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文化的道义哲学研究——卢飞宏

2024-05-20 18:10:50

中国士文化的道义哲学研究

士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的凝练升华和瑰宝，也是中华民族思想精神和文化的象征。“士”是中国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历史上的士大夫、士君子等一系列称谓所代表的阶级群体，都是士阶层文化内涵和延伸扩展，他们的文化、思想、精神和道义哲学都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士”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本质、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珍贵的思想、精神和文化财富，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精华。“士”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辉煌发展史中所凝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思想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士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崇高信仰，是东方智慧的集中代表，它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史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和孕育出来的士文化，在推动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中，做一名“士”应该成为每一位中国人人格尊严和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
古代“士”是介于贵族统治阶层和广大庶民阶层，掌握着文化资源和技能，具有一定人身自由和社会地位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原来是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商周为最低级的贵族阶层，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战国时期的“士”，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等。古代学在官府，只有贵胄子弟才能够受到文化教育，成为有文化的人。历史上一般指“士”是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可以概括为文化人，后演变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则泛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和官僚阶层。有知识者未必就是“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目咸备方可称“士”。先秦诸子百家都是“士”的代表，诸子著书立说，游走于各国之间，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为诸侯出谋划策。在中华文化最辉煌灿烂的部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时代产生的，春秋后期出现的法家、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等不同学派，至战国中期，诸子百家群星璀璨，形成了以老子、墨子、孔子三大哲学体系为代表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时期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宽广和深厚的基础。诸子百家学说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千秋万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极其巨大贡献。士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它的结晶是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在起作用，重要的是有融汇了诸子百家学说的士文化，亦即中国的“贵族文化”。士文化的发源来自道家学派，后来演变成为多个支系。“士”是封建社会中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有独立思想和精神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古代士文化和精神之重要体现。“道”是士的忠实追求者和践行者，“士志于道”，明道济世。华夏文明的本来面目是崇文尚武“士”的精神和文化，“士”的思想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最闪亮的部分，诸子百家之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等都是中国士文化的杰出代表。由于时代不同，中国士阶层的地位也是不相同的，在文化、思想和精神等层面也在发生变化。“士”为社会精英阶层，古代的士、士大夫，这个阶层非常广袤，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而一旦为官就“步入仕途”或“入仕”。“士”的主要资本是其知识、才能，不仕由收聚门徒，讲文讼道，出仕则为国君建立献策，富国强兵。
士大夫泛指在朝为官的文人士子，是兼备才能学识的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统治阶级，通过君主皇权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这一阶层长期代表着贫寒学子及万千普通民众的心理所想，因此它就成为了几千年来读书人的精神象征。士大夫阶层作为读书人的目标而不断被追求，也因此被普通民众看作了一生的荣誉，正是这些使得古人们都很想跻身这一阶层，读书做官也是他们最容易、最现实的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成为了许多人的向往。在古代的封建文化下，皇权高于一切，君主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君主赋予某一群体特殊的地位，他们可以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来使用本不属于他们的权力。自私有制出现以后，权力就成了封建社会的一种追求，权力又是士大夫所享有的一种特殊权利，综合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士大夫就成了许多人的精神追求。因为士大夫代表着一种特殊的享有权力的权利享有者，加上封建文化对这些的追求，它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精神，成为了历代有识之人的共同目标。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
士大夫是文人阶层的一种宽泛统称，随着历史的衍进，逐渐形而上为一种准抽象意义的概念。“士”最早被用来指那些出身贫寒的人士，但他们却也拥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储备，或者说他们具备着一定的才能，这些才能是治国的基础，而作为统治者的贵族也非常需要这些人才，因此这些有识之士被统治者召集起来，这群人就是所谓的“士人”。大夫最初是一种官名，是官吏体系构成中的一部分，大夫作为统治者的辅助群体而享有很多荣誉，并且地位较高，这也被很多普通民众所尊崇，于是就成了很多人追求的目标。士、大夫合起来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士大夫阶层，但士有别于士大夫。中国士人的社会身份与地位远非近代的知识分子概念所能比拟与涵盖，但他们彼此有着相似的精神价值与理念。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承担着“立德，立言，立功”的使命。屈原、陶渊明、范仲淹、文天祥、顾炎武等都是士大夫的标杆。中国士人随着传统社会的变革，官员遴选制度的变化，代表传统社会精英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消失了，社会精英转而为技术官僚阶层所取代。在当今社会中，作为独立的士阶层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仍然能够看到士文化与士精神的影子，如教授、专家、学者、律师、作家、企业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它各类型的知识分子。“士”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有其特殊地位，在如今的社会应用仍十分广泛，比较常见的就有：男士、女士、战士、护士、勇士、学士、硕士、博士、院士、国士等，都是“士”的代表。

一、士文化的传承与变化

“士”始现于商周，是各级贵族的通称，更多的是指宗法分封制度下的一个等级，处于宗法贵族等级序列的最末一等，在政治上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孟子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下》）此时的“士”是一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余诸弟则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便成为庶人。在政治上，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举；在经济上，士有一定数量的“食田”，《韩非子·显学》说：“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士”由于在社会上负有特殊的任务，所以在“士农工商”中，独享教育的特权，也称为“六艺”教育，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士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一般职事官。商周时期的“士”缺乏知识主体的自主性，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约束，使士的知识和技能无法充分施展，也限制了其身份的自由和独立。
春秋是一个贵族的时代，它在处理国际关系和战争时，甚至在战争中，也是很具风度，讲求礼仪。春秋时期参加战斗的一定是贵族，最低的也是一个“士”。春秋末年，商周史官存在着向士文化转变的机制，对战国时期某些诸子流派的产生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汉书·艺文志》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使得士逐渐摆脱了“世卿世禄”宗法等级制度的束缚，各国贵族出现分化，其中一部分地位下降，沦落为士。此时，大量从自由民走出的人才也脱颖而出，他们表现了高度的聪明智慧，构成了“士”的主流。他们是地位不同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某种专门的学识与特长，积极参与政治、外交活动，到处游说诸侯，出谋献策，有的还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朝为布衣，暮为卿相，成为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都非常活跃的社会阶层，在政治舞台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此时的“士”身份已不再世袭，不再是贵族的一部分，那些通过刻苦读书，拥有一定才干的人也可以成为士。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各国征战不休，在那雄浑壮观富有激情、混乱斗智斗勇的时代，社会道德普遍滑坡，但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蓬勃发展时期。由于大国争霸的政治需要，刺激了社会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从而使以传播文化与政治知识为主的私学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儒家、墨家、法家、纵横家等聚徒讲学，各家创立新学派，在理论上自成体系，培养出大批文化人，促进了士阶层的崛起。由于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各国开放政权以延揽人才，打破了贵族政治体制，在平民阶层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学问、有才干的学者，使得原本几乎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庶民可以发表自己的政见并参与政治决策。这一时期的“士”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许多抱有远大志向的士人渴望得到诸侯王的重用。游士的兴起，深刻的影响了各诸侯国之间的强弱格局和运势。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使个人利害与国家之间的利害交互运用，相互影响，标新立异，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以及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士”这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散发出了整个中国历史上堪称是最璀璨的光芒。
战国“士”称作“游士”，他们不治产业，而是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游走于列国。谋士、外交家主要是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诸侯之间。《论衡·效力》：“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体现了“士”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春秋五霸时，诸侯国为争夺天下，招贤纳士，相互之间合纵连横、东征西讨，成就霸业。《吕氏春秋·下贤》：“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见。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战国策·齐策一》：“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当政者对士人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有“尚贤”“尚能”“礼贤下士”之风。这一时期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四君子，齐孟尝君，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他们既有突出的才能，又能够礼贤下士，谦虚待人，广招宾客，每人养士三千，具扬名于后世。战国时期士人阶层人数壮大，流品繁杂，大部分士贫穷不堪，作私门舍人求温饱，渐渐不能以志于“道”为己任，而有“贪利嗜势”之嫌。历史上的“士”学习知识，传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周旋于“道”与王之间。他们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士”在社会大变局中，对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文化上，承载“道统”，著书立说，是文化学术的主要传承人，是学术繁荣的主要推动者；在社会实践上，是各诸侯国争取的主要对象，深刻的影响了诸侯国的兴衰成败。
经过春秋时期持续将近三百年各诸侯国之间争霸之后，即周朝的后半期，进入了七国争雄的时代，在西汉末年刘向编著的《战国策》中记载这一时期，所以人们称之为“战国”。《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战国始于前475年(周元王元年)或者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算起(公元前403年)，至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时期，魏、赵、韩、齐、楚、秦、燕这七个诸侯强国，即“战国七雄”，连年征战，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秦国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七雄当中，为了富国强兵而竞相实行变法，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实行的变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人物在外交斗争中十分活跃。战国时期，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互相促进，出现了一些著名城市。都江堰、郑国渠、鸿沟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时的农业，而且造福后世。在文化和思想学术的发展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辩家鹊起，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战国承春秋乱世，思想文化璀璨，中续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文化日趋繁荣。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特定的生存土壤。春秋的君子战国的士，就是这样特定的产物。战国是“士”的黄金时代，随着经济技术的新发展与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运动，名士纵横捭阖，宿将武士战场争锋，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
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大夫、士。士人不同于士大夫。士大夫的称谓是战国中叶才流行开来，指的是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从士人到士大夫，显示了士人介入政治，进入政治中心地带的历史动向。士大夫有上大夫和下大夫之分，上大夫又叫“卿”，人们常常以“卿大夫”连称。“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士上可为卿相，下可为士民、布衣。“士”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千差万别，但在差别中又有统一性，即知识、道德和勇力，这些东西虽然是无形的，但在社会活动中又无所不在。“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春秋时期齐国相管仲最先定下“土农工商”的次序。《管子·小匡》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荀子·王制篇》亦有“农士工商”的排列。“士”向上可以为贵族或为官进入统治集团，向下可以为民成为被统治阶级，所谓“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序中，士为民之首，有一定特权，得到统治者和庶民的尊重。汉代的“士”地位几近于庶民，士农工商，尚列首位，但逐渐成为在野知识分子的泛称。汉代士大夫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修身学说，并把修德教化运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主要包括士人的个人修行、君主的仁德教育、民众的教化等。他们在整合社会、提高民众文明程度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儒家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渗透于社会各阶层。此时士人特重士名，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汉初著名的隐士应曜与“商山四皓”，汉高祖曾派大臣请他们一起到朝廷为官，但应曜坚决不去。后来“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请出，为汉惠帝即位起到重要作用。
自汉以后以儒家为代表的“士”，逐渐担起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重任。东汉时期是士人重要转折的历史阶段，奠定了传统社会士人阶层的基本品格，也确立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轨迹。士人由游士发展为儒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士大夫社会。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采纳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奠定了儒家在政治生活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之后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强宗大族士族化，而士人得势后亦扩大其家族财势，士族于是发展壮大，渐渐掌握社会主导地位。士大夫在汉初指武人，而至少在东汉建立时，已经具有现在所说的“士大夫阶层”之意义的两汉“士君子”。士子们以舆论为武器，标榜风骨操守，他们在世局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对道德信念的坚守，慷慨赴难的勇气，彰显了君子人格的道德力量。魏晋时期与盛唐时期的士人都具有特立独行的个性，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魏晋“玄学”与佛教之风盛行，士人以酒为名，爱好清淡，淡薄功名，在这种狂放不羁个性的背后，也是基于一个复杂的争权夺利的社会背景，是一种不得已采取的抗争和逃避方式。而盛唐士人的狂放是魏晋士人狂放个性的升华，由于盛唐的时代背景，使之有着一种极具自信的气质，于是他们摈弃了魏晋士人身上的清淡之气，好谈王霸大略，汲汲功名，具有经世致用的抱负，同时也继承了魏晋士人超脱高雅、蔑视权贵的孤傲气质。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宋元之后“士”多出于商人家庭，认为士必须取得经济基础，认识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没有经济基础或经济受制于人，就谈不到获得独立的人格。科举变难促进了士弃儒从商，从而也使商业道德中诚信在儒家占据中心位置。
《史记》记载中的“循吏”是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清静无为者，而汉书中的“循吏”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身兼“吏”与“师”双重责任的儒学信徒。此一时期文法吏才是皇帝所推崇的，但循吏的教化与汉廷的发令却存在着内在矛盾。汉代上承秦制，吏的主要功能是奉行律令，另一个是大传统是强调化民成俗的重要任务。循吏是汉代士阶层的一个极小的部分，提倡富而后教之，奉法循理，廉洁自律。因其利用“吏”的权力和影响来推行“师”的教化，其影响力较不在其位的儒家士大夫为大。循吏是“士”的一环，其影响主要在文化方面，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虽不是短期内能看到的，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循吏是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表面上是“吏”，实际发挥“师”作用，他们是礼教文化的传播者。汉代“循吏”具有科学、勤奋、务实的精神，清正廉洁的作风，为民兴利除弊造福一方的胆识，移风易俗、传播先进文化的热情，不仅在当时竖起了一座丰碑，对后世为官者亦颇有启迪。
中国自古就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之称，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仪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典·礼》：“自伏牺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礼仪制度的演变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至西周礼制趋于成熟。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仪礼·士相见礼》记载上古时代“士”相见，以及士见大夫、大夫相见、大夫见于君、言视之法、侍坐于君子、士大夫侍食于君等的礼节。春秋君子源于礼，“士”也是礼乐制度下的产物，他们又都是礼乐传统的维护者。《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士”以礼乐教化天下，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
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显著作用的时期是在秦汉以后。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士大夫阶层从散漫的地方世袭贵族体系中析出，形成为卓越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精神上的超拔与自重，掌握着先进文明的资源。帝王出于统治的需要，十分注重对民智的萃取，先是汉代出现的以举孝廉为内容的贡举制，最后发展为比较成功的科举取仕制度。古代士大夫有双重身份，是官僚和知识分子的两种角色的结合，士大夫也被称为“君子”阶层。中国古代在整个士大夫发展变化的历史漫长过程中，士人实际上受到两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的影响，一种是比较强调入仕和积极进取的儒家文化，另外一种是以道家为代表的“无为”和隐逸文化。
士文化的发源来自道家学派，后来演变成为多个支系，作为封建社会中最基础的贵族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士”是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大多以著书立说为主，如李白、徐霞客等。“策士”为侍奉贵族阶层出谋划策之士，如张仪、苏秦等。“方士”是道家专门研究人体生命自然科学，擅长祭拜鬼神，炼丹长生，追求长生不老的人，如陈抟、葛洪等。“高士”是道家文化的核心代表，如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等。“隐士”是指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士人，而并不是所有居于乡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称为隐士，只有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超凡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修行者，才能被称之为隐士，如庄子、许由、陶渊明等。历史上所谓“高士”，亦盖指博学多才、品行高尚、超脱世俗之人，多指隐居山野田园之雅士。“士”的突出特征是有自由的身份与独立的人格，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与胸怀。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崇尚士文化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追求的最高境界。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无数士人怀着治国安邦，造福万民的雄心壮志奔走呼号，来践行自己的理想与抱负，甚至不惜为此付出毕生的心血，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及其光辉业绩永垂青史。正是由于他们那种宁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一直鼓舞着历代士人，成为他们立身处事的榜样和人生的远大追求。中国古代士人在创造和传播文化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让我们领略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感受传统文化中那股生生不息、传承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与精神力量的士文化。

二、“道”是士的忠实追求者和践行者

“道”是宇宙的本源，是东方哲学智慧的最高范畴。“道”主宰宇宙天地、万物的生命；它先天地而生，虚空杳名，无处不在，而不可言状。“士志于道”，是“士”思想的最本质特性之一，可以为“道”而生，为“道”而亡，追求“道”、践行“道”，是士大夫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最壮美最值得追求的境界，也是其精神的本宗。华夏之文，道乃源。《周易》《山海经》《黄帝内经》无不体现道家文化，而《道德经》更是浓缩了道家之精华。道家而非道教，以道行天下，自尧舜禹亦始之。道化万物，诸子百家以及道教、佛教无不在道家文化基础上开枝散叶，追求真理，探求本源。道乃百派之祖，千百年来、不衰不盛生生不息者唯有道。《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务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与是，颠沛必与是”。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译注》）“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西汉陆贾：“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故殊于世俗，则身孤于士众。”士大夫是“道”的价值承担者。历史上众多士、士大夫孤傲地坚守着“道”的信念，使“道”成为他们的精神目标和信仰支柱。
随着西周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巨变，促使了先秦士人阶层的产生和兴起。春秋战国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不断出现新变化，不同的阶级与阶层的代表人物，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许多学派纷呈，众多学说丰富多彩，于是春秋后期至战国中期“诸子百家”应运而生，百家争鸣之局面开始形成。“诸子百家”之“百”是一个概数，是谓理论主张多。老子、杨子、庄子、孔子、墨子和其他诸子百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这是一个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论证“治道”，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言治乱”“议政事”“论国事”，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和进取精神。此时，传统知识分子的若干基本特征已初见端倪，以“道”的担负为成立条件，而非以社会阶层作为士人的基本特征。“道”具有人间性，政治关切强烈，知识分子至少在理论上认为“道”尊于“势”。“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注重以自尊、自重尊显其道。“道”是士、士大夫精神的核心，由此产生了“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士大夫作为一个精英阶层，他们自己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论语·微子篇》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在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各家各派虽有自己不同主张，但却都有自己的基础认知，那就是“道”。中国历史上的“士”担负着传承“道”的重任，是忠实追求者和践行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云：“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士大夫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中，是要求“道统”与“政统”的统一。但是在历史现实中，“道统”和“政统”总是分离的，“道统”往往依附于“政统”，“道统”只能在兼顾“政统”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进行审视。《汉书·艺文志》注曰：“相魏文侯，富国强兵”。战国时代的诸国，或者为了富国强兵，或者为了夹缝求生，纷纷招贤纳士，锐意变法。这使得当时政治、军事上都出现了许多新政。在这些吐故纳新不断进取的革新过程中，战国七雄自然都曾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走向变法图强之路。如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改革的措施之一是“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废忧”，反映的是当时“道统”为维护“政统”地位的需要。但自秦汉以后两千多年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元杂剧《马陵道》“楔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愿望。在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集权专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形态下，扭曲和弱化了“士”的思想和人格，使之”士志于道“只是成为一种标榜，限制了士思想和精神的独立，这也是中国士阶层的无奈和悲哀。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创制，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也标志着“政统”对“道统”的尊崇。前后历经六代君王，150多年。来游学者数百上千人，各家各派都在稷下设坛讲学，其中就包括孟子、荀子、邹衍、彭蒙、田骈等。稷下先生，即战国时期齐都临淄稷下学宫的学者们。此词最早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稷下学宫的存在促进了战国时期学术的发展，显示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独立性和创造精神，为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成为中国古代思想轴心时代的重要源泉。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士阶层也有所分化。随着“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士人身兼“道统”的重责，与“政统”相维持与抗衡。各国在“礼坏乐崩”的局面下也需要有一套渊源于礼乐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加强权力的合法基础，即“道统”。“士”是“道”的承担者，因此握有比政治领袖更高的权威，即“道”的权威。“士”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士”代表“道统”的观念至少自公元前四世纪已渐渐取得了“政统”方面的承认，在互相争霸的形势下，各国君主都尽量争取具有声望的知识界领袖，以增强自身的政治号召力。战国君主尊师重道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即“政统”需要“道统”的支持，以证明他们的政治和权力是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更重要地，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这个历史阶段中，几个主要国家如齐秦魏赵燕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图，他们当然更需要在武力之外发展一套精神的力量。“道”一直为中国的“士”所尊崇，“内向超越”的士人们通过修身来维护“道统”，以达到压制“势”的目的，这是“士”在传统社会中实现愿望的唯一途径。作为“士”一旦“道”与“君”相冲突，士大夫往往选择的是“从道不从君。”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士大夫，就是为了这种理想的“道”，而和君权发生冲突，导致种种悲剧发生。在春秋战国，各种思想流派非常之多，是著名的“百家争鸣”时期，那时儒家虽说是显学，但还只是民间学说，没有上升到官方地位。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并一度超过儒家的地位，有“非儒即墨”之称。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以及在日后的治国理政时，利用法家的韩非子、李斯、尉缭子等人思想，从此法家登上了正统大位，同时墨家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秦朝的政策是“以吏为师”，儒家士人没有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将“道”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尊道而贵德。华夏贵族精神敬畏的是天地自然之大道，同时也是一种无惧于任何世俗力量的精神，由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价值也因此被确立起来。“士”坚持真理、正义，志行于道。士大夫不仅有学问、有德行，而且立志追求“道”。德行高尚是”士“的重要特征，古人曰：“言士者，有德行之称。《礼记》：士“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士“所怀抱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还怀有忠信道义这样的美德，并且始终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他们努力做好自己，等待社会和国家的举荐与任用。中国古代的“士”对民族精神的传承起着十为重要的作用，始终坚持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的传统，担负着塑造和重塑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但现代意义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社会人格发生了偏差，他们放弃了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铸造灵魂的使命，使我们民族面临失去精神定力的危险。重温“士”所负载的文化精神，意在促成知识阶层的觉醒和反思，使之勇敢地直面现代文明的挑战，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与发展续绝作薪尽之火。作为君子、士大夫，应该直道而行，坚守原则，坦坦荡荡，以正道行走于天地间。真正的士大夫，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都要百折不挠，不改变心志，不助纣为虐，敢于为道，直面人生，“不为三斗米折腰”，不与无道强权合作。所谓“士志于道”，这是士大夫精神的最高境界，也是最壮美最值得追求的境界。中国最高的智慧就是“道”，人类一切智慧都是“道”的诠释，而任何先进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在“证道”。可惜是，几千年来，众多知识分子以及万千众生都在底层次的智慧中挣扎、沉沦和徘徊，失去信仰，丢掉灵魂，根本不知“道”为何物，不信道，不悟道，不证道，不行道，执迷不悟，善恶不分，愚钝一生。
《史记·春申君列传》曰：“游学博闻，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游学概念的是先秦的诸子百家，古代游学标志性人物是先秦时的孔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周游各诸侯国长达十三年之久，一生遍及卫、陈、鲁、宋、郑、蔡、楚诸国。墨子、庄子、孙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也都是著名“游士”。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进行治学，庄周更是自由自在地“逍遥游”。游学一方面作为他们通晓经术、拜访名师，乃至学而优则仕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流。游说诸侯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一种独特方式。孔子讲仁礼，游说各国诸侯，大失所望，无功而返。孟子游说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随后他又到梁国，梁惠王认为他的思想大而无当，于事无补。孔孟热心救世，然而当时各诸侯崇尚霸道，不愿意接受孔孟的仁义之道。苏秦张仪等人“长于权变”，懂得如何“揣摩”君主心理，“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司马迁曰：“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诸子游学求道、论道、证道，都从各自所代表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宣扬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后世学子游学之先河。孔子晚年，思想受老子的影响，专心著书不再寻求功名，思想转为中庸，但其所倡导的“仁”与“礼”的思想核心没有改变，体现了孔子与老子思想的融合。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华夏“士”的精神强调自我修养，士内圣外王。“士志于道”，遵从天地自然而和合道于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秉承天地浩然正气，体现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智慧中所蕴藏的精神操守和气节风骨，这是真正的文化人所需要秉承的道德准则，亦是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责任和担当。

三、士的独立人格与精神信仰

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奠定阶段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大夫自愿承担起社会责任，重建社会秩序，成为“道”的社会秩序维护者和价值承担者。《论语·里仁》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章》）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曰：“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三圣之言，皆强调“士”治天下、护道义、爱人民的公共品质。自古华夏民族具有“士”的精神，士者，智信仁勇义也。士讲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士推崇“道”与“德”的统一。“八德”是士人的人生观和律己、修身的基本标准。士文化的本质和精髓，在于人讲立身之道，在于国论治国之道，它是民主主义的雏形。士有风骨、有气节、有精神，有着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士对民族、对国家忠心不二，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义为忠，舍生取义。士为天下计，贱名利，轻生死，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殉道主义的精神，为后世之楷模，为世人所敬仰。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士这种敢于牺牲的殉道精神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这些精神对于重塑现代社会中国人的性格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士文化饱含着善良文化基因，是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人文思想中积累的丰富硕果。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而士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根本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过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生命基因。现代文化传承昭示着迫切需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士文化，国家和民族需要士之德操、思想、情怀与精神的回归。
“士”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士人是华夏文化真正的承载者、继承者和弘道者。士文化萌出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没落的封建文化，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优秀文化。士文化虽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逐渐衰落，并使社会士阶层不断消失，从而也使民族和社会“精神精英”文化的传承随之衰亡。但士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激励着有识之士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继续肩负起国家与民族前进发展的重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士”的精神内涵也不断随之而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八股取士”是明清统治者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措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民众的聪明才智，阻碍了文明文化的进步发展，同时也阻止了人才的培养，对民族发展的危害极大。中国近代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与瓜分，丧权辱国，以及割地赔款的屈辱，重要是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恶。它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是清朝的文化专制、奴化教育导致了中国积弱贫穷和民众心理素质懦弱。另一方面与国人的“士气”不张和士文化的衰落有着重要关系。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长期“重文抑武”“重文轻武”以及“禁武”的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丧失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封建专制文化将士人铸造成了缺少“士气”与骨气的“儒生”，致使中华民族精神确少了阳刚之气，培养了国人的奴性，麻木了国人的精神和灵魂，软化了国人的脊梁和筋骨，扼杀了国人后天的竞争力，以致这让炎黄子孙饱尝了切肤之痛的近代史教训。中国“士”的精神被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阉割，不断隔断了中国士文化的发展，也逐渐扭曲了民族灵魂和性格。现代社会中国人最主要缺乏是“士”的精神培养和士文化的教育，要让中国人具有士的信仰和精神，士的气节、思想和品质，让士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撑，从而让这个民族不断迸发出喷薄向上的活力和生命力量。士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绚丽的瑰宝，必将以其辉煌的精神和思想在未来历史发展进程中大放异彩。重视儒、释、道、墨、兵等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大力弘扬民族尚武精神，培养国人坚定的信仰与血性，对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以及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培养出国人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精神，塑造民族高贵的品格，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成为有坚定信仰的人，成为有责任担当的人，敢于维护正义的人，以及为民族大义而舍生忘死的人。
从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精神基本形成，到秦汉时期，再到魏晋、宋明、晚清、现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士大夫创造、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士”具有自由的思想，有崇高的人生追求，无论面对何种艰难困苦，都能保持本真。孔子的弟子颜回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他却能“不改其乐”。“士”能做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绝不会为了物质利益而变节。“士”的形是剑，象征着精神、勇气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古代读书人无论多穷困也要仗剑而行。文士爱剑比武士有过之而不及，这是“士”崇道尚武精神的重要体现，代表着身为士族的气节、风骨、勇气与尊严；它是一种精神和身份地位的象征，也包涵着礼制和修身养德的含义。如西汉初年军事家韩信早年穷困潦倒时，但仍佩带宝剑以彰显身份。古代文人佩剑反映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和“书剑”文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灵魂中要求文武兼备的理想人格追求。《礼记》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自秦汉以来，对这句话的解释都是“庶人没有资格受礼遇，大夫拥有特权不受刑”，这种解释，与原话的本来意义是违背的，这是“以封建的特权观念去解释带有原始性质的、以天神报这为根据、以血缘宗亲行正义的远古刑礼观的一种曲解”。另一说，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意思是刑法不能加在大夫身上，“士”这些贵族一旦发现自己犯了过错，不耻于受审、上刑场；士认为上刑场是受到了侮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最为开放繁荣的时期，也是道德和知识能够唯一比肩财富地位的崇高时期。有些君主为了得到一些贤才的帮助，经常对“士”免去君臣之礼，以礼相待，平起平坐，表现了对“士”的充分尊重和崇尚。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随着时代的变化，“士”的身份虽然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及信念却始终没有改变。士大夫有相当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或者说主人翁意识，这是造成他们有张扬的个性，以及敢于维护正义和统治者对抗的重要原因。“士”之独立人格是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主干支持，有“士”在，“士”的精神就在，“士”的人格就在，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就能繁衍延续。没有了独立人格，“士”这个阶层也就不存在。“士”的精神独立、自强不息品质，成为鞭策中华儿女不断开拓进取的永恒的精神力量。
“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抱负。诸侯以国为己任，大夫以家为己任，而士以天下为己任。士不论文武，最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承担担负天下兴亡的责任意识，为理想而献身，视名节为一切的精神。正是这种匡扶济世，胸怀天下，救黎民于水火的高贵品格成为中国历代士人的精神支柱。士有“志于道”的坚定信仰追求，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情操，有熟知经典与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技能，有社会道德纲常的教化维护，以及诗文琴棋书画及优游山水的生活雅致。中国古代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大多是由士担任主角的，如秉笔直书的齐史，安贫乐道的颜回，“人固有一死，或重或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司马迁，捐躯死国的颜真卿，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等等，是他们的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滚滚前进的巨轮，他们是中华民族永恒的脊梁。战国时代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屈原，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忘我的斗争精神和性格，他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坚强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以民为本忧国忧民的情怀，融注着中华民族伟大而悠久的精神，显示出民族的无穷力量。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探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个人为君王所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的豪迈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群人内心世界对责任与道德的使命感。《吕氏春秋·士节》：“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中国历史上那些名臣贤相及志士仁人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恪守名节的道德规范，无不让人心怀崇敬和敬仰。
士大夫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的结晶体。中国古代文化中，士大夫阶层政治文化的地位尤为重要，他们独立衍生出来的士大夫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价值观。士大夫精神是以文载道。它是心忧天下，以节死国的忠烈；它是心宽体胖，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它是勇敢的大无畏，它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忠贞，它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士大夫以自身的文化教养、道德自律、社会责任心，承膺着蕴蓄传统文化、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使命。这一泛集体阶层，始终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士大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每当国难临头之际，他们都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激励万民起而救亡图存。中华民族历尽劫难而始终没有被灭亡，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往往跟中国传统国学，包括传统哲学、文学、历史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古代丰富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如诸子百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这其实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和追求。独立人格是“士”的精气神和脊梁骨。如果没有独立人格，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主干支持，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中国文化就将会在一团软泥似的“士”的身上断裂湮灭。士作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特殊群体，它在先秦时期具有独立性人格，随着时代变迁，渐渐产生了人格分裂，大多数“士”为了生计温饱，不得不形成对君主的人身依附。而那些入仕的“士”，在权力腐蚀下，不能知行合一，产生了对价值观的背离，腐败变质。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很多知识分子成为“道”的背离者，在统治阶级的淫威和利诱之下，失去了信仰，随波逐流，自感堕落，遗臭万年。信仰是道德的源泉，一切道德都来自于信仰，信仰是决定一个人人格的基础。一个没有坚定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同样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怕的。民族有信仰，人民才团结、有道德，国家才有力量，社会才能进步。让我们走进历史，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中那股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精神力量之士的精神，让这种喷薄向上的精神在当今社会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风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我们要建立对“士”精神的支柱信仰，崇尚“士”和英雄文化，用“士”和英雄精神激发前行力量。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是民族崇高的精神图腾，是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儒家是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汉武帝时期为维护中央集权制的需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从而使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它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独尊儒术”是中国文化发生转折的重大“事件”，它从思想和文化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压抑了其他诸子各派学说，不利于促进学术的繁荣，也不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之一，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血液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但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也必然会使文化走向僵化和变质。而一个国家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社会必然会走向腐败和堕落。历史上一段时期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儒家思想和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被统治者加以整理、重熔和改造，将孔子“仁、义、礼”歪曲为愚忠、愚孝、愚民文化，使之成为有力于稳定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儒家文化作为先秦显学，失去了其内存灵魂，被沦为封建专制的“替罪羊”“殉葬品”。
墨家倡导爱无差别的价值观，“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即要求每个人都不分你我、不分贵贱、不论种族、不管血缘地去爱一切的人。这种思想为儒家所宣扬的官尊民卑、嫡尊庶卑、男尊女卑、亲亲为大、亲疏有别、职业分等为等级的思想所不容。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在中华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重要进步意义。墨家是富民强国之路、治国兴邦之道，积极构筑儒墨互补之桥梁是实现中华文化当代复兴的有益尝试与可能路径。

四、士文化的道义哲学内涵

“道”是推动宇宙运行最根本的规律，是中国乃至东方古代哲学的重要哲学范畴，表示“终极真理”。“义”是指公正合宜的道理。“道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本身是用来维系和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准则。道义者，道德和正义也，要求遵守诺言、履行盟约，注重个人的功修和道德修养，在逆境中不断砥砺自己的情操。道义是对敬畏和忠诚的最好诠释。道义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是一种人文关怀，是一种对他人负责的高尚境界，是发自心底的一种社会责任。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被公认为是“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在中国儒家、道家、佛家三家构成传统文化三位一体的基本框架，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思想要素。深受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影响的传统道德意识，强调“重义轻利”，以“义”节“欲”，以“义”制“欲”；强调以仁为本，以义为行。君子取义必忠贞，遗世独立；小人贪财必无信，世人不耻。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士”具有“道义”精神，以道为尊，以义为人生导向，这是士人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易·系辞上》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史记·太史公自序》：“《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义即是法律的内涵和外延。道义作为“士”而言，体现的是对“道”的坚守与担当，代表了社会正义和良知。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道义要求人们在处理相互关系，采取有效行动之前，把对他人以至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放在首位，宁愿自己吃亏受苦，也不损害他人殃及无辜，这种慷慨相助的高尚情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骄傲，这种同情与怜悯，是一个群体或国家在危难中得以生存的重要保障。士人立身之大节，如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士族有很强的荣誉感和道德感，重名节、人格与尊严，并将之上升至重于生命的高度。《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子。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具有重要的文明进步意义。
古人说：“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有道德之称”。“士”以学和道德修养为己任，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以出仕作为自己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守。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说：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的“义”其实已经不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而与墨子的“兼爱”思想趋于相同。荀子对“士”的要求重在遵从礼义，认为士的天职是正身，“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荀子·王霸篇第十一》又曰：“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其他诸子都把士与道义紧密连结在一起。士掌握着中华文明道义的至高点，以修身守德为根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追求目标。义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管子倡导“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环绕“义”的概念作了交集。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朱熹指出：“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儒家之义强调主体性和实践性，使义既内敛为行为主体的品格，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播种下道德文明的基因，又外化为主体行为的品格。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们具有敢于社会担当的个人品格，以及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道义精神，但其时含义与现代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崇尚的传统美德，而“忠”居于首位。历史上有关“忠诚”的事迹数千年来一直被人们不断传颂。“义”是儒家思想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其在“义”不能被统治者所用的时候，就衍生出了“忠”。不过在封建社会中，忠诚愈往后演变，愈有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味道，但“忠”，依然是值得所有中国人去好好体会和学习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以道义为己任是先秦士族共有的精神特点。先秦士族在面对道义或尊严无法解脱难以处理的局面，往往舍生取义，以死殉道。“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卫国大夫弘演用生命殉主来演义忠诚。齐景公时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因分桃引发争功，最后全都惭愧自杀。“二桃杀三士”，士为了道义毫不苟活。孟尝君的一个门客怀疑孟尝君与门客“所食不同”，“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这个人见孟尝君的饭菜与自己的并无两样，非常羞惭，觉得自己心胸狭窄，不配称士，乃拔剑“自刭”而亡。士就是如此有羞耻之心，且勇于承担，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从另一方面展示的君子的个人品行，是自发的“忠”的行为，这与后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强迫之“忠”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崖山海战”兵败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宋朝覆亡，崖山海战10万军民投海殉难，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丞相陆秀夫背负幼帝赴海而死，这个民族表现出何等的宁死不降精神，保持了崇高的民族忠义和气节，何其壮哉。此战之后，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诸子百家繁盛的学术氛围，有着不一样的学术和道德信仰，士族的精神以及他们的人生追求上也呈现着缤纷繁杂、千姿百态的图景。但无论信仰是多么复杂，无论是道家、墨家、儒家等，都无不显现出先秦士族以道义为己任的精神和高扬的理想主义。孔子在建立儒家精神体系之初，便对先秦士族群体指出了一条士族立身垂范的行为准则，要求士族应该把对道义的追求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追求。墨家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国不相攻，家不相篡，人不相欺的社会秩序的伦理，它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其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面对混乱社会现实，墨子遵守道义，反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着的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吞并，人与人之间的相厮杀劫掠。道家所积极倡导的无为、贵生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世人的深切关怀，他们提倡君王应无为而治，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先秦时期是一种正面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因为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所造成的生灵涂炭、民生凋敝已经伤害到这个社会的良性循环。道家所主张的思想和倡导的精神，也是一种对生命个体的道义担当。孔子的“仁”主要是伦理学范畴，“仁”不是单一的道德，而是以忠孝为本、包罗众德的道德。“仁”是孔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孔子的修养理论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强调“为人由己”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且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原则。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征战频繁，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和沉重灾难，诸子百家都力从自己的政治主张出发，对“无序”的社会提出了“救世”方案。“人道”精神是春秋战国时代学士们著书立说的重要主题，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墨家讲贵义、兼爱、非攻，主张互爱互利，公平正义，反对侵略战争。墨子“止楚攻宋”，体现了墨子“兼爱、非攻”思想和实践精神。《孟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抨击当政者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不顾百姓疾苦，使成千上万的百姓丧失性命。《孟子·公孙丑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墨学思想乃中华民族精神延绵不绝的重要思想源头之一，传承千年激励着无数代仁人志士为真理和理想而努力，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墨子提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其中观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彰显其民本思想。另外，如其“兼爱”“非攻”等反战思想；政治上的民主意识、平等思想；崇尚法仪的法治思想；亲士尚贤的人才思想；劝人为学的教育思想；开拓创新的人文科学思想等等，对于当代世界和平、政治文明、依法治国、经济发展、道德建设等都极具借鉴价值和积极意义。
阐述道义最为系统和精辟的是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指出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义”。士人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看重名誉和道义的民族，为了大义舍生取义。先秦的士贵族有风骨，有精神，知廉耻，守承诺，这是对社会责任、道义担当、士族良知的阐释。各家各派在站在自己立场、不同程度上各有轻重，无不显现出以道义为己任的精神和高扬的理想主义。但是这些所侧重的道义与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状态灌注到先秦士族群体的精神意识领域的。作为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阶层，又处在这么一个反复多变的动荡期，他们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处境的确相去甚远，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就必须要找到一种心理的期许，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树立起一面理想主义的大旗。他们所树立的人生理想更是鞭策他们不断前进的目标和标杆，他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辅佐和影响君王，推行他们所提倡的思想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生、现实、社会的担当和责任。
孔子要求士族应该把对道义的追求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追求。要求他的每一分子“士”都能超越他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也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士作为精神意义上的文明载体，道德仁心的化身，发挥着维护道义、存续文明的积极作用。士以学和道德修养为己任，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以出仕作为自己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士大夫精神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修身进德，淡泊名利，清廉自守，一心为公，品行高洁，为中国社会大众树立了高尚的人格标杆，引领社会进步。他们的精神最突出的特点，每当国难临头之际，他们都能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激励万民起而救亡图存。中华民族历尽劫难而始终没有被灭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士”的精神在发挥作用。
士君子是代表士之道德的一个重要概念。《墨子·尚同》云：“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墨子·天志上》载：“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荀子·子道》载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子路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回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士君子在道德上要求高于“士”。《性恶》说：“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修身》曰：“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荣辱》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士君子的正义、风骨、精神、气节、名誉等是其文化的灵魂。士君子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思想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尚操守，重然诺，抗强权，有气节，明大义，他们大都有一种超越物外的理想追求，不注重物质财富的“寡欲”，不贪图名誉利禄的“戒满”，有着高尚的人格情操和道德风范。战国是纵横策士辈出的时代，也是任侠志士施展的舞台，一部《战国策》写尽了先秦士子的叱咤风采。《荆轲刺秦王》中荆轲是墨家的代表人物，他遵循“道”，是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实践者。荆轲是一位具有侠肝义胆又充满正义感的义士，透过“刺秦王”这一壮举，表现了荆轲重义轻生，为燕国勇于牺牲的精神，展示先秦侠义志士之风流韵致，从中让人们更准确地把握先秦士文化内涵和精神。“千古墨侠名荆轲，盖聂句践识不多；士为知己身先死，击筑悲歌易水别；纵有三千壮甲士，五步之内唯有我；击而不刺为兼爱，从此天下一中国”（卢飞宏《荆轲刺秦王》）。可惜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使用了“春秋笔法”，隐没了荆轲思想的光辉。“再说荆轲刺秦王，千年悬案要商量；墨侠剑艺惊天下，智勇胆略盖无双；近来读史略有思，抑墨扬儒不应当；从来史家多如此，揕而不刺混过场”（卢飞宏《再说荆轲刺秦王》）。豫让是春秋晋国智氏的家臣，古代四大刺客之一。他为报答智伯瑶知遇之恩，坚守心中的道义，以明君臣之义，伏桥如厕、吞炭漆身多次行刺赵襄子，最后自刎而死，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人间道义、士人的气节和忠义，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千古绝唱。聂政、荆轲、豫让都是《战国策》上有名的豪侠之士，他们为了报答他人的知遇之恩，能够不惜生命、刚烈永决，为朋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他们身上体现的古代英雄节义精神，让后世感佩仰慕。他们都是古代政治舞台上拥有自由个性、血性勇气“士”精神的代表。“忠诚至上”“以武为本”“重名轻死”，这是先秦武士道之精华，敢于以身殉道是华夏武士的永存符号。他们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追寻他们超拔豪迈、慷慨悲歌的一生，缅怀他们为了个人的名誉或国家的利益不惜以命相争的牺牲精神，祭奠他们为了人格的独立和做人的原则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风骨。中国武术士道传统和武士道精神，自秦建立中央集权制以后，武士之风逐渐衰弱，在政治上和社会中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土壤。
墨子以“非儒”起家，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尊尊亲亲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反对现有秩序和各种侵略战争行径，它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墨家整个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之中。墨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目标，维护公理与道义，提倡人与人之间不分贵贱，平等互爱，“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倡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表现出的主持正义、追求和平，以及平等、侠义的思想。墨子的“救守”思想是一种匡扶正义的行为和帮助弱者生存的义举，也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思想。墨子为门徒培养出了“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英勇果敢精神，其以民为重、游侠四方、利义并重、行侠仗义、主持正义、抗暴安良的观念和文化，广为后世习武者所推崇。墨家本身就是战略级别的人才，墨子手下八百子弟，墨家曾在楚国与公输班论战，攻城之法尽为墨子所破，足见墨家的团体也是带有一种“侠义”或说是“士道”。墨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杰出代表，虽然其发展在后来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环境下势微，但其博爱、平等、非攻等思想，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它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独立之人格，兼爱之信仰”是墨子自信，他说“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
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几乎每一次社会思潮的涌动和文化现象的繁荣，并由此推动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无不闪耀着理性主义的熠熠光辉。“士”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兼济天下”的情怀，进而发展为“修齐治平”的一整套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重点体现出士文化的理性和道义。先秦时期的士族身上凝结着中国知知识分子阶层诸多优秀的人格品质，他们具有高尚的人生理想追求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他们的光辉形象总是这样的耀眼夺目，他们之中有的知恩图报，有的睚眦必报，有的勇于直言进谏，有的廉洁奉公，有的坚定自己的信仰，不屈其身，不降其志，保持精神的高洁。中国知识分子自始便有着某种超世间的精神来问世间事，展现“士”的精神与文化自信，具有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人格魅力。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持久而艰难的保存和延续中，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牺牲自我，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理性在哲学上是说思维上的严密的科学性，是一种特殊的确认普遍有效的真理的方法。哲学上的非理性是指理性被歪曲了以后的一种非理性行为。“士”追求事物的本质，以理性观念和态度，用“道”来改变世界，这一精神从先秦下及清代，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人的传统之事。宋以后在儒学复兴和重整纲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特别是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为了重建人的哲学，通过对理欲、义利等方面的论述，以及行为上的自觉践履，进一步高扬和深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中国士大夫很多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大家。如文学家苏轼，程朱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以及陆王心学等等。“阳明心学”，肇始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其理论杂糅了中国道教和佛教的思想精髓，摆脱了以往儒家只求理念不讲实践的枷锁。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思想。王阳明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在古代士人中纵横家占有重要的地位。纵横家以《鬼谷子》为代表的哲学观，深受《老子》哲学的影响，其道家思想体现在纵横“裨阖”的社会活动之中。纵横策士们在道家思想的指导下，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力求“变动阴阳”，从而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他们在春秋战国时期，适应了兼并斗争需要，提出“合纵”或“连横”的策略。他们在已有的国力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威逼、利诱或辅之以兵之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汉代刘向在校刊整理《战国策》时，也高度评价了纵横家的作用与影响。他说：“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之属，生纵横长短之说，左右倾倒。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书录》)纵横家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智慧令人叹为观止。秦末汉初张良是谋士的杰出代表。秦灭韩后，他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中。逃亡至下邳时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深明韬略，足智多谋。秦末农民战争中，聚众归刘邦，为其主要“智囊”。楚汉战争中，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为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奠定坚实基础，刘邦称他能“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张良向刘邦提出的“聚集三王，方可与霸王一战”的计策，成功帮助刘邦击败了楚汉战争中最强劲的对手西楚霸王项羽。张良为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汉朝建立时封留侯，后功成身退，作为中国谋士的代表人物，文韬武略，千古流芳。
在中国古代“士”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怀，将“道”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之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之乐而乐”，这些都体现了士人、士大夫内心的精神世界，这种去担负天下兴亡的责任的文化和意识，在中国古代士人、士大夫身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具自尊感，古有不吃嗟来之食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者。文士爱名节，重义轻利，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孟子喻义不言利。武士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业道。他们尊崇“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情怀，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爱国，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士为知己者死”，“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能以身许国，毁家纾难。他们的信条是“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普遍社会属性。作为君子、作为士大夫，就应该直道而行，坚守原则，坦坦荡荡，以正道行走于天地间；真正的士大夫，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都要百折不挠，不改变心志，不助纣为虐，敢于为道“不为三斗米折腰”；敢于为道“隐身自晦，不与无道强权合作”；敢于为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中国传统文化受儒家影响很大，立道、行义与修身，培养以“仁义”为核心的乐道、诚信、忠恕、克己慎独的道义精神，是士精神和文化修养的重要内容。中国士文化在历史演变中走向了一条君子之道。《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对于“小人儒”来说，他们没有道义的追求，没有正义的立场，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精神和人文关怀，他们对弱势群体也没有同情心。还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他们把自己绑在利益集团的战车上，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毫无廉耻，为了一根“骨头”，他们就会出卖自己的良知和灵魂。两千多年前孔子对他弟子的谆谆告诫，最忧虑的就是读书人的人格分裂，知识分子的道德败坏，但直到今天“小人儒”仍然层出不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人格有一个发展与变化的历史过程，但其整体趋势是逐步扭曲和下滑。科举从隋唐到清代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封建王朝，《儒林外史》写“士”在科举制度驱使下，八股士、假名士们灵魂被腐蚀，人格遭扭曲，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描写了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昭示了封建末世无可药救的衰落。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提倡的“仁义”，“礼乐”，“德治教化”，影响了中国及周边国家近两千年，至今仍然在一些国家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儒学之道是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圣人之学”，重视“私德”的教化作用，能够有效地促进人格完善，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人际关系，有利于培养进取精神，对古代“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影响很大。而在社会的文明进程中，文明的精神是由群体决定的，提高群体的德智水平是关键。群体提升公德，公智需要智慧，开智与修德要同时兼备。“私德”是指有关个人内心修养的范畴，公德是指社会公众生活中关于廉耻、公正、勇敢等规范。私德虽然对于集体进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政治约束力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孔孟之学在社会教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儒家文化在治世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在社会文明发展中，如果将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个人关系道德和伦理代入到国家政治关系之中，那将是对社会发展带来具有巨大的危害性，我们要从2000多年封建专制历史发展中吸取教训和得到启示。
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士大夫文人在体制与个性的心理冲突中提供了调和自适的思想基础。在人格上，形成“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的人生境界，常怀一颗善良的心，有道德，仁厚儒雅的气质。所谓“亦官亦隐”的弹性心理结构，就是儒释道多元互补的稳定的文化结构。隐逸文化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处世方法的一种态度，是文人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体现，是中国文明史上贯穿始终的一个文化现象。道、儒思想中所蕴涵的隐逸因素直接促成了后世隐逸思想的形成，在佛教趋于中国化的过程中，其天然的出世态度，以及心性理念的发展，也对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思想发生了综合作用，儒释道三者共同构成了隐逸思想的基础。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隐士出现，而关于隐逸的思想，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是道家与儒家思想作用的结果。秦汉之间的“方士”传统，促进了隐逸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战乱与分裂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以及玄学的兴起，使隐逸之风达到了历朝历代的顶峰，大量士人选择辞官归隐，隐于竹林山间仿佛成为了当时士人间的社会潮流。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一个积极入仕的形象，同时，很多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向往自然，归田园居的梦想。在这样一种隐逸文化中常常呈现出的是率性自然，“穷则独善其身”，修身的内在倾向，“不求闻达于诸侯”，就是隐居终南山，这样一个隐士的偏好和意愿。陶渊明的诗形象的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的隐逸文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应该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士大夫内心经历了政治波折之后的心境，一种恬淡虚无的境界。在这样一种隐逸的文化中，强调的是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与隐者同的这样一种文化，在对待得失、对待名利中有一种恬淡与豁达。但历史上的隐士之风，对后世文化也起到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士大夫面对现实问题时缺乏担当和以及逃避的思想。
士大夫精神传统一直贯穿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创造、延续和发展，对当时社会秩序的建设，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这种精神传统在近现代历史上受到冲击，但仍然体现在许多优秀的现代社会精英身上。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生命力，作为中国当代的精英阶层，理应继承这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士”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的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士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升华的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粮食，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没有传统就没有文化，文化的传承性昭示我们有必须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士文化。随着科举制度在清末的没落，伴随着“士”的阶级也就走到了尽头。他们的存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也是创造者，他们为中华历史长河中谱写千年来的旋律在近代也慢慢消声，现代人所追寻只是“士”的表面“印迹”和影子，真正“士”的思想和精神早已离我们远去。我们要尊敬“士”这一族，因为他们的气节与对历史所作出的贡献，但我们也要反省这一族，因为他们的得失与堕落。
古代“士”要求文武兼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士”除了有文化外，还要会武艺，有专业技能，有深厚的“六艺”教育根基。《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武士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文化是“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武士，就有“武士道”。后来中世纪日本的武士道，便是基本沿承了中国春秋战国的“士之崇奉”。日本武士道凝聚了中国儒家“勇、仁、礼、忠”思想，以及佛教文化等，汲取了其本土的神道教意蕴，而变为日本国民的普遍道德信仰。中国武士道与日本武士道在文化上、思想上和精神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作为各自民族尚武精神的代表，他们都在各自发展中对本民族文化和性格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武术道“歪曲”了中国武士道的思想和精神，走向狭隘化和极端化。中国武士精神是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武术中“道”精神的凝练与升华，其精髓是中国“武士道”，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生存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我们要重视中国武士制度的重建与复兴，促进中华武术国学的发展，让每一位习武者将成为一名“中华武士”作为崇高的荣誉和信仰。武术乃止戈之术，大道之学，继先人武德武风武魂，传中华武术之大道。武是侠的立身之本，侠是武的人格升华。《墨子·经上》：“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史记》之《游侠列传》，司马迁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武侠精神深受墨家精神影响，体现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具有诚信守义重承诺，匡扶正义，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不居功自傲，救危扶困，不恃强凌弱等中华民族优良品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手之妙者，改天换地”。先秦的侠义精神和文化焕发着社会正义感的思想光辉，它已深深的融入中华民族的生命和文化“基因”之中。“侠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有着许多道德上的优势。这种文化追求人的精神品德，重义轻生，敢于对抗强暴，有着自己的一套道德体系。虽然在当今法制社会一切行为以法律为准绳，不提倡个人凌驾法律之上，但是侠文化中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追求公平的世界观和不畏强权的价值观，以及侠客文化背后的“士”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华夏之贵族，自汉而亡。先秦贵族精神“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汉唐之后，贵族的流风余韵，早已烟消云散。中华民族精神，古代先秦与汉唐及其之后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形态，后者失去了前者的风骨与精神。华夏之兴在于墨儒释道法之融和。道儒墨法合一，共同体现中国文化的内圣外王体用一贯。厘清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实质与“儒表”之下“法道墨互补”的文化结构，有助于抓住中国传统社会真正的症结弊病所在，将儒家思想从尊儒与反儒对峙的怪圈中解放出来，理性看待儒家的思想资源，从而善加利用它对于现代社会有积极意义的一面。重新定位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要重视墨家思想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重塑民族性具有重要意义。
墨家在中国文化的总体构架中，在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墨家学说在多元互补而又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以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与技艺而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在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了自己学派的特色。弘扬这一民族思想和精神，中国的活力和智慧将不可穷尽，中国的前程和未来将不可限量。它是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思想文化，必将指引中华民族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诸子显学大道扬，墨儒之争势难当；述而不作是腐儒，仁义道德千年殇；兼爱非攻行大义，节用则兴佚则亡；尚贤任能政清明，兴利除害万世昌”（卢飞宏《读墨子有感》一）。
墨家是华夏真正贵族文化，它的思想是华夏贵族思想的理论源泉。墨子的思想在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时代意义，当今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战略，正是墨子“非攻”思想的重要体现。它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我们每个人应对社会、人生中的诸多问题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墨子及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在中国“和合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弘扬士文化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坚是士大夫阶层，他们主导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这种文化形式以其旺盛的、独特的生命力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古代士大夫在整个社会文化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并逐渐形成一个有众多既定规则，结构高度完善，内涵极其丰富的，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决定意义的士大夫文化。五千年中国文化“一以贯之”，这是由文化的共时性、传承性及民族性决定的；文化的传承性昭示我们必须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士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迫切需要士文化的复兴，需要士人精神的回归，需要士文化的再次崛起。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想形成一定的普遍化的行为模式和规范必须经过几代人的长期发展积累。恢复和振兴士文化，需要全社会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努力，需要全民智慧的开启与觉醒，革故鼎新国民的精神和思想。“士”的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思想文化追求，也是中国武术精神的重要体现，在当今社会中，做一名“士”应该成为每一位习武者人格尊严和精神追求的崇高目标。大力提倡武术中“士的精神”，对于促进中国武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复兴士文化是主体，如不能复兴士文化和精神，必将会失去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和灵魂，从而也将会使这个民族不断重蹈两千多年来所经受的苦难和挫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力培养中华民族士精神。士人有高贵的人性，脱俗的信仰和理想，崇高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道德规范，任何困厄痛苦都不会减损这种高贵的人。“士”是国家和民族的栋梁和根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士”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是民族精神中最核心的价值和思想代表。士文化的兴起将标志着中华民族真正走向文明复兴之路。让“士”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最高贵的文化元素，让士族群体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坚定的力量。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要承担起创造新文化、新思想的历史责任，担负起改造和重塑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促进新文艺复兴运动，冲破陈旧僵化思想枷锁，重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引领社会变革、社会进步，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士大夫的精神，亦称之为中国的贵族精神，与以血脉论的西方贵族不一样的是，中国士族是蕴含精神文化更多的贵族，作为中国文化的掌握者，他们是社会文明生活的倡导者引领者，延续和传承中华文化是士族的责任。“士”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其精神的境界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贫贱不能移”，是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卫道士，是维持社会公义、社会理性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是中华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价值观念的文化浓缩，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支撑和动力，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中国的“士”与士文化，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就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修身、治身、治学、治事、治人、治兵、治家、治国、乃至治水、治病之道，无数的士人为民族的文明进步与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诸子百家，典籍之丰，汗牛充栋，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治道思想库。“士”从来就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人，亦是社会教化的力倡者。春秋战国时期“士”的精神和人格之美，是一种天地万物之灵的自然之美，有了这样的美，就不会屈服于任何邪恶势力和强权，即使在专制制度下，也不会接受奴役。可惜的是后世两千多年来的知识分子，其“士”的人格产生分裂与精神发生变质和扭曲，特别是在封建科举制度之下，不得不将自己的灵魂献给封建集权专制的皇帝。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陷入了生存危机，文化土壤在迅速地贫瘠化、无机化、单质化、板结化和荒漠化。当今受西方多元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一定特定时期，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渗透，使文化领域受到了很大冲击，中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遇到了严峻的问题。当前社会道德建设最大问题是缺少传统文化的“根”，要找回集诸子百家精华的“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让失落的“士”的精神得到张扬。要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中的士精神，在教育培养人才的过程中，立德树人，重视人才在士精神品质方面的培育和教化。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只有思想、精神和文化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石。一个懂得尊重思想文化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中国自秦国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之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国学文化和思想建设发展没有重大的理论建树，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士阶层需要深刻追问和反思的问题，也是整个民族需要反省的问题。
历史上每个王朝的兴起与衰落以至灭亡，士道的堕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春秋战国也能窥见其表，所谓“春秋无义战”宋襄公依礼列阵被败，代表了士道堕落的开始。巴国贵族借兵羞愤自杀，到战国末“窃符救赵”成为美谈，这是士魂堕落的一个方面，代表了其不择手段的开始。秦国对楚怀王的扣留更是史无前例，加速了这一过程，而屈原效忠的楚怀王反而是礼道的殉道者。当一个团体一个阶层开始不择手段之后，也就开始了其迅速堕落的过程，我们将纵横家看作是“士”的最后辉煌之后，我们看到是中国的“黑暗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中华传统知识阶层的彻底堕落，从有思想的人到被束缚而不知自我、食肉寝皮的“怪物”。任何一种优秀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如果失去其“根”和灵魂，就必然会走向堕落。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在“法无禁者即可为”氛围环境下，世俗愈渐变得急功近利，道德滑向无底深渊，社会集体失道，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问题。一些当政者不秉持操守，不讲官德官品，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丢掉了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作为，不清正，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买官鬻爵，寡廉鲜耻，践踏公民权利，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当代中国精英阶层存在普遍性的精神缺失，他们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良传统置诸脑后，放弃了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铸造民族灵魂的使命，失去应有的人格尊严、精神力量与道德表率作用。一些学者文人立场丧失，沦为某些理念的道具，成为权势和资本的奴隶。一些知识分子媚俗化，世俗化，崇洋媚外，卑躬屈膝，随波逐流，毫无节义可言，这些都是对士大夫精神的亵渎和背叛。一种文明只有在遭到全面而系统的危机或崩塌后，才可能会得到全面的提升或脱胎换骨，才可能会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宋朝名将岳武穆曾讲“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不患天下不太平！”在当今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华文明的进步需要士文化的复兴，需要传统文化的崛起，需要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确立，需要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今天我们呼唤士大夫精神，需要知识分子的真正觉醒，这是一种回归传统、着眼当代的本能“冲动”，是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的自觉锤炼，也是解决大变革时期士大夫精神萎靡危机的必由之路。修身处事，治国理政，需要士大夫精神；执政为民，天下为公，需要士大夫精神；恪尽职守，建功立业，需要士大夫精神；两袖清风，廉洁为政，需要士大夫精神；功成身退，永保名节，需要士大夫精神。回归士文化和精神，必能为扫除当下人们心灵的迷茫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灵魂的象征，做一名“士”应该是中华民族每个人精神的崇高信仰。天地载道，道存则万物生，道失则万物灭；天下有道，道存而不近，谓之失道；道存则根存，道失则根枯。我们这个民族丢失“道”已经很久了，道文化是一切文化的根本，“道”才是中华文化和精神的“根”和“魂”。探寻传承之道，留住文化之根，在当今社会学校教育中，要重视“道”文化的教育，树立追求“道”的理想和信念。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将“士”的文化和精神作为一种坚定的信仰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中国需要有一支廉洁高效、勤政为民、务实进取的公务员队伍，回归士大夫精神，重塑中国士人的高贵灵魂和精神家园。
士人是古代中国才有的一种特殊身份，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社会群体。士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他们身上闪耀着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参与意识，匡扶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以及关注以民生疾苦和国家兴亡与民族未来的精神。中国士文化要克服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政统”对“士”思想精神的束缚和戕害，要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上，增强开拓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不畏强权，不为“五斗米折腰”，真正具有“士”的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放眼世界，胸怀天下，为中华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尽管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2000多年制度性的长期禁锢与扼杀，用科举制将天下士人一网打尽，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天涯海角的华人亦沛然填膺，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也已经发生变化，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时俱进，顺应潮流，促进人性自由和个性解放，束缚和抑制“人性之恶”，摈弃一切抑制个人权利、阉割个性的思想和文化，清掉愚民思想流毒，广泛开启民众智慧，让“士”的思想和精神闪烁出中华民族的人性光辉。在当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中，迫切需要社会精英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积极作用，让士大夫精神能够为当代中国精英提供思想力量、文化源泉。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优良传统与品质，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也是大众精神的引领者和塑造者。“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民族危机和忧患意识，思想文化的觉醒意识，勇于担当，敢于殉道，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承担起拯救和振兴民族文化的重任，守护好、传承好传统文化的根脉。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专家学者，团结起来，为国为民，凝聚更加广泛的共识，汇聚更加强大的合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智慧、思想、文化和精神动力，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为了人民的长远福祉，挺膺担当，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未来。
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国人的思想多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使传统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当代受西方文化同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早已开启，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失去主体性，全社会要引起充分的重视。历史上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同化能力，但面对现代西方商业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民族文化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自尊、自信与担当，崇洋媚外，盲目西化，抛弃我们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使得很多优秀传统文化被遗弃或丢失，很多中华国粹“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土壤，从而也使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发生了动摇。中国现代不缺少知识分子，缺少的是“士”。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一个人宁可失去生命，但也不能没有士的精神。一个民族被同化意味着他们将失去自己原本的文化和精神，而失去这种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是最危险的。伟大的变革时代蕴育伟大的思想和文化，伟大思想和文化助推伟大的民族复兴和变革。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也为新文化、新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不能毁灭中华文化的根基，坚决肩负起“循大道”的责任，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要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在吸收西方文明精华的基础上，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助推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兼容性和开放性包容性发展，实现中华文明“质”的飞跃。
一定的文化要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相适应，而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会孕育和滋养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思想先于文化，文化先于制度。我们要借鉴与融合世界上不同文明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崛起离不开士大夫精神，在当代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需要深入挖掘这种精神，需要珍惜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要让新时代“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得到升华和振兴。文明冲突，社会变革，必将会促进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从而为新时代文艺复兴创造条件。思想家只可能从“士”中出来，因为他们有身份地位，有风骨精神，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有着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要大力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推动士文化的振兴，让每个有责任的人都成为中华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和守护者，都应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为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贡献力量。《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书·康诰》：“作新民”；《易传》：“刚健日新”以及《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这些思想和精神，都要求中华民族每一分子要有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提高自我反省和自新能力，敢于纠错，敢于自我革命，知耻后勇，革故鼎新，开拓进取，创新发展，励精图治，不断前进，开创未来。
“文明”在《尚书·舜典》：“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始终没有中断、连续发展的伟大文明，也是世界存续时间最久远的文明，其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支撑这个民族五千年屹立不倒的精神有很多，但唯一重要的是融入民族血液中而埋藏于灵魂深处“士”的精神，这是这个民族战胜困难和灾难的重要精神支撑。它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发展，战胜困难，面向未来。中华民族“士”的精神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它始终是发展的、前进的、进步的。正是这种闪烁着时代光辉的民族精神，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并顽强奋斗精神的英雄人物，他们都是士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为振兴中华民族上下求索，矢志不渝，推动了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深刻地改变着时代的面貌。他们高扬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品格，生生不息的民族优良文化基因，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柱精神和力量，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新贡献。
弘扬武术精神首要的是注重“士”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是中国人精神、风骨的集中体现，那是透出浸润在中国人骨子里的高贵和骨气，任何习武术者都要学习和践行之，并将之作为武德教育的必修课。中国士文化的道义哲学研究，旨在弘扬士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士”的思想和精神，也是为加强中国武术文化研究的需要。“士”的精神是中国武术精神的重要内涵和文化体现，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士文化的研究，对于促进中国武术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2020年5月8日，庚子年，农历四月十六）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曾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机关工作二十余年，历任刑侦科长、刑警大队教导员、队长与政法委领导等。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当代武术名家，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2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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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文化的道义哲学研究——卢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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