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百家争鸣
（摘自《让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第三章）（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与中华文明）
内容提要：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谐社会”“大同社会”“大同世界”“大同宗教”“大同文化”“大同文明”的重要思想和文化。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通相融的思想为世界宗教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构建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是构建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三大理论基础之一。（一）《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公元2016年4月4日）《文圣拳武学三部曲》著作之三《大道之行》（103—164页）；（二）《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宣言》（公元2016年4月10日）《文圣拳武学三部曲》著作之三《大道之行》（98—102页）；（三）《让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人们！
（该篇全文十二万余字）【卢飞宏】
三、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三大普世价值观”
“爱”“善”“和”
（中原第一观，重阳宫、延庆观）
人类发展史就是多种文化长期并存、交流、融合、创新和发展的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道家的自然，有儒家的仁爱，有墨家的无私大爱，有法家的严谨，有佛家慈爱等等，万教虽殊而同源，无论是儒，释，道，天主教，基督都，伊斯兰教等，都是以“爱”和“善”为教化根本。老子、孔子，释迦摩尼、耶和华等都是人类大智慧的先行者，他们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上所有普世宗教教义的核心也就是“爱”，佛教讲慈悲，基督教、天主教讲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伊斯兰教宣示真主是仁慈的。基督教的经典、新旧约《圣经》，最重要的教诲宣示“神爱世人”，《古兰经》：“阿拉确实是仁慈的”，都能奉行“上帝爱世人”、“上帝是仁慈的”。佛菩萨大慈大悲，将大慈大悲的心发挥出来，要慈悲一切众生。仁慈和博爱是全世界所有神圣教学的核心内容，它是自性、性德、根源、菩提与方便。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爱”“善”“和”，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爱”“善”“和”是宇宙规律“道”思想和规律的集中体现，是人类所共同认识的普世价值精神。“爱”和“善”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和源泉，也是宇宙中最高频的能量。生命的本质是生生不息的活力与爱的能量之泉流过身体的能量，它不仅维持、滋润与活化人类身体和心灵并且通过自身来照耀且发送“爱”的能量。“爱”也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理念和信仰，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来自于“爱”和“善”的追求。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精髓是“爱”“善”“和”，它构建了人类共有普世价值最根本的基础。提倡三教合一文化就是在人类和世界弘扬“爱”“善”“和”的世界观、思想观和价值观。“爱”是宇宙的本质，是一切的根源，同时“爱”是尊重、包容、爱护和给予；“爱”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宗教其思想不是建立在“爱”和“善”的基础和架构之上，那么它就是没有道德的，是与天地大道背道而驰的。一个无“爱”的社会，它一定是一个无良的、冰冷的和黑暗的社会，它是危险的甚至是邪恶的。人类拥有了“爱”，就拥有了人世间最强大的能量和最伟大的力量。“爱”的力量无限大，穿越时空，无所不在；人间只要有“爱”的存在，就会有生命的希望。“爱”是世间一切众生所共有的天性，人自从出生起就经历着爱与被爱。我们爱父母，爱亲人，爱师友，爱子女；在爱中，我们感受到温馨与幸福、信心和勇气；爱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宗教教育是神圣的教育，也是真实智慧的教育。各宗教在人世间，均引导人向上升华、向善，为身教，为家教，或为含容各门学科的心灵教育；普度众生，教化万众。人类心灵和人性的堕落与毁灭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要挽救人性的堕落与救赎，宗教教育担当起重要的责任。重视宗教教育挽救社会人心的功能，就是振兴宗教神圣的“爱”的教育，目的是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人与大自然、人与一切万物和睦相处，与一切动物、与一切植物都要有爱心，让伟大的“爱”充满人间。教育是立国之本，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康有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界，莫亟於教育。严复明确道:“民智之卑，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张也。”人类教育最重要的是心灵的教育，而宗教教育是教育的重要形式，它是挽救人类心灵危机的根本之道。加强宗教教育对于建立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共识，并培养互助合作的胸怀，以及对促进社会和谐和培养建全人格有着重要意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心灵治愈的最终极的药物是“爱”，唯有“爱”可以拯救一切。向世界传播神圣的“爱”、普及神圣的教育，以神圣的“爱”化解冲突、消弭战争，不分族群、信仰，平等救度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让罪孽的人们得到忏悔和心灵上的救赎，从而能够建立人间天堂。如果一个社会当“爱”无法拯救一切时，那么人类的灵魂就会被囚禁，那么这个社会对灵魂来说也不过是一座牢狱。我们是被一切万有的“爱”怀抱在她的里面，而受宠成为一切万有的神圣架构的一部分。宇宙的生命力是神圣的，而我们是神圣的能量所形成的。万能的“爱”如太阳普照大地无私而永恒。愿人们发起神圣的爱心，要以效法真主、效法上帝、效法诸佛如来、效法无为“大道”，成圣、成贤、成佛、成仙救苦救难，度化苦难中的众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善”“爱”“仁”“义”“和”等观念共同体现了儒、释、道三教道德文化的本质，具有东方文明伟大的力量。三教合一，仁民爱物，崇德尚善，大义情怀，普化众生，构建了中华民族民众理想精神家园中核心的部分，它作为中国人行为规范、处事为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支柱必将长久的传承下去。“爱”和“善”是“和”的基础，“和”是“爱”和“善”回报。“爱”和“善”是因，“和”是“爱”和“善”的果。“爱”“善”“和”是人类生命中存在的真正的“美”，它形成了中国儒释道三教一的全部普世价值思想和内涵，也是构建“大同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爱”是人类伟大崇高的普世价值，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一切美德的基础和善恶的最高准则。“爱”是人类一种责任，“善”是一心态，“爱”和“善”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善”是中国具有深刻伦理学、哲学的重要命题，“善”是具体事物完好、圆满的组成，是具体事物的运动、行为和存在对社会和绝大多数人的完好圆满生存发展，“善”不能离开运动、变化和行为单独存在，“善”存在于具体事物和具体主体之中。善行、善事必有善主，恶行、恶事必有恶主。善主、善行和善事中必然包含着“善”，恶主、恶行和恶事中必然包含着“恶”。相由心生，境由心转，知善致善，是为上善。性勿恶，形勿舍；省勿止，神勿折。世界始于“善”，终于“善”，也可终于“恶”。“善”要求人们不但不要做有损于他人利益的事，而且还要多做有利于他人及社会的事，做人要有善心、善行。“爱”和“善”是“和”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没有“爱”和“善”，就不会产生真正的“和”。没有“爱”和“善”，世界就不会有和平、和谐与发展，社会就不会文明进步，人类就不能繁衍生息。一个没有“爱”的世界，是黑暗的世界。没有“爱”和“善”，世界存在的一切将无任何意义。仙道殊途，万法自然，道从根本，唯有“爱”永恒。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一个现象不是由一定的原因引发的；因果联系是人类社会普遍和必然联系的统一。宇宙中万事万物皆有“道”，而“道即“因果”。因果联系体现在世间时时处处，凡事都有因果报应，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善恶一念，存乎一心，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到头终有报。《涅槃经》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世间万法皆由因缘而起，人类社会因果相报，福祸相依，要积善德，种善因，结善缘，行善事，得善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去恶从善，积善流通德，普施于一切，先发菩提心，同归向净国，皆其成佛道。“人身难得，土难生，正法难闻”；心死而道生，万劫方能正法闻，三世才信因果论，七世根基可修心。世界宗教大都认为人有“灵魂”的存在，人从宇宙中以电和磁的形式来到这个世上，再以电和磁的形式回到宇宙中去。世界上普世宗教都具有劝善惩恶的宗教观，即相信宇宙中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天堂是一个快乐的地方，更是人人向往的乐园。地狱被认为是人死后灵魂会到的地方。地狱的观念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宗教信仰观念中，如佛教、道教、印度教、现今的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中的一些派别、伊斯兰教等。《圣经》里地狱为火湖，有不死的虫在咬，有不灭的火一直在烧，永不停止、直到永永远远。善人死后升入天堂，恶人死后堕入地狱。”天堂将相信耶稣基督而悔改的信徒，都有把握的进入天堂。地狱是撒旦的居所，是为撒旦和他的邪恶的使者所预备的,“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太二十五:41)它本不是为人所预备的，但人如果拒绝借着救主耶稣基督到天堂去，那么他们也永远陪同撒旦在一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说，人死后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以此来决定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佛教教导人类，要努力修行，争取跳脱轮回，这样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大千世界幻虚妄，背道而驰终空忙；三世因果非小可，积德行善日月长；放下执著发大愿，高山仰止心向往；普度众生达彼岸，但将乾坤作道场。”（卢飞宏《放下执著》）
只有拥有了“爱”与慈悲，以及与之俱来的智慧时，人类才可能有神圣，它才能被了解和认识。真正的幸福无法被物质世界的任何变故所毁灭，强大的力量无法被逝去的任何事情所削弱，世间只有“爱”“善”是永恒不变。“爱”是世间最大的磁场，是沟通天地的最强的能量场，伟大的“爱”永恒不朽，无处不在，而不可战胜。“爱”每时每刻都陪伴在我们身边，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本质上说“爱”是指人类主动给予的或自觉期待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它是人的精神所投射的正能量，是指人主动或自觉地以自己或某种方式，珍重、呵护或满足他人无法独立实现的某种人性需求。“爱”的基础是尊重，它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情感，是人对人或人对某个事物的深挚感情，这种感情所持续的过程也就是“爱”的过程。“爱”是认同、喜欢的高度升华，不同层次的“爱”对应着不同层次的感受或结果。荀子曰“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爱”与社会伦理结合，成为指导信奉者行事的某种道德或信仰的规范，在世俗层面与国家治理方面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大爱是宽广博大的“爱”，施与众人的“爱”，唯有“爱”可以穿越时空，唯有“爱”可以造化苍生。心怀感恩与“爱”同行，“爱”的力量是无穷大，具有化育万物的力量，它可以对生命的救赎和灵魂的洗礼，是思想在痛苦的折磨中得到淬炼绽放阳光的光芒，它是人生命中奇迹的力量。“爱” 能带来的改变超乎我们的想象，以宽容之心对待、化解仇恨；仇恨的力量，有时能毁灭一切。世界上只有“爱”可以形成化解仇恨的力量，这是永恒的至理。道家无为，道法自然，上善若水，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佛家的“不争”，诸恶莫做，诸善奉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儒家的“仁”，“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听”；以及墨家的“兼爱”“非攻”等思想都从不同侧面阐释了“爱”和“善”的思想。人生天地间，养浩然正气，仿天地之德爱人，效圣贤之志成业，清静无为，正己修心，积善去恶，心地坦荡，身性纯洁，救苦救难，善待所有天下苍生，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圣人不积，即以为人，己愈有，即以与人，己愈多，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故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弗争，以其不争故，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道，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就是宇宙万物万事运行的客观规律。天道酬勤，地道酬善，人道酬诚，商道酬信。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既有亲合的一面，也有疏离的一面。人道隐含于天道其中，天道有其无形的力量掌握着人道的变化和走向。人之道与天之道背离的根源在于人心，在于人心的不足，在于被人类不良的价值观或贪欲所迷惑。体现天之道的社会理想就是均贫富，而体现人之道的社会现实就是贫富悬殊。《尚書·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時乃天道”。天道渺然，自有规矩，不争而能取胜，不召唤而万物自归其所，天之大道处处在在，顺天道而行则兴，逆天道而往则亡。
“一切宗教中至上的宗教，是对生灵的怜悯。爱是一切宗教的基石”（泰戈尔）。儒家的“仁爱”是其最高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的境界，其核心是“仁”和“礼”，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以孝为基础，以亲亲为条件。《论语》中攀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将其倡导的“仁”理解为“爱人”。《论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俗语说“百善孝为先”，孝心一开，百慧皆开，即孝敬父母和友爱兄弟是仁家君子修行“仁”学的最根本的道德行为，表明了孔学伦理的忠孝为根本，血亲之爱的原则，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宗法制度、血亲、家庭和血缘氏族是组成社会的发展基本单元。但儒家也并没有将“爱人”狭隘在限定在血亲关系或者同祖同姓的范围之中，而是将其推广到血缘家庭之外整个社会之内。孔子提倡泛爱众的主张，弟子入而孝，出则悌，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仁，提倡以“爱人”之心来广泛地对待他人。
伟大的智者墨子，提出“博爱”的思想。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术流派，它的思想与儒家观点相对立；在“百家争鸣”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有“非儒即墨”之称，并与儒学并列为“显学”。墨家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平等、侠义等思想，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平等思想的文化。“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兼相爱，交相利”，提倡人与人之间不分贵贱，平等互爱。墨子提倡在天下之下要一视同仁，同等地加一对待，对父母、君臣、尊卑，己亲或他亲，都不难偏私，无有先后，高低之分；没有大国与小国，大家与小家，君与臣，下与下，尊与卑等区别；达到这种境界就能够约尊卑长幼厚薄的亲疏，不但可以同时兼爱天下之人，并且平等地兼爱天下之人。墨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维护社会公理、公平正义与世间道义，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倡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的理想社会，表现出的主持正义、追求和平，以及平等的思想，这些都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墨子的“兼相爱”，是起源于下层民众之间真诚相爱的一种纯朴的道德观念，他希望能够把这种爱推广到整个社会，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人道规范和价值原则，反映了基层民众美好的社会理想。墨子将“爱”视为超越了宗法血缘而贯穿于人的各个社会关系的新的伦理思想，这相对于儒家思想来说更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墨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最为杰出的部分之一，虽然其发展在后来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环境下势微，但其博爱、平等、非攻等思想，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它对中华民族性格、精神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非墨即儒战国末，兼爱小善差异多；墨家势微颓靡起，后世历朝慕仙佛；田光渐离与荆轲，崇信尚义赴汤火；凡夫只识表中象，墨氏中兴天下和”（卢飞宏《墨氏中兴》）
儒释道三教合一和墨家等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最具代表性的重要内容，是为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它是汇聚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彰显出伟大民族精神的时代价值。弘扬这一民族思想和精神，中国的活力和智慧将不可穷尽，中国的前程和未来将不可限量；它是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思想文化，必将指引中华民族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诸子显学大道扬，墨儒之争势难当；述而不作是腐儒，仁义道德千年殇；兼爱非攻行大义，节用则兴佚则亡；尚贤任能政清明，兴利除害万世昌”（卢飞宏《读墨子有感》一）。在当今社会大力提倡三教合一以及墨家思想和文化，对于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人类生活本质更重要的是对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追寻和探索，人生意义的珍贵之处不在于意义本身，而是蕴含在对人生意义“爱”与“善”的寻求过程之中。
基督教、天主教共同推崇的真神耶稣。天主教奉耶稣为天主圣父的圣子、全人类的救世主、“默西亚”、“基利斯督”，降生成人，救赎万民，让世人免其受苦。基督教核心思想是福音，即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体现了上帝对全人类和整个宇宙舍己无私的大爱。基督教教义主张平等博爱，注重反省自我，忏悔罪过。博爱，即广泛地爱一切人与生命，它是世界人文精神的基本规定与内涵。基督教“博爱”的核心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这也是基督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基督作为恩赐的神爱，即上帝对人的超越性的怜悯，上帝之爱不仅表现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赐予人类生命之身，而且表现为上帝不忍看到人类罪孽深重，从而遭受永罚和苦难的命运。他对人类原罪的惩罚亦是出于爱，用爱心而拯救人类，而人对上帝之爱的根源和原因就在于上帝对人的爱；因为上帝先爱人，上帝给人的“爱”，要求人以爱作为回应。“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爱上帝就意味着喜欢并本能的追求上帝，从根本上说，那些爱上帝的人都是真正虔诚的人。上帝既用洋溢的爱创造人类世界，同时也以爱的戒律要求每一个人，所以人爱上帝首先是来自上帝的戒令：“你要以全部的心志、情感和毅力爱上主上帝”（《申命记》），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爱上帝是指在宗教生活方面要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基督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塑造的上帝是宇宙一切秩序、美和生命的本源，只承认上帝耶和华是最高的神，反对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反对宗教生活上的繁文缛节和哗众取宠。上帝之爱与爱上帝必然要表现为人们之间的互爱，即表现为邻人之爱是上帝之爱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是上帝之爱实现自己的必然途径，是人爱上帝的有效方式。《罗马人书》第十三章说到：“爱人就是要成全律法，如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条令，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马太福音》中讲到：“无论任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不愿意人们恨你们，愿意人们爱你们，那么你自己首先要做到爱人，而不是恨人。不管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是上帝的儿子，对仇敌也不能恨，也要爱他们。《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人。“爱”成为基督徒神圣的标记。
天主教的核心思想也是“爱”。“天主是爱，那存留在爱内的就存留在天主内，天主也存留在他内”（若壹），天主教教导人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在受难前夕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们说：“我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无论任何时代，基督信徒从不羞于对他人表达自己的爱，以此形成了基督宗教文化独特而鲜明的个性。耶稣基督所传授的爱的诫命，通过宗徒、门徒们和后世天主教会的传播，给人类带来光明。伊斯兰教信仰宇宙独一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爱护世界上的一切被创造物，敬主爱人以求世间的和平与安宁。人类几千年来，沧海桑田，世世变幻，不知经历了多少兴衰更替，惟有“爱”永恒不变，超越意识形态，成为了人类普遍的共同认识。人类伟大的爱心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宇宙中天地万物、宗教是能够和谐相处的，前提是一定是人类人心的改变，只要人心变得美好和善良，人类恢复人性、伦理和道德，一灾难和不幸都是能够得到化解的。
佛教的“爱“表现在“慈悲”。“慈”带给他人利益与幸福，慈悲的“悲“可以扫除世人心中的不利与悲伤。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与乐），即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拔苦），称为“悲”。“慈悲”给诸有情快乐与快乐之因，并将彼等从苦难与苦难之因中拔救出来，亦泛指慈爱与怜悯。“慈”和“悲”是分别从两个不同方面来体现佛教对众生的关怀。“慈”是与众生乐，“悲”是去众生苦。《大智度论》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佛教视“苦”为一切世间法的根本相状，求道修证也就是要脱离此无边之苦海，故在拔苦与乐的慈悲精神中，亦以拔苦为更根本。佛教的这种慈悲精神，在大乘佛教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甚至被视为佛教的最根本精神。《观无量寿佛经》中说：“佛心者，大慈悲是。”《大智度论》中则更明确宣称：“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增一阿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中国的禅宗强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和“即心即佛”，认为“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倡导“自性自度”，更是把实践济世利生的慈悲精神视作是否悟得“自性佛”的体现。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佛教提倡的是大爱，它对一切众生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怨亲平等，给与真乐，人苦即我苦，全力救拔；这种对众生的“爱”不以自己的需求转移而变化，不以对象的美、丑、善、恶而有分别。“大爱”无处不在，充满时间、空间，而超越时间，跨越空间。尊重世间最伟大的“爱”，世界因“爱”而美丽，人间因“爱”而温暖，人生因“爱”而精彩。要唤醒人类本身具足的善良、智慧和“爱”，让伟大的“爱”成为一种永恒的信仰，并使之融入中华民族精神和血液之中；让世道人心得到净化和提升，让伟大的“爱”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让“爱”和“善”的力量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伟大的“爱”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在，与世界同在，与众生同在。不论佛教，基督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等，只是名称的不同，都是根据自身的理念，向众生普度“爱”“慈悲”“善”。“爱”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宇宙自然的法则。未来世界最大的力量源于“爱”，让人类世间充满“爱”；让“爱”的阳光与日月同辉，普照大地，润泽万物，沐浴苍生。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灵魂和基因，是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深厚根基。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丰富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法句经》所说：“莫轻小善，以为无福，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小善不积，无以成圣。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小恶所积，足以灭身。”积小善成大善，这些不仅是每个人都需要坚守的道德尺度，也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路径。圣即是凡，凡即是圣，凡圣本同体，修心方可明性；神即道，道法自然。天道循环，善恶承负，因果相报，如影随形。生于天地而归于天地，一切皆是轮回，一切皆源于爱与被爱，善因恶果无始有终。“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不仅是流传千年的道德训诫，也是照亮未来文明世界的精神之光。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会变，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石；为社会传递温暖和力量，共同汇聚起“善”的洪流、“爱”的海洋。人世间的“爱、真、善、美、和”永远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它们是永恒的，永远在历史长河中闪现它们灿烂的光华。
老子的“道”与苏格拉底(前469一前399)的“善”，分别是此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道德境界。在中西方伦理学和道德教育思想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老子的“道”是万物的本源，“善”始于认识你自己；“道”是建立在“天地人合一”的基础上，“善”是建立在“美德即知识”的基础上；尊“道”成为中国感性体悟道德教育的传统，扬“善”成为西方注重理性主义道德教育的源流。“道”是世界总的本质，为体，是基本法则，统帅一切；“德”是“道”的显现和具体事物的有限本质的表露、征象，为用，有实践和行动的含义。“德”比“道”低一个层次。“道”之为用则有“德”，“德”以“道”为根，“德”之本则为“道”，亦即“道”为“德”之基，“德”为“道”之用。道家重“道”甚于“德”，以“德”从“道”，认为人生与政治等体有的范畴应效法于宇宙本体体无的范畴，“德”与“道”有着同质异构的密切关系，二者又互相依存，不可分割。道德最早来源于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道”即事物的本质、认识的规律，而“德”，其实就是道的运用和表现。道德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也是中华民族衍生发展的灵魂，同时也是后世各家学派诞生形成的生命源泉。道德文化这个基因，主宰着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以前的漫长历史发展时期，同时它的升降浮沉、残缺重拾决定和影响着两千五百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社会进程的跌荡起伏。宗教出发点是对某种道德观的认同，其目的是对自己所坚持的道德观的弘扬；道德是其宗教形式的内涵，宗教形式是其道德观的表现。所有宗教都是人自己对生命过程、对生命意义的各种觉悟，是人从自身的理性感受来反思和总结的思想结晶。任何道德观、生活观、社会观，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不可能脱离生活实际而产生，因此，道德与宗教是同一个基础，但道德观是人类自然而朴素的生活契约，贯彻在生活实际的所有地方，而宗教则是这种社会契约的标准化、制度化，从人为的角度去加以制约和宣传。对自然宗教的发展，则产生了法的概念，宗教既影响道德，道德亦影响宗教；宗教既有与道德相协调、相一致的一面，也有与道德相对立、相斗争的一面；宗教在很多情况下具有道德劝善的功能，而许多道德规范又经常成为宗教的戒律清规。世界上许多宗教都出现了伦理化的倾向，宗教的道德劝善、教化功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由于宗教与道德是相对独立的两种意识形态，它们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社会作用等方面都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中国宗教伦理的精神内涵既具有超越性，又具有世俗性，一方面它满足人们信仰信念的崇高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它又在现实生活中维护着人际交往关系和社会的有序稳定。“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它以平等为前提，具有利它主义的精神，佛教的“缘起论”的思想和精神智慧，有效地改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交往关系，其价值资源具有普适性意义。
“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社会学和美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文化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道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印度的崇尚“因缘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直至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礼记·乐记》：“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吕氏春秋·有始》：“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史记·五帝本纪》：“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后汉书·杜诗传》：“海内合和，万世蒙福，天下幸甚。”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是“天人合一”，即“和谐”。“和”是中国哲学传统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一种思想、文化和方法。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就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个“和”，称为“太和”，“和”是《易经》的核心精神。《周易•乾•彖辞》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大”，一本作“太”，朱熹本义：“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和谐”文化是一种理想，一种境界，一种事物发展的理想形态。阴阳“相反相成”就是“矛盾对立”，“斗争”则万物进化发展；“阴阳和合”就是“矛盾统一”，“统一”则万物平衡和谐。世界万事万物的“和谐”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和谐”。“和”的基础是“平衡”，任何事物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衡”是“和”的必要条件。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都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中，“和合”的“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指结合、融合、合作。“和”是“合”的前提、条件或基础，不“和”则难“合”。“和”的精髓是“变”，内在的“和”决定外在的“和”，“和”是“和合”形成与维系的关键所在，因此可以说重视“和”也就是重视“和合”。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联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儒家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其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既承认事物存在的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这与“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的专一观念形成对照。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思想，墨子以“和合”为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所以“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太和文化”是一切人类文明文化的总纲；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和”被广泛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方面，用以描述治理良好、协调有序的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这种思想，在儒、释、道、医、易等各家的诸多典籍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追求“和”的同时，也讲究“和而不同”；重视和谐，讲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和”的思想、思维在人际关系中强调“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天人合一”“和于四时”、生态平衡；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协和万邦”；在礼乐方面强调“圣人为能和，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人与自然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人类应当同自然界的万物保持和谐亲近的关系，而不是对抗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最高境界。“和合”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广泛而久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长久的、可持续的，它在根本上规范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和意识，使中国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和现实支撑。“和合”一以贯之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国家观、琴瑟和谐的家庭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制度的建构及其社会治理。“和合文化”是中国千年历史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并在不断传承延续的过程中，传播至世界，为全世界各国文明带去了深刻影响。随着时间的洗礼，“和合文化”将历久弥新，焕发出别样的魅力。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和谐文化强调各种健康思想文化相互借鉴、相得益彰，主张在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推动不同文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尊重文化多样性，必须坚持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原则，要承认不同民族文化存在着共性和规律，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这是繁荣世界文化的必然要求。宗教与宗教之间平等对待，才能和睦相处。族群与族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平等对待。人与人之间一定要互相尊重，要平等对待，互相敬爱，互相合作，和谐发展。和谐文化中的全部思想理念都是以和谐为前提，建立在和谐内涵的基础之上，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相融共生，取长补短。相融则利，相离则弊，和则相生，同则不继，这蕴含了中国的普世价值观“和”的精神和思想，平等共事，和谐共处，多样共存，合作共赢。“和合”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仅是中国，而且亦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到今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和谐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是事物阴阳平衡、五行、八卦生克制化的整体系统。阴阳、五行、八卦是古老和谐思想的集中体现。和谐意味着新事物、新状态、新形象、新阶段的诞生和出现。“和”即阴阳平衡状态，“和谐”就是从一个阴阳平衡状态到另一个阴阳平衡状态的转化。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万物皆有阴阳，所谓物极必反，当一事物发展到极点后就会走向衰败以求稳定，在稳定之时社会孕育着衰败的因素，事物在五行相生中寻发展，在五行相克中求强大。阳阳、五行、八卦用变化来观察不同事物之间的相辅相成，并认为某一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会过渡到“物极必反”的对立状态，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平衡就是适度，就是恰到好处，既不过，也没有不及。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事物“和谐”平衡状态打破之后，经过不断“调和”与“斗争”，从而达到事物一个新的“和谐”平衡状态。“和”文化的精髓是“调和”和“斗争”，在“斗争“中求平衡，在“斗争“中促和谐，在“斗争“中谋发展。矛盾对立性即斗争性是事物发展永恒的主题。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注重“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和谐”的状态是多元化的、动态性的，事物发展时刻都在不断转化和变化之中，如太极阴阳中的“和谐“平衡状态，它在强与弱、阴与阳、虚与实的不断相互转化中实现事物的内在新的和谐平衡状态。“和谐”文化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灵魂所在。“和谐观“从其分类而言，有积极的”和谐观”和消极的“和谐观”，主动的“和谐观”和被动的“和谐观”、主观的“和谐观”和客观的“和谐观”等等。但是无论哪一种“和谐观”，如果无原则的“和谐”或一味的强调“和谐”，都会粉饰或弱化事物的矛盾斗争性，那将不但创建不了“和谐”，反而会严重危害事物的“和谐”发展。事物只有在生态平衡状态下发展，才是健康和谐的，事物主体的生态发展是静态平衡性与动态和谐性的辩证统一。“和”是自然界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和”不是靠外力所能追求来的，外力促进的和谐，不是真正的和谐；过多的依赖和强调外力干预来促进和谐，有时反而会使事物更加不和谐，而只能是粉饰事物表面的和谐，这也是与“道”的思想和精神相悖离的。任何事物都包含在矛盾之中，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事物都在矛盾对立斗争中发展。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又斗争、又同一，由此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或者说矛盾的相对同一性和绝对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的朴素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召育出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等一大批先哲，如《老子》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这些古代朴素辩证法，直观地认识到一切都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之中的现实。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包容观”、“和谐观”，也是在三家的相互吸引、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和矛盾斗争对立统一中得到发展和壮大。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问题，三教合一“和谐观”之和谐是相对的，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它们在相互吸引、融合、借鉴和斗争中，始终处于一个和谐平的衡状态，而这种和谐平衡状态也处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变化之中，从而永远保持积极向上的活力。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具有不竭的发展动力，它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思想和文化形态，也是一种具有先进性、进步性和旺盛生命力的文化。从历史唯物史观讲，任何事物都会在“和谐平衡”发展中不断走向壮大，或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但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在经过两千多年的融合发展中，不但没有削弱三教各自的特质和内核，反而增强了它们自身发展的潜力，它们都在融合中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儒、释、道三教在互动中实现了各自的发展，其中虽不乏对立，但融合依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这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地去研究和探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可以很好地促进各宗教文化的平衡与发展，并在发展中起到制衡、平衡和促进作用；它将有效地维护民族、宗教、国家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发展。荟萃中国古代思想精华，融通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活力。汇聚、融合、创新和发展古圣先哲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用以解决现代社会文明发展面临的问题。要以宽阔的胸怀、海纳百川的精神和平等和谐的思想，对“诸子百家”及人类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和宗教之具有共同普世价值的东西汇聚一起，不断形成多元文化融合、万家合一、喷薄向上的具有进步性的“和合”思想和文化，这才是人类世界的“天道”思想和文化，这是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中华“大道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就整个当今世界潮流来说，人类追求普世思想和价值的观念成为今天世界文化的主流，这将是当今乃至未来上百年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华民族将在人类新文明的创新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真正能够拯救人类于“苦海”，引导人类走向光明。“和合文化”是三教合一、“五教”万教相通相融思想的灵魂。在现代文明世界中，建立儒、释、道三家融通的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重建中华民族三教合一文明和信仰，弘扬中华文明的“和合”文化，对于促进思想解放，振兴民族精神，提升中华文明的深度和高度，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文明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诗云：
中华传统儒释道，三教融合领风潮；
清晰源流二千载，和合万家天下好；
交流互鉴出新果，引领文明正气浩；
独树一帜成体系，太平盛世万年朝。
（卢飞宏《三教文明颂》）
公元2019年7月12日，农历六月初十己亥年。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 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武学研究理事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研究著名学者，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约120万字的武学巨著。
