响，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也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道”是宇宙的规律，是天下不变的真理，“道”是永恒的，包罗万象。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变化的，只有“道”是不变的。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这个变化的本身是永恒不变的，都在遵循“道”的规律。探究宇宙万物运行规律，其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只是其中的引申义，即道为体，德为用。宇宙万物本质本源，运行的规律都是遵循“道”，现代物理学其中的宏观部分（相对论）与微观部分（量子力学）都无一不道循“道”。未来探索方向的正物质与反物质，可观测的质能与不可观测的质能（暗物质、暗能量），也全都道循正反对等阴阳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万物归一于“道”。一正一负衍生出无穷的宇宙，无穷的宇宙却道循一正一负的阴阳之“道”。人类的一切普世价值都是“道”的体现，面向普世，积极革新，是文明进步的基础。“爱”“善”“和”是“道”，平等、公平、公正、正义是“道”，民主、自由、光明、天理是“道”，一切正觉正念是“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离了“道”无异于舍本求末。“道”无所不在，“道”存在于万物之中。“道”是宇宙中“大爱”的存在，平等、无私，如太阳普照大地，没有偏私，无私给予，不求回报。人生观来自价值观，价值观来自于世界观，世界观来自于对“道”的认知。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罔；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人类无论社会意识形态如何，只要看是否有“道”，有“道”尊道而行，顺道而行，就是文明的、进步的；背道而驰、逆民心而行就是愚昧的、落后的，甚至是邪恶的。循天道、地道，而行人道，则天下兴。“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损不足而补有余。”天道是高于人道，人道要服从于天道，这个世界，以及人类文明最后的发展方向，是要遵循天道。天道讲求均衡，追求平等，不允许某一方占据主导，如果出现一方强于另一方，就会出现转化，并且通过不断斗争，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而人道则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圣经马太福音）。《道德经》：“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一个违背道义和天理的社会和国家是不稳定的、危险的，一个集体失道的社会和国家更是可怕的。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孟子·公孙丑下》）。“道”以民本为上，顺民意应民心，有道天下应之；违背道义、公正、公平、正义，天下叛之。任何违背和拒绝普世价值思想的东西都是“背道”或“违道”的；一切愚民政策与否定民众个性、创造力和自由思想的东西都是“无道”的；一切违背天道、天理、人伦道德，即一切违背人性本来、本善的东西，都是“无道”的；一切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祸国殃民和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都是“无道”的；一个没有或缺乏精神信仰，权欲膨胀、物欲横流的社会是“无道”的。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只是自然界生物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在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后工业时代已经落伍，其思想和精神与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人类文明社会要抛弃自然界的丛林法则，遵循文明准则，建立公平、公正、自由、竞争机制，崇尚“天人合一”、天地人万物一体的生存智慧，行“大道文明”之世；尊天道、地道，而行人道，走中华民族崛起之路。人类文明作为丛林法则的对立面，代表的是尊道贵德，互帮互助，损有余弥不足，济世利人，和谐共生等，体现的是人类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整体智慧；虽然人类文明没有丛林法则历史悠久但是代表了先进和美好。作为文明社会中的每一个体，遵守规则是基本的契约精神，一旦你放弃了文明社会的准则，将自己置入野蛮的境地，那你只有遵从丛林法则。当今社会宗教和信仰缺失是导致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重要原因之一，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偏离了“道”的方向，人的思想和行为与“道”的标准越来越偏离，人们对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人性扭曲，信仰缺失，良知泯灭，道德滑坡，人心浮躁，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欲望膨胀，物欲横流，心无归属，灵魂躁动不安，全民处于焦虑之中，更有甚者做人底线全无，蜕变堕落，毫无廉耻，毫无敬畏之心，这些都脱离了人类对生命与生活本质追求的目标，一切都在离“道”越来越远，离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越来越背向而驰。当前社会存在最大的灾难根源在于，是人们丢失了对优秀传统文化最起码的认识和信仰，这需要引起一场全民族的警觉和自省运动。道德和信仰的危机开始出现，也逐渐会演变成一种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这一切祸患的产生是丢失信仰、抛弃道德之后，人类社会变得无知的结果。天灾人祸都起源於无知，无知产生瞋恨，演变成杀戮。人在做，天在看；人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宗教是“爱”的教育，正是对治无知的良药。宗教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最终将带给世界永续的和平。
  天道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就是宇宙万物万事运行的客观规律。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既有亲合的一面，也有疏离的一面。人道隐含于天道其中，天道有其无形的力量掌握着人道的变化和走向。人之道与天之道背离的根源在于人心，在于人心的不足，在于被人类不良的价值观或贪欲所迷惑。体现天之道的社会理想就是均贫富，而体现人之道的社会现实就是贫富悬殊。《尚書·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時乃天道”。天道渺然，自有规矩，不争而能取胜，不召唤而万物自归其所，天之大道处处在在，顺天道而行则兴，逆天道而往则亡。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人类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就是世间最高形式的“道”。万物都是合道则昌、背道则亡。治理天下合乎“道”，有“道”为天下正，无“道”为天下恶。顺道而行，天佑之，则无妄；逆道而行，天损之，则多灾。“道”就是平衡、和谐与自然，万物有道而生，无道则亡。心活则神死，心死则神活。心生则道亡，心死则道生。依道而行，必有天助；背道而驰，必受天殃。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邦无道，天下共伐”，“君无道，伐之”，“圣王攻伐。有道伐无道，解民于倒悬，天地经义。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天下行大道，社会安平，国富民强，无战争，无内外忧患，百姓安享康乐。天下若无道，灾祸丛生，世道必乱，百姓不能安其业，万物不能安其生，人类必将会遭受灾难和惩罚。大道废、天下乱，轻则灾、重则绝。行大道，天下纯纯也。弃道者，不知处世立业；违道者，商奸政腐，伦理失常。道载万物，可循环，可再生。道非神；乃自然之规律。尊道，悟道，行道，守道，世界方和谐安定，地久天长也！如将“无道”为“有道”，即为更“无道”。一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社会，必然造就一个无道、无德、不仁、不义的社会。“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皮取此”（《老子·德道经》）。“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义的有无，不在乎鼎的大小轻重”（《问鼎中原》），德义的有无、人心的向背是决定一个民族、国家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朱子治家格言》）。“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作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春秋·曾子》）“为善必昌, 为善不昌, 必有余殃，殃尽必昌。为恶必殃, 为恶不殃, 必有余昌, 昌尽必殃。”(《太上感应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仁、义、礼、智、信”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在有形的物质世界中，面对众生物欲横流中的焦躁不安，迷失自己，无所适从，以及人性扭曲，道德沦丧，欲望膨胀，良知泯灭，作无边罪业，人文精神失落，以至陷于对物质浮华的无止境追求中；人类的贪婪已经使自己走向一条“堕落”的不归路。在现代社会宏观经济领域，人类忘记了资源的有限性和人性的本质弱点，以“消费刺激生产”为中心，构筑了当代世界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西方现代性为基础的当代文明本质是以资为本，资本主义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流。今天，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认识到资本主义独霸的危险性。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都没有很好地意识到“以资为本”的危害，更不能很好地回到东西方“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正常轨道上去。经济主义把经济发展当成衡量整个社会的尺度，而忽视道德、公平、道义、情感等其他方面的因素，从而造成世人唯利是图，社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深渊。当今社会，要重视道德、信仰的重建与回归，摈弃经济主义思想已刻不容缓。中国数千年天下为公、以义制利、经世济民的经济思想值得现代人认真研究、汲取。我们和这个地球共生共存，必须从爱、慈悲、同情以及利他之心出发，而不是无止境地追求基于欲望和利己心之上的所谓经济增长。要让芸芸众生知途迷返，超脱苦恼，从人世无涯苦海中解救出来。唯有宗教信仰可以将人的灵魂从邪恶和颓废中解脱出来。用正法让人增长正知、正见、正信、正觉，教化众生人心向善，弃恶从善，拯救世道人心，让人类的心灵得到慰藉关怀、净化与升华，让人的灵魂找到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从而引领和推动人类自身及社会文明进步。一个社会道德的提升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宗教具有重要的道德教化和约束作用不可忽视。“人类文明几千载，沧桑变幻似洗牌，兴衰存亡瞬间事，有道无道在于爱，得道多助失道寡，无道之治百姓哀，文明尺度量天下，大同世界圣门开”（卢飞宏《再说大同世界》）。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中，封建专制制度已成为落后的社会管理模式，其不受制约、监督的公权力，都避免不了使社会走向专制极权政治的步伐。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它是阻碍历史文明发展的因素，此种社会管理模式与现代普世民主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专制制度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异化，限制了人类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民族、国家和世界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绊脚石，在一定意义上说它阻碍了人类世界文明的进步。普世价值观是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它是超越民族、种族、国界和信仰，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最低尺度，更是人类道德的共同底线。中华文明要获得新的生命力必须树立普世价值观思想，吸收、融合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提升中华文明的深度和维度，从而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人类文明的意志就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途径和方式，实现共同价值，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世界各民族文明，为了这样共同的追求在进行自己的探索，一个追求平等、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博爱的社会形态，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民主思想的思考在公元之前就已出现，如古代先哲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民主是社会发展一个永恒的话题，在现代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仍未放弃对民主的探索。自由、民主和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民主是指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有事物的国家制度，其意义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从而让社会更加平等、公平与公正。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把握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发展方向，犹如现实社会中“公正、自由、民主，法制，博爱”的合一，都是在制衡中追求和谐与发展，这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文明思想和理论之一。中华文明要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发展，必须推动现代文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促进“大道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结合，这是顺道而行，大势所趋，是推动现代文明发展和促进中华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一个光明、有道、有德、政治清明的社会才是文明的社会。在人类社会中，判断一个国家、民族文明的标准主要看是否建立和遵循人类普世的价值体系上。《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高度取决于民众的觉醒程度，一个失忆、失明、失道的社会一定是阴暗的社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由思想与文化的繁荣，纵然有物质文明的丰富，那么这个社会也会是一个畸形的社会。有道君王民同庆，无道君王苦万民，古有尧舜禹文武等圣王治下的天下有道之世，又有桀纣幽厉等暴王治下的无道之世。天下大势，浩浩汤汤，有道则生，无道则亡。世间众生往往因“惑于是非，昏于利害”，有生有形者皆为虚无的幻象，唯有造化万物的“大道”永恒不变。世间大道日丧，众生昏乱于世情而终不觉醒，故多寄言于梦呓。有道之世，天下太平；无道之世，天下混乱。一个国家的有道与无道，一处重要的标准看是否能够用人类文明的尺度来检验和衡量。中华文明要回归到“大道文明”，先祖炎黄、老庄时期那祭祀为礼、是非分明、循道而趋、勿论亲疏、和谐共生的过去，那是更加接近“大道“的伦理体系，为现代中华文明的发展给予丰厚的思想和文化滋养。
  中华文明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的，而中华文化是建立在“和”文化的基础上的。儒道释三教合一文化是“大道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生活乃至历史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伟大的思想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无论时间过多久，初次闪现在我们脑海里的伟大思想今天依然清新如故。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一文化并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趋于衰退，而因为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为新世纪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作为中华文明典型代表的“三教合一思想”，必将为人类构建新文明贡献积极的力量。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国人心灵中一座宝贵的精神和文化圣殿，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化艺术、礼仪风俗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力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它民族优秀文化，做到兼收并蓄，和合共生，历久弥新。中华文明要吸收世界一切文明的成果，加强文明文化的交流与互鉴，走出一条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之路，从而创造一种适合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社会形态，以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明互鉴与人类发展相伴而生，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必由之路。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文化成为人类进步的助推力量，用进步文化支撑和促进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与发展。弘扬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于提升中华文明在世界中文明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完成全球化传播之后，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断层的文明，必将以其博大、包容、开放的观念和思想在现代文明中完成其全球化的转化与发展，进一步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为世界宗教的“合一”开辟了道路，它是人类的救赎以及飞越进入新文明的最重大方法之一。东方哲学中世界观是追求自然与“道”，注重总体和综合、整体的文化特征，强调事物是辩证发展，看问题要以全面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而西方哲学中的世界观则多注重个体和分析，强调人本位和个体发展的价值取向。东西方哲学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其它文明的对立统一。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在于文化多元化的互通，兼容并包，和谐共生。科学证明，唯物史观越来越凸显出其局限性，未来世界观的转变，将由科学的世界观转而向东方哲学的世界观。一个以儒、释、道互补三教合一的新型的世界观、思想观，将对未来与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重要组织部分，它是中华民族继先秦诸子百家之后又一重要文化基石，是中华“合和”文化集中反映，具有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原创性，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和巨大影响力的“本土”和“根”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精神思想和文化内核。它是一座中华哲学、思想、宗教文化的高峰，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承前启后。三教合一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思想和文化之一，它吸取了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精髓，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体系，具有极强包容性和生命力，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成与发扬光大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多元化、多样化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三教合一文化包容、和谐、发展的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宝贵精神资源和智慧源泉。在当今社会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重建中华民族道德和宗教信仰文化体系，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教合一是一种优秀传统文化，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超然的思维方式，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古老东方思想和文化的杰出代表形式。三教合一是以“人类文明”为目标的思想和文化理论体系，它汇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构建这样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对于促进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解放运动，以及形成中华民族精神信仰和强大的思想文化力量具有重要意义。让三教合一文化真正成为一种民族、国家和社会主流思想，为今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恒久的推动力，让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在当今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三教合一文化，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心怀苍生，济世救人，以及平等、包容、和谐的思想和普世价值观必将被世人所认识和重视。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提供了处理世界多元文化关系的成功先例，为现代社会处理多元文化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三教合一的多元文化观，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典范。多元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共生，包容发展，是促进和谐中国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促进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它对于解决处理当今世界社会文明与文化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在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社会中，没有为世界文明作出太多的贡献，一直都是在社会的治乱和朝廷兴衰的循环更替之中徘徊；可贵的是在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三教合一文化。但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扬，而且仍然被很多人所误解和抵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悲哀与无知。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形成，反映和见证了中华文明经历的艰难曲折与发展历程。作为中华文明之典型代表性的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开启世界人类新文明的一把钥匙，它必将为世界创造新文明作出积极贡献。中西方思想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西方历史的发展方向。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儒家思想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服务的，存在着某种“专制”和“暴力”的性质，但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是主张“和为贵”的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在当前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已经随着封建制度的结束而逐渐被历史所淘汰，而作为理念形态儒家文化的“普遍和谐”观念仍然将会得到提倡和弘扬。
人类文明发展来自于对“爱”“善”“真”“美”“和”的追求。宇宙中阴与阳，善与恶，唯心与唯物“二元论”都是互相转化的。阴与阳，善与恶，唯心与唯物都是相对的，都是人类思维对事物的不同看法。“真理”是没有国界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真理”都是相对。万能永恒的“道”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变就是“变”，“变”就是不变，“变”是宇宙万物永恒的主题，执著于人类任何一种思想和文化都可能会存在其局限性。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的思想和文化，可以超越世界上任何思想家思想之局限性，从而能够从有限中蕴育和创造出无限的思想，它包含的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它对于形成“大同文化观”、“大同思想观”、“大同宗教观”、“大同世界观”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的思想必将成为推动人类社文明进步的最根本的力量。纵观历史发展，决定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兼容开放，和而不同，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容纳、吸取世界上一切“爱”、“德”、“善”、“美”的文化，不断促进中华文明“和合”进步，促进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真正形成中国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民族文化。要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以及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都应积极吸纳其中有益的成分，广纳博收和兼容并蓄。世界文明多元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一个固步自封不思进步的文明必然会走向衰败和没落。在现代文明社会发展中，中华文明要以宽广的胸怀和勇气，以包容的思想和态度汲取其它文明的有益成分，以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文明大放异彩之时，都在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无论在文化和艺术上都充分吸收异国文明，才有了中华历史上最为绚烂的一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界以多元化方式存在，无论落后、原始，还是先进、现代，都是合理的存在，不容所谓的先进取代落后，更不容文化沙文主义蔓延。尊重文明多样性，让不同文明共同发展，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中华文明必须与现代文明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思想相结合，从而使中华文明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更加恢弘的力量，让中华辉煌灿烂的文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世纪，中华民族要有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智慧，客观地认识自己存在的问题，积极学习、吸收和融合西方近代文明的成果，扛起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实现中华文明“质”的跨越和升华。人类文化无不都在尽力寻找这个宇宙万物的本源，都在试图解开宇宙万物的由来，唯有“道”能透彻的说明这一切，这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泰山极顶”。在历史发展的今天，它正需要我们重新认识、重新解读，在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进程中，重新并确立中国“道”文化的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道”才能引领人类光明的未来。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重建中华“三教合一文明”，这将是中国思想、哲学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它将对于推动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以及未来实现“大同世界”奠定重要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它在中国五千年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必将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人类越来越普遍开悟智慧，也能够真实地领悟、领会宇宙世界生命之“大道”真谛。随着宇宙的奥秘逐渐被揭开，一个新的世界观的时代就要来临，科学将会发生重大的进步与变化，科学和宗教的界限也逐渐会走向“合一”。人类的世界观、思想观和自我定位等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天地间的一切神明形象将会完全失去其玄机而暴露在人类面前，世人对有神论和无神论、唯心和唯物、精神和物质，以及性本善与性本恶的关系逐渐会有理性和正确的认识，从而人类将彻底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及其所孕育的生存方式，建立起以“大道”为本原的崭新的宇宙观、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中华文明是真正符合宇宙自然规律的，是顺应自然发展的，其“大道文明”是促进人与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文明，是真正符合地球和宇宙的高级文明。大道文明是华夏传统的根基，如果中华抛弃了“大道文明”，那将是中华文明的倒退与民族的浩劫。在人类不断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而创造灿烂文明过程中，特别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使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因为发达的科学技术而越来越舒适和方便，然而同时，人类也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类在享受文明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受到了自然界的无情报复，社会矛盾突出，天灾人祸不断，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当今人类所面临自然界生态失衡和社会生态失衡的情况下，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困惑和灾难，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偏离“道”久已，而一切偏离“道”或背道而驰的行为，都将必然会遭到自然和社会的惩罚。“大道文明”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为世界的可持续和谐发展指明了道路。只有“大道文明”思想，才是人类真正改变命运的解脱之道。
  中华文明是一种大陆式的、内省的文明，而非外向而扩张的，中华文明能够以和为贵，强调和而不同、中和之道为基本理念，能够海纳百川、不择细流、兼容并包与其他文明交流融汇。中国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要求，已被成为全球伦理的普世原则，即是体现在各宗教和“非宗教传统”中的全球伦理标准。“大道文明”是一条人类文明和谐共生之路，其阳明相对与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可以推动东西方文化各取其善，兼容并包，相互促进，和谐统一，实现国家、民族和世界宗教的和谐发展。真理是共通的，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引领下，在包容和融合中世界宗教必然会走向统一，从而也才会真正的实现世界宗教的和平与大同。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日新、厚德载物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赋予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弘扬和培育民族的信仰和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弘扬中华“大道文明”与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于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保持和促进中国及世界宗教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共同建设和谐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在世界思想文明史上的地位

  西方文明文化基因源自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等文化巨匠，中华文明的基因则来自于同时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以老子、庄子、孔子、墨子等为代表的哲学体系，主要成果在“四书五经”等经典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也是欧洲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时中国古代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至战国时期，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易经》与《道德经》博大深奥、弥纶天地之道，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早的两部伟大哲学经典，以其人格之伟大，思想之精深，遂乃皋牢百代，独步千古。两千年来，百家群籍，浩如烟海，沿流溯源，几乎无不以此二书为其本根，学者有志于中国哲学，固舍此莫由也。西方文明习惯称“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文明”，其三大源头有古希腊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古罗马文明。西方文明在发展中融合了希腊人的文学和艺术，哲学和数学，犹太人的狂热的信念和“信仰”，从应用工业的科学中，学到了力量和力量的意识，以及以经验主义为根据的方法。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文明至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西方文明处于辉煌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时期，光辉灿烂，文昌武盛，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至公元15世纪西方航海地理大发现之前，西方文明处于贫穷落后的中世纪时代，处于世界的落后地位。公元15世纪之后，西方文明在爆发航海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明复兴崛起，处于世界的主宰地位，直至今日任然保持着对世界的领先地位。
  人类文明具有差异性、多样性和互补性，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伦理型与法理型、内向型与外向型、整体性思维型与分析性思维型、家族本位型与个人本位型等。承认文明的差异性既有利于促进自身文明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中华文明既要继承东方的智慧，也要吸取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的长处，促进交流，相互尊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生共荣，并行发展。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有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来自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本身的巨大差异性。西方的文化宗教、科学、哲学三分，但是中国的文化，宗教、科学、哲学三位一体。研究中国的宗教，必须从宗教、科学、哲学三个方面来进行完整的考察。人与宇宙自然是密切联系、息息相关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中国宗教认为人本身具有无穷无尽的妙德潜能，是对宇宙万物的基本体验。如果没有这种体验，用西方的文化来观察，就是用西方的概念来给中国古老智慧定义，这样就不可能发现中国宗教里面具有的科学哲学的特性奥妙。用中国的智慧来认识宇宙万物，能够同时净化人们人本身，不断提升人们本身的境界，这是西方文化难能做到的。中国的佛法基本上传授的是智慧和探寻智慧的方法，人类获得这种根本的智慧，然后再去了解宇宙万物，能够让人们了解人的本质，了解意识的本质，能够了解人们深层意识转化潜意识成智的方法。中国智慧可以很好地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关系问题。在东西方文化激荡交融的时代，用中国智慧可以有效化解西方哲学、宗教、科学等终极问题，能够引导、促进现代人类文明产生“质”的变化，够很好的运用超级的智慧方法来认识人生、社会、万物、宇宙，开启人类本有的智慧之光。用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可以有效的解决西方文化宗教、科学、哲学整体关系问题；只有用中华文明和智慧才能彻底解决人类终极问题的所有认识。
  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文化是文明的内在价值，文明是文化的外在形式，文化的内在价值通过文明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明的外在形式借助文化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文明或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华文明充满着辩证思想光辉和普天同庆价值观，以及兼容并蓄、博大精深且又有自身的独特性。纵观一个文明的历史，往往与军事没有根本的关系，关键是其文化传统，一个大国的崛起，重要的在于理性和智慧的文化规则。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之灵魂、精神和根本。每个文明肌体里都有一个整体性的内核，其关键是文化基因在起作用。现代文明的内在是文化基因，一个文明的崛起其文化基因起到重要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封建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受历朝封建专制的禁锢，“文字狱”洗炼、历代权威对其的注释和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的夹击下，对文化基因影响巨大，使中华文明进步迟缓，从而也使中华文明带有明显的遗传缺陷性。中华文明已经变得保守和僵化，也导致其基因中探索精神和抽象精神的缺位，特别是由于一些封建糟粕残留，仍然禁锢着国民的思想、文化、精神、心灵及宗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从而使中华文明与人类现代文明互补、融合与冲突中不可避免的表现出差异性和不适应性。中国的“四大发明”促进了历史的发展轨迹，传入欧洲，给欧洲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四大发明给他们带来了曙光，于是才有文艺复兴的出现。文艺复兴是欧洲结束中世纪的重要里程碑。它对后世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科学，地理，艺术，思想，工业，自然等都是这个时期最活跃的，为后来的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西方文明在近代取得了的巨大成就，随着近代西方文明的兴起，而中国在文明方面的优势却在逐渐消失殆尽。由于地域、政治、经济等因素以及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封闭倾向，主导了闭关自守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错过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与工业革命。曾经是世界先进国家的中国落伍了，很快落后于快速发展的西方科技文明，从一种强势文化转变为弱势文化。最终，被近代西方文明的坚船铁炮，轰开了被动交流的大门，以至出现了1840年之后长达百年之久的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屈辱历史。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无数次被外族侵略，甚至达到几度要灭种灭族的境地，对中华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践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多次遭受空前的浩劫或灭失，民族精神遭受残酷摧残和非人的折磨，承载中华文明文脉重要载体的文物古迹更是遭受空前的破坏、丢失而损失殆尽。作为华夏民族的每一分子，都要深刻反思其造成民族深重灾难的原因，从而使中华民族不能再重蹈灾难命运的覆辙，让中华民族真正走向繁荣富强和文明发展之路。要以历史教训，时刻惊醒世人，勿忘国耻，励精图治，知耻后勇，奋发有为。中华文明具有自新和反省的能力，中华民族有勇气和智慧走出历史“文明”的窠臼，不断改进和摈弃、摆脱影响文明发展的一切不利因素，实现中华文明的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向埃及学习，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向阿拉伯学习，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向拜占庭帝国学习，诚实的学习借鉴和融合精神可以使落后国家超过作为先进的国家。文明具有独立性、历史继承性和发展惯性，不同文明的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汉·扬雄《问道》），中华民族要完成人类文明历史性的跨越，必须正视认识与世界文明特别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差距，敢于自新、创新、超越、学习、吸收与融合。中国人看待自身及社会的发展问题，主体源于历史当中各种具体事件叙述而来的经验借鉴，以人际结构为基础，是局部的、平面的，忽略事件背后所揭示的具有穿透力和纵深感的伦理省思。多数中国人只关心社会所处的发展局面，而并不关心发展的主体方向是否可靠。这样的文明必然不会产生由内而外的革新契机和动力。现代西方思想和文化的涌入为中华文明的振兴提供了有力的外部刺激因素。文明演进的历程是不断实现民族文化融合、不断吸收异民族文化先进因素的历程。无数历史证明，文明的演变与进步往往伴随着社会深刻变革或以暴力方式实现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和要忍受剧烈的“阵痛”。而中华智慧“天人合一”“三教合一”“和而不同”与“和合”等思想和理念，为解决人类世界文明和平进步与发展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在其思想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国与国等关系的实践，是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特别是三教合一“和合”思想和文化为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和平对话”的发展模式，这些理念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与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人类文明的演进给人以许多有益的启示，历史的反思是人类汲取智慧的重要源泉。中华文明要引导人类走向“大同世界”，必须融入世界发展潮流，推动民主思想和文化的进步与发展，走中西方文明融合汇通之路。在与西方文明的思想融合中寻找出路，从而孕育出一种比目前中西方文明更为先进的新文明。中国的文化绿洲是在春秋，随着独尊儒术，源头活水早已枯干。我们要恢复华夏民族的民族性，在充分学习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现代的先进文化，来重新塑造我们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结构。不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就不能够培养一个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如果再因循历史惯性发展，就将会被世界主流文明所淘汰。如果不能构建现代文明社会共同普世价值体系，中国就不可能或很难走出治乱兴衰轮回的“历史周期律”。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可以说两千多年来影响中华文明进步与发展的主要根源是封建专制体制和与其相适应的专制文化。历史证明一切专制主义制度完全没有积极和进步作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切罪恶的政治根源。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特点以及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中华文明进步的隐形“杀手”，在中华民族坎坷前行的道路上，它始终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我们需要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巨大勇气和决心，要提倡中国人批判性精神和思维，克服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束缚和思维定势，形成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模式，从而为真正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诗经·大雅·文王》：文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传》“刚健日新”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创新、不断前进。文化的全球化问题始终伴随着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的矛盾，意味着文化的同质化或趋同化，不同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展观、碰撞与交流，要尊重其多样性、差异性，只有“和而不同”才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不断探索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理论和思想，重新焕发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活力，为新世纪新文明体系的建设而努力，让平等、公平、公正、自由、民主、法制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灿烂的绽放。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最伟大的力量。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有一次关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心向背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得民心者得天下。让人民做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是实现中华现代文明的保证。 
  从几千年前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专政政治的伟大跨越，是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坚决除掉“官本位”思想，牢固树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坚持人民的监督主体地位，人民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必然要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牢记毛泽东倡导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让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成为党和政府永恒的追求。公平、正义是一个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伦理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道德品质和要求，是公平、公正、正义、平等等概念和理念的集合体。从本质上讲，公平、正义是人们的一种生存理念，是作为调节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价值评价标准，属于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是利益关系的衡量尺码。代表人民执政的执政党以及公务人员，要将权力运行置于人民群众的切实监督之下，追求社会的平等、公平、公正与正义，让“爱”和“善”的力量得到彰显，让人性“恶”与”丑“的东西得到抑制，坚决遏制贪污腐败泛滥和社会丑恶现象的蔓延。一切言论行动，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充分反映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儒释道墨集大成，精华汲取破旧宗；佛心道骨儒为表，墨兵名法大道行；纵览古今兴废事，循环周率五千同；三教合一弘天下，开启纪元指新程。”（卢飞宏《大道行》）
我们这个民族已经遗失和丢失了太多的优秀传统文化，要尊重和珍惜民族传统文化，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和生命力；保持文化的民族性是根本和基础。一个民族如果失去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信仰，那么这个民族将会逐渐斩断其传统文化的“根”。文化的贫瘠让人触目惊心，文化沙漠也许能覆盖了一切，而灵魂的沙漠，更会是寸草不生。要将尊重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成为民族每个人的崇高信仰，从而更好的促进和延续国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积淀的民族文化基因，要重新认识、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明文化成果的同时，坚持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化，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新的营养，在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中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人类最重要是精神、意识、思想和文化，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强大主要是思想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化发展和进步的前提，需要各种不同文化的不断融合和交流，不断接受新事物且认可不同文化的价值。只有如此，世界才能进步，文明才能发展。人类文明是多元化的文明，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体，是世界不同民族的文明互动融合呈现出来的一种态势。文明存在一定差异性，但要尊重各种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秉持包容的精神，平等对待不同文明，增强交流互鉴，实现文明的共同进步与发展。人类文明有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不同文明之间，只有在交流借鉴中，才能融合发展。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思想的转变是最大的转变。一个民族、国家文明形态的任何改变，无论大小，都是从思想观念的转变开始的。要有坚定的民族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哲学思想定力，从根本上实现思想、心灵、精神和文化的解放，培养公德意识，挽救社会世道人心，促进思想文化的转化、创新、超越与发展，从而形成与现代文明发展相适应的新思想、新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改变一切阻碍文明进步的制度、思想和观念。摈弃和推倒一切无知与狭隘的思想藩篱，积极向先进的文明学习、借鉴和融合，缩小文明差距，增强互补性，不断提升中华文明的高度和维度，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而努力。坚持中国多元化文化发展，增强对多元文化的认知与尊重。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多元文化逐渐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政府综合国力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多元文化融合显示社会本身的进步，体现了各种族文化融合的成功。“多元融合汇中华，儒墨道释寓一家，三教合一为邦本，大同世界和天下，修齐治平皆依法，自由平等民主化，汇聚百家行大道，人间盛开文明花”（卢飞宏《大同世界》）。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强调共同发展，包容和谐，各种文化主体应在承认人类文化价值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人类普遍认同的全球共同价值理念。当今中国迫切需要人们不断更新观念，解决人们的思想困惑问题，要从中华“大道文明”和三教合一及墨家等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以新的思想和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支持。
  中华文明是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大文明丛体。在河洛文化周围出现了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等，通过交流、吸纳、融合，给河洛文化注入了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显得更加活跃。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等学派也如雨后春笋在河洛地区一齐涌向社会，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河洛文化为黄河文明充实了内容，输入了新鲜血液，文明的光芒照亮了亚洲的东方。“多元一体”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远因和源头。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经过两千多年封建集权专制洗礼，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逐渐被变异，从而也使中华文明失去了应有的活力。人类文明发展是动态的、变化的，要从一切人类文明中汲取进步的力量，克服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惯性，以促进人类历史新文明的发展。文明的创造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历史为中华文明给予了重要的转折机遇，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时代正在呼唤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复兴运动，期待中华文明现代“百家争鸣”思想的出现。中华文明要恢复活力，必须在站在人类文明、全球视野、现代意识的高度，重新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普世价值体系，摈弃一切阻碍和不适合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将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观融入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之中，从而能够实现中华文明的跨越式发展与进步。一个没有信仰或缺乏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一个民族、国家不能没有灵魂和信仰，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但如果其精神和信仰无法自由和独立，社会也将会毫无质疑的进入危机当中。没有灵魂的躯体无异于行尸走肉，没有信仰的国人只会是典型的饮食男女，人们只能围着欲望、酒色财气虚度一生。在当今全民缺乏信仰的时代，人们被淹没在信息和无聊琐事的汪洋大海之中，甘愿享受充斥着感官刺激和欲望的庸俗文化。无边的娱乐、庸俗文化的刺激，让人们获得感官上的享受，并让人们沉迷之中，丧失意志，失去灵魂。在一定意义上说，世上的一切如果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信仰可以让国人善良、正义和奋起，有了信仰，我们才可能因为对“天地”“自然”“神”“佛”的敬畏而生出爱心，才能在面对邪恶时拥有捍卫正义的精神和力量。中国人要在多元文化、宗教和泛神信仰的基础上，建立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和敬仰，牢固树立“大道文明”信仰，以“大道文明”和三教合一的“和合”为基础思想理论指导，共同维护和实现世界现代文明核心价值观，使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源头活水，从而恢复、保持和激发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贡献。文明是人为创造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环境，实质内涵在于其基本思想、文化和观念体系。古代人类创造的诸多文明中，有一部分的确是完全中断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明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纵观中华五千年文化，有诸子百家争鸣，至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的两汉经学，又至魏晋道家玄学博兴，再到宋明新儒学形成，最后在中国思想领域形成了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应当说，
儒释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对中国社会、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满族入关建立朝廷后，其以军事统治代替文人政治的特性，阻断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使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虽然清朝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压制，但中国思想文化道统仍保留在中国民间宗教思想文化之中，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民间宗教文化为中华道统的传承作出重要贡献。历史证明，以儒、释、道三家各为道统的文化都不能很好的社会问题，只在一定朝代和历史时期发展主要作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和合”文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儒、释、道虽殊，能求同存异，求异存同。三教合一，归于一善，三教并非单指儒、释、道，可引申五教、万教，万教一统于理，和合天下。“和合文化”是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通相融思想的灵魂。和合文化融合了儒释道文化的哲学思想，凝聚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合而有分”、“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文化精髓。三教归一，万法归一，归于一道，归于一心，归于一善，归于良知。九九归一，归于大道，归于民心，归于民意，归于大同。
  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是一种“和合”的哲学和思想，体现了人类共同普世价值观念，也是世界思想文明的杰出代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并非仅限于儒、释、道三教的合一，同时，融道、儒、墨、法、名、杂、农、阴阳、纵横等诸子百家合一，东西方文明合一，以及“五教合一”，或“万教合一”，“世界合一”，“天下合一”，“万物合一”，“宇宙合一”，这是世界上各种先进、积极、进步的学说、文化与文明的合一。三教合一的本质是“和合”，只有中华文明博大包容的文化才能产生出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和文化都存在一定的包容性和排他性，包容性和排他性是事物发展的两个方面，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包容发展是事物发展的大趋势，排他性寓于包容性之中。具有高强度排他性或一味的排他性，这样思想和文化一定会使之走向僵化或衰退。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文化的包容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不断吸收来文化营养，使自身更具有生命力。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包容精神，使之在发展中形成了同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并因此具备强大的同化力和生命力。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中，其结果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进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特有的本色。一切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中国，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甚至使一些独立性很强的文化，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川流不息，正是由于这样吸纳百川的结果。对外来文化拒绝或排他是民族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
     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超出了任何意识形态、思想和宗教文化范畴，是一种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文化，它是中华文明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保证。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融汇性，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进程中，也曾数度被外来异族所占领，但中华文明从未被摧毁，而是在不断地持续发展，表现出了无比顽强的韧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保持着中华文化的持久性、完整性以及应时性，而且能够将之交融于中华文化之中，并使中华文化得以充实与发展。三教合一文化形态是动态的、变化的，其最大的特点是适应性，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以不断调整自身以与现实社会发展相适应，但无论其以儒、释、道三教任何一家思想为主导，但并不排斥其它两家或多家的思想，而是采取互相借鉴、吸收、兼容、开放和融合的态度，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和成天下。同时具有自我修正、更新、完善和制衡的功能，从而始终能够保持思想和文化的进步性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能够促使儒、释、道三教在制衡中追求和谐，促进三教在发展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使之始终处于一个平衡稳定的发展状态，从而也避免了任何一教走向极端或堕落，这对于增强三教的自新能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与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三教合一文化具有忧患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以及普世价值观，体现了包容、和平和仁爱思想，代表了中国人高尚的人格和情怀，体现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对历史的深度思考与反思，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真正的文化魅力如日月同辉，真正的人格光辉永不黯灭，真正的思想真理永恒流传。三教合一具有重要的“导民向善”、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其思想精髓已深深地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对于重建中国人文化和道德信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为中国文化日后的发展道路指明方向，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三教合一文化可以有效地摆脱儒、释、道三教对人们心灵和思想的束缚，具有普遍性、多元性、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统一性和开拓性等，这对于促进民族思想和文化启蒙和开启民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对促进现实社会文化的繁荣和文明进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三教合一的“出世观”、“入世观”和“自然观”，理想地解决了中国人的生存观、道德观、人灵魂的寄托和信仰领域问题，它必将成为广大民众信仰体系的重要内容，历久弥新，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图强，战胜任何困难和邪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繁荣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思想源泉。三教合一是一种超然的思想和文化，其不竭的思想源泉来自于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它能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丰富其内容，但它不会仅局限于三教合一，也不会局限于任何一种思想和文化，而是万教合一，天下合一，宇宙合一。人类知识、理性往往只限于眼前和局部，缺乏整体长远的看待世界的能力。人类一切思想家的思想，都是将人们的思想禁锢在其思想家思想的范围之内，这是由人类的认知能力局限和高度所决定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执著于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真理的教条化更是一种僵化。任何一种制度和思想在不适应历史发展的时候，就要在发展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发展，在发展变化中求生存。不变的事物，就会僵化，固步自封，从而使事物发展走向衰落和灭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世界上只有“变”，才是事物发展永恒的主题。
  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思想浩瀚，文化璀璨。在先秦时期，儒学作为一种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学说，缺乏哲学的内涵，疏于思维和论证的方法，其在战国分立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没有占居主导地位。汉初统治者以推崇黄老之说为主，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后，出现了两汉经学。老子的“无为”思想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影响深远，而墨子思想和文化在之后却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墨学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及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百般禁杀，墨家思想逐渐失去了其存身的现实基础，从而使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消失。但它从来没有灭绝，特别是清代以来，墨家学说依然如地火不息，引燃着一代又一代思想家的智慧之火，其理论思想魅力和价值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者。“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和思想，确立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中国思想、文化两千余年。由于文化的钳制也使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文明发展方面也逐步丧失其创新力、想象力和发明力，在一定意义上说它限制和阻碍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墨学虽然距今已过去了两千多年，但墨家思想所倡导的“兼爱”理念以及其他如非攻、尚贤等主张，在今天依然受到人们关注和重视。“百家皆白墨不同，兼爱非攻利众生；儒墨道释兼天下，成败都在大义中；自强不息摩顶踵，厚德载物贤圣成；舍生取义行大道，海纳百川千古名”（卢飞宏《读墨子有感之三》）。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正需要发扬墨家“兼爱”思想和精神，而实现国家繁荣民族复兴，则需要借鉴“尚贤”“尚同”“节用”等等。墨家思想历经了千年洗礼，其中的理论精华依然可为今人所用，令人不由得惊叹它的旺盛生命力。中华文明的发展还是要在中华传统思想和文化中挖掘其优秀与进步的部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创造出光辉灿烂文化和享誉世界的中华文明，也塑造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形成了崇德尚义精神的优秀传统。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思想形成了世界上最为灿烂的文明文化，至今在世界文明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传承、弘扬中华民族固有信仰和文化担当，中国人要勇于担当起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任。我们需要正视自身差距与不足，敢于推陈出新，开拓进取，变革图强，坚决破除一切陈旧观念、思维定势和思想文化的藩篱，坚定地树立新思想和新理念；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在古老东方文明的基础上，吸收其它异质文明的精华，促使现代文明中“普世价值”与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为新世纪发展创造更加伟大的文明而努力。坚决摈弃或弱化以儒家为主流思想和文化的价值取向，充分认识历史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危害性与局限性，激发先秦文化和诸子百家思想之恒久的生命力，取百家之善，合百家之言，通百家之术，融汇古今中外一切文明和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之精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现中华民族思想和精神的解放，从而形成世界文明史上最具生命力、伟大的新文明形态，为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儒、释、道三教的神圣教育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公认的最为灿烂的文明之一。儒释道三教合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三种不同思潮长期融合建立了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大一统的格局和多样的文化习俗。三教合一发展是三种不同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在现实中、历史中漫长的相互融合、妥协、增益之路。这让中国封建社会拥有了完善的理论基础、行政架构及社会伦理。让整个古代中国社会趋于稳定，也保证了大一统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这种成熟政治文化架构长期引导着中国社会，保证了高层和基层运行始终有迹可循，连外部侵入者也多受影响。而且波及整个东亚，也是中华文化圈形成的根基。华夏子民在儒释道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主要思想的影响之下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创造了惊人的灿烂文明。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的分合贯穿于近两千多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三教合一是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相互融合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非常独特和重要的地位。儒、佛、道三教相互包容和相互融合而形成三教合一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今天，需要对儒释道文化作出符合当代生活的诠释与加以实践。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以及现代、未来的人类文明的前途，都将与儒、佛、道传统文化融合密切相关。丰富多样的儒、释、道文化大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解放，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的影响。儒释道三教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来源。这三种不同思潮长期融合建立了我国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形成了我国大一统的格局和多种多样的文化习俗。和合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和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协调、合作的传统思想。和谐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团结人民、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培育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修身、道家养性、佛家修心，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士大夫处世哲学的基础，对中国古典文化以及当今中国人的习俗传统等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三家既相互竞争，彼此吸收融合，不断发展进步。其中以儒家为主而释、道两家为辅，但其又没法完全界定三家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这三家为典型代表的。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任何一教之说都只能是独家之言，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它都不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只有三教合一才具备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本质的特征。三教合一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下，适应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其宗旨在于和谐三教关系从而和谐整个社会秩序，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的政策基础。纵观从三教到三教合一观念的变化，大一统社会政治体制的不断加强，皇权重儒而抑佛、道，或崇佛而压儒、道，以及后来的融合、互相承认对方，吸取对方优势以为己用。特别是佛教进入中国吸取了大量儒家和道家思想，形成对上层阶级和底层人民都有吸引力的信仰体系。历史上长期的封建统治，皇权需要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三教合一的呼声也越加强烈。鉴于自春秋至秦汉思想趋向一致所形成的传统，三教在长期并存的过程中，内质上通过交流，彼此的认同越来越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足的条件。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大量儒、释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这种现象也在当时上层建筑中各个领域内泛现。中国民众在宗教信仰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释、道诸家的内容都早已司空见惯，把这些最熟悉的文化调和起来，推陈出新，达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会条件。历史上有不少理学家和思想家重视对佛、道的吸收，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明清两代诸多学者、大儒，一面传授儒、道，一面研究佛学，此风气直至清末。中国的统治者和御用文士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于“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他们强调“三教虽殊，同归于善”，目的是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和统治的稳定，这就使三教的融合成为一种趋势。历史上三教合一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广泛地被民间宗教所接纳，并使之成为众多民间宗教信仰的思想文化源泉，其作为中国宗教信仰的形式存续了近千年的历史。特别在明清时期其思想文化达到鼎盛，影响力甚至超过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发展。民间宗教文化集儒、释、道三教之长，在思想和文化发展及修持成就等方面，曾几度超过儒、释、道三教的发展，特别是在元、明、清三代达到高峰，它对现代文明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圣洁端座莲花台，清静无为远尘埃；悟道天地成仙佛，大同净土福音来；大道文明深似海，三教合一领世界；度化众生发宏愿，从此天下圣门开”（卢飞宏《莲花台》）。民间宗教具有淳朴的力量，深厚的民间宗教信仰，是中华民族开悟智慧的重要源泉。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土，与儒家和道家融合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就是“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禅”又进一步开展于中国本土思想。从传统角度看，现在文化断层非常严重，儒释道三家的谦卑、尊重、含蓄、气节、大智、大慈悲、大无畏的活水源头，深藏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之中。禅文化在中、日、韩三国有重要影响，是向西方传播东方宗教的重要思想和文化。
     在中国社会中自古以来形成的神灵崇拜多元化传统，以及各阶层之情理思维模式等，都有助于儒、释、道三教相互补充、同处共存。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是植根于中国人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魂魄。中国的人文精神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精神，大江东去，风起云涌，惊涛拍岸，水落石出，处处彰显的都是儒、释、道的风骨，是中国人立身天地宇宙之间，“万物与我为一”自由精神的重要体现。三教合一思想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已融入华夏民族文化文明和思维之中，广泛地渗透于大众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日学而不察，日用而不觉”的传统文化，其思想合于“道”的境界。继承、研究、发展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教合一将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出世、佛家转世融合在一起，是中华民族特殊的人文环境背景下而产生的独特的文化思想，承担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的社会职能。儒、释、道三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共同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和人文精神，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科学和宗教是相联系的，相互影响的，它们都在揭示一个宇宙的奥秘和生命的“真相”，科学发展至极致必定会走向宗教。世上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认知里，随着科学的发展，宇宙的真相必将全面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将进一步提升人类文明的维度和高度。依据时代特征，引导一切向善，从而让三教合一文化迸发出新的能量与精神，而一味追忆旧日传统之风而欲图复之，则不利于事物的进步与发展。三教合一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要将三教合一文化置于中国社会历史上儒、释、道三教主流文化的高度，如建设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一样而传承和弘扬，使三教合一文化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和发展的主流思想文化，得到社会和世人的重视和认识。文化多元化，满足了人们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人们以宽广博大的胸襟，海纳百川、包容天下的精神，积极吸收世界新文化和思想，不断丰富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与不同的文明相互尊重，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与国际社会合作共赢，是我们追求的现实理想、信念和目标。

六、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世界宗教统一的重要理论基石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信仰来自于人的内在需求和对崇高美好的盼望，任何崇高的信仰，都意味着人对有限的超越，意味着真正的人性复归和人自由的发挥，表征着人对终极关怀的渴望，它给人注入神圣的目标，为人生提供终极基础，引导人去反省自我、超越自我、塑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使永恒无限侵入自己的有限生命之中。宗教关怀是对人的终极彼岸关怀和指引，宗教信仰就是终极关怀最具体的表现。宗教的特性决定了世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完全脱离宗教。虽然在世界王权与神权趋于没落的今天，但宗教的力量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散发着巨大的能量。宗教和谐是宗教关系的新境界，是全球化时代的新理念，保持和促进宗教和谐，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共同建设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提出坚持爱国爱教、主张平等包容、弘扬和谐理念、反对歪曲利用、发挥积极作用等，呼吁各宗教广大信众践行和谐理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当今世界正处在深刻的变革和调整之中，宗教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更加频繁，联合国第65届大会通过的设立“世界不同信仰间和谐周”的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促进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和谐的共同愿望。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是促进现代宗教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世界各大宗教教派平等共处、促进交流、和谐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它的思想具有普世性，超出了现有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思想范畴，它能够以包容和谐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来提升和整合世界各宗教，实现世界宗教文化的和平繁荣发展与和谐统一。世界是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与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存在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世界始终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合”的有机整体，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宗教文化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加趋于融合。“合一”是事物发展的基本状态和发展趋势，追求和谐既是宗教的内在诉求，也是与其世俗化、普世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三教合一，“五教合一”，以至“万教归一”，构建世界“大同宗教观”“大同文化观”，是世界宗教和谐发展的共同愿望。三教同法源，天下归文明，在一定意义上说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世界“宗教大同”的终极理论。宗教随着原始信仰的进化而逐渐成型成熟，它催生也伴随了诸如艺术、哲学、体育、科技、医药等等但凡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它是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与人类精神活动、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宗教主要借助于信仰、感情、仪式、教义来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对广大信众具有重要的道德教化作用。宗教作为一种体系和制度相对于人类社会是不可缺少的，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长久的存在下去。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包容性和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也是世界多元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中国传统文化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博大精深，各种精华浩如烟海。秦汉以前，由儒、墨、道、法四家文化思想交相辉映，唐宋以后，儒、释、道三家支撑着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民族文化融合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社会资本，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大厦的基石。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三教合一文化是在儒、释、道三家思想矛盾斗争中不断融合与发展的结果，儒、释、道三者之间彼此补充，相互辉映，各彰异彩，和谐并存。中华文明在不断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在吸收他家文化特别是西方优秀文化之时，保持自身特有的内容和特色。特别是中国本土道教吸收儒、佛思想不但没有失去其自身特色，没有被儒、佛同化，而是在保持了自身本质特点基础上，指导儒、佛思想改造为已有的思想，从而也促进了道教的自我完善、创新与提高。三教合一，万教合一，它不但不会取消或削弱各教的独立性和自身特色，相反会促进各宗教自身提升与健康发展。三教合一独特的思想文化优势为实现世界“宗教大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为和平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以及意识形态冲突等方面树立典范作用。“五教同源”，是三教合一思想的延续，是指佛教的慈悲，道教的无为，儒教的忠恕，耶教的博爱，回教的清真。各大宗教皆可引导众生到达理想境界，只是在次第果位有区别。“五教”原为一理所生，虽分门别户，但皆以劝化人心主宰，普唱仁风而立基，以正心、修性为悟道之本。从“心”“性”下功夫，以蓄养至大至刚的人格，虽然功夫不同，但是化殊而旨同，其理“一”也。“一点真空鸿蒙开，一花五瓣同根栽；一化五教定位在，一理万殊归回来。”以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能通相融的思想和理论可以有效地实现世界各宗教信仰上的统一，将为实现世界“宗教大同”提供重要的思想理论支撑。
  在海外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宗教战争中，“十字军东征”，打了近两百年，今日在中东、北非仍然有着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立和冲突。甚至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宗教间也常诉诸武力，在印度就常有印度教与锡克教、伊斯兰教的冲突。在中东、北非地区伊斯兰教的不同教派也时有对抗性的暴力。中国是一个多信仰的国家，既有以人文理性为特征的儒家仁礼之学，也有以神、道、佛崇拜为特征的诸多宗教信仰，它们具有多样性与和谐性，即和而不同，多元一体，都重视行善积德、道德教化。从原始本土宗教到世界宗教都能在这片大地上共同生存、和平相处，各教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力流血冲突，更没有发生过西方宗教史上那样的残酷而长期的宗教战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宗教信仰者相互交往，各种思想和文化相互碰撞，形成了一种对各类宗教包容、尊重的文化心态。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和长处，既值得我们自豪，更需要我们认真去继承和发扬，这对于推动中国社会与宗教的稳定和繁荣，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儒、释、道三教之间在发展中虽有矛盾、冲突，但能共存共荣，不发生宗教战争，并提出“三教归一”“万善同归”等思想以协调三教关系。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于儒、释、道三教之间及世界宗教的发展起到“制衡”和“平衡”作用，是一种“制衡”、“平衡”、和谐的力量，能够有效地维护中国宗教及世界各宗教的生态平衡与和平发展。客观世界是复杂的，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人类世界之中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平衡的，事物发展只有达到自然合理才能相对符合事物的特性，只有平衡才会带来和平与发展。中国历史上虽有灭佛的“三武一宗之祸”，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曾因政治、经济等原因而排佛，但几乎没有过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而发生过战争。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在现代社会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下，为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及宗教的发展开辟出了新的路向，同时这一成功范例对现代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建设，对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和中国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宗教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宗教信仰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可以使人们明了生命的真相和宇宙的奥秘，可以使人们脱离空虚、世俗、卑贱，持守生命中的神圣，使人们有面对苦难、挫折和死亡的力量。宗教不仅是信仰者的精神归宿，还是一种约束内心的智慧体系，具有激发道德向上的作用，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全球70多亿人中，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者大约为10亿，其余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宗教信仰。”而且，这10亿人当中，不少也实际是有信仰的。所有人类的宗教都有一位“神”的存在，“神”存在于冥冥之中，都在告诫人们有来生或转世，且有极乐世界（天堂）和地狱。地球上很久以前人类语言不通，文化不同，宗教不通，但最终信仰的宗教都存在另一个美好的世界，那个世界就是人类梦想的“精神家园和故乡”。康德曾说：“有两样东西，我思考得越是持久和深入，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与敬畏越是不断增长。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准则。”人心自有其内在的道德规律，如果没有遵循道德准则，生活一定会混乱不堪，社会也将难以运转。这种道德律的规范，与宗教息息相关。宗教信仰为人类提供的终极关怀模式，对信仰者的行为和道德有着重大影响。可以不信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更不可无宗教精神，这是人类自我救赎的最后机会。没有信仰，灵魂就会在欲望中堕落。在这个传统文化没落、信仰缺失的社会中，人性善的一面并未泯灭，人类只有通过自我的救赎，那么善良和文明就一定能够战胜野蛮和邪恶。
  人生就是一场身体、心灵的修行的过程，法自然，悟天地，修“大道”，增智慧，度人生。每个人的心灵，都需要有一方净土，而信仰和宗教可以为人类寻求心灵和灵魂的寄托之所，构建起人类的理想精神家园。“三教同源大道参，圣贤之理身中传；繁华世事俱看透，心如止水敬自然；悟道何须终南山，佛性就在你心间；本来大道原无二，万法归一回家园”（卢飞宏《悟道篇》）。宗教信仰在道德层面都是高尚的、向善的，教人敬畏天道，敬重人心，人心，教人做好人，做好事，积德行善，特别是在终极关怀层面上，宗教都非常有正面价值。世界各宗教是平等的，其地位和理论没有高下之分；而当宗教信仰主体的平等性一旦被认可，那么就基本奠定了宗教走向平等和统一的基石。这样，世界宗教的争端就可以从根本上得以消融，这是因为宗教是围绕“宗教信仰主体”和宗教创始人展开的。世界上任何事物或宗教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每个事物或宗教皆因自身体现出的不同价值而呈现显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世界宗教是一家，宗教能够和睦团结，有助于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就是宗教对社会巨大的贡献。宗教都是以仁慈博爱去关怀一切众生，度信徒，爱众生、爱人类；世界上所有普世宗教教义的核心就是“爱”。人类要想使宗教走向统一，就必须确定一个俱能被普遍接受的合理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宇宙本源的“大道”，其重要内涵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三大核心价值观“爱”“善”“和”。“道”是宇宙的本源和规律性，是天下不变的真理，是人类最高的哲学范畴，而“爱”“善”“和”则是宇宙中最核心的普世价值体系，也是世界宗教所能共同体现的内在精神。世界上所有以教化人“爱”“善”“和”的宗教就会有“合一”的基础。“道”是宇宙中所有不同维度空间的物质都要遵循的规律，“道”先天地而存在，它也是一切宗教本质的总根源。万物各有“道”，人类的信仰各有其“道”，于是产生了世界丰富多彩的宗教和信仰文化形态。人类无论怎样追求发达，但永远超越不了“道”，任何试图超越“道”的行为，必然会给人类社会或自身带来灾难。让中国人要在“道”信仰的旗帜下，追求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真正的信仰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征服的。在“道”的信仰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个人都要保持一颗善良、淳朴的初心。“道”代表永恒，宇宙中只有“道”才是世界各宗教所能普遍认识和共有的“宗教信仰主体”。世间各宗教的“神”都是开悟的，是“宇宙大道”的“先知先觉”和“大智慧者”，对宇宙人生通彻达明，掌握宇宙人生真相的“圣者”。“大道文明”的思想具有普适性和合理性，可以解构并融合所有宗教的功能，这将有助于使世间纷扰的宗教从根本上消除之间争端，有助于使各宗教逐步走向融合，从而使世界宗教走向“宗教大同”。
  在历史发展中，中国人没有形成纯粹、统一的全民宗教信仰，在信仰中表现出多神性、多样性与功利性等特点。“道”的信仰虽然深深根基于中华民族“基因”之中，但仍然没有形成全民的传统意识和宗教信仰。官方、学者、民间的宗教和信仰互相交错又彼此疏离，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及其在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作用十分复杂。人对外在事物的信奉和敬仰都可称为信仰，这其中当然包含了思想、人、事物以及宗教，它是人类人生观和价值观行为表现的一种，有追求则有信仰，只不过信仰有不同而已。道家哲学、儒家哲学和及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互渗互补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提供给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安身立命的依托。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具有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追求，以及反对针对自然和环境世界的统治和征伐欲望观念。中国人崇尚“道”，这就决定了中国人以“包容”、“和谐“思想面对世界，从而演变为中国人的“和合”文化。“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和”本身已经包含了“合”的意思，“和合”就是由相和的事物融合而产生新事物。“和合共生”是一种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庄子·达生》：“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荀子·论礼》：“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和合”的思想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价值取向，揭示“和合共生”思想对于建立和谐世界具有积极意义。三教合一之“合”是一种积极的“合”，是一种积极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合”并不是无原则的融合归一。三教同根同源，“同归于善”，心物一元，“万教归一”，“合一”以“爱”和“善”为根本。“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归一的思想基础。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集中体现，充分揭示“和合”文化的灵魂，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和美好愿望。三教合一思想虽然对儒、释、道三教造成了一定的激励和冲击，但同时又促进了三教文化的创新、发展与进步。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正确处理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时代价值，也是为现代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和平非暴力交流模式。这种儒、道、释三教互为补充的文化，在世界文明中具有独特性，这一文化将历久弥新，它并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趋于衰退，而因其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尊重包容，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和谐共生；万教虽殊，同归于善；三教合一，社会大同。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和谐共生，让中国的文化内涵愈发丰富多彩，展示出多元的文化魅力。
    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民族、国家乃至文明之间的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也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合一思想在解决世界“文明的冲突”和应对变化的世界环境中，已成为一些西方学者心目中的榜样，早已被西方学术界所重视和研究。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不同文化间的广泛交流与融合已成为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成为推动世界各个宗教和文化间进行非暴力公开对话的有效模式，同时为增进世界不同宗教及信众和无信仰民众之间相互了解与和平相处，为促进世界各宗教和文化的和谐共存，走向“宗教大同”之路，实现全人类认识进程的重大跨越，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三教合一理念超出了现有宗教文化的范畴，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文明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地推动作用。要以三教合一开放创新的思想和理论来丰富中华思想理论宝库，不断提升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不断升华人类的思想和认知水平，让自由和积极的思想文化创造更美的未来。让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成为世界性普遍文化信仰之典范，给全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带来力量和希望，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指明方向，为世界和平、繁荣与发展和世界文化的不断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哲学高峰，源流清晰，一脉相承，二者思想和文化殊途同归。它们是中国和谐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解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法宝。深入探索、研究三教合一多元一体思想和文化内涵及其发展演变，有助于认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性格和内心世界，对于现代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放大了的文化，各个乡村、地区、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是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也创造了多样文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是一种活态传承的民俗文化与世代延续的宗教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不同地方群体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中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尊重普通百姓的文化记忆、民间信俗和日常生活方式，是打开认知、理解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窗口，是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基础。要解放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加强包括民间宗教信仰在内的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力度，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既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得以生根和发芽的母胎，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土壤。中国民间宗教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除受本土原始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外，佛教的影响也举足轻重。南北朝、隋唐及其后的弥勒大乘教、发端南宋初年的白云宗、白莲教，肇始于明中叶的罗教等等，无不受佛教的启迪，或成为佛教世俗化教派，或成为其流衍和异端。从思想对民间宗教影响最大的，是佛教的救世思想，特别是弥勒救世思想。下迄近现代，这种思想在下层社会流行、蔓延，它激起了千千万万芸芸众生的宗教感情，呼唤起一次次底层社会的民众运动。在五千多年历史文明发展历程中，民间信仰和儒、释、道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相互包容，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文脉，形成了博大精深、多元通和的宗教文化生态格局。中国民间信仰和儒、释、道文化的人文品格，有助于减轻异质文化的张力，从而在社会基盘上形成防止民族文化水土流失的宗教生态平衡系统。应该将中国民间信仰和“五大宗教”信仰形态放在一起平等对待，吸取长处和精华，摈弃糟粕与落后，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发挥其正能量和正功能，使之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民间宗教信仰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它在港澳台及大陆地区的本土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拥有众多的宫庙、道堂及组织体系和信众，形成了独特的中华历史文化景观，是维护和发展华文教育、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之一。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民心相通”是关键，而宗教信仰将在“民心相通”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中国民间宗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特别是儒、释、道三教文化，其思想基础与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它的很多观念和形式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它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伦理以及礼俗之上的，以及吸取其它宗教的积极和有益的成份，并与现实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下层民众心灵和精神信仰的重要领域。从站在更高的视角看，民间宗教作为民族宗教信仰的重要领域和“国家五大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一样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发挥着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民间宗教和民俗、民间生活密切联系，提倡“神道设教”，以神的名义劝善惩恶，加强人们的道德约束、道德意识，有益于广大民众的移风易俗，潜移默化，心灵净化，教化世人，它对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发展可以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民间宗教广泛地存在于乡村社会之中，成为乡村文化的重要内容。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原点。乡村文化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民族心理和文化传承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它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所在，具有让人敬畏的力量。乡村文化的价值还远远没有被重视和揭示出来，有些重要的乡村文化价值也许只有在丧失之后才能被人们认识到，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几乎不可能再恢复，乡村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表现在乡村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与生态功能上，重要的是表现在乡村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功能上。民间宗教和现代社会发展并不矛盾，很多方面还可以起到重要的互补和促进作用。从宗教生态平衡角度看，民间宗教其重要性不能忽视，它对维护中国宗教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它将成为中国“五大宗教”均衡发展、关系和谐的共同基础，这是历史和现实昭示给我们的经验。民间宗教往往融儒、佛、道和其他宗教文化于一体，其多神性、多教性、和谐性，无形中制约着、推动着“五大宗教”的发展规模和风格，从而不使一神教过度膨胀，又使各教互相尊重，共同发展。
  只有民间宗教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教合一”，将儒家的道德信条，佛教的果报思想，道教的阴阳、五行、八卦、太极与修炼方术等玄学文化结合一起，充分吸收儒、释、道三教文化的精髓，将“道修真，释参悟，儒修身”寓于一体，内外兼修，性命双修，三教合一，万法归一，以修悟探索宇宙和生命的奥秘和“道”的本原，让一切苦难众生破迷、开悟。民间宗教还容纳了丰富的民间信仰内容和资料，它并不排斥任何神明，而让各路神明汇聚一堂，任凭广大信众根据各自需要，自由选择，再经过宗教家有意识地强化、扩大神明的特殊功能，从而形成既有源于民间信仰，又高于民间信仰的谱系化神明信仰。如明清时期民间宗教创造的最高女神——“无生老母”，并以之作为有限追求无限的本源，构建了一套弥勒佛与“龙华三会”信仰为核心的宗教理论体系。无生老母为明清时民间宗教中至高无上之女神，被视为创世主，又为拯救苦海中之人类的救世主，具有无上之权威。起源于明代中叶的罗教，在罗教及其支派的理论中，无生老母既是造物主，又是救世主。她是人类的祖先，创造了宇宙与人类，同时又拯救沉沦于苦海中的后代，派神、佛等下凡，或自己亲自下凡救度众生。明清的民间宗教几乎都以无生老母作为最高神祗，“无生老母，真空家乡”成为民间宗教的“八字真言”和哲学思想体系。在历史发展中，民间宗教不仅与儒、释、道三教并肩而坐，而且拥有比儒、释、道三教更为广泛的男女信众。民间宗教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作用，主要表现在“挽劫救世”的宣教思想和解脱下层民众信仰危机及反抗封建暴政的革命运动。“挽劫”是路径，“救世”才是目的，而 “救世”则始于 “救己”，中经 “救人”，最后达致“救世”。
  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给中国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个安全温馨的精神家园和思想归宿，显示了民间宗教伦理思想的创新性、超越性和包容性与和谐性，具有积极的社会进步意义。它在精神世界相对贫瘠和信仰危机的乡村社会，起到重要的教化民心作用和社会功能，使民间宗教信仰和那些“信而不仰”者或“信仰而不归属”者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而获得对生命的领悟和精神自觉。民间宗教是中国广大民众信仰的重要领域，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和重要性。
    从清中叶后，八卦教成为农民反清运动的一面旗帜，浓厚的反满抗清意识，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不甘封建专制高压下的民众，起而抗争。它在为对抗清政府的高压统治，而自发展开的“反清复明”运动中迸发出惊天动地的能量，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和巨大的社会潜力，伴随着几乎每一次以宗教思想为指导的农民起义或反抗运动。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清水教起义至嘉庆十八年（1813）的林清、李文成天理教起义，以及到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几乎所有的华北地区爆发的民众造反运动都与其有关，或受其影响，因此屡遭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它多次组织教众和广大民众的反抗起义，沉重的打击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辉煌的篇章。它的反抗运动反映了劳苦大众要求改变不合理世界的一种抗争，提示了人民的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道理，表达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坚贞的民族气节，对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农民起义运功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汉代到上世纪上半叶，民间宗教与佛教各宗、道教、儒教、秘密结社、农民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民间宗教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基石。
  民间宗教是中华民族信仰文化的丰厚基础，如果把这个基础给削弱了，中华民族宗教信仰的生态平衡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而这种情况的发展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当代中国宗教领域出现“逆本土化”、“去中国化”、“极端化”、“市场化”、“商业化”、过度“世俗化”，以及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中国进行渗透等问题严重，严重地影响中国宗教的生态平衡，这对国家的安全稳定起到不利作用。近年来，中国宗教界出现诸多不正常现象，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偏差，宗教信仰思想和伦理道德观严重扭曲，优良宗教的生态发展遭到毁灭性破坏，宗教过度“商业化”使宗教信仰成为政治和资本的“奴隶”，也使得中国当代佛教和道教出现严重的衰微气象。宗教信仰已不在重视关注人的心灵关怀，而是金钱、财富和名利。宗教敛财现象严重，使无量“功德”成为生财之源。一些道教、佛教教职人员违法犯罪，一些假和尚、假道士、假教职人员更是充斥其中坑蒙拐骗、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乌烟瘴气，邪法横行，祸害众生，败坏和亵渎了中国宗教信仰生态环境，也使中国宗教一方净土遭到重度污染。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有正信、正觉、正念、真正懂佛、道的人凤毛麟角，宗教人才严重缺乏，后继无人。“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闻”。一些媒体和影视作品对佛、道随意曲解，以偏概全，误导了民众的精神信仰，这些都是中国宗教乱象丛生的重要原因。宗教的“商业化”与宗教的本质精神背道而驰，它必将会使宗教信仰引向堕落的深渊。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里，要促使人类从对物质、权力的无止境的追求中转向重视对自身心灵、灵魂、精神的关怀与关注，遏制物欲膨胀、唯利是图、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等扭曲价值观，全面提升和净化人的心灵，构建世间一方净土，以思想和心灵的进化与进步促进新文明社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构建新世纪宗教新秩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各宗教的共同进步与和谐发展，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作出新贡献。要更好地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民族和谐，就一定要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包括“五大宗教”和各种民间宗教信仰。目前中国除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这五大宗教外，还有东正教、犹太教等新型宗教，以及尚有影响广泛的众多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要充分保障信教公民的信教自由，使各种宗教以及各个教派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坚持宗教平等，这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惧怕宗教教义和其价值取向改变，对民族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始终采取防范、限制和利用的态度，从而加强对“顺民”们的控制。西方文明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宗教进行的改革外，宗教和科学一直就是一个整体，并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来实现的，而这种普世价值观恰恰被视为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颠覆性的力量，这也正是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惧怕宗教的原因。儒家思想“敬鬼神而远之”，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这也是中国人至今没有形成信仰宗教传统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很长的一段时间，将道教帖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将中国民间宗教冠以“邪教”的帽子，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的发展。在近代以来，外国传教士曾经写过一本书《中国迷信大全》，他首先把这个帽子扣在了道教和民间宗教的头上，这对中国宗教发展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他为了鼓吹其外来宗教的合理性，书中贬低道教的几乎所有都是迷信，让所有人都必须抛弃，迷惑和欺骗了众多民众的思想，这是要让中国人失去民族信仰。然而这一思想被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接纳，从而之后使道教和民间宗教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也使得历史上中国的国教道教越来越走向衰弱。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信仰，这个民族就将不会存在了。缺乏宗教信仰的人，也就缺乏敬畏之心，人的心灵就会迷失方向，灵魂就会失去寄托之所。今天要让中华民族兴旺，就必然让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东西焕发青春。
  世界各宗教都是以探寻生命本质、并以寻求生命解脱为根本目标与宗旨。宇宙是由多维空间组成的，人生的根本意义在于提升意识能量的自由度，也就是提升生命的维度，生活在不同维度的生命状态是不一样的。宇宙万物都是能量在磁场的作用下构成的，磁场是创造世间万物的重要力量。宇宙中的任何事物包括人类都是一种能量的表现，一切事物都是各种维次的各种信息、物质和能量的投射，归根结底就是信息的投射。世上宗教都讲究以“爱”“善”为本，修身养性，净化灵魂，并以此为根本建造心灵精神家园。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有这样一个教义上的共同点，即宇宙必然有一个主宰，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此“主宰”缔造的，人类不过是这些“主宰”的一个“产品”而已，人类的命运完全由这些“主宰”决定，人类必须要膜拜宗教构想的“主宰”。于是在这样的宗教构想中，《圣经》中的耶和华，《古兰经》中的真主安拉，佛经中的佛祖如来，天主教《圣经》中的上帝，道教中元始天尊，民间宗教中的“无生老母”等“超自然”的“主宰”便由此而“诞生”。这些“神”都被指的是宇宙之尊、万物之主，虽然名称各异，但实质相同。世界上“五大宗教”的原始理论，讲述的均是宇宙人生的真理，目的不离自然之本原，实践真理的方法不离自性本心。“慈悲、博爱、和平”是世界宗教的真谛，同时这也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目标和人类追求的崇高理想。如果宗教脱离了自然的根本，以宗教形式为目的，不但无法使人的精神得到解脱，反而会加重信仰者的精神负担，并会导致宗教间的矛盾。当今一些宗教间的矛盾冲突，以致于发动战争，互相残杀，不是宗教的真理导致的，而是宗教的形式造成的。世界各大宗教信仰的归宗、归源是建立在信众开悟觉醒、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真理的基础之上，万教归宗不是归于哪一家宗教门派，而是超越了各大宗教的信仰，最终归于宇宙万物生命的原本统一即精神“家园故乡”——宇宙大道本源，这个本源就是“道”。三教合一，是指思想上相互学习，共同修道。基督教指向“道”，他们讲太初有“道”，回教与佛教等都讲“道”。
  “道“为宇宙真主宰或万物之本、诸教之源。诸教皆由“道”所生发之万法，三教合一，“五教合一”，万教合一，是三教同源、殊途同归之神圣观与一体观的统一。“道”化生万物，先天地而生，为天地之母。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内在于万物之中。人类不过是“道”之流行中一分子，人类与天地万物同变化同生灭。世界上没有任何超越“道”的事物存在。“神”是世界各宗教或者信仰最高层次的统称，是超自然的存在，具有神圣的力量。“道”即是“神”，“神”即是“道”，“道”与“神”是事物的一体两面。“神”是“创世者是源头，”道“乃有无之始，“神”和“道”合二为一。世界上各宗教神仙圣贤都是神圣的，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一切道法皆从“神”开始，“神”即“道“本身。“神”无处不在，一切“神”都是“大道”思想的体现。神世爱人，世界所有宗教的神圣都是伟大“爱”的化身。“神”真实地存在于宇宙、天地之中，“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世间圣人的思想正如同原子能拥有巨大的能量一样，这些能量在宇宙中彼此穿梭、碰触，聚合，也就形成了“神”，形成了我们宗教信仰中“神”的世界，这也即是思想形成物质的原理。人们的思想能量也是一样，相似的能量会吸引相似的能量，形成类似的“能量团”。“混沌开天一字无，道生万物阴阳立；万物生长各有道，天地神佛始归一”（卢飞宏《一字无》）“宇宙苍穹真空现，日月星辰乾坤转；万物兴亡各有道，谁能识得玄中玄；大道无边又无岸，拨云见日求本源；点通天眼顿悟性，参透虚空穿海天”（卢飞宏《问天篇》）。三教归一，五教合一，万教真理相通相融；万教合一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各大宗教最终回归的光明之路与同一归宿，也就是宇宙运化成的“道”，万教都脱离不了“道”的本源和规律，“道”是一切宗教的终极追求。宗教信仰的对象与崇拜偶像不只再是某一天主、某一神灵、某一佛陀、某一道祖、某一圣贤等，而是超越三界诸天诸世界的先天绝对唯一“虚无”之“道”。随着“宇宙大同”文化思想理论的广泛传播与“大道”普传的到来，世界各大宗教走向圆融统一的时代将不会太久远。地球文明是宇宙文明一个组织部分，而“大道文明”则是地球文明中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大道文明”将实现各宗教信仰上的统一，引导地球人类归入宇宙大道，这将有力利于统一世界宗教，统一人类文明思想，使之万教归一，引导人类走向“大同世界”。三教圣人同住世，渡化众生解苦厄；教化天下行大道，妖魔鬼怪岂能逃；人类文明大同世，万事万物归本原；三教合一世天堂，万教合一天下和。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有效地维护世界宗教生态平衡，给世界宗教带来和平与发展。提倡尊重宗教间差异，促进教派之间的团结，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动跨宗教合作，促进世界宗教彼此宽容地和平共处，维护世界宗教生态平衡，能够给世界宗教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发展，可以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提升全人类的认识高度，将全世界所有宗教全部统一起来，让全人类、所有宗教都并入宇宙真谛探索与提升的行列中，推进人类对生命心灵精神家园的探索进程，为早日迎来人类认识的重大提升，使人类文明并入宇宙文明的轨道而不断努力。　
  宗教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进程与宗教的兴起和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核心要素。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种最普遍的社会现象，它对人类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影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宗教信仰是对人类心灵的安慰剂和驱动力，它用超验的方式去教人向善，为人类提供了心理寄托，推动着民众以及社会的进步。它是对人的终极彼岸关怀和指引，引导众生得到心灵的平静与安静。宗教生态关怀的根本精神是对一切生命的关怀，是以对神灵的信仰来实现与证成生命的圆满。宇宙神圣而奥秘，人类世界一切事物发展至极必然会走向宗教。民族性宗教与世界性宗教对其相应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进程会有不同的适应或影响，民族性宗教为保护本民族及其文化的生存空间而对其他文化会持有自我封闭或明显排外的态度，而世界性宗教的形成及发展得益于其开放性体系和兼收并蓄的能力。二十一世纪所有宗教必然会打开神圣的大门，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文明服务，建立“宗教大同”思想观，全面关注人类的利益和心灵，追求人生、宇宙的真谛。所有世界宗教固然有其独特的文化发源，受到某一民族传统的影响和约束，但它们在传播过程中会克服这种自身传统的约束而渗入其他文化，形成与之交融互渗的多元局面，由此影响并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国宗教应当秉持与时俱进，坚持中国化方向，促进与中华文化相融合，推动民族宗教发展。跳出固守传统的局限，将宗教基本教义精神、礼仪制度、弘传方式与现代普世思想文化、管理制度、传播媒介有机结合并有效贯通。弘扬民族宗教精神，突破传统形式束缚，使之真正彰显于中国当代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活力和正能量。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人类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五教统一、世界宗教合一的重要思想，它是世界宗教和谐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它包容和谐的思想和文化融会了不同信仰之精华，继承了不同信仰的合理内核，摒弃了各个信仰中不合理、不准确、不正确、不理性的部分，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它将结束各个宗教之间及各宗教内部派别的对立，结束不同信仰之间的对立，从而使世界各大宗教教派走向和谐统一。万教纷争归大道，百流到海始为一。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发展要建立在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和未来发展价值的引导和建设的基础上，作为崇高的理想信念，让这一哲学使命理论地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在现代文明社会构建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对于提升中国宗教的思想和文化水平，以及促进中国宗教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世界中各宗教相通相融，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各民族的和睦相处，人类没有必要在宗教信仰的光照下再相互争斗、互相残杀，而要把主要精力用到人类的共同福祉和未来发展上。三教合一“爱”“善”“和”的普世价值理论是拯救人类和未来世界的重要思想，其思想和文化必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信仰，给全人类文明发展带来力量，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引导整个人类团结起来，使人类思想获得空前的解放，走向“世界大同”之路。

七、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理论

  思想是文化的核心，改变思想就是改变文化，尊重和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思想和文化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与历史向前发展。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中华文明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异质文明、在包容中消化异质文明、在多元融会中更新自身。在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无论宗派流派如何众多歧异，都能经过一代又一代思想家、哲学家和修炼家的不断努力，兼综和合、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并将之化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要植根于传统文化，兼具儒、释、道三家之长，广纳百家之思，并吸取文明异文化为我所用，强化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多元化的思想是一个民族创新能力永不枯竭的动力源，以三教合一文化为基础的多元文化可以有效地构建中华民族进步的思想文化体系，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文化和思想动力。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展示三教合一文化，以“和合”智慧之道助燃世界文明火炬。中国人有勇气和智慧接纳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的精粹，促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形成符合现代文明要求和动力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个性解放，树立自由、平等、公平、公正、民主的思想理念，培养健全人格，建立和传播普世的价值观和民族信仰，追求自由和平之精神，树立责任和担当意识，做一个有信仰、有良知、有精神、有气节、有尊严、有铮铮铁骨的中国人。让科学理性的光芒照亮每个中国人的心灵，让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成为促进现代文明进程的重要思想启蒙，让现代文明之花沐浴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引导人类思想文化实现历史性的自我超越，从而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在中国历史上，以“和合”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把“和”作为为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墨、法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阐发。《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提倡尊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海涵宽容，从而建立起自然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管子、荀子等先秦诸子也多有关于“和”或“和合”的论述。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基本形成，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的原创文化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墨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由印度崇尚“因缘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从此，“和合”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西汉董仲舒为适应集权制社会发展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实则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说等各家思想，主张礼治与法治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致中和”的精神，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可以促进事物的阴阳平衡，这有利于处理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性。一个社会和国家如不能阴阳平衡、协调发展，就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社会就会不稳定或存在危机。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人既有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必须要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规律。在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和平、非暴力、自然、和谐、慈悲、中庸、中道、平等、均衡、发展等观念，这些观念对于应对今天生态恶化、冲突加剧的世界具有重要启发。儒、释、道三教，都是一种提倡圆融、主张和平、注重道德、乐于兼容、善于互补的宗教，而三教合一文化更是以“和合”文化为核心。要以无比广阔的胸怀，在所有宗教信仰和人类文明智慧中求同存异，尊重多样性，包容多元化，共同让人类信仰和文明奏出和谐美妙的乐章。三教合一“和合”思想和精神，对于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拯救人类心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始终崇尚和谐和睦、友好合作。“和合”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富有极其深刻的哲学思辨与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与民族性格，是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基础与价值支撑。
  在现代社会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有助于开拓思想理论视野，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从而能够促进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更好地总结历史传统，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并不断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互鉴，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全面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振兴。三教合一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三教合一的多元文化观，为现代处理多元文化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文化繁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任何事物都会在“和谐平衡”发展中不断走向壮大，或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所有的事物发展总是在其自我斗争和同它物不断斗争进程中，通过优胜劣汰，然后达到某种点的和谐平衡。三教合一文化在两千多年的融合发展中，经过儒、释、道三教平等、相互对话和论辩的方式，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促进发展；它们在发展中并没有因为融合而消除自身的特点，反而是保留了各自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这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协调不同宗教关系的高超智慧和艺术。三教在互动中实现各自的发展，其中虽不乏对立，但融合依然是历史的主流，这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去研究和探讨，这也是解决当代宗教关系和民族关系矛盾的宝贵经验。中国宗教文化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当今社会是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并存的时代，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大融合、大交流的时代。在不同文化、不同思想流派的冲突和交融中，如何立足于时代之需要，消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与现代的隔阂与冲突，整合不同文化系统和思想流派的积极因素，积极主动的吸收其它文化发展的新成果，适时调整自身，以促进自身的转化与发展。在与其它文化、其它宗教的共处中保存、发展和完善自身，是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宗教信仰都面临着的实际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三教合一思想和理论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宗教与政治是紧密相关。政治调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又成为个人自由的限制和束缚。宗教则主要调节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这种关系是人提升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自我的一种阶梯，人类缺少了这样一重关系，人将会无所畏惧，无法无天，从而会导致人类迷失自我，丧失自我，走向毁灭。
  三教合一多元文化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意义，它思想文化包容和谐，兼容百家之长，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盖兼百家而无百家，旷千载而备千载者也”，这一思想必将会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正确处理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时代价值，也为现代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提供了一种交流模式。这种儒、道、释三教互为补充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这一文化将历久弥新，并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趋于衰退，而因为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未来世界的冲突基本根源不再只是意识形态，而主要是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文明的核心是人群的态度与价值观，世界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要重视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充分认识文明冲突的危险性，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如此，就能够有效地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要调整好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地域与地域等之间的关系，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论，对于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往具有独特的辩证智慧，可以作为世界性的价值标准，全球伦理的一个原则，为解决这些突出矛盾问题作出贡献。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也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商谈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由“不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找某种交汇点或者是可以互补的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中华“和”的文化与智慧在起作用。
  世界是多样的，国家制度是多样的，意识形态是多元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一种制度形态都可以实现“大同世界”。“大同世界”的社会形态也是多样的，如果一个社会符合了一定的文明特征就可以基本认定为是“大同世界”的社会形态。“大同世界”并不只是“理想理念”，而是在人类曾经拥有并且正在重新获得的世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实现“大同”的理想世界。“大同世界”是人类一种理想中完美的世界，是人类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也指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大同世界”在中国文明史上切实存在过，中国历史上尧舜禹时期就是“大同之治”。“大同世界”是“大道”之世，在这个时空中，人人有德，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那里一切平等，包容，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和谐。“大同社会”并不是遥不可及，它真实的存在现实之中。在当今社会人类存在相近的理想的“大同社会”的空间。一般意义上说，“大同社会”存在的条件应该是一个“平等，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的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源丰富、绿色、环保、无任何污染、没有剥削、没有腐败、没有战争、平等、民主、自由、文明、幸福，是人人共存，人尽其才、遵守公德、各得其所、和谐有序的社会。“平等，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即可称为初级“大同世界”的“五大基本特征”，亦即现实中的“大同世界”理想模式。凡是实现了以上“五大基本特征”的社会形态，就是一个初级理想的“大同社会”，存在这样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一个社会、国家、地区或部落都可以实现“大同社会”。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大同世界”与世界物质文明的丰富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大同世界”的本质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有机统一。在一定意义上说“大同世界”是一个精神高度文明的社会，那是一个和于“大道文明”思想境界的世界，是三教合一及世界上万教合一的理想和谐世界。广义的“大同世界”：宇宙为公，全球一统，万教归一，全世界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高度民主，法治、道治和德治的社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贤不遗野，人民的创造力空前高涨。这个社会中，无处不公，充满正义，平民为主体，无两极分化，人人平等，民主自由。经济发达，物价稳定，生活幸福快乐。人人充分就学就业，居有其屋，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人人都有高尚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人人争当君子、圣人、真人、至人。人民团结互助，充满友爱，诚信和谐。在这个社会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定有序。世界范围废除军队，没有战争，永久和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民风淳朴，腐败绝迹，以人为本，个性自由，爱情浪漫，人性人道，充满艺术气质。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大同世界”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万事万物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永不停息地变化下去。天道循环，各归其根，周而复始，不知停息。“大同”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人类存在的必然归宿，它一定是一个精神高度文明的社会，一定是将人类一切普世价值高度融合在一起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充分尊重人性的社会，一个真正具有平等、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博爱等特征的政治和文化形态的和谐社会。人类未来的社会发展绝非单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也绝非单纯取决于社会和政治，而是在尊重人性的提前下两者的均衡发展。“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和合万物生”，“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万事万物凡是一阴一阳平衡便是和谐均衡。人类一切智慧和能量都来自于大地淳朴的力量，要尊重民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一切为人民着想、一切为了人民的思想，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国人灵魂之中，使之成为国家的最高纲领和行为准则。人民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资源，人民是一切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无数历史证明，人民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正动力。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强调了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唯一性，排斥了英雄史观、上帝史观。
  儒家“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道”“大同”都属于特殊概念，“大道”，是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永恒的道理或真理，即“天之道”；“大同”，是指儒家的理想社会，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小康，最早源出《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它相对于“大道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大同社会”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此“小康”“大同”社会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条件下一种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大同世界”发展是动态的，它会随着一个国家、社会、部落文明的发展而变化。文明的价值体系是全人类共同遵循的原则，也是全人类走向幸福和实现幸福的精神支柱。文明是人类生命中蕴含的全部的正确的智慧和高尚的情感，而正确的智慧和高尚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才是人类赢得幸福生活的根本途径和坚实基础。正确认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先天优势和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的后天不足；只有弃己之短，学人之长，才能不断进步。世界上只有中华民族包容、和谐的思想和文化可以融汇不同文明、不同宗教的精华和长处，而形成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使之成为影响现代世界文明的力量，从而让中华文明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的先哲们都阐述人类的和谐生活，他们的理论中都包含了对“人类终极关怀”的伟大思想。东方价值中的主体精神，体现了对人的无限关怀，以及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深刻反思，可以说新的世界文明就蕴育在东方文明之中。“华夏文明五千载，故步自封百事哀，但将走出周期率，太平盛世花自开，三教合一和善爱，万国来朝展胸怀，东西融合行圣道，从此天下大同来。”（卢飞宏《大同世界之三》）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气质、精神和性格，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事关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事关一个民族和国家对于是非曲直、真假美丑的判断标准。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核心价值观继承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像仁爱，友善，公平、正义、平等，同时也吸取了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像自由、民主，法制一样。文化的发展和建设，需要广阔的天地、自由的空间，需要法治和清明的政治环境的保证。建立完善一个和睦理想的社会化体系，需要依靠整个民族的觉醒和行动，依靠每一个普通人的觉悟与自觉，从而凝结出社会共同的意愿和选择。三教合一具有融汇世界不同文明的力量，其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通相融的思想可以将人类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明之精华融合在一起，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指明方向，为人类二十一世纪新文明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八、确立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融合中，研究探索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找回中华民族遗失的文化和记忆，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激活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儒释道三教合一，万教归一，是一种超越易、佛、道、儒、兵、墨、法、医等人类文明文化的典范，是指引人类文化发展方向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盏明灯。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提供救世思想和方法，导人向善，度化世人，化解乱世渊源，拯救世道人心，造福全人类。它必将成为全人类共同信仰的摇篮，将中华民族和世界带向吉祥、和平与繁荣，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用智慧的钥匙，打开人类心灵的枷锁；用慈悲的通道，提升人类生命的能量。充分尊重和运用客观规律，以超然的思想理论体系统领各种传统文化，让世界走向大同之路，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本土思想文化还是外来思想文化，只有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改变自己、适应时势，才能继续生存并健康发展。五帝时代的“绝地天通”，商周时代的“制礼作乐”，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百家争鸣”，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唐时期的“三教并立”，宋明时期的“三教合一”和“以儒诠回”，以及清时统治者为调和宗教冲突曾一度采取的释、道、回、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五教合一”等，这都是中国思想不断改变自己，而适应社会发展的成功例证。
  儒、释、道三教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经过长期的冲突和融合，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推向巅峰。儒、释、道三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结果是在两千多年文化磨合中，经过相互渗透、矛盾斗争、融合，不断在交流融汇中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并得到提高与升华。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并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文明之思想文化集大成，具有强大的思想文化优势。继承、研究和发展儒佛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促进祖国统一，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也可使中华三教合一文化在解决人类冲突中，走向世界，并使世界认识中华三教合一文化的精神和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神圣教育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公认的最灿烂的文明。三教合一文化有着丰富的安身立命、修身养德、创造价值的人生哲理和思想智慧，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倾向、道德规范、生活习惯与审美情趣的高度总结。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大气恢弘，兼容天下，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和张力。它是一种文化、思想、哲学和信仰，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内涵、哲学伦理、文化底蕴和价值精神，可以说不懂三教合一文化就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三教合一文化是东方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文化。弘扬三教合一文化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破旧立新与思想解放，有利于国民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有利于思想的创新和哲学文化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改革和文明进步。它具有先进性、创新性和进取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于新文化和文明思想的启蒙具有积极意义。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凝聚成的精华，是人民在生活中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明的内核和发展的内驱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建立健全一种文化体系不仅是民族发展复兴的大事，也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三教合一文化中彰显出的忧患意识、共生意识和主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具有的优良品质和自强精神所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历史上由于皇权为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往往对三教合一文化采取压制和限制政策，使之未能如儒、释、道三教一样作为社会主流文化得到光大和发展。信仰是思想、精神和灵魂的综合提升和升华，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是不能走远的，同样一个民族思想的贫瘠更是最大的悲哀和贫困。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今文化思想开放的时代，我们要有勇气和胸怀去接纳世界历史文明的成果，正确认识和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感召力，真正将三教合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思想文化发扬光大。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运动，繁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社会新思想和新文化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传统文化自我清洁的能力，克服文化贫瘠和文化沙漠，克服历史上“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贾谊《过秦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之“愚民政策”，以至“上下相愚”的现象，摈弃“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的思想，增强民族思想和文化自信，提升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绿洲得到广袤，让自由思想和个性解放得到张扬。要对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充分吸收中华民族集聚的优秀文明成果，回归中国人理性思维和真知，激活中华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形成适应新世纪需要的思想文化形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使人们更加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善良之本质得到彰显，让崇尚正义和精神洗礼人们的灵魂，让三教合一文化滋养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灵，让民族自由思想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竞相绽放。宗教信仰是人类的道德基础，是人的立足根本，道德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础。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没有道徳底线的，也是没有前途的。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功利实用中寻找信仰，对信仰基本是信而不仰、仰而不信，人们的灵魂处于游离之中，没有灵魂的家园和归宿。面临道德滑坡的社会，要促进中华民族信仰体系的建立，真正使宗教信仰去功利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思想和理念，让中国人心灵得到洗礼和净化，让“爱”和“善”的思想滋润每个中国人的灵魂，让中国人的理性和良知得到回归，从而让中华民族走向文明复兴之路。 儒道释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先贤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生活乃至历史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三教合一文化也是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棵璀璨的明珠。三教合一是中国人心灵中一座宝贵的精神和文化圣殿，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化艺术、礼仪风俗等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大力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它民族优秀文化，加强文明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文化成为人类进步的助推力量，用先进文化支撑促进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与发展。
  纵观历史发展，决定社会全面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一个民族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兼容开放，和而不同，不断促进中华文化“和合”进步，促进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和创新，真正形成中国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民族文化。三教合一是一种传统文化，一种哲学思想，它并不等于民间宗教，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古老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构建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促进中国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汇聚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精神信仰和强大的思想力量具有积极意义。让三教合一文化真正成为一种思想，为今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恒久的推动力，让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在当今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代表的三教合一文化，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心怀苍生，济世救人，以及平等、和谐的思想和普世价值必将被世人所认识。三教合一提供了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成功先例，为现代社会处理多元文化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三教合一的多元文化观，是中外、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多元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共生，包容发展，是促进和谐中国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促进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解决处理当今世界社会文明与文化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中华文明成为了人类统一的文明内核，人类才能走出无休止的战火与纷争，才能有一个彬彬有礼、相互尊重、遇事自省、彼此谐和的人类世界。
  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在明清时期多被民间宗教所采纳，作为民间宗教有神论的信仰理论基石。民间宗教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先祖崇拜和信仰，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沉淀。它蕴含一套由信仰延伸出来的思想体系，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思想信仰、经卷、仪式以及教规等，有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间宗教之最深厚的基地扎根于民间沃土之中，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具有强烈内聚力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表现出一股反抗封建统治王朝的社会政治力量。民间宗教具有群众性、复杂性、长期性、民族性、世俗性、地域性、分散性、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民间宗教它相对于“国家宗教”或“正统宗教”一样发挥着社会整合、心理调适、伦理教化、社会交往的功能，它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不忽视作用。民间宗教是广大民众生存的一种模式，其与所谓“正统宗教”是相对的，民间宗教是“正统宗教”孕育之母，“正统宗教”是在民间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民间宗教在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可转化为“正统宗教”，而“正统宗教”发展到一定时期又会促使其向世俗化、大众化的发展。在中国长期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社会中，儒家传统并不能涵盖整个民族思想领域，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特定的中国文化形态，是民间宗教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源泉。中国广阔的民间宗教文化构成了绝大多数人精神生活的支撑点和最后归宿，其普及已超过任何特定的宗教，成为传承中华文明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时代人类意识的重要核心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影响着一个民族的主体意识，并不断凝聚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风骨与优良品格。历代封建统治者多对民间宗教采取严厉得控制措施，限制其生长、发展和蔓延。就对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而言，要维护封建统治和实现社会稳定，就要最为提防、务要完全控制人民的思想；任何别树一帜的奇特言论都将会被怀疑是扰乱人心，都有被压制和扼杀的可能性。由于明清时期统治者对民间宗教的压制、限制和镇压，也使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了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贵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选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力培养中华民族“士”即“贵族”精神。“士”人有高贵人性，有自己的脱俗的信仰和理想，生性高贵、伟大，有崇高的责任和担当意识，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道德规范，任何困厄痛苦都不会减损这种高贵的人。“士”是国家和民族的栋梁和根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士”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士即贵族国栋梁，文韬武略世无双；志毅高远德盖世，舍生取义兴炎黄；世之无士国之殇，大厦根基沙丘上；重信持义仁智勇，任重道远士族扬”（卢飞宏《国士》）。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实现共同理想和发展目标的内在动力。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没有高贵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它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凝聚、兴旺和发达起到比物质文明更为重要的作用。“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是民族精神中最核心的价值和思想的代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是力求通过治学，培养自己的人格，获得对道的体悟。在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当代，我们这个民族最缺少的是士的精神，尊贵的士精神比生命更重要。“士族”阶层的兴起将标志着中华民族真正走向文明复兴之路。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和合”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精髓。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征，广泛地渗透于大众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人灵魂深处信佛、尊道、敬儒，其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然而每次在最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屹立不倒，最终再次创造辉煌，其根本原因就是文化的力量。社会文明进步和民族振兴，需要开放包容的思想文化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中国人文化自信，让民族文明自由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灿烂的绽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要进步，就要正视别人的成功，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这样才可以在发展中缩小差距，才能超越别人。中国人有勇气敢于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敢于正视现实存在的不足问题，以全面的视角审视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真正将儒释道三教合一作为一种信仰传承发扬光大，这对于拓宽中国人文化视野，促进国人的思想文化解放，以及增强国民文化自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大道至简，道不远人，知易行难，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结合。思想和文化如果脱离实际与现实，或空谈仁义道德和文化，这将对社会文明发展与民族的复兴都是极为有害的，严重的会导致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败落与毁灭。认真探索和研究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旨在更好地保护、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提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以及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而作出贡献，让优秀的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繁荣、富强和辉煌。开创中华民族开放多元的新文明，运用中国文化、思想和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崭新人类文明。文化复兴，融通中外，千经万教，融会贯通，万教归一，圆融一体。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融聚和集中体现了中华圣贤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思想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建立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是建设“和谐社会”“大同社会”“大同世界”“大同宗教”“大同文化”“大同文明”的重要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通相融的思想为世界宗教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构建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生命发展运行的“爱”与和平的伟大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在现代社会不同文明的碰撞中，要树立开放、多元、自由、平等的观念，促进中西方文化的大交融，实现思想和文化的繁荣，构建世界文明“大文化观”，形成中华现代文明思想文化浩瀚的海洋，以此引导全人类完成历史性跨越，引导人类走向“世界大同”。聚焦人类文明共生共享，发掘研究矛盾问题根源，寻求平抑化解冲突之道，旨在促进国家地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世界大同”和万教统一。


    

• 让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着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在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中，认真汲取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加强传统哲学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以有力于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构建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体系，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系统工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需要，这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完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体系，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儒道释三教合一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立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是具有重要文化和哲学价值及传承意义的国学经典，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其基本特征是将儒家的仁义、佛家的慈悲、道家的无为统一在一起，凝聚了儒、释、道三教精华于一体，克服了儒、释、道三教的不足和局限性，是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文化的融合、发展与进步，是一种超越三教的思想和文化形态，具有普世的价值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共同意识，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它的思想闪烁出古老东方文明的新曙光，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三教合一文化是一部见证历史变迁，经历无数风雨、逆境和浴火重生的文化，纵然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桑，依然绽放出光彩夺目的光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传世经典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一个民族和社会如果少了理性质疑的精神，也就失去了反省反思的动力。一个人无思想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无人格之独立，也便无人敢于坚持真理，从而会使一个人、民族或国家失去文明进步的动力。三教合一是一种包容和谐的文化，是一种超越世俗、社会、宗教的意识思想，也是一种交汇共生的思想和文化，它是现代社会和谐之源，稳定之源，繁荣之源，也是文明进步之源。要克服历史的偏见，以超越前人两千多年所积淀的学术遗产之思想精神，克服其存在的局限性或片面性，全面深刻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反思，以开放、批判的思想和理念，正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论它的千秋功过，规划它的锦绣前程。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消除其给我们民族带来灾难及阻碍文明进步与发展的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吸收和接纳、继承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最浓缩的部分，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激发民族思想文化的创新力，不断将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光大。在当今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危机、道德滑坡、娱乐至死、全民拜金、崇尚权力的转型时期，探索和弘扬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找回中国人失去的灵魂，振奋中华民族精神，重塑中国人宗教信仰、道德信仰，也不失为是医治社会病痛沉疴的一剂良方。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人类历史上的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各伟大宗教。当今中国社会面临较为严重的道德信仰危机，正确认识宗教信仰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妥善地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并适当的加以引导，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教合一文化出自于儒、释、道三教，但不同于三教，是由此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和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一个具有先进性的思想文化体系。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丰富中华文明文化体系，维护中国宗教文化生态平衡，促进儒、释、道三教自身文化的发展，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在遏制落后的封建礼教回潮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三教合一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受到传统文化中保守势力的抵制或否定，限制了其思想文化的发展。可以说三教合一文化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的文明思想，它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并不断改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其典型的文化特征是能够克服旧有传统文化之落后和糟粕，而凝聚传统文化中之精华和代表性的东西，形成一种高层次的文明思想。它是一种不断超越传统的文化形态，是现代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现代社会高度文明的重要思想。由于三教合一文化的先进性，从而可以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有助于开拓思想文化视野，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更好地总结历史传统。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多样化，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对于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具有积极意义。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复苏和回归人性和良知，正本清源，重塑民族道德和信仰体系，提升国家对外交流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源泉，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动力，也是促进和谐文化的宝贵思想宝库。创新是文化永葆活力、永葆先进的源泉，坚持思想理论创新，敢于从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观念中解放出来，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当代发展要求的思想和文化。改变世界的力量，来自思想的交锋，来自价值观的挑战。要让三教合一文化这部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文化，真正得到社会和世人的认识，并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源泉和文化动力，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儒、释、道三家思想理论上的内在包容性、调和性，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较之一些其他宗教之强烈“排他性”更有利于避免宗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之发生。延绵至今的世界宗教对于人们的思想行为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不管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都宣扬一元神，从而摒弃了信服其他宗教的可能。每一个信教者都坚信只有自己的真主才是正确的，拒绝妥协和兼容。出于真主的召唤，人们的行为往往很难用理性的经济考量来给出解释，这与中华文明“和合”的思想有明显的差距。中西方文化、宗教存在冲突性，而中国文化则具有调和的力量，使冲突之各方能够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优势。注重“和合”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儒、道、释三家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中，三教相互通融，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彼此共存，包容和谐，共同发展，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宗教战争”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华民族长期存在的“三教归一”思想传统，对世界“和平共处”，以及对“人类普遍和谐”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社会在变化，历史在发展，文明在进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逐渐为广大民众所认识，三教归一，和谐向善，包容发展，天下太平。三教合一文化是当代中国多元文化观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内容，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多元文化发展对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代经济发展、社会巨变、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条件下，为民间宗教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以三教合一为主要思想理论和文化载体的民间宗教信仰出现了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积极争取合法地位、加快民间宗教信仰化进程等动向和趋势，这对于促进中华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梳理民间宗教信仰，正确引导民间宗教的发展，对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积极因素加以弘扬，构筑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多元宗教信仰和谐发展的良好态势，这将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宗教信仰多元共存和发展的态势一直延续着。众多的宗教信仰对促进社会整合、文化传承、宗教平衡等社会秩序及人的价值理念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民间宗教信仰的现实意义在于，他对于和谐社会建设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对社会转型期的人们起着重要心理安抚作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起至引导作用。民间信仰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的存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适应，并且发挥着积极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民间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形态，应该像儒、释、道三教一样得到发展光大，理应得到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尊重民间广大信众传统宗教信仰，这是保持中华各民族之间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没有各民族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谐，也就不可能有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团结与和谐发展。在当今中国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形势下，有必要继承和重构传统宗教文化的优秀部分，使它们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相适应，使广大社会民众在传统宗教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面旗帜，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今天，它必将如“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绽放出光彩夺目的光辉。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心灵和精神中最深处的思想和文化，其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增添了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教合一文化的精髓是开放、包容、向善、进步与和谐，反映了中国人中庸、和谐、共存、共荣的思想，其思想和精神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中，真实地存在于中国民族的意识之中。三教合一文化形态将不断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并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趋于衰退；而因其具有的普遍性、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之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思想光辉昭之于天下，推之于四海，影响于世界，必将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石。当然任何一种文化从来就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一种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必然会有对外其他文化的吸收或融合，这种创新、吸收和融合导致文化的不断变化。事物总是有变化才有发展，从而在发展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三教合一文化必将随着时代发展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以及社会文明进步而迸发出更加灿烂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智慧的光辉。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但在历史发展中一直没有真正像儒、释、道三教一样得到重视和弘扬。曾几何时我们民族已经很长时间丢掉了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几乎丧失和隔断了传统文化精神的命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影响。在当今社会开明、包容的思想环境下，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信仰和接受。在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变成我们生命中的精、气、神，从而凝聚成一种时代的精神和力量，变成推动时代发展的澎湃动力。国内外众多专家和学者加强了对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研究工作，并将之作为中华民族一部独立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在世界范围发扬光大。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可以启迪明智，返本开新，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整体思想水平，对于形成中华民族浑厚气质和性格，铸造中华民族高贵的灵魂，以及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建与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智慧，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历经两多年创造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弘扬三教合一文化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要将三教合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世界，让它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这是中华民族崇高的责任和担当，让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造福世界和全人类。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自信的源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坚守民族文化本根，坚持推陈出新，坚定开放包容，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挖掘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含蕴的“中华民族的基因、文化血脉、精神命脉”的时代内涵，使其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协力解决人类发展的未来问题，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贡献。五千年华夏文明留下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要万分的珍惜和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并有责任将之认真传承和发扬光大。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有着高尚的精神追求。历经磨难而不衰的中华文明，蕴涵着丰富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文化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理念最大的不同。世界文明丰富多彩，彼此存在差异，这是历史现象。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历史，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就是尊重人类自己的历史。文明的多样性体现了人类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中西方文化各有千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同民族文化中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文化创新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完全可以互相借鉴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高度重视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慰籍，携手解决人类共同的各种挑战。提倡和重新反思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唤醒三教合一传统文化之魅力，赋予其现代社会之精神和价值，将有助于开拓视野，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更好地总结历史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文化动力。三教合一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在多元文化并存中三教融合成为大趋势，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提供了现代处理多元文化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的经验与借鉴。宇宙万物同根同源、万物一体的理论为各种文明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儒释道三教合一，融合天地万物为一体，贯穿宇宙人生为一源，三教和谐归大统，百川归海始为一。“合一”是一种文化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其文化形态和思潮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开放性与多元性，有助于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文化体系，为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到典范作用。文明的崛起需要融合与发展，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优秀因子融合在一起，对于促使中华文明走向健全与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东方文明重要代表和发源地，而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使中华文明实现“新”的发展和“质”的飞越。文明是人类的创造和智慧的结晶，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与发展，可以形成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让三教合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也使勤劳、聪明智慧的中国民族走向更加生机勃勃的强大与繁荣昌盛。
  人类文明的本质就是一个融合发展的过程，融合是因为能够从融合中增进共识，从价值连接中找到共同价值，共同推动新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三教合一文化是人类思想文化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儒、释、道文化融合的创造，它的思想和文化是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面光辉的旗帜，也是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典范，具有人类共同的人文理论和信仰价值，是开启现代文明世界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它独特的理论体系超出了现有宗教思想文化的范畴，对于提升和统一各宗教信仰与人类思想有着积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三教合一“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对于促进众教本源融通认识，结束各个宗教之间和不同信仰之间的对立具有积极意义。它在解决世界“文明的冲突”中，成为一些西方学者心目中的“榜样”和典范，早已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并进行深入全面研究。在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并存的时代，三教合一文化已成为推进世界各个宗教和文化间进行非暴力公开对话的有效模式，同时为增进世界不同宗教及信众和无信仰民众之间相互了解与和平相处，以及为促进世界各宗教和文化的和谐共存、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民族的自信，源于文化的自信，以三教合一开放、创新和包容的思想理论来提升人类思想认识，让自由思想创造更美的未来，让中华民族文明智慧成为全人类世界性的普遍信仰和普世价值体系。
  中西文化的跨世纪交流与会通，文化冲突无所不在，在冲突与融合中锻造新文明。二十一世纪“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将担当起在后西方时代提升人类文明的伟大责任。“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就世代相传的美德，也是中国人自始祖开始就代代传承的天下责任担当。中华文明在近代曾一度落后于西方文明，要克服故步自封和文化惯性，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知不足而自反，知困而自强，知耻而后勇，厚积而薄发，努力修正本身文化中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因素，同时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不断发掘、研究、建构、阐释和再阐释能够提升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因子。一个文明高阶段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更不是盲目崇拜古代的一切，而是在一种人类文明更高阶段结合现代因素的文明复兴运动。任何事物、尤其是生命体、生命群体的变化、突变，都是因为外因，而不是内因。事物是由内因决定的，但关键是事物的改变是由外因决定。中华文明只要不断不吸收西方文明，联结现代性的因素才能在更高的阶段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世界大同”。中华文明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改革精神，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三教合一”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以及中华文明和平世界主义的天下世界观，中华文明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注定将照亮整个世界二十一世纪，促进人类世界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方向发展。中华民族自始自终具有一种不断变易、与时俱进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日新之谓盛徳，生生之谓易。”（《易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这些都表现了中国人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不断与时俱进的思想特征。中华文明是在不断融合中发展起来的，也是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它汲取了世界其它古老文明之精华，形成了更加包容、博大和进步的文明，从而扩展、丰富和光大了中华文明思想和文化内涵。融合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站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复兴的高度去认真审视，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将世界文明成果融合在中华文明之中，为促进世界文明文化融合与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从而可以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多方面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新的文明形态。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和智慧理念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主张各种文明平等交流互鉴，都体现出“兼善天下”、“以和为贵”、“和谐包容”等传统文化精神。很长时间以来，许多国际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利于世界长远发展与和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提出，作为“一直是以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中华文明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和平”。未来世界文化的中心和希望在东方，中国将是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真正让中国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从而能够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
  让世界迎来文明大同。中华文明要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体现在善于根据时代而不断吸取先进思想，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二十一世纪将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文化全面复兴的世纪，可以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的争鸣与文明建设，呼唤民族文化的创新与超越，促使民族文化的重建与再生，从而使人类文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将会给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给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带来新的力量和希望，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为实现人类“大同世界”，促进人类的文明、和平与繁荣，提升人类的认知和思想跨越，以及世界文化的不断进步而作出重要的贡献。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文明相结合，使哲学意识形态的拓展突破血缘关系、宗教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积极吸收西方个体思想、个体公民权、法治思想和功能，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多方面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形成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潜力，必将引领中国传统和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为未来世界转型与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库与思想资源。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繁荣，是一个民族崛起和国家发展的推动力和重要条件。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一定要重新审视和重视发展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应当承担起拯救世界文明的使命，可以为世人建立起新的宇宙观、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世界性的普遍信仰，给全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希望和力量。
  “和”是以和谐的内涵为理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中国乃至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和谐文化的引导下，才能创造出和谐的政治、和谐的经济与和谐的生态，只有用和谐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才能自觉地去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自然科学等外来文化，应在相互对话交流中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在多元互动中促进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在一个多文明共存的世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加强学习与融合、吸收与借鉴，相互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夯实中华文明的时代意识和振兴中华文明的使命意识，让中华文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不断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文化的发展和建设，需要广阔的天地、自由的空间，需要法治和自由环境的保证。要实现中华文明的进步，必须要促进国民的思想解放和文化振兴，清除封建社会遗存的一切束缚思想的东西，除掉一切禁锢国民精神的思想“枷锁”，让“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意识得到张扬，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和社会氛围，让中华民族解脱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社会思想文化的禁锢，走出历史文明发展“怪圈”，走向现代社会文明发展之路。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是先辈们生生不息的勤劳与智慧，凝聚成了今天伟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华民族要担当起复兴中华文明的责任，坚持求真务实，汲取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现古今中外文化的融汇贯通，从而让东西方文明相映生辉，为促进世界文明的建设作出贡献。弘扬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实现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振兴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点亮一盏“明灯”，将有效地促进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中国新世纪的“百家争鸣”开文化复兴之先河，为促进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为人类新文明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让东方净土成为全球多元文化的汇合之地，让世界各种优秀思想文化、不同文明在“百家争鸣”中得到空前进步与发展。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充分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的精神，实现育人，育思想，育文化，育未来，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全面和谐与发展。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三教合一的“和合”思想顺应世界格局的演变和时代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顺应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明融入中国的开放趋势，这是历史和时代选择的必然。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让不同文明交融共存，让人类文明更加丰富多彩，这将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源。“志意高洁傲风雪，神州大地圣贤多；太公封神惊天下，九宫八卦离中火；百家争鸣雨前夜，三教合一星闪烁；长江后浪推前浪，奇葩绽放耀中国。”（卢飞宏《文圣咏怀》）
  多元一体格局的确立和兼容并蓄特征的形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从而启动一个持续数千年绵延不断文明发展壮大的有力程序；自史前时期即已确立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各文化区即使在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控制时期，也通过密切交流形成一个整体，使得“分久必合”成为必然的历史大势；在中华文明内部，主导文化对其他文化兼容并蓄，不断丰富中华文明内涵，促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发展和文化认同感增强；在与周边地区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中华文明同样兼容并蓄、取长补短、与时俱进。从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多元一统、天下大同的追求中，重新回到文明的源头与中华先哲们所给出的文明本义，探究和梳理中华文明走过的历程以及知行积累，便可在为未来属于全人类的多元一体新文明建构中，推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更加符合人类全面综合美好的新文明形态，即在中华“大道文明”架构中，构建“三教合一文明”和“大同文明”。这是从中华文明千年悠久历史传统中来的，穿越多元一统中国的历史时空、走向多元一体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它是汲取各文明营养、兼合东西成型体系的一次文明建构的超越，它是将中华“大道”中，一整套经过历史检验的成功理论实践，加以提升、拓展、推广、贡献至全人类的文明化进程。靠着它的引领与推进，人类将必然会从现今建立在严格主权边界之国与国基础上的“国际世界”，迈进到一个崭新的、真正的基于文明多元与文明一统的“文明世界。重建中华文明道统，把握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发展方向，促进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推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运动，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作出贡献。唯有文化才能对整个世界产生最广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广阔的世界视野，追求天下太平、天下大同。在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中华文明，必将在二十一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必将汇聚中国二十一世纪启蒙思想运动的洪流，必将以其灿烂的思想光辉，为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思想理论指导，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开放包容的世界而努力，共同创造人类未来新世界。三教合一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和文化，它是连接古老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融合的思想文化纽带，沐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之光，成为助推中华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必将为推动中华文明历史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让三教合一思想与“和合”文化开创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以之引领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更加丰富多彩的文明，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世界大同”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三教合一文化也是完成人类终极目标的重要思想和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大同社会”“大同世界”“大同宗教”“大同文化”“大同文明”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在人类世界进入“大同世界”的进程中，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必将发挥出无穷的能量和无尽的源泉动力，为开创人类世界新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在中华“大道文明”的基础上，创建中华“三教合一”新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它为中华文明进步与发展迎来了新的曙光，必将开辟世界文明发展的新篇章。以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创造的新文明，或称为“三教合一文明”“大同文明”。“三教合一文明”“大同文明”概念的形成，对于促进中华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一代代人的追求，这是符合人类发展的共同愿望，是大势所趋。让“大同世界”理想成为全球主流趋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文化融合的大同事业，为最终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战争、消除区域冲突、消除种族歧视、消除各种不公平和不平等，从而达到全人类的和平、和谐和幸福。让我们共同期待，我们的地球必将会迎来“世界大同”的美好未来，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大同世界”而努力奋斗。在一个信仰、信念的荒漠上，立不起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作为华夏民族的一员，有责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与光辉奉献给这个世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和神州大地。肇造文明，开辟鸿蒙；煌煌中华，自立自强；民族复兴，和合万邦；消弭战祸，趋于大同；千秋大业，砥砺乃成；五千文明，大道之行。天下合一，万物合一，“五教合一”，万教合一，万法如一，让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新文明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古圣先贤们永不熄灭的智慧之光是我们永久的航标，让我们一起努力，追随古圣先贤的足迹，化育人心，“和合”万方，凝聚力量，振奋精神，助推并迎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伟大时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把握历史性机遇，每一位中华儿女，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和文明意识，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在创新发展中提升心灵品质，在伟大变革中提升格局和境界，为实现全人类的思想跨越，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和文明进步作出重大的历史性奉献。思想先于文化，文化先于制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要的是思想和文化的崛起，要催生新的宇宙观、新的普世价值观的形成。新思想与新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是中华民族新兴文明建构的先声。伟大的变革时代蕴育伟大的思想和文化，伟大思想和文化助推伟大的民族复兴和变革。让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之三大普世价值观”爱、善、和“与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通相融的思想和理论，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中展现出历史的深厚底蕴，并在新世纪焕发出磅礴的力量与光辉。中华民族崇尚正义，爱好和平，礼仪之邦，大道之源，中华文明中一个新文明的出现必将指日可待，让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顺天道之性，行地道之德，显人道之光辉，肇文明之大道。


    诗云：《三教文明颂》）
                  华夏传统儒释道，三教融合领风潮；
    清晰源流二千载，和合万家天下好；
    交流互鉴出新果，引领文明正气浩；
     独树一帜成体系，太平盛世万年朝。


   （ 公元2019年7月12日，己亥年，农历六月初十）




  作者：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曾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机关工作，刑事警官，现在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从事治安管理、刑事侦查工作三十余年，致力于刑事侦察谋略与现场勘查技术及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中华武术理论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有重大理论建树。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当代武术名家，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2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